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半夜，我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在阁楼上我那间没有窗帘的小房间里，在一缕柔美的月光下醒来，我透过楼板挑空处朝博物馆的空间、下面看了一眼。一缕银色的月光，从有时感觉永远不会完成的小博物馆的窗户射进来，让空间和整栋楼显得像一个无垠的空间那样可怕。在每层都像一个阳台那样向空间延伸的楼下几层里，三十年来我所积攒的所有收藏都在阴影里静静地待着。我能够看见所有的东西，芙颂和凯斯金一家人在这个家里用过的东西、雪佛兰生锈的残骸，从取暖器到冰箱，从我们在上面吃了八年晚饭的餐桌到我们看过的电视机。就像一个能够发现物品灵魂的萨满巫师那样，我在感受它们的故事在我心里的躁动。
那天夜里我明白，我的博物馆需要一个目录，它要逐一翔实地介绍其中所有物件的故事。这当然也将是我对芙颂的爱情故事。
在月光的阴影里，看似悬在空中的每个物件，就像亚里士多德那些不可分割的原子那样，代表着一个不可分割的时刻。我明白，就像亚里士多德认为，把时刻连在一起的线条是时间一样，把物件连在一起的线条则将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能够像写一本小说那样来为我的博物馆写一个目录。这样的一本书我自己不会去写，我甚至试也不想试。那么谁能够为我代劳呢？
为此，我找了奥尔罕·帕慕克先生，他将按照我的讲述、在我的允许下写这本书。他的父亲和叔叔，曾经和我父亲、我家里人做过生意。他来自一个失去了财富的老尼相塔什家庭，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很好地领会故事的背景。我还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讲故事、做事认真的人。
和奥尔罕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是有备而去的。没说芙颂之前，我告诉他，最近十五年里我参观了世界上1743个博物馆，我攒下了它们的门票，为了引起他的好奇，我还讲了那些他喜欢的作家的博物馆。我想，当得知圣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惟一一件真品，是一个藏在玻璃罩里、边上写着“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帽子时，他也许会笑的。对于在同一座城市里的纳博科夫博物馆，在斯大林时期被当地一个审查机构用作办公楼，他又会作何感想？我对他说，在伊利耶—贡布雷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博物馆，我看见了一些用作家小说里的主人公为蓝本绘制的人物肖像，它们让我了解的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作家生活的那个世界。不，我不认为作家的博物馆荒唐。比如说，在荷兰莱因斯堡小镇的斯宾诺莎之家里，像在17世纪出版的那样，集中展出了作家去世后记录在案的所有书籍，我认为这很好。在泰戈尔博物馆，看着作家画的那些水彩画，想起早期阿塔图尔克博物馆里的灰尘和潮湿的味道，漫步在迷宫般的展厅里，听着加尔各答永不停息的噪音，我度过了多么幸福的一天！我还谈到了，在西西里的阿格里真托市里的皮兰德娄之家，我看到的那些感觉好像是属于我们家的照片；在斯德哥尔摩的斯特林堡博物馆，我透过窗户看到的城市风景；在巴尔的摩，埃德加·爱伦·坡和姨妈以及后来和他结婚的表妹弗吉尼亚居住的四层小楼，那栋窄小、忧伤的小楼，让我感觉似曾相识（在巴尔的摩的坡之家博物馆，这栋现今位于一个边远和贫穷街区里的四层小楼，因它的窄小、忧伤的样子，房间和形状，在我参观过的所有博物馆里，是一个最像凯斯金家的地方）。我还告诉奥尔罕先生，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作家博物馆，是在罗马朱丽娅小街上的马里奥·普拉兹博物馆。浪漫主义的伟大历史学家马里奥·普拉兹，像文学一样喜欢绘画，像我这样预约走进博物馆的人，一定要看像小说那样一个个展厅、一件件物品讲述大作家藏品故事的书籍……在卢昂，福楼拜出生的家里放满了他父亲的医学书籍，因此根本没必要去福楼拜和医学史博物馆。
随后，我盯着作家的眼睛说：“福楼拜在写《包法利夫人》时，情人路易斯·高莱给了他灵感，和他在小镇的酒店和马车上做爱，福楼拜把她的一缕头发、手帕和拖鞋藏在了一个抽屉里，不时把它们拿出来抚摸，还看着拖鞋幻想她走路的样子，就像在小说里那样。这些您一定从他的书信里知道了，奥尔罕先生。”
“不，我不知道。但我很喜欢。”
“奥尔罕先生，我也深爱过一个女人，我收藏了她的头发、手帕、发夹和所有的物件，多年来一直用它们来寻求安慰。我能用全部的真诚把我的故事讲给您听吗？”
