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的一天，我和费利敦在雷江斯饭店吃了一顿午饭，我们喝了拉克酒、吃了竹荚鱼，谈了电影的事情。费利敦正和在佩鲁尔酒吧结识的摄影师雅尼一起拍广告片。尽管我对此毫无异议，但他还是不安地说“我们是为了钱才拍的！”任何时候看上去都很轻松的费利敦，是一个年纪轻轻就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地得到了生活乐趣的人，他会为这类道德问题而痛苦，着实令我费解，然而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早早地成熟了，这也让我懂得，很多人其实是表里不一的。
费利敦说：“有一个现成的剧本，如果我要为钱拍东西，我就拍它，那会更好。虽然有点低俗，但却是一个好机会。”
“现成”或是“万事俱备的一个剧本”，是我不时在佩鲁尔听到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剧本已经通过了审查，拍摄需要的所有许可都已得到。在很少有观众喜欢的剧本能够通过审查的那段时间里，每年必须拍一两部电影的制片人和导演，为了不闲着会去选择一个其实他们压根没想过的现成剧本来拍摄。因为审查委员会，多年来砍掉了每个有趣、不同想法的尖锐棱角，让所有电影都彼此雷同，因此对于多数导演来说，不知道电影的主题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电影的主题对芙颂适合吗？”我问费利敦。
“一点也不适合。但对于帕帕特亚来说是合适的。是个非常轻浮的角色，女演员需要演一些脱戏。男主角也一定要是塔希尔·汤。”
“塔希尔·汤不行。”
于是，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塔希尔·汤，好像我们的主题不是让帕帕特亚替代芙颂来出演我们的第一部电影。费利敦说，我们应该忘记塔希尔·汤在安宁饭店制造的事端，他说：“我们不应该感情用事！”有一刻，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他替芙颂想过多少？我问了电影的主题。
“一个有钱人，勾引了一个漂亮的远房亲戚女孩，随后又抛弃了她。失去了贞洁的女孩为了报复当了歌手……那些歌本来就是为帕帕特亚写的……电影本来是梦想·哈亚提要拍的，但因为帕帕特亚拒绝成为他的奴隶，一气之下他就放弃了。剧本就这样被闲置了下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剧本、歌曲、整个电影，别说是芙颂，就是对费利敦来说也极为糟糕。因为想到不管怎样，我的美人晚饭时总会对我瞪眼、板面孔，那么至少让费利敦高兴也是一件好事，因此也带着拉克酒给予的勇气，我同意了为电影投资。
1981年5月，费利敦开始拍摄“现成的剧本”。片名用的是哈利特·齐亚八十年前写的爱情和家庭题材小说《破碎的生活》。然而，叙述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末期，西化的优秀富人和中产阶级身上故事的小说，和讲述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泥泞后街和夜总会里的剧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个为了给失去的贞洁复仇，带着巨大的仇恨和意志力，因为唱爱情歌曲而一举成名的歌手，和小说里的女主人公相反，不是因为结了婚，而是因为没能结婚而非常不幸。
