这趟旅程真是恶梦。速度快到不行,黑暗呼啸,毁灭式的噪音,看不见的障碍物笔直飞向我,对肉体来说是极致的暴力。
整辆列车摇摆着、弹跳着,会颠簸,会猛然一抖。每个绷紧的关节好像就要瓦解脱落了。我将八根手指用力埋进浅浅的雨沟内,拇指使劲往上压,脚趾拚命往下踩,死命撑着。风拉扯着我的衣服。门板摆荡、颤动,而我的头像电钻一样,对它点个没完。
我维持这样的姿势通过九个街区。
二十三街站到了,列车的煞车系统紧咬车轮。我被往前抛,左手和右脚的负荷顿时加重。
我紧紧撑住,以时速三十英里的速度被运进站内的刺眼光芒之中。月台在我面前闪过。我贝类动物似的紧黏在第一节车厢上,而车厢停在月台北端。我拱起身体,下方的车门打开了。我跨进去,瘫坐在最近的位置上。
九个街区,大概只花一分钟的时间。我这辈子都会不想再玩什么地铁冲浪了。
我搭的车厢内除了我以外还有三个乘客,他们都没有看我一眼。车门关闭,列车前进了。
我在先锋广场站下车,也就是三十四街和百老汇大道的路口。
时间是清晨三点五十分,还能按照原来的时程表行事。
我在联合广场站以北二十个路口远的地方,地铁车程大约是四分钟。
对阻挠我的国防部探员来说,我太远了,移动速度也太快。
我走到地面上,由东向西沿着梅西百货宏伟的侧面前进,接着左转第七大道,一路走到丽拉·侯斯选的旅馆的正门。
那个夜班门卫还在柜台后方。
我并没有拉下拉链对付他,我认为没有必要。我直接走向他,弯腰掮了他一个耳光。他从凳子上跌了下来。我将上半身探进柜台,抓住他的喉咙,将他整个人举起来。
我说:“告诉我房号。”
他说了。五间房间,彼此不相连,全都在八楼。那两个姓侯斯的待在哪一间他也说了,剩余的四间房间由其他男人分。原本有十三个人,但只有八张床。五个人没得睡。
或者说,有五个人在站哨。
我从口袋拿出大力胶带,撕下八码长绑住门卫的手脚。
任何五金行都有在卖,一块五美元一卷,但它就和几万美元的步枪、卫星收音机、导航系统一样,是特种部队的标准配备。我最后又撕下六英寸长的胶带,封住他的嘴。我拿走了他的通行证,直接从塑胶卷在线拔下来。我让他倒在柜台后方的地上,那里没人看得见。接着走进电梯,按下数字最大的按钮,十一楼。门关上了,电梯开始向上移动。
这时,我才拉下外套拉链。
我调整背带,让枪枝呈现一个好角度,接着从另一边口袋拿出皮手套,戴到左手上。MP5SD没有前握把,不像K系列的枪管下方有短短胖胖的把手。
SD系列的拿法是右手握住手枪握把,左手支撑枪管壳,内枪管上有三十个洞。子弹内的火药不会只燃烧或只爆炸,而是会在燃烧的同时爆炸,也就是所谓的爆燃。
爆燃会产生超高热气体,其中一部分会从那三十个孔洞中溢出,达到“降低噪音同时将子弹射速降低到亚音速”的效果。如果子弹射速比音速快,根本就没有灭音的必要。射速慢的子弹,就是安静的子弹,就像VAL狙击步枪那样。溢出的气体穿过三十个孔洞后会膨胀,并旋入内灭音器,接着通过第二个腔室,继续膨胀、旋转。膨胀会使气体冷却,这是基本物理法则。但冷却不了多少,或许能将超高热降低为极度热吧。而外枪管壳可是金属制的,所以才需要手套。没有人拿MP5SD会不用手套的。史普林菲是凡事考虑周到的那种人。
枪的左侧有个开关,是保险兼发射模式控制纽。我记得旧版SD上的开关可以扳到S、E、F 三个位置。S是保险,E是单发射击,F是自动射击,大概是德语的缩写吧。E是ein,以此类推。虽然H&K多年前就被英国企业买下,但我猜新老板认为遵循传统比较重要。
史普林菲给我的是较新型的枪,SD4,开关可以扳到四个位置上,而标示模式的不是字母缩写,是图案,方便外国人或文盲使用。小白点代表保险,一个白色小子弹代表单发射击,三个白色小子弹代表三连发,一长串子弹代表连续自动射击。
我选择三连发,这是我的最爱。
扣一下扳机,三发九毫米子弹就会在四分之一秒钟内击发。
枪管无可避免地会往上抬,但只要靠小心控制和灭音器的重量就能将抬升幅度减到最小。如此一来,三发致命的子弹就会在敌人身上绣出排列紧密的伤口,长约一英寸或半英寸。
正合我意。
三十发子弹,十次射击,八个敌人。
八次射击用在八个敌人身上,剩下的两次留着应付紧急状况。
电梯门叮一声在十一楼开启了。我的脑海中传来丽拉·侯斯谈卡林哥谷旧战役时的嗓音:你一定要留一颗子弹给自己备用,因为你绝对不会想被阿富汗人,尤其是阿富汗女人活捉。
我走出电梯,来到安静的走廊上。
策划任何袭击行动都要遵守一个标准的作战要领:从高处发动攻击。十一楼比八楼还高了三楼,我有两个下楼方式:走楼梯或搭电梯。我比较爱走楼梯,手持具灭音功能的枪枝时更是如此。找个人守在楼梯是聪明的防御战术,他在敌人来袭时可以早一步警告伙伴,对我这个敌人来说则是好对付的目标。我可以安静又轻松地解决他。
电梯井隔壁有扇破破烂烂的门,通往楼梯间。
