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走到贝伊奥鲁时，我觉得商店的橱窗都是亮闪闪的，自己很喜欢走在从影院里出来的人群里。我的内心被一种无法向自己隐藏的快乐和幸福包围了。想到芙颂和她的丈夫请我去他们家，只是为了让我给他们那荒唐的电影梦想投资后，也许现在我应该觉得自己的境遇是羞辱的，应该为此感到气愤，然而我心里的幸福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一点也不为自己的羞辱烦恼。那天夜里我的脑海里一直有这样一幅画面：在我们电影的首映式上，芙颂拿着麦克风，在萨拉伊电影院的舞台上——还是在新天使电影院会更好？——对着崇拜她的人群讲话时，她会更多地对我表示感激。当我作为艺术电影的制片人走上舞台时，听说了传闻的人们，会轻声议论道年轻的明星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因为爱上了制片人而离开了丈夫。而芙颂亲吻我的脸颊时拍下的照片将会刊登在所有报纸上。
那些日子里，就像那些自我分泌一种含鸦片的神奇液体来入睡的极为珍贵的撒夫萨花一样，我的脑子也在不断地分泌这些幻想。其实我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讲这些幻想，因为像生活在我的这个世界里，和我有同样境遇的多数土耳其男人一样，我也并不关心自己疯狂爱上的女人在想什么，她的梦想是什么，而只是幻想她。两天后，我坐着切廷开的车去接他们了，当我和芙颂的目光相遇时，我立刻感到，没有一样东西会像那些不停闪现在脑子里的幻想，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扫兴，因为看见她我感到了莫大的幸福。
我请年轻夫妻坐在后座上，自己坐到了切廷的旁边。当车子经过笼罩在城市阴影里的街道，经过灰蒙蒙、乱糟糟的广场时，我不时转身说上一两句玩笑话，努力让气氛活跃起来。芙颂穿着一条血橙和火焰色的连衣裙。为了让她的肌肤敞开在从海峡吹来的芬芳微风里，她没有系上最上面的三颗扣子。我记得，当车沿着海峡路在鹅卵石的路面上颠簸前行时，每次转身说话的时候，一种幸福感就会在心里燃烧起来。我很快明白，在我们去比于克代雷的安东饭店的第一天晚上——就像为了讨论我们的电影项目，在后来见面的其他那些晚上一样——我们当中最兴奋的其实就是我自己。
年老的希腊招待员用托盘端来凉菜让我们挑选，刚刚选好凉菜，我对他的自信有些羡慕的女婿费利敦先生立刻开始说：“凯末尔先生，对我来说，电影就是一切。这么说是希望您不要看我年轻就不信任我。很幸运，三年来我一直在耶希尔恰姆里面工作。我认识所有人。我既干过搬运灯具、道具的粗活，也做过导演助理。我还写了十一个剧本。”
芙颂说：“所有剧本都拍成了电影，它们都还没少挣钱。”
“费利敦先生，我很想看看那些电影。”
“当然我们要去看的，凯末尔先生。多数在夏天的露天影院，一些则还在贝伊奥鲁的影院里放映。但我对那些电影并不满意。如果我愿意拍那样的电影，考纳克电影公司里的那些人说我都可以开始当导演了。但我不想拍那样的电影。”
“都是些什么样的电影？”
“滥情，商业化，市场化的一类电影。您去看过土耳其电影吗？”
“很少。”
“我们那些去过欧洲的有钱人，是为了嘲弄才去看土耳其电影的。我在二十岁时也那么想。但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鄙视土耳其电影了。芙颂现在也很喜欢土耳其电影。”
我说：“看在真主的分上您也教教我，让我也来喜欢吧。”
女婿先生真诚地笑着说：“我会教您的。但您别担心，我们拍出来的电影是不会像那样的。比如说，我们不会去拍一部农村姑娘芙颂进城后，在法国保姆的培养下三天变成淑女的电影。”
芙颂说：“我也会马上和保姆吵架的。”
费利敦接着说：“我们的电影里也不会有因为贫穷而被有钱亲戚鄙视的灰姑娘。”
芙颂说：“其实我愿意演被鄙视的穷亲戚。”
从她的话里我感到的不是一种针对我的调侃，而是一种让我痛苦的轻松和幸福。在这种轻松的气氛里，我们谈起了共同的家庭回忆；多年前我和芙颂坐着切廷开的雪佛兰出去的那次游玩；那些住在边远街区、窄小街道上，有的死了、有的快要死了的远房亲戚和许多其他事情。关于贻贝镶饭怎么做的争论，直到一个肤色雪白的希腊厨师从厨房里笑着出来说还要放肉桂才终于结束。我开始喜欢他的淳朴和乐观的女婿先生也没试图坚持讲他的剧本和电影幻想。把他们送到家时，我们说好四天后再见面。
