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益相信根本不用着急拍电影，但是在开机拍摄前，就通过柠檬电影公司给费利敦钱，我的内心舒坦了很多。去芙颂家时我也更少感到羞惭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些晚上，当我感到想见芙颂的那种无法抵抗的强烈欲望时，同时一种同样强烈的羞惭在我灵魂深处被唤醒时，我会对自己说，我已经给他们钱了，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羞惭了。想见芙颂的欲望让我的脑子变得如此愚钝，以至于我甚至不去问自己，我给的钱是用哪种逻辑来减轻我的羞惭的。我记得1977年春天里的一天，快到吃晚饭的钟点，我和母亲在尼相塔什的家里一起看电视，我的内心被同样的欲望和同样的羞惭撕裂，我在沙发上（父亲坐的地方）像块石头那样，纹丝不动地坐了半个小时。
母亲说了晚上看见我在家时总要说的那句话：
“你在家待一个晚上，让我们好好吃一顿饭。”
“不行，亲爱的妈妈，我要出去……”
“这个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娱乐，每天晚上你都要去赶场？”
“朋友们非要我去，亲爱的妈妈。”
“我不该是你的妈妈，而该是你的朋友。就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你看我要说什么来着……马上让贝科里去楼下的卡泽姆那里买点羊排，让他给你做煎羊排。你和我一起吃饭。吃了羊排，你再去见你的那些朋友……”
在厨房里听到母亲说话的贝科里说：“我现在就去肉铺。”
我编造道：“不，妈妈，这是卡拉罕他们家儿子的一个重要宴请。”
母亲带着一种合乎情理的狐疑说：“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我经常去芙颂家的事情不知道母亲和奥斯曼了解多少？我压根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去芙颂家的一些晚上，完全因为不想让母亲产生怀疑，我会先在家里和母亲吃一顿晚饭，然后去芙颂家再吃一次。这样的晚上，内希贝姑妈会立刻明白我的肚子是饱的，她会说“凯末尔，今晚你一点没胃口，你不喜欢什锦菜吗？”
有时我也会在家里和母亲一起吃晚饭，如果我能熬过最想芙颂的那几个小时，我会以为那晚我可以克制自己留在家里，但晚饭后一小时，喝下两杯拉克酒后，我的思念会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母亲也会觉察到。
“你又开始抖腿了，要不就出去走走吧。但别走得太远，现在街上也变得危险了。”
作为“冷战”的一个延续，虔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虔诚的左派分子之间不断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发生冲突。那些年里，街上不断有人被杀害，半夜里茶馆会遭扫射，大学里每隔一天会发生一次类似占领——抵制的事件，炸弹爆炸，银行被武装分子抢劫。城里的所有墙壁因为被刷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口号而变得五颜六色。就像绝大多数的伊斯坦布尔人那样，我对政治也一点不感兴趣，我会认为街上彼此杀戮的战事对谁也没好处，我会觉得政治是一些拉帮结派，和我们完全不同、无情、特殊的人们的消遣。当我让等候在外面的切廷小心开车时，我会谈起政治，仿佛谈论像地震或是水灾那样的一次自然灾害，仿佛我们这些普通的公民除了让自己远离它别无选择。
无法待在家里的每个晚上——多数晚上都是这样的——我不是非去凯斯金家不可的。有时我会真的去参加宴请，有时我会希望结识一个可以让我忘记芙颂的可爱女孩，有时我也会开心地和朋友们喝酒、聊天。在扎伊姆带我去的一个聚会上，或是在新近踏入上流社会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遇到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时，或是在塔伊丰拽我去的一个夜总会里半夜遇到老朋友，一边听着多数从意大利和法国歌曲翻唱来的土耳其流行歌曲，一边又打开一瓶威士忌时，我会错误地以为，自己正在慢慢地回到以前那种正常的生活里去。