电影是在老的佩丽影院开拍的，有段时间所有带唱歌情节的电影里的夜总会场景都是在那里拍摄的。撤掉了座椅的影院，摆上桌子后被变成了一家夜总会。影院宽敞的舞台，即使比不上那时最大的马克西姆夜总会和位于耶尼卡帕的恰克尔夜总会，但也足够大了。在顾客们一边吃喝，一边观看舞台上的歌手和幽默主持人以及像杂技和魔术那样的其他“综艺节目”的夜总会里，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既可以听到土西结合的土耳其音乐，也拍摄了很多带唱歌情节的电影。电影中的那些夜总会场景，主人公们首先会用一种夸张的语言介绍自己和他们的痛苦，但多年后，就像从观众和顾客那疯狂的掌声和激动的泪水中也能明白的那样，他们仍将是在夜总会获得人生的成功。
费利敦向我透露了耶希尔恰姆的制片人们为了降低群众演员的成本而采用的各种方法：从前，因为像泽齐·缪然和艾美尔·萨英那样的真正歌手多数时候会在电影里扮演他们自己，因此只要戴领带、穿西装和举止文雅的人都会被作为观众请进拍摄现场。夜总会的桌子会被那些愿意免费观看明星的人坐满，这样不花一分钱，群众演员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而最近几年，像帕帕特亚那样鲜为人知的演员取代了那些歌唱家。（在电影里，扮演远比自己更加有名的歌唱家的这些小明星，会在一两部电影后变得和他们扮演的角色一样有名，于是又会有更加没名的穷歌手在电影里扮演他们的角色。有一次穆扎菲尔先生告诉我说，土耳其观众厌倦那些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电影里都有名和富有的人。一部电影的神秘力量，来自它的明星在现实生活和电影里的地位差距。而电影故事原本就是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的。）因为没人会穿戴齐整地去布满灰尘的佩丽影院听一个无名歌手唱歌，因此就给那些扮演观众的带领带、穿西装的男人和不带头巾的女人提供免费烤肉。以前，塔伊丰喜欢在朋友聚会上调侃他在露天影院里看过的土耳其电影，在他模仿了那些吃饱了肚子摆出富人架势、戴领带的穷演员的造作姿态后，他会带着一种受委屈之人的真诚恼怒愤愤不平地说，其实土耳其富人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从费利敦拍摄前，用他在当助理时的例子跟我说的那些事情里知道，便宜的群众演员除了错误地宣传富人，还可能会制造出更大的麻烦。一些人吃了烤肉，不等拍摄结束就要离开；一些人在桌上看报纸；一些人当明星歌手唱到最感人的歌词时，和其他群众演员说笑（其实这和现实生活是相符的）；一些人则疲于等待而在桌上睡着了。
第一次去《破碎的生活》的拍摄现场时，我看见“剧务主任”因为生气，正在满脸通红地训斥那些看着镜头的群众演员。就像一个真正的电影制片人，一个老板那样，我静静地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正在那时，我听到了费利敦的声音，于是一切在瞬间被赋予了土耳其电影那一半是神话，一半是低俗的魔力，帕帕特亚手拿麦克风开始走在延伸到观众席间的高台上。
五年前，我和芙颂和费利敦在椴树楼附近的一个花园影院里看过帕帕特亚出演的一部电影，帕帕特亚扮演一个让因误会而分手的父母和好的能干、机灵和善良的小女孩。而现在，（带着一种标示所有土耳其孩子命运的速度），帕帕特亚却变成了一个疲于奔命、愤怒和沉浸在痛苦之中的牺牲品。失去了土耳其电影的悲剧色彩和纯真，因此命中注定会早死的不幸女人的样子，对于帕帕特亚来说就像是一件非常合体的衣服那样合适。当我想起帕帕特亚儿时的纯真时，我可以明白她现在的状态；而从她在舞台上那疲惫和愤怒的状态里，我可以看到她儿时的纯真。在一个不存在的乐队的伴奏下——费利敦将会使用从别的电影人那里拿来的音乐——帕帕特亚像一个模特那样走着，她带着一种绝望的反抗走到了对真主造反的边缘，她那复仇的渴望，因为让人想起了她所忍受的强烈痛苦，因此让我们黯然神伤。在和那里的所有人一起拍摄这个镜头时，我们在帕帕特亚的身上感到了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即便有些低俗。打瞌睡的群众演员打起了精神，就连那些送烤肉的招待员也开始驻足观看了。