我小心推开门,开始下楼。水泥梯级上布满灰尘,每层楼都标了大大的绿色数字,是找人来漆的。我安静地走到九楼,从九楼开始更是一点声音也没制造出来。我止步,透过金属扶手窥视。
没有人守在楼梯间。
八楼那扇门内侧的平台上空荡荡的,令人失望。穿过门之后的任务难度因此上升百分之二十五——走廊上会有五个人,而非四个。房间的配置又会使其中一些人站在我的左手边,另一些人站在右手边。左三右二,或左二右三。要是转错方向一秒钟,接下来的回身动作就会左右局势。
不好搞。
不过现在是凌晨四点钟,人类行为能力下探低点。这是普遍现象,苏联找医生研究过。
我在通往走廊的那扇门边止步,深吸一口气,然后再吸一口。戴了手套的左手扶上枪管,右手预扣MP5的扳机。
我拉开门。
举枪,枪管与我的脚夹出一个四十五度角,戴手套的手轻托MP5的枪管。我观察,也倾听。没有声音,没有动静。我跨到走廊上,枪管猛指一方,接着又猛指另一个方向。
没有人。
没有哨兵,没有守卫,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长条纠结的地毯、昏黄的灯光、两排关上的门。除了城市下意识发出的嗡鸣和震颤声,以及远方那闷闷的警笛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关起身后那扇通往楼梯间的门。确认房号,快步走到丽拉·侯斯的房间门前,将耳朵贴住门缝,仔细凝听。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等待,等了整整五分钟,然后是十分钟。还是没声音。要比长时间保持静止、无声,没有人赢得过我才对。
我将门卫的通行证放进沟槽内,随即抽出。一个小小的红灯亮起,接着转为绿灯,传来喀一声。我用力转动门把,一眨眼的时间就冲进房间内了。
房间是空的。
厕所是空的。
种种迹象显示最近有人待过。
厕所卷筒卫生纸松开了,还有撕过的痕迹,洗手台是湿的,毛巾有人用过,床单起绉,椅子不在原位上。
我也检查了其他房间,都是空的,都被弃守了。没有任何东西被遗留在房间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会在短时间内归来。
丽拉·侯斯快了一步。
杰克·李奇慢了一步。
我拿掉手套,再度拉上外套拉链,搭电梯回到大厅。我抓起门卫,让他靠柜台坐着,然后撕掉他嘴巴上的胶带。
他说:“别打我!”
我说:“为什么我不该打你?”
“不是我的错。”他说:“我说的是事实。你问我我让他们住进哪间房间,是用过去式问的。”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你第一次找上这里的十分钟后。”
“你打电话给他们?”
“我不得不打啊,老兄。”
“他们去哪了?”
“我完全不知道。”
“他们付你多少钱?”
“一千美元。”他说。
“还不赖。”
“一个房间一千。”
“有病啊!”我说。
真的是有病,花这么多钱都可以回去住四季酒店了。
只不过他们不能回去,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在第七大道人行道的暗处停下脚步。
他们去哪了?
不过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如何移动?一定不是开车。从五十八街过来的时候,他们一共有十五个人,至少需要三辆车才载得完。夜班门卫工作的那栋辉煌不再的旅馆并没有代客泊车的服务。
出租车?
深夜从中城区搭出租车过来是可行的,但要在凌晨三点的第七大道搭出租车离开?八个人至少要同时拦到两辆空车才行。
不太可能办到。
地铁?
有可能,还满像一回事的。从那间旅馆出发走不到一个街区就有三条线可以搭。夜班时间,在月台上有可能要等到二十分钟那么久,之后逃往上城方向或下城方向。但他们会去哪?某个出站后不用走很远就会到的地方。八个人浩浩荡荡在人行道上赶路是很显眼的画面,而街上现在有六百个探员。另一间他们可以待的旅馆在第八大道以西,走路要十五分钟,说不定还不止。曝光的风险太大了。
可见他们是搭地铁,但会搭到哪呢?
纽约市,三百二十平方英里,等于二十万零五千英亩。八百万个住址。我像机器般杵在原地计算各种可能性。
完全没有头绪。
这时我笑了。
妳太多话了,丽拉。
她的嗓音再度浮现在我脑海中。
在四季酒店的茶房,她提到当年那些阿富汗战士,抱怨连连,假装自己是吃亏的那一方。事实上,她是在吹捧自己的同胞,要我知道红军和他们发生一连串的小冲突,但都没有什么成果。她曾说:穆斯林游击队很聪明,他们会绕回我们认定为“已弃守”的据点。
我朝先锋广场走去,准备搭R线。我可以在第五大道——五十九街站下车,从那里只要走一小段路就能抵达五十八街上的那排老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