“当然。”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鸿卡尔饭店里，它的前身是福阿耶饭店，我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无序地、想到什么说什么地、跳跃式地把我的整个故事告诉了他。那天我太激动了，喝了三杯双份的拉克酒，我感觉因为兴奋，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平淡无奇了。
“我认识芙颂，”奥尔罕先生说，“我也记得希尔顿的订婚仪式。对她的早逝我很伤心。她在那边的精品店里干过。在您的订婚仪式上，我还和她跳了舞。”
“真的吗？她是一个多么非凡的人，不是吗……我指的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灵魂，奥尔罕先生。跳舞时你们聊了些什么？”
“如果您那里真的有芙颂的所有物件，我想去看看。”
我带他去了楚库尔主麻。对于从一栋旧房子转变而成的博物馆和里面收藏，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动，表现出了真诚的兴趣。有时他拿起一个物件，比如我在香舍丽榭精品店第一次见到她时，芙颂穿的那双黄色的鞋子，问我它的故事，我就立刻告诉他。
随后，我们开始了有序的工作。我在伊斯坦布尔时，他会每星期去一次阁楼。他问我，为什么要把我按序码放的物件和照片放在博物馆里相同的盒子或展柜里，在小说里要出现在相同的章节里，我会愉快地告诉他原因。看他不仅认真听我说每句话，还做笔记，我很开心，也很自豪。
“您快把小说写完吧，好让那些好奇的参观者拿着书来我的博物馆。当他们为了近距离感受我对芙颂的爱情，逐个看展柜参观博物馆时，我将穿着睡衣从阁楼上走下来，混入人群。”
“凯末尔先生，但您也还没能完成您的博物馆呢。”奥尔罕先生回答道。
我会笑着说道：“世界上还有许多我没看过的博物馆。”我会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去告诉他，博物馆的静谧对我产生的精神影响，我也会试图去让他明白，在世上一座遥远的城市里，在任何一个星期二，避开工作人员的目光，独自徜徉在边远街区里一座被人遗忘的博物馆，为什么会让我获得幸福。一回到伊斯坦布尔，我会立刻找奥尔罕先生，跟他讲自己看过的博物馆，给他看门票、宣传册、一件从自己特别喜欢的博物馆里买来的便宜小玩意、博物馆里面的路标。
依然在这样的一次旅行后，我先给他讲了我的故事，随后是我参观的那些博物馆，最后我问他小说写到什么程度了。
奥尔罕先生说：“我用第一人称单数写书。”
“那是什么意思？”
“凯末尔先生，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
“我明白了。”我说，“那么奥尔罕先生，您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爱情吗？”
“嗯……我们的主题不是我。”说完他沉默了。
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在阁楼上喝了拉克酒。跟他讲芙颂，讲我们经历的事情让我感觉很累。他走后，我躺在曾经（四分之一世纪前）和芙颂做爱的床上，想了想在他用我的口吻叙述故事这件事上，让我感觉怪异的东西。
我不怀疑，故事将是我的故事，他将对此表示尊重，只是我觉得他发出我的声音很别扭。这是一种无能为力的表现。一边给参观者们展示物件，一边由我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我看来很正常，甚至我经常在幻想博物馆马上就会开放，而我正在这么做。但是对于奥尔罕先生把他放到我的位置上，用他的声音来取代我的声音，我很恼火。
带着这种情绪，两天后我问了他和芙颂跳舞的事情。晚上我们还是在博物馆的阁楼见了面，每人都早已喝下了一杯拉克酒。
“奥尔罕先生，是否可以跟我说说那天晚上您和芙颂跳舞的事情？”
他有些抵触，我认为他害羞了。但当我们又喝下一杯酒后，奥尔罕先生说出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前他和芙颂跳舞的事情，他是那么真诚，以至于我立刻信任了他，我明白，只有他才能够用我的口吻最好地把我的故事讲给参观者们听。
也是在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出现得太多了，让他来结束我的故事会更合适。从后面那段开始直到小说结束，讲述我的故事的人就是奥尔罕先生了。我相信，跳舞时他对芙颂表现出来的真诚和认真，也会在这最后的十几页里得到体现。再见！
您好，我是奥尔罕·帕慕克！经凯末尔先生允许，我从和芙颂跳舞开始说起：她是夜晚最美丽的女孩，很多男人都在等着和她跳舞。那时我并不是一个足以引起她注意的英俊惹眼的人，甚至——尽管我比她大五岁——还不是一个足够成熟或是自信的人。何况，脑子里还有妨碍我从夜晚获得快乐的伦理学者的思想、书籍和小说。而她也在想着别的事情，这个你们是知道的。
但她还是接受了我的邀请，当我跟着她走向舞池时，我看着她细长的脖子、裸露的胳膊、美妙的后背和瞬间的微笑，沉浸在了幻想里。她的手很轻，但很热。当她把另外一只手搭在我肩上时，仿佛不是为了跳舞，而是在向我表达一种特殊的亲近，瞬间我感到了一种自豪。轻轻地摇摆着，慢慢地旋转时，她的肌肤、她挺直的身体、生动的肩膀和胸脯让我的脑子一片混乱，越是努力抵抗这种吸引，我试图压抑的幻想却越是不知停息地快速在我眼前闪现：我们手拉手离开舞池走到了上面的酒吧，我们疯狂地爱上了彼此，我们在前面的树下接吻，我们结婚了！
