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上第二大道往南开，之后再左转五十街，往东一路开到底，把车丢在距离罗斯福东河公园大道半个街区远的消防栓旁边。希望第十七管区派出所的警察会发现它，起疑，然后做一些检验。衣服可以穿过即丢，车子可没办法。
如果丽拉的人拿铁锤犯案后是开这台车离开现场，那车内就会留下一些微物证据。我无法靠自己的双眼看到这些证据，但CSI可不是只靠肉眼办案。
我用衣角将方向盘、排档和门把都擦过一遍，然后把车钥匙丢到某个水沟盖下方，走回第二大道，站在暗处等出租车。有不少车往下城方向驶去，每辆车都被后方的大灯照亮。车上有多少人我看得一清二楚。
瑟瑞莎·李提供给我的情报，我一直放在心上：假出租车，巡逻范围上及第十街，下及第二街，前座坐一个，后座坐两个。等到一辆除了司机外完全没其他乘客的出租车出现，我才踏出暗处，向它招手。司机是来自印度的锡克教徒，头上缠着头巾，留着大胡子，几乎不会讲英语。不是警察。他载着我一路往南，到达联合广场。我下车后坐在黑暗中的长椅上，盯着老鼠看。联合广场是纽约最适合看老鼠的地方。白天，纽约公园局会派人在花床撒下骨粉肥料，到了晚上老鼠就会来吃。我在凌晨四点睡着。
凌晨五点，我抢来的其中一支手机传来震动。
我醒过来，花一秒的时间查看四周状况，然后才手忙脚乱地从裤子口袋里挖出手机。手机没响，只有震动，是静音模式。掀盖式手机上的小单色屏幕上显示着“未知号码来电”的字样。我掀开盖子，里头的大彩色屏幕也说这是未知号码来电。我将手机拿到耳边说：“哈啰。”一个最近才发明的新字。回话的人是丽拉·侯斯，我听得出她的声质、口音、用字。她说：“所以说，你打算宣战啰。你显然不遵守任何作战守则。”
我说：“妳到底是谁？”
“你会知道的。”
“我现在就要知道。”
“我是你最大的梦魇，大约从两小时前开始就是了。属于我的东西还在你手上。”
“那就来拿啊！派多一点人会更好，让我再稍微运动一下。”
“你今晚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我说：“我的运气总是很好。”
她问：“你在哪里？”
“就在妳家外面。”
她停顿了一下。“不，你不在。”
“说对了。”我说：“但妳刚刚也证实了妳住在民宅内，而且现在站在窗边。感谢妳的情报。”
“你到底在哪里？”
“联邦广场。”我说：“和FBI在一起。”
“我不相信。”
“随便妳。”
“告诉我你在哪里。”
“在妳附近。”我说：“第三大道和五十六街路口。”
她原本想回话，但立刻克制了自己。她只发出一个起头的“th”音，浊齿擦音。那原本可能是个充满不耐、怨气又有点沾沾自喜的句子。比方说，我才不在那附近呢（That\'s not close to me）！
她不在第三大道和五十六街路口附近。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她说：“我要拿回我的东西。”她的声音变轻柔了。“如果你顾意交给我的话，一切都好安排。你把东西放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再叫我过去拿。我们不用碰面，我甚至愿意付你一笔钱。”
“我没在找工作。”
“那你有在找活命的机会吗？”
“我不怕妳，丽拉。”
“彼得·莫里纳当初也是这么说的。”
“他在哪？”
“他和我们在一起。”
“他还活着吗？”
“自己过来确认啊。”
“他在教练的手机语音信箱里留过话。”
“那说不定是我在他死前录下的声音啊。他说不定告诉过我，教练在晚餐时间从不接电话，说不定还告诉过我许许多多的事，说不定是我逼他说的。”
我问：“妳在哪里？丽拉。”
“我不能说。”她说：“但我可以派人去接你。”
我看见一百英尺外有辆警车开在第十四街上，速度很慢。司机左右探看时，一抹粉红色从车窗上闪过。
我问：“妳认识彼得·莫里纳多久了？”
“我在酒吧找上他之后才认识的。”
“他还活着吗？”
“自己过来确认啊！”
我说：“丽拉，妳只是一时威风。妳在纽约杀了四个美国人，没有人会放过妳的。”
“我没杀任何人。”
“下手的是妳的人马。”
“他们已经离开这个国家了，没我们的事。”
“我们？”
“你实在太爱问问题了。”
“如果他们是依照妳的命令行事，妳就不可能没事。那叫预谋犯罪。”
“这是个法治国家，而证据并不存在。”
“那辆车呢？”
“已经不存在了。”
“有我在，妳绝对不可能脱身。我会找上妳的。”
“希望啰。”
一百英尺外的那辆警车现在慢得像乌龟在爬。
我说：“出来和我见面吧，丽拉。不然就回家。选项一或选项二，不过不管怎么选，妳都会是输家。”
她说：“我们从来没当过输家。”
“妳说的‘我们’到底是谁？”
她没有回答。电话断线了，除了呆板的寂静外，我什么也没听到。
一百英尺远的警车停了下来。
我折起手机，放回口袋。
两个警察走出车外，朝广场走来。
我待在原地，因为起身就跑实在太启人疑窦了，让屁股稳稳贴住长椅比较好。
我不是唯一一个待在公园里的人，这里大约有四十个人，有些看起来似乎是定居于此，有些只是暂时晃到这里来。
纽约是一个大城市，有五个区。回家的路很漫长，路上休息一下总是比较舒畅。
那两个警察用手电筒照了某个人的睡脸。
他们继续前进，照下一个人的脸。
不妙。
不妙到了极点。
但我也不是唯一觉得不妙的人。我看见广场四周有许多人影从长椅上起身，拖着脚步往各个方向散去。也许是通缉犯，也许是背包里有毒品的药头。而长期孤独的人肯定不希望被打扰，他们都是无助又畏惧体制的偏执狂。
两个警察，一英亩的范围，也许还有三十个人在长椅上，也许有十个人刚移走他们的屁股。我继续观察。
警察不断逼进，手电筒的灯光在夜间薄雾中一颠一颠的，投下长长的影子。
他们检查到第四个男人，第五个男人，第六个男人了。越来越多人起身。有人结伴离去，有人只是要移动到其他长椅上。广场上满是人影，有的静止，有的动个不停。一切动作都很缓慢，像一支疲惫、慵懒的舞。
我继续观察。
现在，警察的身体语言浮现了先前未有的迟疑。他们在做的事就像赶猫入栏一样，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靠向躺在长椅上的人，接着又转过头去，用手电筒照移动中的人。大家不断走路，左弯，右绕。毫无行动模式可言，都是些随机动作。他们继续前进，来到距离我十码的地方。
然后就放弃了。
他们最后象征性地拿起手电筒照了一圈，便原路折返，回到车上，我目送车子离去。
我留在椅上，呼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思考要怎么应付抢来的手机里的GPS芯片。我心里有个声音说丽拉·侯斯不可能有使用追踪卫星的管道，但另外一个声音提醒我她说过“我们从来没当过输家”这句话。
“我们”是个学问很深的词，虽然只由两个字构成，但有丰富的意涵。说不定东方那票坏蛋掌握的不只是石油和天然气的租赁权，还包括某些公共设施。旧苏联的情报机关一定做了某种程度的渗透。我想到笔电、宽带网络和各式各样我不熟悉的科技。
我将手机留在口袋里，离开长椅，走向地铁。
而这是个错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