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去贝贝克塔克西姆夜总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全都喝醉了。穆泽燕·塞纳尔出场后，我们一起跟着她唱了一些歌。当我们异口同声地唱着歌曲的副歌部分时，所有人都在微笑着看着彼此的眼睛。现在，多年后，我感到，整个夜晚有一种告别仪式的氛围。其实，相对于芙颂来说，塔勒克先生更喜欢听穆泽燕·塞纳尔唱歌。但我想芙颂也会因为看见父亲喝酒唱歌，因为听穆泽燕·塞纳尔唱《没人像你》那样的歌而开心的。那天夜晚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情，那就是不再有人奇怪费利敦的缺席了。那夜，我幸福地想到，我和芙颂，还有她的父母竟然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时间。
有时，我会从一栋被拆掉的楼房，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有孩子、快乐、乳房丰满的女人，或是从一家十分熟悉的商店关门上，明白时间的流逝而慌乱。那些天，我痛心地看到香舍丽榭精品店关门了，这不仅是因为它让我失去了回忆，同时也在瞬间让我感到自己错过了人生。九年前，我看见杰尼·科隆包的橱窗里，现在摆放着一串串意大利香肠、奶酪轮、刚刚进入土耳其市场的欧洲品牌沙拉酱、面条和碳酸饮料。
那些天吃晚饭时，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的关于婚姻、孩子和家庭的最新消息和传闻，也会让我不安，尽管我一直对这类消息很感兴趣。当母亲羡慕地说，我儿时的朋友老鼠·法鲁克婚后不久（三年了！）已经有第二个孩子，而且还是男孩时，没能和芙颂共度人生的想法会让我感到沮丧，然而母亲却什么也没察觉，依然不停地说着。
她说，夏齐曼特自从把大女儿最终嫁给了卡拉汗家的儿子后，每年2月份就不去乌鲁达山，而是带上小女儿和卡拉汗一家去瑞士玩一个月。他的小女儿在那边的酒店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有钱的阿拉伯王子，正当夏齐曼特也要成功地嫁出小女儿时，他们得知那个阿拉伯王子不仅有一个妻子，甚至还有一个后宫。母亲还从苏阿迪耶别墅的邻居艾萨特先生那里听说，哈里斯家的大儿子——说到“就是那个下巴最长的”时，母亲哈哈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笑——冬天和德国保姆在艾兰柯伊的别墅里被抓到了。对于小时候拿着小桶和铲子和我们一起在公园玩沙子的烟草商马鲁夫的小儿子被恐怖分子绑架、交了赎金后被释放的事情我一无所知，母亲很是诧异。是的，尽管这件事没被媒体曝光，但因为一开始他们吝啬不愿意给钱，因此被“所有人”议论了好几个月，我怎么就会不知道呢？
我会因为母亲的这个问题后面是否有对我去芙颂他们家的讽刺而烦恼；会想起她对我晚上拿回家的湿泳裤的询问，她问我去了哪里、跟谁一起去的，她还让法特玛女士问了相同的问题；我会说“亲爱的妈妈，我在很努力地工作”，试图转换话题（而事实上，母亲一定知道萨特沙特的混乱状况）；我会因为九年后别说和母亲分享我对芙颂的痴迷，即便含蓄地提起都没能有而感到不幸；为了忘记我的烦恼，我会让母亲再讲一件更有趣的事情。有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说，我和芙颂还有费利敦在露天影院里碰到过的杰米莱女士，就像母亲的另外一个朋友穆凯利姆女士那样，把她家日益难以维护的八十年木宅邸出租给了拍历史电影的人，但在拍摄时大宅邸因为一个电路故障着火了，大家认为其实是他们故意让宅邸着火的，目的是在宅邸的地基上盖公寓楼。母亲把这件事细细道道地讲了一遍，从中我明白，她很清楚我和电影界人士的交往。而所有这些细节，一定是奥斯曼告诉母亲的。