完全为了没话找话说，我说的第一句话（“走在人行道上时，有时看见您在店里。”）极为乏味，只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售货员，她甚至没搭理我。第一支舞曲还不到一半，她就明白我没戏了，她在看来宾，她在注意谁在和谁跳舞，许多对她感兴趣的男人在和谁说笑，她也在注意那些漂亮、可爱的女人，她在思考跳完这支舞后去干什么。
我带着敬意和享受把右手放在了她的腰间，我在食指和中指的指尖，像感觉一个直至最细微跳动的脉搏那样，感受着她脊柱的动作。她挺直的身姿既奇怪又让人眩晕，很多年我一直没忘记。有些时刻，我在指尖感到了她的骨骼、她身体里快速流动的血液、她的生动、瞬间她对一件新事物表现出来的关注、她内脏的跳动、她整个骨架的优雅，我艰难地克制自己不去紧紧地搂抱她。
舞池变得越来越拥挤，因为后面的一对舞伴撞到了我们，瞬间我们的身体贴到了一起。那令人震撼的接触后，我沉默了很久。看着她的脖子和头发，我沉浸在她能够给予我的幸福里，我感觉自己将可以忘却书籍和成为作家的梦想。那年我二十三岁，决定要当一名作家，每当尼相塔什的中产阶级和朋友们得知我的这个决定，笑着对我说，这个年纪的人还无法了解人生时，我总会很生气。三十年后，当我在组织这些句子时，我要说，现在我认为这些人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那时了解人生，跳舞时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吸引她，我相信她会对我感兴趣的，我也不会那么无奈地看着她从我的怀里溜走。“我累了。”她说，“第二支舞曲后我可以坐回去吗？”我用一种从电影里学来的礼貌一直陪她走到了桌前，瞬间我没能控制住自己。
我自以为是地说：“多么乏味的一帮人。我们上去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好吗？”因为嘈杂声她没完全听到我说的话，但她立刻从我的脸上明白了我的意图。“我必须和我母亲他们坐在一起。”说完她礼貌地走开了。
听我说到这里，凯末尔先生立刻祝贺了我。“是的，这完全是芙颂的所作所为，您对她很了解！”他说，“那些有损尊严的细节您也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因此我很感谢您。是的，奥尔罕先生，主题是骄傲。我要用我的博物馆不仅让土耳其人民，还要让世界人民学会，要以我们经历的人生为荣。我在外面看到，当西方人在骄傲地生活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则在羞愧中生活。而事实上，如果能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我们人生中那些令人羞愧的东西，那么它们就会立刻变成令人骄傲的东西。”
这是半夜，在博物馆的阁楼上，凯末尔先生喝下几杯拉克酒后，用一种说教的口吻提出的第一个论点。因为在伊斯坦布尔，每个看见小说家的人都会带着一种共同的本能，发表一些说教性的言论，因此我没觉得太奇怪，然而在往书上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上，我的脑子（用凯末尔先生常用的一句话来说）也还是混乱的。
“奥尔罕先生，您知道是谁让我懂得博物馆真正的主题是骄傲的吗？”在另外一个夜晚，当我们依然在阁楼上见面时，凯末尔先生说道，“当然是那些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无论在哪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骄傲、热情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个问题。在格鲁吉亚哥里市的斯大林博物馆，一个年老的女工作人员用了近一个小时，告诉我斯大林是一个如何伟大的人物。在葡萄牙波尔图市里的浪漫主义时代博物馆，我从一个可爱的工作人员的骄傲讲述中得知，被流放的老撒丁岛国王卡洛·阿尔贝托1849年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三个月，而这对葡萄牙的浪漫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尔罕先生，如果在我们的博物馆也有人提问，工作人员们必须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告诉他们，凯末尔·巴斯玛基的藏品历史，我对芙颂的爱情，她的那些遗物的意义。请您把这点也写进书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不是像大家认为的那样保护馆藏（当然，和芙颂有关的一切东西必须永远被保存！）、让人不要喧哗、警告吃口香糖和接吻的人，而是要让参观者们觉得，他们身处在一个像清真寺、寺庙那样需要感到谦逊、尊重和敬畏的地方。为了符合藏品的氛围和芙颂的审美爱好，纯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深木色的天鹅绒套装、配粉红色衬衫、戴我们博物馆特制的——绣有芙颂耳坠图案的——领带，当然，他们绝不该去干涉那些吃口香糖或是接吻的参观者。纯真博物馆的大门，将永远为那些在伊斯坦布尔找不到一个接吻地方的情侣们敞开。”
