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解除的消息迅速传开，奥斯曼有一天来办公室骂了我一顿，还说准备去为我和茜贝尔说和。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有关我的各种传闻，有说我疯的，有说我沉浸在夜生活里的，有说我在法提赫加入了一个秘密宗教组织的，甚至还有说我当了共产党像民兵那样生活在贫民窟的，但我对这些传闻并不十分在意。相反，我在幻想，芙颂听到这些消息后会从她藏匿的地方给我传来消息。我也不再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与其好起来还不如尽情享受我的痛苦，我也不再有任何顾忌地转悠在尼相塔什的那些橙色街道上，每周去迈哈迈特公寓楼四次，在那里用物件和对芙颂的回忆得到安宁。因为重新回到了认识茜贝尔之前的单身生活，我也就能够回到尼相塔什的家里，住进自己的房间了。但因为母亲始终无法接受我解除婚约的事实，向她认为“无精打采、虚弱”的父亲隐瞒这个坏消息，也从不和我谈论这个几乎被她当做禁忌的话题，因此我经常只在中午回去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但晚上不住在家里。因为在尼相塔什的家里，我腹部的疼痛会加剧，因此晚上我不愿意住在那里。
但3月初，父亲去世后我搬回了家里。噩耗是奥斯曼开着父亲的雪佛兰跑来法提赫酒店告诉我的。我是不希望奥斯曼去我房间的，不希望他看见我在边远街区散步时从旧货店、杂货铺和文具店里买来的那些奇怪物品的。但这次他用忧伤的眼神看着我，非但没有鄙视我，反而还用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意拥抱了我。我在半小时内收拾好行李，结完账就离开酒店了。车上，当我看见切廷泪汪汪的眼睛和他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时，我想起父亲不仅把他、也把车留给了我。那是一个阴沉、灰色的冬日。我记得，在切廷开车经过阿塔图尔克大桥时，我看了看哈利奇湾，海湾里那介于蓝绿色和深咖啡色之间的冰冷海水让我在内心里感到了一种孤独。
父亲是在早祷吟唱时，7点过一点儿，在半睡半醒之间因心力衰竭去世的。母亲早上醒来时以为身边的丈夫还在熟睡，等到明白时她疯了，他们给她吃了镇定用的帕拉迪松。现在，母亲坐在客厅里她一直坐的沙发上，对面是父亲坐的沙发，她不时哭着用手指着父亲的那个空沙发。一见到我，她立刻振作了起来。我们紧紧地拥抱了彼此，但谁也没说话。
我进去看了父亲。在和我母亲分享了近四十年的那张核桃木的大床上，他穿着睡衣，熟睡似的躺在那里，但在他那僵硬的睡姿、惨白的肤色和脸上的表情里，有一种不是一个熟睡的人、而是一个极为不安的人的样子。我猜想，那是因为清醒时他看见了死亡，因此他慌乱地睁开了眼睛，就像一个面对一场车祸想要保全自己的人那样，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恐的表情，而这种表情僵硬地留在了他的脸上。他那双满是褶皱的手紧紧抓着被子，我对他手上古龙水的味道、褶皱、斑点和汗毛非常熟悉，儿时它们曾上千次抚摸过我的头发、后背和手臂，这是我熟悉的一双手。但它们的颜色变得那样惨白，我害怕了，没能亲吻它们。我想掀开被子，看看他穿着蓝色竖条丝绸睡衣的身体，但被子在什么地方被卡住了，我没能掀开它。
在我拽被子时，他的左脚从被子里露了出来。带着一种冲动，我仔细看了看他的大脚趾。父亲的大脚趾和我的一模一样，就像在这张我放大的黑白老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它们有一种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的奇怪形状。父亲的老朋友居内伊特，十二年前在我们穿着泳裤坐在苏阿迪耶别墅的码头上时，发现了我们父子身上这奇怪的相似之处，以后每次看见我们，他都会用同样的笑声问道：“大脚趾们还好吗？”
有一阵，我想锁上房门想着父亲，为芙颂痛快地哭一场，但我没能哭出来。我用完全不同的视角看了看父母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房间；那个依然散发着古龙水、地毯、地板蜡、木头和母亲香水味的我童年的私密中心；父亲把我抱在怀里时给我看的气压计和窗帘。仿佛我生活的中心消散了，我的过去被埋入了世界。我打开父亲的衣柜，抚摸了一下父亲那些过时的领带和皮带，拿起了他的一只尽管多年不穿，但依然不时上油、打蜡的旧皮鞋。当我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时，我感到了和儿时翻这个柜子时感到的同样的罪恶感，于是我立刻嘎吱作响地关上了柜门。父亲的床头柜上放着药瓶、折叠起来的报纸、一张他非常喜欢的服兵役时和军官们喝拉克酒时拍的老照片、老花眼镜和放在杯子的假牙。我用手帕包起假牙放进了口袋里。回到客厅时，我坐在了母亲对面父亲的沙发上。