我在报上看到，老外交部长麦利克罕在一次舞会上被地毯绊倒，两天后脑溢血去世了。像这种有趣的新闻，母亲是从来不会说的，因为那会提起茜贝尔和订婚仪式。我会从尼相塔什的理发师巴斯里那里得到一些母亲不想让我知道的消息。巴斯里告诉我说，我父亲的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妻子扎利菲在博德鲁姆买了房子；狗熊·萨比赫其实是个好心肠的人；现在做黄金投资是错误的，因为金价会下跌；今年春天的赛马上会有很多暗箱操作；著名富人吐尔嘎伊先生的头上尽管一毛不剩，但他带着一种绅士的习惯依然有规律地来理发店，两年前希尔顿邀请他去酒店的理发店，但因为他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没说这原则是什么），因此拒绝了这个邀请。随后他会询问我的情况，会努力从我的嘴里套一些话出来。我会生气地感到，巴斯里和他的那些有钱顾客对于我对芙颂的痴迷是有所耳闻的，为了不给他们提供说闲话的材料，有时我会去贝伊奥鲁，去父亲的老理发师杰瓦特那里。从他那里我会听到关于贝伊奥鲁的那些无赖（开始称他们为黑社会了）和电影人的故事。比如，帕帕特亚和著名制片人穆扎菲尔在一起的事情，我又从他那里听到了一遍。但是所有这些传播消息和传闻的人都会对茜贝尔、扎伊姆、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的婚礼只字不提。从中我应该得出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悲伤和痛苦的结论；但我不这么想，我会自然地对待他们的这种谨慎，就像为了让我高兴，他们经常一遍又一遍地说起我喜欢的关于银行家破产的话题那样。
两年前，我从办公室员工、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些关于破产银行家和存钱给他们的储户的事情，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话题，是因为它表明，伊斯坦布尔的富人和他们像奴隶一样依附的安卡拉有多么愚蠢。母亲也会说：“你们过世的父亲总是说‘不能相信这些假冒的银行家’”，她喜欢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像其他愚蠢的富人那样让银行家把钱骗走。（有时，我会觉得奥斯曼从新公司挣来的一部分钱被骗走了，但他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件事。）母亲会因为一些她喜欢、和他们有联系的人家——比如说，她曾经想让我娶他们漂亮女儿的水桶·卡德里家、居内伊特先生和菲伊赞女士他们家、杰夫代特先生家和帕慕克家——让银行家骗走了钱而伤心，但她会对莱尔赞家几乎把所有钱交给了他们工厂会计（以前是看门人）的儿子而诧异，她诧异他们只因为“他有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在电视上做了广告，在用一家可信银行的支票”，就能够把几乎所有的钱投给这样一个不久前还住在一夜屋里的人（像会惊讶得要晕过去那样，闭上眼睛，半玩笑、半认真地摇头），她会说，“至少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像和你的那些演员交朋友的卡斯泰尔利那样的人”，随后哈哈一笑。但她从来不会在“你的那些演员”问题上停留。我喜欢和母亲一起每次带着同样的惊讶和高兴，对包括扎伊姆在内的如此“聪明、正经”的人怎么能够这么“愚蠢”而惊讶不已。
其中一个被母亲认为“愚蠢”的人就是塔勒克先生。塔勒克先生存钱给了请我们在佩鲁尔结识的著名演员拍广告的银行家卡斯泰尔利。两年前我以为他损失的钱很少，因为塔勒克先生从没让我看见过他的忧伤和痛苦。
芙颂拿到驾照两个月后，1984年3月9日，星期五，当切廷晚上开车送我到芙颂他们家时，我看见所有窗户都敞开着，窗帘也都没拉上，两层楼的灯全亮着。（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在吃饭的钟点会对楼上亮着的任何一盏灯生气的，只要看见有灯光，她就会说“芙颂，女儿，你们卧室的灯亮着”，芙颂便会立刻上楼去把灯关掉）。
我走上楼梯，作好了面对费利敦和芙颂之间的一场家庭争吵的准备。然而我看见的是，多年来我们坐着吃饭的餐桌是空的，上面没有饭菜。打开的电视上，我们的朋友艾克雷姆先生，穿着大臣的衣服正在发表一个关于异教徒的演说，一个邻居阿姨和她的丈夫在不知所措地用余光看电视。
邻居电工埃菲说：“凯末尔先生，塔勒克先生去世了。请节哀顺变。”
我快步跑上楼，带着本能，我没走进内希贝姑妈和塔勒克先生的房间，而是芙颂的房间，那个多年来我一直幻想的小房间。
我的美人正蜷曲着身子躺在床上哭泣。看见我后她振作地坐了起来。我坐到了她的身边。瞬间，我们用劲抱在了一起。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开始颤抖地哭起来。
我的真主，把她抱在怀里是多么得幸福！我感到了世界的深刻、美好和无限。她的胸贴在我的胸上，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拥抱她，而是在拥抱整个世界。她的颤抖让我伤心、悲哀，但同时又让我感到了莫大的幸福！几乎像梳头那样，我怜爱、小心地抚摸了她的发丝。每当我的手碰到她的额头，她的秀发开始的地方，芙颂就会颤抖着开始一阵新的哭泣。