有时，我会对凯末尔先生喝下两杯酒后表现出来的、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那些自负的政治作家的专横风格感到厌烦，我会停止做笔记，也不愿意在随后的几天里立刻看见他。然而芙颂故事里的曲折情节，博物馆里物品组成的那种特殊氛围会吸引我，一段时间以后，我依然会去阁楼，听这个想起芙颂就喝酒、越喝就会越兴奋的疲惫男人的说教。
凯末尔先生会说：“奥尔罕先生，您千万别忘记我博物馆里的逻辑，那就是在展览空间的每一点上都可以看见整个收藏、其他的每一个展柜。因为从每个地方在同一时刻都可以看见所有的物品，也就是我的整个故事，因此参观者将忘记时间的概念。人生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个。在那些用发自内心的动机建造起来、富有诗意的私人博物馆里，我们之所以会得到安慰，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喜欢的旧物件，而是因为时间的消失。也请您把这写进书里。也要让读者知道我是怎么让您写这本书的，您又是怎么来写的……等书完成后，请您把书的草稿和您的笔记本给我，让我把它们展示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读者们为了能够看到芙颂的头发、衣服和一切，当然也会想来这里，像您一样。请您在小说的最后放上一个地图，让那些好奇的人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着来找我们的博物馆。知道芙颂和我们故事的人们，当他们走在街道上，看着伊斯坦布尔的风景时，就像我通常所做的那样，一定就会想起她的。给我们的读者一次免费参观的机会。为此最好在书上印一张门票。让门口的工作人员，用纯真博物馆的特制印章在书上盖一个章，然后放他们进去。”
“门票放在哪里？”
“就放在这里吧！”
“谢谢。奥尔罕先生，在最后几页再放一个人物索引。也是在您的帮助下，我想起了有那么多人知道我们的故事，那么多人见证了我们的故事。连我都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
其实，凯末尔先生并不乐意我去找那些和故事有关的人，但他赞成我的小说创作。有时他会好奇我找的那些人说了什么，现在他们在干什么，有时他会对他们一点不感兴趣，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对他们感兴趣。
比如，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给萨特沙特公司开塞利的经销商阿卜杜勒凯利姆先生写信，约他来伊斯坦布尔时见面。丢下萨特沙特、转为奥斯曼和吐尔嘎伊先生合办的泰克亚伊公司经销商的阿卜杜勒凯利姆先生，则像讲述一个导致萨特沙特倒闭的爱情和羞耻故事那样，给我讲了凯末尔先生的故事。
我找到了见证他们在佩鲁尔头几个月经历的、曾经饰演坏女人的苏罕丹·耶尔德兹（叛徒·苏罕丹），和她交谈了一下。她说，她知道凯末尔先生是一个无奈而孤独的人，尽管像所有人一样，她也知道他是多么地爱芙颂，但她并不很同情他，因为她不喜欢那些为了追求漂亮女孩而和电影人混在一起的有钱人。其实，叛徒·苏罕丹真正同情的是芙颂，“因为她为了在电影里扮演角色，为了成为明星，表现出一种近乎慌乱的迫不及待”。她说，即便芙颂成了明星，但和那些色狼在一起，她的结局依然不会很好。她也根本无法理解芙颂为什么要嫁给“那个胖子”（费利敦）。她说，那时她坐在佩鲁尔为外孙织着三色毛衣，外孙现在已经三十岁了，每当他在电视里看见外婆以前出演的电影就哈哈大笑，但他也很诧异伊斯坦布尔当时的贫穷。
尼相塔什的理发师巴斯里曾经也是我的理发师。他还在工作，他带着爱意和敬意更多地谈起了凯末尔的父亲穆姆塔兹先生。他说，穆姆塔兹先生是一个爱开玩笑、有趣、大方、好心的人。就像私生子·希尔米、他的老婆奈斯丽汗、梦幻·哈亚提、佩鲁尔的另外一个常客萨利赫·萨热勒以及凯南，从理发师巴斯里那里我也没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芙颂向凯末尔隐瞒的楼下邻居阿伊拉，现在和丈夫以及四个孩子住在贝西克塔什的一条后街上，她最大的那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她说，她很乐意和芙颂做朋友，非常喜欢芙颂的活力、风趣和谈话，甚至还模仿她，但可惜的是，芙颂没像她希望的那样和她交朋友。她说，她们会穿上漂亮的衣服一起去贝伊奥鲁逛街、看电影。因为街区里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当引座员，所以她们会去多尔曼剧院看彩排。然后，她们会去吃三明治，喝阿伊让，一起对付那些骚扰她们的男人。有时，她们会像真要买东西那样，走进瓦考或是别的一家高档商店，试衣服，照镜子，寻开心。正当她们兴高采烈地说笑，或是电影看到一半时，芙颂会突然想起一件事，她的心情会瞬间变坏，但她从来不会把心事告诉阿伊拉。尽管街区里的人全都认识凯末尔先生，知道他很有钱，还有点古怪，但谁也没说起过什么爱情的事情。阿伊拉和楚库尔主麻街区里的所有人一样，对芙颂和凯末尔之间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她也早就离开那个街区了。