我说：“亲爱的妈妈，我拿了爸爸的假牙。”
母亲点了点头。中午，亲戚、熟人、朋友、邻居都来了。所有人都亲吻了母亲的手，拥抱了她。大门一直敞开着，电梯也在不停地工作。没过多久，家里聚集起了一群人，他们让人想起从前的那些宰牲节和节日宴请。我感到，自己是喜欢这些人的，是喜欢大家庭的嘈杂声和温暖的，和长着肉鼻头、宽脑门、彼此相似的叔伯孩子们和亲戚们在一起时，我是幸福的。有一阵我和贝玲坐在长沙发上，挨个说了一遍我的那些堂兄弟们。我很欣赏贝玲对每个人的关注，欣赏她比我更熟悉这个大家庭。我也和所有人一起不时轻声地开一些小玩笑，我还谈起了在法提赫酒店大堂的电视里看到的最新足球赛（费內尔巴赫切：2——博卢体育：0）。尽管很悲伤，但贝科里还是在厨房炸了春卷，我坐到了他准备好的餐桌上，不时跑去后屋端详父亲用不变的姿态躺在那里的躯体。是的，他一动也不动。我不时打开房间里的柜子和抽屉，抚摸那些每件都带有许多儿时回忆的东西。父亲的死，让这些大多数我从小就非常熟悉的物件，变成了一些满载着一个消逝的过去的珍贵东西。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闻着抽屉里那混合着咳嗽药水和木头的味道，像看一幅画那样久久地看着里面的旧电话账单、电报、父亲的阿司匹林和别的药瓶。我记得，为处理埋葬事宜与切廷出门前，我站在阳台上，想着儿时的记忆朝泰什维奇耶大街看了很久。父亲的死，不仅让我生活中的这些日常用品，也让最平常的街景变成了一个过去世界的不可或缺的回忆。因为回家，意味着回到那个世界的中心，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向自己隐藏的幸福，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比任何一个失去父亲的男人所能感到的更深的罪恶感。我在冰箱里找到了父亲去世前夜喝剩的一小瓶拉克酒，等所有客人走后，当我和母亲、哥哥坐在一起时，我喝干了瓶里剩下的酒。
母亲说：“看见你们的爸爸是怎么对我的吧，甚至在死的时候他都不告诉我一声。”
父亲的遗体，下午被送去了贝西克塔什的希南帕夏清真寺的太平间。因为母亲要闻着父亲的味道睡觉，因此她不让人更换床单和枕套。夜晚，我和哥哥给母亲吃了安眠药后送她上了床。母亲闻着父亲留在床单和枕头上的味道，稍微哭了一会就睡着了。等奥斯曼走后，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想到，像儿时总是希望也经常梦想的那样，最终我和母亲单独留在这个家里了。
但这并不是让我内心激动的原因，而是芙颂也会去参加葬礼的可能性。完全因为这个原因，我让人在各大报纸的讣告上也写了家族那个边远分支上的名字。我不停地想，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地方，芙颂和她父母看到报上的讣告后便会来出席葬礼。他们看哪份报纸呢？当然，他们也能够从讣告名单里的其他亲戚那里得到这个消息。母亲也在吃早饭时，看了登在所有报纸上的讣告。她不时埋怨道：“瑟德卡和萨菲特不仅是你们去世的父亲，也是我的亲戚，因此要把他们的名字排在佩兰和她丈夫的后面。叙克鲁帕夏的女儿尼甘、图尔康和叙柯兰的顺序也排错了……根本没必要提到你们泽凯利亚姨父的前妻，那个阿拉伯人梅丽凯，因为那女人和你们的姨父最多做了三个月的夫妻。你们内希梅大姑妈的那个两个月就夭折的可怜婴儿也不叫居尔，叫阿伊谢居尔……你们都问谁了就让人把这些名字全写上去了？”
奥斯曼说：“亲爱的妈妈，这是排版的错误，你是知道我们那些报纸的……”早上母亲不时站在窗前向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张望，她在琢磨该穿什么衣服去出席葬礼。我们对母亲说，在这样一个下着雪的日子里她是不应该出去的。“但是如果您像去出席希尔顿的宴请那样穿上裘皮大衣也是不合适的。”
母亲说：“即使我冻死也不能待在家里。”