我最容易从夜晚和他们一起吃完饭，看完电视，回家的钟点到来时陷入的呆钝和犹豫里明白自己的烦恼有多深，多严重，而不是从去他们家之前感到的犹豫和羞惭里。在这八年时间里，除了因为对自己的境遇应该感到并充分感到的羞惭之外，我还和另外一种特殊的羞惭较上了劲，这就是有些晚上我无论如何就是无法起身离开她家的羞惭。
电视节目，每晚会在11点半到12点左右，伴随着国旗、阿塔图尔克陵墓和土耳其士兵们的图像结束，随后再盯着屏幕上出现的模糊图像——就像一个新节目可能会因错出现一样——再看上一阵后，塔勒克先生会说“芙颂，我的女儿，可以去把它关掉了”，或者芙颂会主动去关掉电视。现在我要解析的特殊痛苦就会在那一刻开始，这是一种如果不立刻起身离开我将会过多打扰他们的感觉。我无法去思考这是一种多么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感觉，我会立刻对自己说：“再过一会儿我就走”，因为我经常听见他们用带刺的语言在背后说那些电视节目一结束，连“晚安”也不说就走掉的客人，和因为家里没电视、跑来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立刻离开的邻居。我不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当然他们知道，晚上我来不是为了看电视，而是为了接近芙颂，但是为了赋予我的造访一种正式的氛围，有时我会打电话给内希贝姑妈说“今晚我去和你们一起看电视，有《历史的篇章》！”既然我那么说了，那么电视节目一结束我就应该起身离开了。因此电视关掉后，我会再坐一会儿，随后我会开始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该走了，但我无论如何就是没走，就像被粘在椅子或是L形长沙发上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当我因为羞惭微微出汗时，那些时刻会一个接着一个地过去，挂钟的嘀嗒声也会变成一种让人不安的噪音，我会对自己重复四十遍地说道“现在我就走！”，但我依然不能付诸行动，还是呆坐在那里。
甚至在多年以后，我还是无法满意地解释这种呆钝的真正原因——就像我经历的爱情一样——那个时候我会想到以下一些击垮我的意志的其他原因。
1.每次说完“我要走了”，不是塔勒克先生，就是内希贝姑妈肯定会说“再坐一会儿，凯末尔先生，我们谈得多开心啊！”，他们会挽留我。
2.如果他们没这么说，芙颂会一边甜美地笑着，一边用一种神秘的眼神看着我，把我的脑子搞得更乱。
3.正想说要走时，有人肯定会开始讲一个新故事或是打开一个新话题。因为不听完这个新故事便起身告辞会显得不礼貌，于是我会不安地再坐上二十分钟。
4.此间，遇上芙颂的目光，我会忘记时间，等我再偷偷看表时，我会慌乱地发现四十分钟已经过去，我依然会说“我要走了”，但依然还是无法让自己站起来。那时，我会对自己的行为愤怒，我会感到一种深切的羞惭，这种羞惭会把那个时刻变得无法承受的沉重。
5.那时，我会去寻找一个再坐一会儿的新借口，会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6.塔勒克先生又给自己倒上了一杯拉克酒，也许我也该陪陪他。
7.等待时间到12点整，如果我说“12点了，我要走了”，那么我的离开会变得容易些。
8.也许现在切廷在茶馆里正和人聊得起劲，我可以稍微再等他一会儿。
9.街区里的年轻人正坐在下面的大门前抽烟、聊天，如果这时我出去，他们会说我闲话的。（进出凯斯金家时，我碰见的那些年轻人表现出来的沉默，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到不安，但因为看见我和费利敦相处得很融洽，因此他们也就没法说什么“街区的名声”了。）
不管费利敦在还是不在，都会增加我的不安。从芙颂的眼神里我也明白自己的窘境。更难的是，芙颂用她的眼神给予我希望，那是在延长我的痛苦。想到费利敦十分信任妻子时，我会得出他们拥有一段美满婚姻的结果，我会倍加痛苦。
最好的办法是，用禁忌和传统来解释费利敦的无动于衷。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别说是当着父母的面追求一个已婚的女人，即使斜眼看一下，在那些穷人和小城市的人中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费利敦会认为，我根本不会想到在一个幸福家庭的氛围里看电视时和芙颂调情，其实我也觉得费利敦的这个想法是合乎情理的。我的爱情和我们所坐的家庭餐桌被那么多的细节和禁止包围着，即使我所做的一切表明我深深地爱着芙颂，但我们都有义务“做出”一副似乎确实知道这样的爱情是不可能的样子。我们还确信，我们将可以永远承担这个义务。当我发现这点时，我才明白，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敏感的禁止和习俗，我才能如此频繁地见到芙颂。