白色·康乃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从一个娱乐专栏的记者扶摇直上，成为了一家大报社的娱乐副刊的主编。另外他还是一家聚焦国内影视明星丑闻和爱情生活的娱乐杂志的编辑。就像多数用虚假新闻让人伤心，甚至给他们的生活投下阴影的记者那样，他完全忘记了为凯末尔写的那篇文章，他要我向凯末尔问好，向凯末尔的母亲、现在还不时打电话从她那里打听消息的维吉黑女士转达最深的敬意。他以为我找他是为了一本描写演员而因此会大卖的书，他用一种友好的口吻表示，他愿意给我一切帮助。他还问我，是否知道曾经的著名影星帕帕特亚和制片人穆扎菲尔失败婚姻的孩子，年纪轻轻就成了德国一家大旅行社的老板？
费利敦已完全脱离电影界，成立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广告公司。得知他为这个新公司取名“蓝色的雨”，我知道他还未能放弃年轻时的梦想，但我压根没问那部没有拍摄的电影。费利敦在用国旗和足球，拍摄一些讲述让整个世界都惧怕的土耳其饼干、牛仔服和剃须刀的广告。他听说了凯末尔先生要建博物馆的打算，但他从我这里刚得知，我在写一本“讲述芙颂”的书。他异常坦白地告诉我，一生他只爱过一个人，但那时芙颂并不理睬他。他还小心翼翼地说，为了婚后不再经历同样的痛苦，他非常小心地不再去爱上她。因为他知道，芙颂是“迫不得已”才和自己结婚的。我喜欢他的坦诚。走出他那考究的办公室时，他用同样小心和儒雅的神情“向凯末尔先生”问了好，还皱起眉头警告我说：“奥尔罕先生，您要知道，如果您写了任何诋毁芙颂的东西，我是不会放过您的。”随后，他又换上了一种非常适合他的轻松神情。他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一家很大的名叫梅尔泰姆的汽水公司作广告，这次又得到了他们的新汽水宝拉的广告制作权。他问我，是否可以在广告里用我的《新人生》一书里的第一句话？
切廷用退休金买了一辆出租车，他把车租给了另外一个司机，尽管年纪大了，但有时他也自己开车上街做出租车司机。当我们在贝西克塔什的一个出租车站见面时，他告诉我说，凯末尔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没变。他说，其实凯末尔是一个热爱生活、内心开放、像孩子一样乐观的人。从这方面来看，他一生苦苦地爱一个人也许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我认识芙颂，我就会明白，就因为凯末尔先生热爱生活，他才会那么爱这个女人。他们，芙颂和凯末尔，其实都是非常好、非常单纯的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但真主没让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无权过多质问。
凯末尔先生从一次漫长的旅行回来后，我们又见了面，听他说完新近参观的博物馆后，我向他转述了切廷的那些话，还逐字重复了他对芙颂的看法。
他说：“奥尔罕先生，参观我们博物馆的人，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的故事，感觉到芙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立刻开始喝酒，我已经很喜欢和他喝酒了。“当参观者看着一个个展柜、一个个盒子、所有这些物件时，他们会看见八年的晚饭上我是怎么去看芙颂的，我是怎么去注意她的手、胳膊、微笑、卷曲的头发、掐灭烟头的样子、皱起的眉头、她的手帕、发夹、鞋子、拿在手上的勺子的。（我说：‘但是凯末尔先生，您没注意到她的耳坠。’）看到这些，他们就会感到爱情是一种巨大的关注和怜爱……请您赶快把书写完，还要写上，博物馆里的每一个物件都必须用来自展柜里的一束柔和的灯光照亮，只有这样才符合我对它们的在意。参观者们看着这些物品时，会对我和芙颂的爱情肃然起敬，会用他们自己的回忆来和我们的爱情作对比。博物馆里任何时候都不能拥挤，要让参观者感受到芙颂的每一件遗物、我们手拉手走过的伊斯坦布尔每个角落的照片、所有的藏品。我禁止在纯真博物馆里同时有超过五十个的参观者。团体和学校在参观前必须预约。奥尔罕先生，西方的那些博物馆正在变得日益拥挤。就像以前星期天我们开车去海峡游玩那样，欧洲人星期天一起去大博物馆。就像星期天我们在海峡的酒馆里吃午饭那样，他们也在博物馆的餐厅里坐着说笑。