为了能够分担她的痛苦，我想到了父亲的死。尽管我很爱他，但我和父亲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竞争的关系。而芙颂，就像人们热爱世界、太阳、街道和家那样，发自内心地深爱着她的父亲。我觉得她的眼泪不仅是在为她父亲，也似乎在为整个世界、人生而流。
“亲爱的，别担心，”我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从此以后一切都会更好，一切都会改善。我们将会很幸福。”
“我什么也不要！”说着她开始更厉害地哭起来。当我在怀里感觉着她的颤抖时，我久久地、仔细地看了看房间里的物件，她的衣柜、抽屉、小床头柜、费利敦的电影书籍和所有的一切。八年来，我多么想能够走进这个装着芙颂所有物品和衣服的房间。
当芙颂的抽泣变得更剧烈时，内希贝姑妈进来说：“唉，凯末尔，现在我们怎么办啊？没有他我还怎么活啊？”她坐到床边开始哭起来。
我在芙颂家度过了整个夜晚。有时，我到楼下，和前来吊唁的邻居和熟人坐在一起。有时，我走上楼，去安慰在自己房间里哭泣的芙颂，抚摸她的头发，往她手里塞一块干净的手帕。当她父亲的遗体躺在隔壁房间，楼下邻居和熟人们喝茶、抽烟、无声地看电视时，九年后，我和芙颂第一次躺在同一张床上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我使劲闻了闻她脖子、头发和因为哭泣而出汗的肌肤上的味道。随后我下楼去给客人们续了茶。
对此一无所知的费利敦，那天夜里没有回家。现在，多年后我明白，邻居们不仅自然地看待了我的存在，还像对芙颂的丈夫那样来对待我是怎样的一种礼貌。给所有这些在我出入楚库尔主麻以及进出芙颂他们家时认识的人准备茶水和咖啡、倾倒他们的烟缸、招待他们吃从街角的馅饼店里叫卖来的馅饼外表，帮我、芙颂和内希贝姑妈打发了时间。有一会儿，这三个人，在坡上有一家小店的木匠，博物馆参观者因为那只假手应该还记得的拉赫米的大儿子，塔勒克先生某个下午和他玩纸牌的老朋友，在后屋里分别拥抱了我，并再次让我要节哀顺变。尽管我为塔勒克先生感到哀伤，但我羞愧而深切地感到，内心充满了一种无限的生活欲望，因为正在靠近一段崭新的人生，其实那天夜里我是非常幸福的。
当银行家在1982年6月破产逃去国外后，塔勒克先生开始去一个由和自己一样的“受害储户”（这是报纸喜欢用的一个词）成立的协会。这个协会的目的是用法律手段帮助那些退休人员、小公务员要回被破产银行家骗走的钱，但他们没能成功。就像塔勒克先生有些晚上笑着、用一种几乎毫不在乎的语气讲述的那样——他也会说他们是“一群蠢货”——有时因为无法作出一个共同的决定，一段时间过后受害储户们之间就会出现争吵。这些争吵会演变成推搡、动拳头和打斗……有时，他们会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好的一份申请书送去财政部，或是一家对此没有丝毫兴趣的报社，抑或是一家银行的门口。那阵子，一些人会向银行投掷石块，叫嚷着试图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烦恼，有时一个银行职员会受到攻击。随后还发生了银行家办公室、家被洗劫的事情。塔勒克先生有段时间大概也参与了一起争斗，所以远离了协会，但当我和芙颂为了驾照流汗，下海游泳时，他又开始去协会了。据说，那天下午他在协会为一件事生了气，感到心区疼痛后回了家，就像后来赶来的医生在一秒钟内确诊的那样，他死于心肌梗死。
芙颂还因为父亲死时自己不在家而痛苦。塔勒克先生一定是在床上等了女儿和妻子很长时间。那天，内希贝姑妈和芙颂为了赶做一条裙子去了莫达街区的一户人家。尽管我在资助他们，但我知道内希贝姑妈不时还会拿着她的针线盒去一些人家做活。我不会像别的一些男人那样，认为内希贝姑妈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相反，我对她这么做表示赞赏，尽管没有任何必要。但每次听说芙颂不时也跟她一起去时，我就会感到不安。有时我会担心，我的美人，我的惟一在那些陌生人家里做什么，但芙颂会像说起一次游玩或是一次娱乐那样说起她难得，也越来越少去的那些日子——就像很多年前，她母亲去苏阿迪耶给母亲做衣服那样——她说，她们在去卡德柯伊的渡船上喝了阿伊让、给海燕投喂了面包圈，天气很好，海峡很漂亮。她是那么的兴高采烈，以至于我无法跟她说，结婚后我们将生活在富人中间，那时我们俩都不会愿意碰到一个她曾经去他们家做过针线活的人。