1976年的整个夏天，为了谈论电影我们一起去了很多海峡饭店吃晚饭。甚至在多年后，每当我坐在这些饭店靠海的窗前遥望海峡时，我依然会沉浸于坐在芙颂对面时感到的极端幸福和为了重新得到她而必须保持的冷静里，我的脑子依然会混乱。在那些晚饭上，一段时间里我会带着敬意和对自己隐藏的怀疑，听她丈夫说那些电影的主题和幻想以及对于耶希尔恰姆和土耳其观众的结构分析。因为我的烦恼其实不是向土耳其观众“奉献一部西方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因此我会谨慎地让事情变得困难起来，比如说我要求看剧本，但没等剧本放到我面前，我又会对一个别的问题表现出兴趣来。
我发现费利敦比许多萨特沙特员工更聪明也更能干，有一次和他“认真”地谈了一部土耳其电影的成本后，我得知，要让芙颂成为明星，需要相当于买下尼相塔什后街上一套小单元房一半的钱，然而之所以我们始终未能开始行动，并不是因为这笔钱的多或是少，而是因为我明白，一星期两次用拍电影的借口见到芙颂暂时缓解了我的痛苦。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之后，我认为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来说应该是够了。我不敢再要更多的东西。在所有这些爱情的折磨后，仿佛现在我该稍微休息一下了。
晚饭后，坐着切廷开的车到伊斯廷耶去吃带肉桂粉的鸡胸脯布丁，或者在埃米尔岗一边说笑着吃蛋筒冰激凌，一边看着海峡漆黑的海水散步，对我来说仿佛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找到的最大的幸福。我还记得，有天晚上，当我在一个名叫雅尼的饭店里觉得，坐在芙颂对面所感到的安宁摆平了心里的那些爱情魔鬼时，我发现了幸福那简单、人人都应该知道的药方，我对自己嘟囔道：幸福，仅仅就是靠近所爱的人。（我们不需要立刻就拥有她。）在想到这个神奇的药方之前，我朝海峡的对岸看了一眼，当看见去年我和茜贝尔度过整个秋天的别墅的颤抖灯光时，我发现腹部那可怕的爱情之痛消失了。
当我和芙颂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时，不仅是那无法忍受的爱情之痛在刹那间消失了，而且我还一下子忘记了不久前因为这种疼痛而有过的自杀念头。于是，当痛苦消失时，我忘记痛苦对我的折磨，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从前“正常”的日子里；我陷入了认为自己是坚强、坚决，甚至是自由的错觉里。在我发现这种有规律的情感起伏的头三次见面后，当我在那些海峡饭店里坐在她对面时，想到以后日子里思念她时的痛苦，我拿了并收藏了桌上的一些东西，希望它们能让我想起面对她时的幸福，并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力量。比如这把锡勺。在耶尼柯伊的阿莱考饭店里，当我和她的丈夫谈论一场足球比赛时——因为我俩都是费内尔巴赫切的球迷，所以不会有表面的冲突——芙颂因为无聊，把勺子放在嘴里玩了很久。比如这个盐瓶。当她正准备用时，一艘锈迹斑斑的苏联大船正好从窗前经过，螺旋桨的转动把桌上的瓶子和杯子震得叮当做响，她盯着船看了很久，而盐瓶一直被她拿在手里。第四次见面时，我们在伊斯廷耶的泽伊内尔买了蛋筒冰激凌，吃完后芙颂把这个边上被她咬过的蛋筒扔到了地上，走在她身后的我眨眼之间就把它捡起放进了口袋里。回到家，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会带着醉醺醺的脑袋看它们，为了不引起母亲的怀疑，一两天后我会把它们拿去迈哈迈特公寓楼，把它们和其他那些珍贵的物品放在一起，我会试图用它们来平息开始慢慢升腾起来的痛苦。
在春天和夏天的那些日子，我和母亲因为一种以前我们从未感到过的同病相怜的情感而亲近起来。这当然是因为她失去了我父亲，而我失去了芙颂。这种失去也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宽容了。但母亲对我的失去又知道多少？如果她看见我拿回家的蛋筒或是勺子会怎么想？她从切廷那里能打探出多少我去了哪里的消息？在那些我不快乐的时候，我会为这些事担心，我压根不希望母亲为我伤心，也压根不希望她认为，因为一个无法被接受的痴迷，我做了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让你后悔一辈子的错事。”