普鲁斯特在他的书上写道，他阿姨去世后，家里的家具被卖到了一家妓院，每次在这家妓院看见他阿姨的沙发和桌子时，他就会觉得那些家具在哭泣。奥尔罕先生，当星期天的人群在博物馆里转悠时，那里的东西都在哭泣。在我的博物馆里，所有东西都将留在它们自己的家里。我担心，我们那些没文化、不自信的有钱人，看见西方的博物馆时尚后，会模仿他们，渴望去开一些带餐馆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而事实上，在绘画艺术上，我们土耳其民族既没有太多的知识，也不懂得欣赏，更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土耳其人民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应该欣赏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西方绘画的蹩脚模仿。我们的博物馆应该展示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的有钱人感觉自己是西方人的幻想。奥尔罕先生，我的博物馆，是芙颂和我的全部人生，是我们一生的经历，我跟您说的一切也都是真实的。也许有些事情，对于读者和参观者来说可能不够明了，那是因为尽管我用全部的真诚给您讲述了我的故事和人生，但即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对它到底有多了解。这就让未来的学者，用他们在我们博物馆的杂志《纯真》上发表的文章来诠释吧。让他们告诉我们，芙颂的发夹和梳子和金丝雀柠檬之间有什么结构关系。后人也许会觉得这些事情很夸张，我的经历、我忍受的爱情痛苦、芙颂的磨难、我们在晚饭上对视并以此来打发时间、我们能够因为在海滩和电影院手拉手而感到幸福，那么就让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但不用担心，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被后人理解的，对此我毫无疑义。我相信，五十年后，从开塞利坐大巴来的快乐大学生、拿着照相机在门口排队等候的日本游客、因为迷路走进博物馆的孤独女人、那时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情侣们，看着芙颂的衣服、盐瓶、钟表、饭店的菜单、伊斯坦布尔的老照片、儿时我们共同的玩具和其他物品时，将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爱情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愿来纯真博物馆参观的人们，也能够去看看我们的那些临时展览，那时，他们将看到我在垃圾屋、协会会议上结识的伊斯坦布尔兄弟们积攒的轮船照片、汽水瓶盖、火柴盒、门闩、明信片、演员和名人照片，以及痴迷的耳坠收藏家们的收藏。也要用目录和小说来讲述这些展览和收藏的故事。看着物品，用敬畏和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芙颂和凯末尔之间爱情的参观者，也将明白，我们的故事和雷拉和麦基农，侯颂和阿什克一样，不仅是情侣们的故事，也是整个世界，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故事。奥尔罕先生，还要再来一杯拉克酒吗？”
小说的主人公，博物馆的建造者凯末尔·巴斯玛基，在2007年4月12日，也就是芙颂诞辰五十周年的那一天，他六十二岁时，在他每次去米兰下榻的米兰大酒店面向曼佐尼大道的一个大房间里，天亮前因为心肌梗死辞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感受”被他称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五个博物馆之一”（他一生中参观了5723个博物馆）的巴加蒂·瓦尔塞基博物馆，他一有机会就会去米兰。（“博物馆：1.不是为了参观，而是为了感受。2.藏品构成被感知物件的灵魂。3.没有藏品的博物馆只是一个展室。”这是我记录下来的、他最后说的重要观点。）由两兄弟在19世纪，作为一个16世纪文艺复兴之家而建造的家，20世纪被改造成了博物馆。凯末尔先生对这个博物馆如此着迷，是因为里面的藏品（也就是老的床、灯、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和锅碗瓢盆）全都是两兄弟在其中生活时使用过的普通日常用品。
大多数我在书后逐一列出他们姓名的人，参加了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里举行的葬礼。凯末尔的母亲维吉黑女士则像往常那样待在了她看葬礼的阳台上，她带了一块头巾。我们这些在清真寺天井里的人，含着眼泪看到了她失声痛哭为儿子送行的样子……