帕帕特亚像拿着镊子那样拿着手里的麦克风。那些年，大明星们都有反映各自特点的拿麦克风的姿势，而帕帕特亚却为此带来了一种全新和原创的风格，我在佩鲁尔认识的一个记者认为，这是不久后她将成为一个大明星的佐证。在那些年的夜总会里，固定在一个三脚高支架上的麦克风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拖着长长电线的移动麦克风，这给歌星走下舞台，走近观众创造了机会。然而它带来的问题是，歌星一方面要用悔恨和愤怒的动作，有时用眼泪来强调歌曲的情感，另一方面不得不去注意那根长长的电线，就像家庭主妇为了不让吸尘器的长线绕到桌腿上而忙碌。因为在放录音，所以帕帕特亚其实没在真唱，麦克风的电线也没连在、绕在任何地方，但帕帕特亚却做出一副电线绕到了什么地方的样子，用一个非常优雅和柔和的动作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还是同一个记者带着仰慕对我说，这些动作就像一个为跳绳的伙伴摇绳子的小女孩的动作。
快速进行的拍摄告一段落时，我祝贺了费利敦和帕帕特亚，我对他们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些话一出口，我就感觉自己俨然成了报纸和娱乐版块上的那些制片人了。也许是因为记者们在旁边的缘故！但是费利敦身上也出现了一种完全像报纸上说的那种导演的气质：拍摄的速度和忙乱带走了他身上的稚气，仿佛他在两个月里一下长了十岁。他的身上出现了一种有始有终、坚决、强大、略微带点残酷的男人气概。
那天我感觉到，帕帕特亚和费利敦之间产生了一种爱情、至少是一种认真的关系。但我还不能完全确信。因为当身边有记者时，大小明星们都会做出一副他们之间发生了秘密恋情的样子。或是在那些准备娱乐和电影版面的记者们眼里有一种散发出禁忌、罪孽和罪过味道的东西，而演员和电影人也在配合着他们那么做。记者拍照时，我远离了镜头。因为芙颂每星期会在某个地方找来像《声音》《周末》那样上面有许多电影界新闻的杂志来看。我觉得她会在这些杂志上看到有关费利敦和帕帕特亚的绯闻。而帕帕特亚也有可能会暗示，她和男主角塔希尔·汤，甚至和我——“和制片人！”——发生了恋情。然而，其实不需要任何人去暗示什么，因为那些准备娱乐和电影版面的人，一旦认定哪条消息会大卖就会去编造这条消息，然后再添油加醋地写出来。有时他们会在一开始就诚实地告诉演员那是虚假的消息，而演员们也会配合他们摆出必要的“亲密姿势”。
我既为芙颂远离这种生活和这些人而感到高兴，同时又因为她没能经历这些喧哗和有趣的事情而为她感到惋惜。事实上，在电影和生活中——两者在观众的眼里是相同的——扮演各类堕落女人、经过了命运的循环后成为了一个女明星的人，转眼间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淑女继续她的演艺生涯也是可能的。芙颂可能也在幻想这个吗？为此她需要为自己找一个黑社会的“教父”，或是那种关系上的一个胆大妄为的流氓有钱人。这些流氓一旦和明星们建立了关系，就会立刻禁止她们在电影里演接吻和裸露的戏。裸露指的仅仅是——未来世纪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们不要误会——小腿和肩膀的裸露。明星若得到一个“教父”的庇护，那么关于她的那些低俗、嘲讽和无耻的新闻也会被立刻封杀。曾经有一个对此类禁令不知情的年轻记者，因为写了一个在赫赫有名的某“教父”庇护下的女明星高中当舞女时被著名大厂主包养的消息，腿上便被打了一枪。