为了让故事的这个要点引起注意，我再来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一个男女关系更加开放，不需要蒙面纱，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现代西方社会里，如果我每星期去凯斯金家四次，那么所有人最终不得不接受我去那里见芙颂的事实。那时，嫉妒的丈夫将不得不来阻止我。因此在那样的一个国度里，我既无法见到他们，也无法让我对芙颂的爱情以这种形式存在。
如果那天晚上费利敦在家，时间一到便起身告辞对我来说不会太难。如果费利敦出去找他的电影人朋友了，那么关掉电视后，我还会坐在那里，无法去想“再喝一杯茶”，或是“凯末尔先生，请您再坐一会儿！”的话完全是出于礼貌，我会对自己说，我将根据费利敦回来的时间来决定自己离开的时间。但在这八年时间里，我甚至没能完全明白自己到底是该在费利敦回来之前，还是在回来之后离开。
头几个月，头几年里，我觉得在费利敦回来之前离开会更好。因为在费利敦一进门，我们四目相视的那个时刻，我会感觉自己十分的糟糕。在那样的夜晚，回到家后，为了能够入睡，我至少还要再喝上三杯拉克酒。另外，如果费利敦一回来我就走，那就意味着我不喜欢他，我去那里只为了见芙颂。所以等费利敦回来后，我至少还要再坐半个小时，而这会让我手足无措，会平添我内心的羞惭。费利敦回来前离开则意味着我承认自己的罪过和羞惭，我在逃避他。我觉得这是不得体的。在欧洲的小说里，那些和伯爵夫人调情的不体面的花花公子会在伯爵回来之前一小会儿匆匆逃离城堡，我是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做的！也就是说，为了能在费利敦回来之前离开，我走的时间和他回来的时间之间必须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也就意味着我要早早地离开凯斯金的家。这是我无法做到的。很晚了我都无法起身告辞，早就更不可能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就像一艘触礁的轮船，堆满了无能和羞惭。我试图和芙颂的目光相遇，试图让自己感觉稍微好一点。当我在脑子清醒的一个时刻认识到，我将无法起身告辞，就像我认为的那样，即使再过一会儿我也将无法离开时，我会为自己的滞留找到一个新借口。
10.我对自己说，让我等费利敦回来和他谈谈剧本上的那个问题。费利敦回家后，我这样尝试了几次，我努力去和他交谈。
有一次，我说“费利敦，据说有办法可以更快地从审查机构得到消息。你知道吗？”即使不完全是这句话，我对他说了一句类似的话，瞬间桌上的人立刻都沉默了。
费利敦说：“帕纳尧特茶馆有个爱尔莱尔电影人的会议。”
随后，他像美国电影里丈夫下班回家用一个半是真诚、半是习惯的动作亲吻妻子那样，亲了亲芙颂。有时，从芙颂对他的拥抱里我明白这些亲吻是真诚的，我的情绪会因此变得一团糟。
费利敦多数晚上会和电影界的作家、画家、影城的工人、摄影师们待在茶馆里，或是去参加在家里举办的聚会，他和这些因为各种原因多数彼此有争执的人们分享着一种社团生活。费利敦很看重这些和自己一起吃喝玩乐的人们的奋斗和幻想，就像他很容易因为这些电影人朋友的暂时快乐而开心一样，他也会因为他们的沮丧而瞬间变得痛苦不堪。在看到这些时，在去他们家的那些夜晚，我觉得自己在白白地为芙颂没能和丈夫一起出去而烦恼。事实上在我没去他们家的那些夜晚，每星期一到两次，芙颂总会穿上一件时髦的衬衫，戴着我送给她的一个胸针，和丈夫一起去贝伊奥鲁。他们会在像佩鲁尔、佩尔黛那样的地方坐上好几个小时。随后，我会从费利敦那里打听到那天晚上的所有细节。
无论是费利敦，我，还是内希贝姑妈都非常清楚，芙颂非常想尽早进入电影界。另外我们也知道，当着塔勒克先生的面谈论这些问题是不合适的。尽管塔勒克先生无声地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我们还是不该让他去面对这些事情。尽管这样，我还是希望塔勒克先生知道我在资助费利敦。直到柠檬电影公司成立一年后，我才从费利敦那里得知他的老丈人知道了我对他女婿的资助。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和费利敦在凯斯金他们家之外，建立起了一种工作上的朋友关系，甚至是一种私人朋友关系。费利敦是一个爱交际、理智和十分真诚的人。我们不时会在柠檬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见面，谈论剧本、审查委员会出的难题以及男主角的人选问题。
