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马克说：“这样没解释到她穿大衣的原因呀。”但我认为他错了，我的假设可以提供一个还不赖的解释。我也能解释她为什么要将车停在下城，搭上地铁。我想她是打算出其不意地袭击预定见面的对象：手持武器、穿得一身黑再走出地面上的孔洞，准备在黑暗中搏斗。说不定冬天穿的大衣是她唯一有的黑色衣服。
这也能解释其他迹象，解释她为何疲惫、为何散发出将死之人的气息。她在路上喃喃自语说不定是为了练习等等要说的话，那可能是恳求、辩白、争论，甚至是威胁。也许一次又一次地复述会让她觉得口中的话语变得更有说服力、更有道理、更能安慰自己。
小各说：“她不可能是去递交东西的，因为她身上什么也没有。”
“她可能有。”我说：“就放在她脑袋里。你说过她的记忆力很好，她可以背出单位、日期、时间表，任何对方需要的信息。”
他安静了一下，想要提出反驳。
结果想不到什么论点。
“机密情报。”他说：“军事情报。老天，我不敢相信。”
“是因为有人向她施压啊，小各。”
“人事部门是能有什么足以害人丧命的机密啊？”
我没接话，因为我也想不到。我还在军中的时候，人力资源处叫人事司令部。服役十三年来，我从没意识到它的存在，完全没有。那里只有文档和纪录，有趣的情报都在别的部门。
小各调整坐姿，手指拨弄他没洗过的头发，再将手掌按到耳朵上，推动脖子画出一个完整的圆，看起来像是在舒缓颈部的僵硬，也像是在以动作表达他内心的混乱。那混乱带着他绕了一大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
他说：“到底为什么？她为什么会在抵达目的地前自杀？”
我犹豫了一阵子。咖啡店内的嘈杂环绕着我们，运动鞋在亚麻地板上磨出吱吱声，餐具铿锵、沙沙响，高挂墙上的电视播报着新闻，通知餐点已备好的铃声叮叮咚咚。
“当时她准备从事违法行为。”我说：“她就要背弃别人对她的信任，以及她自己的职责了。她一定也怀疑有人在跟踪她，说不定对方就警告过她了。所以她才会那么紧张，从坐进自己的车开始就绷紧神经。沿途她都盯着后照镜，看自己脸上有没有红色光点。每个收费站的每个警察对她来说都有潜在的威胁性，她看到的每个穿西装的人都可能是联邦探员，地铁车厢上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准备好要逮捕她的人。”
小各没回话。
我说：“后来，我就主动上前去找她了。”
“然后呢？”
“她失控了，以为我准备要逮捕她，以为游戏已经结束，路已走到尽头。她动手会没命，不动手也会没命。进退不得，困在原地。他们恐吓她的事将会成真，而她还得进牢里蹲。”
“她为什么以为你要逮捕她？”
“她一定以为我是警察。”
“她为什么会认为你是警察？”
我是警察，当时我说，我可以帮妳。我们可以聊聊。
“她神经质过头了。”我说：“可以想见。”
“你看起来不像警察，而是像游民。她以为你是要向她讨零钱的可能性还比较高。”
“说不定她以为我是伪装成这模样的警察。”
“你自己也说了，她是个处理文书记录的行政人员，不可能知道伪装的警察长什么样子。”
“小各，我很抱歉。是我告诉她‘我是警察’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以为她是自杀炸弹客，我只是想在她按下按钮前争取三秒钟的时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问：“你到底对她说了什么？”我告诉他了，而他说：“老天，听起来简直像是内部事务管理处会说的鬼话。”
我认为是你将她逼上了绝路。
“我很抱歉。”我又说了一次。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四面楚歌。雅各·马克怒视着我，因为我害死了他姐姐。女服务生很生气，因为我们要是不在的话，她可以卖八顿早餐，我们却只点了两杯咖啡就赖在这里。我拿出二十元钞票，塞到咖啡碟下面。她看到了。价值八顿早餐的小费就在这里，女服务生的问题解决了。雅各·马克的状况比较棘手，他依旧动也不动、沉默不语、气冲冲的。我看到他两度别开视线，准备要闪人了。最后他说：“我得走了，有事要办。我得想个办法告知她的家人。”
我说：“家人？”
“她前夫叫莫里纳，他们两个生了一个儿子叫彼得，我的外甥。”
“苏珊有儿子？”
“怎么了吗？”
智商会变得和拉布拉多猎犬一样。
我说：“小各，我们刚刚坐在这里讨论‘施压’，结果你都没想到苏珊有个儿子？”
他愣了一秒钟，然后说：“他已经不是小孩了，今年二十二岁，南加州大学四年级生，玩美式足球，体格比你还壮。而且他和妈妈不亲，爸妈离婚后他跟爸爸住。”
我说：“打电话给他。”
“加州时间是凌晨四点。”
“现在就打。”
“会吵醒他的。”
“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吵醒他。”
“他要先作好心理准备，我才能告诉他。”
“他要先接起电话，你才能和他说话。”
于是小各再次拿起手机，查找通信录，一路按到快见底了才停在一个名字上，按下通话键。我猜是因为通信录中的名字按照字母排列的关系，彼得是在P区。小各将手机拿到耳边，响前五声时他看起来有些忧心，从第六声开始，他的忧容有了变化。手机被他举在空中一会儿，然后缓缓放下。他说：“语音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