看拍电影时，我一边自得其乐，一边又痛苦地想到，芙颂在离佩丽影院步行十分钟的家里无所事事地坐着。拍摄一直持续到宵禁的钟点。晚饭时，我会想到，如果凯斯金家餐桌上我的位子是空的，那么芙颂会认为我放弃她而选择了拍电影，我会为此而慌乱。于是，晚上，我会带着愧疚和一种幸福的承诺从佩丽影院沿着鹅卵石路面走下大坡去凯斯金家。芙颂最终会是我的。我让她远离电影是对的。
我明白自己还因为一种同志和挫败的情感依恋她，而这，有时会比爱情更让我感觉幸福。感到这点时，城市街道上的夕阳、从破旧的希腊人公寓楼里散发出来的潮湿和陈旧的味道、叫卖鹰嘴豆米饭和炸羊肝的小贩、在鹅卵石路面的小巷里踢足球的孩子们踢过来的足球、我用力将滚到脚边的足球高高踢出而得到的嘲笑掌声，所有这一切都会让我开心不已。
那些日子，无论从电影拍摄场到萨特沙特的走廊，还是从茶馆到凯斯金家，所有人都在议论一件事，那就是一夜屋银行家们给出的高额利息。因为通货膨胀快要接近百分之一百了，因此所有人都想找个地方把钱存起来。凯斯金他们在晚饭前也会议论这个话题。塔勒克先生说，他从不时去的茶馆里听说，有些人为了让钱保值去黄金市场买了黄金，有些人则把钱交给了支付百分之一百五十利息的各式各样的银行家，很多人在把手里的黄金兑换成现钱，还有人取出了银行里的所有存款。他会烦躁地说这些事来征求我这个商人的意见。
费利敦以拍电影和宵禁为由很少回家，他也不从我给柠檬电影公司的钱里拿出一分钱来给芙颂。从前，我从他们家拿走东西后会买去新的东西，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留钱而不再买东西了。这是一个月前，从我拿走塔勒克先生的一副旧纸牌后开始的。
我知道芙颂为了打发时间会用纸牌来算命。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玩牌时会用另外一副牌，内希贝姑妈难得和邻居玩牌时也从来不会拿出这副牌。我“偷”的这副牌里有几张的边角已经破损，牌的背面还有污渍，有几张已经折断了。芙颂曾经笑着说，因为这些标记和污渍她认识某些纸牌，因此用这副牌算命就容易算通。我拿起纸牌仔细地闻了闻，除了旧纸牌上那特有的香水、潮湿和灰尘的味道，我还闻到了芙颂手上的味道。纸牌上的味道让我感到一阵眩晕，因为内希贝姑妈也发现了我对纸牌的兴趣，因此我堂而皇之地把牌放进了口袋里。
我说：“我母亲也算命，但从来算不通。据说用这副牌算命的人会转运。认识这些污渍和破损后，我母亲的运气也会好起来的。最近她很烦躁。”
内希贝姑妈说：“向维吉黑大姐问好！”
当我说要从阿拉丁的小店里买一副新牌过来时，内希贝姑妈一开始一直说“不要我破费”。但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说起了一副在贝伊奥鲁看到的新牌。
芙颂那会儿在后屋。我把从口袋里拿出来的一沓钱羞愧地放到了一边。
“内希贝姑妈，您能去买两副新牌吗？一副给你们，一副给我母亲。从这个家里拿去的纸牌会让我母亲高兴的。”
内希贝姑妈说：“当然。”
十天以后，我拿走了一瓶新开的佩雷嘉牌古龙水，我在放古龙水瓶子的地方，又带着一种奇怪的愧疚留下了一沓钱。我确信在头几个月里，芙颂对这些钱物交易是一无所知的。
其实那么多年我一直在从凯斯金家拿走古龙水的瓶子。但那些都是空瓶子，或是马上要用完，即将被丢弃的瓶子。除了拿空瓶子来玩的小孩，没人会去注意那些空瓶子的。