凯末尔先生的那些之前不愿意见我的熟人，葬礼之后的几个月里，按照一种奇怪，然而又是合乎逻辑的顺序逐一要求和我见了面。这要归功于人们错误地相信，我在讲述尼相塔什人的那些小说里无情地诋毁了所有人。很遗憾，大家都在传说，被我诋毁的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哥哥、叔叔和他的整个家庭，还有其他许多尼相塔什的重要人物，比如著名的杰夫代特先生、他的两个儿子和家庭、我的诗人朋友卡，甚至还有我崇拜的被害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著名商人阿拉丁、许多国家和宗教大人物以及帕夏。扎伊姆和茜贝尔，没读我的那些书就怕我了。比起年轻时代，扎伊姆变得更富有了。尽管梅尔泰姆作为汽水消失了，但却作为一个大公司挺立着。他们在贝贝克山脊上面对海峡的豪宅里款待了我。他们说，为我把凯末尔先生的人生故事（芙颂的亲朋好友则说我写了芙颂的故事）写成小说而感到骄傲。但他们又说，我写小说不该只听一面之词，还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
但他们要先跟我说说那次大巧合，也就是4月11日下午，凯末尔先生去世前半天他们在米兰的巧遇。（我立刻感到，他们是为此请我的。）扎伊姆和茜贝尔为了带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的一个二十岁（居尔），另一个十八岁（艾布鲁）漂亮、聪明的女儿出去玩，他们在米兰待了三天。当这幸福的一家人舔着橙子、草莓和哈密瓜蛋筒冰激凌，有说有笑地走在大街上时，凯末尔首先只看到了居尔，他诧异地走近那个十分像她母亲的姑娘，说道：“茜贝尔！茜贝尔！你好，我是凯末尔。”
茜贝尔女士骄傲地笑着说：“居尔非常像二十来岁时的我，那天她正好还穿着那些年我穿过的编织披肩。而凯末尔却显得很疲惫、不修边幅，憔悴和郁郁寡欢。奥尔罕先生，看到他那样我很伤心。不仅是我，扎伊姆也很伤心。曾经和我在希尔顿订婚的那个热爱生活，任何时候都可爱、开心、爱开玩笑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远离尘世和生活、不苟言笑、嘴上叼着香烟的老头。如果不是他认出了居尔，我们是不会认出他来的。他不是老了，而是衰老，垮掉了。我真是太伤心了。何况这不知道是我多少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他。”
“你们在福阿耶饭店的最后午餐之后三十一年，”我说。
一阵令人恐惧的沉默。
过了一会儿，茜贝尔痛苦地说：“他告诉了您一切！”
当沉默还在继续时，我明白他们真正想告诉我的是什么了：他们希望读者们知道，他们生活得更幸福，他们过的是一种美好而正常的生活。
但当姑娘们回了房间，我们开始喝白兰地时，我明白他们夫妻俩还有另外一件难以开口的事情。喝第二杯白兰地时，茜贝尔用一种我欣赏的坦白说出了自己的烦恼。
“1975年的夏末，凯末尔向我坦白了他的顽疾，也就是他疯狂地爱上了芙颂女士，我很同情我的未婚夫并想帮助他。奥尔罕先生，为了给他治病，我善意地和他在阿纳多卢希萨尔的别墅里生活了一个月（其实是三个月）。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在乎像童贞那样的问题（这也是不对的），但我还是恳请您不要在您的书里提到那些对我来说是羞辱的日子……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但完全因为她在这个问题上说了闲话，我和最好的朋友努尔吉汗闹翻了。孩子们知道后也不会在意，但是她们的朋友、那些爱说闲话的人……请您不要伤害我们……”
扎伊姆说，他一直都很喜欢凯末尔，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一直都在寻求和想念他的友情。随后，他带着半惊讶、半恐惧的神情问道：“凯末尔真的收藏了这个芙颂女士的所有东西，真的在建一座博物馆吗？”
“是的。”我说，“我也要用我的书来为这个博物馆做广告。”
我和他们谈笑到了很晚，当我离开他们时，一刹那我把自己放到了凯末尔的位置上。如果他还活着，如果他和茜贝尔和扎伊姆的友情还在继续（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凯末尔也会像我那样，因为过着一种孤独的生活而带着一种既幸福，又愧疚的心情离开那里。
扎伊姆在门口对我说：“奥尔罕先生，请您答应茜贝尔的请求。我们也想以梅尔泰姆公司的名义资助博物馆。”
那天夜里，我也明白了没必要再去见其他证人了。因为，我不会像别人看到的那样来写凯末尔先生的故事，而是他跟我讲述的那样。
完全因为我的这个固执，我去了米兰。在那里我得知了碰见茜贝尔和扎伊姆那天让凯末尔伤心的事情。遇见他们之前，凯末尔去了巴加蒂·瓦尔塞基博物馆，他看到了博物馆的破败，还得知为了带来一些收入，博物馆的一部分出租给了著名品牌杰尼·科隆。据博物馆负责人说，一律穿着黑色制服、全部都是女性的工作人员都在为此流泪，而这让每隔几年必来博物馆一次的土耳其先生伤心欲绝。