所有人走后，我蜷曲在后屋的长沙发上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和她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睡着前，我听到柠檬在笼子里发出的声响，随后还听到了船只的汽笛声。
晨祷的召唤声响起时，我被从海峡传来的汽笛声吵醒。在梦里，芙颂昨天从卡拉柯伊坐船去卡德柯伊的事情和塔勒克先生的去世连在了一起。
我还不时听到了报雾的哨声。雾天特有的一种奇怪的贝壳色光亮笼罩在整个房间里。就像在一个白色的梦境里那样，我轻手轻脚地走上了楼。芙颂和内希贝姑妈，搂抱着躺在芙颂和费利敦度过了他们婚姻中头几个幸福夜晚的床上。我觉得内希贝姑妈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当我在门口仔细朝里望去时，我看见芙颂真的还没醒，而内希贝姑妈在装睡。
我走进另外那个房间，轻轻拉起床单，第一次看了看塔勒克先生的遗体。他身上穿着去受害储户协会时穿的西装。他的脸是惨白的，血液聚集在了他的后脖颈上。他脸上的斑点、痣、皱纹，似乎因为死亡在瞬间增多，变大。这是因为他的灵魂走了，还是因为他的躯体从现在起就开始腐烂和改变了？尸体的存在和它所给予的恐惧，远比我对塔勒克先生的爱更为强烈。现在我不想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去认识塔勒克先生，而是想逃离死亡，但我还是没走开。
我喜欢塔勒克先生，因为他是芙颂的父亲，也因为那么多年我们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喝酒，看电视。但因为他从没完全真诚地对待过我，我也没能完全地接受他。尽管我们俩对彼此都不满意，但我们还是友好地相处了那么多年。
一想到这里，我立刻明白其实塔勒克先生从一开始，就像内希贝姑妈那样知道了我对芙颂的爱情。我应该说是向自己坦白，而不是明白。很有可能在头几个月里他就知道在女儿刚满十八岁时我就不负责任地和她上了床，他认为我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有钱人，一个堕落的花花公子。因为我，他把女儿嫁给了一个一文不名的女婿，他当然会因此恨我！但他从没表露出这种仇恨，抑或是我不愿意看到。他既恨我，又原谅了我。我们就像那些把友情建立在互相无视对方缺点和劣行的无赖和小偷那样对待了彼此。而这让我和塔勒克先生，几年后，相对于客人和主人来说，更像是同犯了。
看着塔勒克先生僵硬的脸时，来自灵魂深处的一样东西，让我想起了临死前父亲脸上出现的那种惊讶和恐惧的表情。而塔勒克先生一定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心梗，他直面了死亡，还和死神稍微抗争了一番，因此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他嘴角的一边痛苦地向下歪斜着，另一边则像咧嘴微笑那样微微地张着。如果是在餐桌上，他那微微咧开的嘴角上会叼着一根烟，面前则会放着一杯拉克酒。但房间里充满的不是已经历的那些事件的力量，而是死亡和空虚的雾霭。
房间里的白色光亮，是从左边的凸窗照射进来的。透过窗户，我看见了空无一人的窄小街道。因为凸窗延伸到了街上，因此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了空中，路的中央。前方可以模糊地看到小巷和博阿兹凯散大街交汇的那个角落。整个街区都还在浓雾中沉睡，一只猫在街上自信而慢慢地走着。
塔勒克先生的床头上，挂着一张在卡尔斯当老师时和学生们拍的合影，照片是在城里俄罗斯人留下的著名话剧院里拍的。床头柜和半开的抽屉也以一种奇怪的形式让我想起了父亲。抽屉里散发出一种可爱的，混杂着灰尘、药品、咳嗽药水和变黄报纸的味道。在抽屉上面，我看见了放在一个杯子里的假牙和塔勒克先生喜欢的雷夏特·埃克雷姆·考楚的一本书。抽屉里放着旧药瓶、烟嘴、电报、折叠起来的病历、银行家的新闻报、煤气和电的发票、旧药盒、退出流通市场的旧硬币和其他许多小杂物。
不等凯斯金他们家来人我就回到了尼相塔什的家里。母亲已经醒来。她坐在床上正在吃法特玛女士给她拿来的早饭，她的怀里放着一个枕头，枕头上放着一个装着烤面包、鸡蛋、果酱和黑橄榄的托盘。看见我她显得很开心。得知塔勒克先生去世后，她变得忧伤起来。我从她的脸上、状态上明白，她在内心里感受到了内希贝姑妈的悲痛。但除了伤感，我还在她身上感到了另外一种更深的情感，那就是愤怒。
我说：“我还要去他们家。待会儿让切廷送你去葬礼。”