已经有两个非常有名和英俊的男演员表示，他们准备在费利敦的艺术电影里扮演男主角，但我和费利敦都对他们表示怀疑。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在历史题材的电影里杀死拜占庭牧师、一巴掌打翻四十个暴徒的狂妄好色之徒，我们知道他们会立刻追求芙颂的。留着小黑胡子的这些厚颜无耻的演员都有一个重要的职业技能，那就是用双关语来暗示，他们已经和拍戏的女演员，甚至是还不到十八岁的影星上床了。像“电影里假戏真做的亲吻”或是“影视城里的爱情”那样的报纸标题，因为既可以让明星们出名，又可以把观众吸引到影院里，因此是电影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费利敦和我决心让芙颂远离这些丑闻。当我们作出这样一种保护芙颂的共同决定后，考虑到费利敦因此将遭受的损失，我让萨特沙特又给柠檬电影公司的预算追加了一些钱。
那些日子里芙颂的一个行为也让我很担心。一天晚上，当我去他们家时，内希贝姑妈道歉似的对我说，费利敦和芙颂一起去了贝伊奥鲁。我将忧伤深埋心底，不动声色地和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一起看了电视。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当我再次看见芙颂和她丈夫出去后，我请费利敦吃了一顿午饭，我告诉他芙颂过多地和这些电影人混在一起对我们的艺术电影是不会有好处的。费利敦必须以我去他们家为借口，要求芙颂夜里留在家里。我还语重心长地对费利敦说，这对家庭、对我们即将拍摄的电影都会是更好的。
我的警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让我很担忧。一天晚上当我又没看见他们时，我明白即便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但费利敦和芙颂依然还在去像佩鲁尔那样的地方。那天晚上我又沉默地和内希贝姑妈、塔勒克先生看了电视。直到夜里两点以后芙颂和费利敦回到家，就像忘记了钟点那样，我和内希贝姑妈、塔勒克先生一起坐着，告诉他们自己在那里读了几年大学的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跟他们说，美国人很勤奋，同时也很单纯和善良；晚上他们睡得很早；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会在父亲的逼迫下一大早骑车挨家挨户地送报纸或是牛奶。他们笑着但又好奇地听我讲，好像我在开玩笑一样。随后，塔勒克先生问了一个他十分好奇的问题，他说，美国电影里的电话铃声和我们这里的完全不同，他问，美国的电话铃声是不是都是那样的，还是那只是电影里的电话铃声？他的问题瞬间把我搞糊涂了，我发现自己早已忘记美国的电话铃声是什么样的了。而这，在后半夜里给了我一个已经将青春、一种在美国体验到的自由情感留在了身后的印象。塔勒克先生模仿了美国电影里的电话铃声，他还说如果是警匪片，那么铃声会更加强硬，他也模仿了警匪片里的铃声。两点过了，我们还在抽烟，喝茶，说笑。
即便是在今天我也说不清，我坐到那么晚是为了让芙颂在我去他们家的晚上不要出门，还是因为那晚如果我见不到芙颂会很不开心。但在我再次严肃地和费利敦谈了这个问题，坚持跟他说我们应该一起保护芙颂，让她远离那些电影人之后，我去的那些晚上，芙颂和费利敦再也没有一起出去过。
作为一种对芙颂将要出演的艺术电影的支持，我和费利敦第一次在那些日子里开始考虑拍摄一部商业片。可能这个电影草案也让芙颂同意晚上不出去了。作为报复，有些晚上，没等我去他们家，芙颂就去楼上睡觉了。从中，我得出她在跟我生气的结论。但她也从没放弃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等我下次再去时，她对我会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她会无缘无故地问起我的母亲，或是主动地往我的盘子里舀一勺饭，于是乎我又无法起身告辞了。