有时，在她面前我会让自己显得很幸福，很开心，我压根不说——即便是开玩笑——媒人介绍的荒唐，我会仔细、认真地听母亲说那些她为我去看过的女孩的特点和故事。母亲为我去看了达代兰家的小女儿碧露尔，她看见他们尽管面临破产但依然和厨师、用人们过着“一种挥霍浪费的生活”，她承认女孩长得很漂亮，但因为个子太矮，她说我不会和一个侏儒结婚而结束了这个话题。（母亲从我刚进入青春期就说，“我不要一米六五以下的女孩，你千万别和侏儒结婚。”）去年夏初，母亲去看了曼格尔利家的二女儿，这个女孩我是和茜贝尔还有扎伊姆在大岛上的大俱乐部里认识的，母亲认为我和这个女孩也不合适，因为她刚得知，女孩不久前被疯狂爱上并以为要结婚的阿冯杜克的大儿子残忍地抛弃了，而整个上流社会都在议论这件事。整个夏天我一直支持母亲去为我相亲，一是因为我时常相信兴许能得到一个让我满意的结果，二是因为想到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母亲从父亲死后的隐居生活里走出来。有时母亲会在中午从苏阿迪耶的别墅往办公室给我打电话，她会用一个告诉猎人山鸡落在哪里的农妇的认真来告诉我她非常想让我见的一个女孩，最近几天的傍晚，都会坐着厄谢克基家的快艇去邻居艾萨特先生的码头，如果那天晚上天黑之前我能回到别墅，那么我就可以在自家的码头上看见那个女孩，如果愿意还可以去和她认识。
母亲每天用各种借口至少往办公室打两次电话，她会告诉我说，那天她在苏阿迪耶别墅里又找到了父亲的一件遗物，比如她在一个柜子下面找到了父亲的一双黑白凉鞋，她为此哭了很久，随后她说：“别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她让我不要一个人住在尼相塔什，她说孤独对我也没有好处，她让我晚上一定要回苏阿迪耶吃晚饭。我在这里满怀敬意地展出父亲的一只黑白凉鞋。
有时，哥哥也会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吃晚饭。晚饭后，当母亲和贝玲谈论孩子、亲戚、老习惯、不停上涨的物价、新开的店家、衣服和最新的传闻时，我和奥斯曼会在棕榈树下，坐在以前父亲独自躺在躺椅上，看着对面的王子群岛和天上的星星幻想他那些秘密情人的地方，说一些关于公司和父亲身后的事情。哥哥像那些天一直做的那样，会并不十分坚持地说，我也应该成为他和吐尔嘎伊先生合建的新公司的合伙人。他会反复说让凯南当经理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没和凯南搞好关系是我的错，现在因为没和他们一起干我又错了。他会不情愿地接着说，这是我放弃错误决定的最后机会，那样以后我就不会后悔了。他还会说，我不仅在生意上，在社会生活上也仿佛在逃避他，逃避我们共同的朋友，逃避成功和幸福。他会皱着眉头问道：“你有什么问题？”
而我会对他说，因为父亲的去世，和茜贝尔婚约的解除让我感觉疲惫，因此有点自闭。在7月份一个非常炎热的夜晚，我还告诉他说，自己很烦恼所以渴望独自一人呆着，我从他的表情里明白，我的这句话在奥斯曼的脑海里被描绘成一种癫狂。我还感到，哥哥觉得我的这种癫狂现在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我的怪异继续加剧，那么他将在别人议论我们的羞耻和在生意上利用我这种癫狂的乐趣之间犹豫不决。但我只会在见到芙颂后的几天里，在我感觉良好时想到这种忧虑，过了几天，当我开始痛苦地思念芙颂时，我的眼睛除了她就看不到别的东西了。而母亲一方面会立刻对我的痴迷或是心里的黑暗有所察觉并为之担心，但另一方面又不想真正知道。我也完全像她那样，会对她知道的事情感到好奇，但又不希望得知她已过多地知道了我对芙颂的爱情。就像每次见到芙颂后，我天真地想让自己相信对她的爱情已不那么重要一样，我也试图用从来不谈论这个问题来说服母亲我的痴迷是无足轻重的。带着这个目的，为了向母亲证明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情结”的，我在谈话中不经意说道，有一次我带着裁缝内希贝姑妈的女儿芙颂和她的丈夫去海峡吃了晚饭，还有一次在年轻女婿的坚持下，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用他写的剧本拍的电影。
母亲说：“但愿他们都好。我听说那个孩子总跟那些拍电影的人混在一起，我很伤心。你还能对一个参加过选美的女孩有什么指望呢！但如果你说他们好的话……”
“她像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孩子……”
“你和他们去看电影了吗？还是要小心点，内希贝心很好，很风趣，但也很有心计。对了，我要告诉你，艾萨特先生的码头上今晚有聚会，他也让人来叫我们了。你去吧，我会让人把沙发放在无花果树下，远远地看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