我会带着渴望，甚至是希望把晚饭后很久才招待大家用的古龙水像一种圣水那样，涂抹到我的手上、额头上和脸颊上。我也总会着魔般地看芙颂和她父母用古龙水时的动作……塔勒克先生会在看电视时慢慢拧开古龙水的瓶盖，而我们也知道过一会儿放第一个广告时，他会把瓶子交给芙颂说“问问有人要古龙水吗？”芙颂首先会往她父亲的手上倒古龙水，塔勒克先生会像得到一种医疗救助那样把古龙水涂到手腕上，他还会像一个克服呼吸困难的人那样深深地将古龙水的香味吸进肺里，随后还会不时地去闻一闻手上的余香。内希贝姑妈只要一点点古龙水，她会用我在母亲那里看到的优雅动作，慢慢地搓手掌，就好像在手心里滚动一块肥皂让它出泡沫那样。如果在家，费利敦会从妻子那里要最多的古龙水，他会像一个就要渴死的人那样张开手掌，像一个痛饮水的人那样几乎带着贪婪把古龙水涂到脸上。我会从所有这些动作里，从古龙水给予的香味和凉爽里（因为在寒冷的冬夜里，也会有同样的古龙水仪式）感到它完全不同的一个含义。
就像乘坐大巴旅行前，乘务员往每个乘客的手里倒古龙水一样，我们的古龙水也让每晚聚在电视周围的我们感到，大家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美好，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在分享同样的命运（这也是电视里的新闻强调的一种情感），尽管我们每晚在同一个屋檐下看电视，但人生是一种冒险。
轮到我时，当我迫不及待地张开手掌，等待芙颂来倒古龙水时，我们的目光会相遇。那时我们会像一对一见钟情的情侣那样深情地凝望彼此。当我去闻手上的古龙水时，我根本不会去看自己的手掌，而是始终看着芙颂的眼睛。有时我眼神里的那种浓烈、坚定的爱意会让她忍不住笑起来。那似有似无的笑意会在她的嘴角停留很长时间。在那个微笑里，我会看见一种对于人生、我的爱恋、我每晚的拜访的怜爱和嘲讽，但我不会因此心碎。恰恰相反，我会在霎那间更爱她，会想把古龙水的瓶子拿回家。在随后的一次造访里，当我发现古龙水快要用完时，我会用眨眼的工夫把瓶子塞进挂在衣架上的大衣口袋里。
在《破碎的生活》拍摄的那些日子里，晚上7点左右，天黑之前，当我从佩丽影院朝楚库尔主麻走去时，有时我会有一种那个时刻的生活片段其实以前已经经历过的感觉。完全相同的人生我将重新经历一次，而那前世里既没有太大的不幸，也没有太大的幸福。但这前世里有一种让我感觉非常沉重的忧伤……也许这是因为我看见了故事的结局，知道既没有什么大胜利，也没有什么大幸福在等待我的缘故。因此，在爱上芙颂的第六个年头结束时，我从一个认为人生是一次充满未知、有趣冒险的人，正在变成一个对人生心怀不满、自闭、忧伤的人。人生中不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的感觉在慢慢占据我的内心。
在那些春天的夜晚，我会说：“芙颂，我们去看看你画的白鹤好吗？”
而芙颂会没精打采地说：“不，没什么新进展。”
有一次，内希贝姑妈插话道：“啊，你为什么要这么说……白鹤从我们的烟囱上飞了起来，凯末尔先生，它飞到的地方可以看见整个伊斯坦布尔。”
“我很好奇。”
有时芙颂会诚实地说：“今晚我心情不好……”
那时我会看见塔勒克先生的心在颤抖，他慈爱地想保护女儿，他在为此忧伤。感到芙颂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今晚，也是人生窘境的一个表述，我会因此伤心，于是我决定从此不再去《破碎的人生》的拍摄现场。（这个决定我很快就实施了。）而另一方面，我也会觉得芙颂的这个回答，是她多年来对我发动的那场战争的一个部分。从内希贝姑妈的眼神里，我也会感到，她既在为我的，也在为芙颂的态度而烦恼。就像托普哈内上空的乌云笼罩了天空一样，当我们感到人生的困境和烦恼笼罩在我们心头时，我们会陷入一阵沉默，像往常那样我们会去做三件事：
1.我们会去看电视。
2.我们会再倒上一杯拉克酒。
3.我们会再点上一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