灵车把父亲的棺材从清真寺的太平间运到了举行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当母亲在家里看见父亲的棺材被抬上停棺石时，她开始大哭起来，于是大家明白她是不可能走下楼梯穿过街道去参加葬礼的。后来当拥挤的人群在清真寺的天井里做葬礼礼拜时，身穿阿斯特拉罕裘皮大衣的母亲在法特玛女士和贝科里先生的搀扶下走到了阳台上，尽管吃了很多镇定药，但当棺材被放进灵车时，母亲还是晕倒了。那天刮着刺骨的东北风，风将洋洋洒洒飘落的雪花吹进了人的眼睛里。天井里的人群中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发现了阳台上的母亲。等贝科里和法特玛把母亲搀扶进去后，我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群里。这是一些和去希尔顿参加我们订婚仪式同样的人。就像冬天我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总是感到的那样，夏天我发现的那些漂亮姑娘全都消失了，女人们变丑了，男人们也都换上了一种更加阴暗的神情。就像在订婚仪式上一样，我和上百个人握了手，还拥抱了很多人。每当我在人群中遇见一个新影子时，就像我们要埋葬父亲那样，因为那人不是芙颂而感到了痛苦。当我清楚地意识到，不管是芙颂，还是她的父母都没来参加葬礼也不会来时，我感觉好像自己和父亲的棺材一起被埋进了冰冷的土里。
也因为寒冷，葬礼上变得彼此更加亲近的亲戚们，葬礼结束后也不愿意分开，但我逃离了他们，我坐上出租车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即便是单元房的味道都能让我感到安宁，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房间里的空气，凭经验拿了我知道最具安慰力的芙颂的铅笔、她消失后我一直没洗过的茶杯，躺到了我们的床上。抚摸它们，让它们在我的肌肤上游走，短时间里减少了我的痛苦，也让我轻松了很多。
对于那些问我那天是因为父亲，还是因为芙颂没来参加葬礼而痛苦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我想说的是，爱情的痛苦是一个整体。真正的爱情痛苦，会扎根于我们生命的最根本点上，会从我们最柔弱的地方紧紧抓住我们，会和其他所有痛苦紧紧地连在一起，以一种无法被停止的形式蔓延在我们的全身和整个一生。如果我们无望地爱上了一个人，那么从失去父亲的痛苦到像丢失钥匙那样最平常的不幸，其他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不安，都会成为我们那随时都准备重新膨胀的这个主要痛苦的导火索。像我这样一个为了爱情把生活搞得一团糟的人，因为认为其他所有烦恼只有在爱情痛苦结束时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内心的创伤。
坐出租车去埋葬父亲的那天，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但很可惜，我根本没能按照这些想法去做。因为爱情的痛苦，一方面在磨炼我的灵魂，让我变成一个更加成熟的男人，但另一方面在整个地占有我的脑子，很少允许我去使用成熟赋予的理智。像我这样一个长时间以一种毁灭性的形式堕入爱河的人，在知道结局将会是痛苦的情况下，依然会继续坚持一种明知是错误的想法和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去注意的一件趣事就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我们的理智从不会沉默，即便是无法和痴迷的力量抗衡，它也会诚实而无情地轻声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其实除了增加我们的爱情和痛苦，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在失去芙颂的九个月里，理智的这个低语在不断地强大起来，它也给了我一个希望，那就是总有一天它会控制我的整个脑子，把我从这种痛苦里解救出来。然而和爱情在一起的希望（即使这是一个总有一天我们将摆脱疾病的希望），因为给了我带着痛苦生活的力量，因此它除了延长我的痛苦也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床上，我一边用芙颂的物件来减轻我的那些痛苦（失去父亲和失去情人的痛苦，现在全都变成了一种孤独和不被爱的痛苦），一边在想芙颂和她的父母为什么没来参加葬礼。但不管怎样，我无法接受一直注意于我母亲以及我们家关系的内希贝姑妈和她丈夫没来参加父亲葬礼的事实，也无法接受这是由我造成的事实。这意味着芙颂和她的家人将会一直逃避我。那样的话此生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到芙颂。这个想法是如此的无法忍受，以至于我不能过多地去想它，我开始寻找一个不久我将能够见到芙颂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