尽管我和费利敦之间的友情在日益加深，但这一点也不阻碍我晚上在他回来之前陷入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费利敦一回来，我会感觉自己在那里是一个“多余的人”。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不属于那个我看见的世界，但我却执意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1977年3月，在电视新闻不断播出政治会议，茶馆被轰炸，反对派政客被枪杀的一个夜晚，在很晚的一个钟点（因为羞愧，我没能去看表），费利敦回到了家里，我无法忘记他看见我时脸上出现的表情。这是一个真心为我担忧的好人的忧伤眼神——但另外一方面——他的脸上，还有在我看来让费利敦成为一个谜团的那种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充满温和、乐观和善意的单纯表情。
1980年9月12日军事政变后，晚上10点以后开始的宵禁，给我那无法起身离开的烦恼带来了一个限制。但是我的烦恼没有因为宵禁而结束。只仿佛被挤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而变得更浓更重了。实行宵禁的那些夜晚，我那无法起身离开的危机从9点半开始慢慢加重，尽管每个时刻我都在气愤地对自己说“我现在就走”，但我依然还是无法站起来。因为逐渐减少的时间甚至不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因此到10点差20分左右，我的慌乱便会变得无法忍受。
最终当我跑上大街，钻进雪佛兰时，我和切廷便陷入是否能在10点以前赶回家的慌乱；而每次我们都会晚三到五分钟。军人们在10点（后来这个时间被延长到了11点）过后的头几分钟里，从不会去拦下在大街上疾驶的汽车。回家的路上，我们看见宵禁前像疯子一样疾驶的汽车在塔克西姆广场、哈尔比耶、道尔马巴赫切出的车祸，我们还看见那些下车后大打出手的司机。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道尔马巴赫切皇宫的后面，看见一个从一辆冒着蓝烟的普利茅斯牌汽车里走出来，带着狗、酩酊大醉的先生。还有一次，我们看见一辆因为追尾水箱破裂的出租车，像贾阿尔奥卢浴室那样冒出一股蒸汽。回家的路上，小巷里那令人发指的黑暗、昏暗大街上的空旷让我们感到恐惧。终于回到家，临睡前喝上最后一杯拉克酒时，记得有天晚上我祈求真主让我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去。然而我是否真的愿意摆脱这份爱情，摆脱对芙颂的迷恋，即便是现在，这么多年后我也没能完全搞清楚。
临走前我听到的任何一句好听的话，芙颂或是她的家人说我的几个甜美、乐观的单词，即便是含糊的，也会让我产生一种幻觉，在瞬间让我感到，我将能够重新赢得芙颂，我所有的造访没有白费，于是，我能够不太费劲地起身离开他们家。
坐在餐桌上时，在最出人意料的一个时刻芙颂对我说的一句美言，比如她说的“你去理发了，头发剪得好短，但挺好”（1977年5月16日），或是她带着怜爱对她母亲说的关于我的一句话“他就像小男孩一样喜欢吃肉丸，是吧？”（1980年2月17日），抑或是一年后下雪的一天晚上，我刚进门她就说“凯末尔，因为等你，我们还没有上餐桌，我们说但愿今晚他会来”，她的这些话会让我感觉无比幸福，无论那天晚上我是带着怎样的一种悲观情绪去的，也不管看电视时我感到了哪种不祥的预感，只要时间一到，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快步走到门边，拿下挂在衣架上的大衣，毫不拖延地走出房门。先穿大衣，随后对他们说“告辞，我走了！”，这会让出门变得很轻松。如果我早离开了他们家，那么在回家的路上，在切廷开的车里，我会感觉自己很好，我会去考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不去想芙颂。
经过所有这些嘈杂混乱后的一两天，我再次去他们家时，一看见芙颂，我立刻明白了吸引我去那里的两样东西。
1.如果我远离芙颂，世界，就会像一个没有头绪的谜团让我感到不安。一看见芙颂，我感觉谜团，所有的一切在瞬间变得有条不紊，我会想起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美好的地方，我会因此感到轻松。
2.晚上在他们家和她四目相对时，每次我的心里都会升腾起一股胜利的喜悦。尽管所有那些令人失望、让人感觉丢脸的迹象，是一种那天晚上我也能够去那里的胜利，多数时候我也会在芙颂的眼里看到这种幸福的光彩。或是我那么认为，我感到自己的执着和坚定影响了她，我相信自己的生活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