“儿子，我不去参加葬礼。”
“为什么？”
一开始，她说了两个荒唐的理由。“他们为什么没在报上登讣告，为什么要这么着急？”，“他们为什么不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举行葬礼，这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也看见她在为以前说笑着为自己做衣服的内希贝忧伤，她还是爱内希贝的。但在她内心的更深处，还有另外一样更坚决的东西。看到我的坚持和不安，她生气了。
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参加葬礼吗？因为如果我去了，你就会和那女孩结婚。”
“您在说什么呀？她早就结婚了。”
“这我知道。我会让内希贝伤心，但是，儿子，这么多年来我什么都知道。如果你坚持要和她结婚，周围的人会怎么说。”
“亲爱的妈妈，周围人说什么重要吗？”
母亲说：“你千万别误会。”她严肃地把手上的烤面包片和抹黄油的刀放到托盘上，直视我的眼睛说：“别人怎么说当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真实感受。儿子，对此我毫无异议，你爱上了一个女人……她也很漂亮。但她爱你吗？八年了，她为什么还没和她丈夫离婚？”
我羞愧地编造道：“她会离的，我知道。”
“你去世的父亲也喜欢上了一个和女儿同龄的可怜女人……他甚至还为她买了房子。但他对所有人隐瞒了这件事，没像你这样让自己丢脸。连他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她转身对走进房间的法特玛女士说，“法特玛，我们要说一会儿话。”法特玛女士立刻走出房间，还带上了房门。“你们去世的父亲是一个坚强、聪明、非常绅士的男人，尽管这样，他也有一时的冲动和许多弱点，”母亲说道。“很多年前，当你问我要迈哈迈特公寓楼房子的钥匙时，我给你了，但因为想到你也会有你父亲的弱点，因此我警告了你。我对你说‘要小心’，我说了吧？但你压根没听我的话。好吧，你会说，这完全是你的错，内希贝有什么罪过？十年了，因为她和女儿一起让你受这份折磨，所以我永远不会原谅她。”
我没能更正说，不是十年，是八年。我说：“好的，妈妈，我会对她们说一些您不去的理由。”
“儿子，你和那个姑娘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如果可以，早就可以了。我也反对你去参加葬礼。”
母亲的这番话，非但没让我觉得我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就像这些天我一直感觉到的那样，而是给我带来了自己不久将和芙颂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喜讯。因此，我一点也不生气，甚至还微笑着听她说。我想尽早回到芙颂的身边。
母亲见我不为所动生气了。她用一种非常自信的语气说：“在这样一个女人无法和男人自由结识、见面的国家里是不会有爱情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男人一看见一个合适的女人，根本不管她是好是坏，是漂亮还是难看，就会像饿了几个星期的动物那样扑上去。这是所有男人的习惯。然后，他们会以为这是爱情。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会有爱情？千万别欺骗自己。”
最终母亲让我生气了。我说：“好的，妈妈，我要走了。”
“女人不能去在街区清真寺里举行的葬礼祷告。”她这么说，好像这是真正的借口一样。
两小时后，当葬礼祷告结束、人群散开时，在人群中也有女人在清真寺前面和内希贝姑妈拥抱告别，但她们的人数确实不多。我记得，我看见了关门的香舍丽榭精品店的老板谢娜伊女士和杰伊达。在我看见她们时费利敦站在我身边，他戴着一副夸张的墨镜。
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每晚我都早早地去了芙颂他们家。但我在餐桌上感到了一种深切的不安。仿佛我和芙颂相处中的严肃性和虚假性暴露了出来。在我们中间，无论在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上，还是在“假装那么做”上，塔勒克先生都是做得最好的。现在，他不在了，我们既无法变得自然，也无法回到八年来我们在晚餐时保持的那种半真诚、半虚假的轻松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