即便是这个消息，也足以让我明白，为了完成小说，我没必要再去听别人的闲言碎语了。惟一我非常想见的人就是芙颂，我想听她的叙述。但是，在她的亲朋好友之前，完全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乐趣，我接受了其他一些一再邀请我去他们家、害怕我小说的人们的邀请。
于是，在一次简短的晚餐上，我从奥斯曼那里得到了不要写这个故事的忠告。他说，是的，也许萨特沙特是因为他弟弟的疏忽而破产了，但是由他父亲穆姆塔兹建立的所有公司，现在都已成为土耳其的出口明星。他们有很多敌人，这样一本会招来很多闲话、让很多人伤心的书，会导致巴斯玛基公司成为别人的笑柄，当然也会导致欧洲人对我们的嘲笑和鄙视。只是，作为那晚的一个美好回忆，贝玲女士在厨房里没让丈夫看见，塞给了我一个凯末尔儿时玩过的玻璃弹球。
凯末尔先生之前介绍我认识的内希贝姑妈，在库于鲁街上的单元房里没告诉我任何新鲜事。现在，她不仅为芙颂，还不断为凯末尔哭泣，她称“他是我惟一的女婿”。她只提到了一次博物馆。她说，她有一个旧的木梨刨子，她想做木梨果酱，却怎么也找不到了。难道是落在了博物馆？她说，您应该知道，下次来能不能把它带来？送我到门口时，她哭着说：“奥尔罕先生，您让我想起了凯末尔。”
和芙颂最亲近、知道她所有秘密、我认为也是最理解凯末尔的杰伊达，是凯末尔在去世前六个月介绍我认识的。杰伊达想认识我的原因之一是她喜欢看小说。她告诉我们说，她的两个三十出头的儿子都已结婚，都是工程师，她给我们看了她非常喜欢的两个儿媳的照片，说她们已经为她生了七个孙子。比杰伊达老很多的有钱丈夫（塞迪尔基家的儿子！），在我看来像是微微有点醉，微微有点糊涂，他对我们、我们的故事毫无兴趣，甚至对凯末尔和我喝了很多酒也熟视无睹。
杰伊达笑着告诉我们说，凯末尔第一次去楚库尔主麻时忘在厕所里的那只耳坠芙颂当晚就看见了，她立刻把这事告诉了杰伊达，为了惩罚凯末尔，她们共同决定让芙颂说“没看见什么耳坠”。就像芙颂的许多其他秘密那样，杰伊达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凯末尔先生。我听着时，他只痛苦地笑了笑并为我们又各倒了一杯拉克酒。
“杰伊达，”随后，凯末尔说，“为了得到芙颂的消息，我和您不是一直在马奇卡、塔什勒克见面吗？您给我讲芙颂的事情时，我总会从马奇卡看道尔马巴赫切的外貌。前一阵我看了一下，我的收藏里有很多这个风景的画片。”
因为谈到了照片，我认为还因为我的光临，杰伊达女士说，前天她找到了一张凯末尔先生从未见过的芙颂的照片。这让我们激动不已。照片是在1973年《国民报》举办的选美比赛的决赛上拍的。照片上，哈康·塞林康正在后台轻声告诉芙颂他将在舞台上问的文化题。据说，现在已成为一个伊斯兰党派议员的著名歌唱家，当时非常喜欢芙颂。
杰伊达说：“奥尔罕先生，很可惜我们俩都没有得到名次，但是那晚我和芙颂就像真正的高中女生那样，一直笑到眼泪流出来。芙颂的这张照片就是在那时拍的。”杰伊达一下拿出了那张发黄的照片，把它放到了木制茶几上，一看到照片，凯末尔先生的脸一下变得煞白，他陷入了一阵长久的沉默。
因为杰伊达的丈夫对选美比赛的故事很反感，因此我们没能在那里多看芙颂的照片。但是像往常那样善解人意的杰伊达，在我们离开前把照片送给了凯末尔先生。
离开杰伊达在马奇卡的家之后，我和凯末尔先生在寂静的夜色中朝着尼相塔什方向走去。他对我说：“我把您送到帕慕克公寓楼。今晚我不去博物馆，去泰什维奇耶我母亲那里。”
但是，在离帕慕克公寓楼还有五栋楼，当我们走到迈哈迈特公寓楼前时，他停下脚步，笑着说：“奥尔罕先生，我看完了您的小说《雪》。我不喜欢政治。因此，别介意，我看得有点费劲。但我喜欢小说的结局。我也要像书里的主人公那样，在小说的最后直接对读者说话。我有这样的权力吗？您的书什么时候能完成？”
我说：“在您的博物馆之后。”这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玩笑。“您最后要对读者说什么？”
“我，不会像那个主人公那样，说读者无法在远处理解我们。恰恰相反，我认为，博物馆参观者和您的读者会理解我们的。但我要说另外一句话。”
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芙颂的照片，在迈哈迈特公寓楼前昏暗的路灯下，满怀爱恋地看了看芙颂。我也走到了他的身边。
“她很漂亮，是吗？”就像三十多年前他父亲问他的那样。
两个男人，带着惊讶、爱恋和敬意看了看芙颂穿着绣有9号字样的黑色泳装照、她蜜色的胳膊、忧伤的脸和曼妙的身体。即便在照片拍摄三十四年后，她那充满了人性的热情又多愁善感的面容依然令我们为之心动。
我说：“凯末尔先生，请您把这张照片放进博物馆。”
“奥尔罕先生，请您别忘记，我在书的最后要说的是……”
“我不会忘的。”
他满怀爱恋地亲吻了一下芙颂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了西服的左胸袋里。随后，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对我笑了一下。
“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
2001—2002，2003—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