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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马克说:“这样没解释到她穿大衣的原因呀。”但我认为他错了,我的假设可以提供一个还不赖的解释。我也能解释她为什么要将车停在下城,搭上地铁。我想她是打算出其不意地袭击预定见面的对象:手持武器、穿得一身黑再走出地面上的孔洞,准备在黑暗中搏斗。说不定冬天穿的大衣是她唯一有的黑色衣服。

这也能解释其他迹象,解释她为何疲惫、为何散发出将死之人的气息。她在路上喃喃自语说不定是为了练习等等要说的话,那可能是恳求、辩白、争论,甚至是威胁。也许一次又一次地复述会让她觉得口中的话语变得更有说服力、更有道理、更能安慰自己。

小各说:“她不可能是去递交东西的,因为她身上什么也没有。”

“她可能有。”我说:“就放在她脑袋里。你说过她的记忆力很好,她可以背出单位、日期、时间表,任何对方需要的信息。”

他安静了一下,想要提出反驳。

结果想不到什么论点。

“机密情报。”他说:“军事情报。老天,我不敢相信。”

“是因为有人向她施压啊,小各。”

“人事部门是能有什么足以害人丧命的机密啊?”

我没接话,因为我也想不到。我还在军中的时候,人力资源处叫人事司令部。服役十三年来,我从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完全没有。那里只有文档和纪录,有趣的情报都在别的部门。

小各调整坐姿,手指拨弄他没洗过的头发,再将手掌按到耳朵上,推动脖子画出一个完整的圆,看起来像是在舒缓颈部的僵硬,也像是在以动作表达他内心的混乱。那混乱带着他绕了一大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

他说:“到底为什么?她为什么会在抵达目的地前自杀?”

我犹豫了一阵子。咖啡店内的嘈杂环绕着我们,运动鞋在亚麻地板上磨出吱吱声,餐具铿锵、沙沙响,高挂墙上的电视播报着新闻,通知餐点已备好的铃声叮叮咚咚。

“当时她准备从事违法行为。”我说:“她就要背弃别人对她的信任,以及她自己的职责了。她一定也怀疑有人在跟踪她,说不定对方就警告过她了。所以她才会那么紧张,从坐进自己的车开始就绷紧神经。沿途她都盯着后照镜,看自己脸上有没有红色光点。每个收费站的每个警察对她来说都有潜在的威胁性,她看到的每个穿西装的人都可能是联邦探员,地铁车厢上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准备好要逮捕她的人。”

小各没回话。

我说:“后来,我就主动上前去找她了。”

“然后呢?”

“她失控了,以为我准备要逮捕她,以为游戏已经结束,路已走到尽头。她动手会没命,不动手也会没命。进退不得,困在原地。他们恐吓她的事将会成真,而她还得进牢里蹲。”

“她为什么以为你要逮捕她?”

“她一定以为我是警察。”

“她为什么会认为你是警察?”

我是警察,当时我说,我可以帮妳。我们可以聊聊。

“她神经质过头了。”我说:“可以想见。”

“你看起来不像警察,而是像游民。她以为你是要向她讨零钱的可能性还比较高。”

“说不定她以为我是伪装成这模样的警察。”

“你自己也说了,她是个处理文书记录的行政人员,不可能知道伪装的警察长什么样子。”

“小各,我很抱歉。是我告诉她‘我是警察’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以为她是自杀炸弹客,我只是想在她按下按钮前争取三秒钟的时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问:“你到底对她说了什么?”我告诉他了,而他说:“老天,听起来简直像是内部事务管理处会说的鬼话。”

我认为是你将她逼上了绝路。

“我很抱歉。”我又说了一次。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四面楚歌。雅各·马克怒视着我,因为我害死了他姐姐。女服务生很生气,因为我们要是不在的话,她可以卖八顿早餐,我们却只点了两杯咖啡就赖在这里。我拿出二十元钞票,塞到咖啡碟下面。她看到了。价值八顿早餐的小费就在这里,女服务生的问题解决了。雅各·马克的状况比较棘手,他依旧动也不动、沉默不语、气冲冲的。我看到他两度别开视线,准备要闪人了。最后他说:“我得走了,有事要办。我得想个办法告知她的家人。”

我说:“家人?”

“她前夫叫莫里纳,他们两个生了一个儿子叫彼得,我的外甥。”

“苏珊有儿子?”

“怎么了吗?”

智商会变得和拉布拉多猎犬一样。

我说:“小各,我们刚刚坐在这里讨论‘施压’,结果你都没想到苏珊有个儿子?”

他愣了一秒钟,然后说:“他已经不是小孩了,今年二十二岁,南加州大学四年级生,玩美式足球,体格比你还壮。而且他和妈妈不亲,爸妈离婚后他跟爸爸住。”

我说:“打电话给他。”

“加州时间是凌晨四点。”

“现在就打。”

“会吵醒他的。”

“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吵醒他。”

“他要先作好心理准备,我才能告诉他。”

“他要先接起电话,你才能和他说话。”

于是小各再次拿起手机,查找通信录,一路按到快见底了才停在一个名字上,按下通话键。我猜是因为通信录中的名字按照字母排列的关系,彼得是在P区。小各将手机拿到耳边,响前五声时他看起来有些忧心,从第六声开始,他的忧容有了变化。手机被他举在空中一会儿,然后缓缓放下。他说:“语音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