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很久，我没去办公室，直接回了泰什维奇耶的家里。在家里作准备的茜贝尔说：“我想问你香槟酒的事，往办公室打了几次电话，但每次他们都说你不在。”
我没能给她任何回答，悄悄溜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记得，我躺在床上，绝望地想到自己竟是如此不幸，今夜会过得很糟糕。痛苦地幻想芙颂，把玩她的物件寻求安慰，让我看不起自己，但这也为我打开了我想进一步走入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现在我感到自己将无法扮演一个茜贝尔花了很大工夫准备的聚会所必需的健康男人角色，因为这样的一个男人应该是富有、聪明、开心、懂得享受生活的。更何况我也清楚，在自家举办的一个聚会上，我也无法做得像一个板着脸鄙视一切的二十岁愤青。茜贝尔知道我那无名的秘密疾病，她能够宽容我，而兴致勃勃来参加夏末聚会的客人们就不会像她那样对待我了。
晚上7点，当第一批客人到达时，我像一个好客的主人那样，向他们展示了伊斯坦布尔的酒吧和熟食店里秘密出售的所有走私洋酒，并用这些洋酒招待了他们。我记得，自己倒腾了一阵子唱片，因为喜欢唱片的封面，我放了佩珀军士、西蒙和加丰科的歌曲。我说笑着和茜贝尔、努尔吉汗跳了舞。努尔吉汗最终选择了麦赫麦特，但扎伊姆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不高兴。当茜贝尔皱着眉头告诉我，她以为努尔吉汗和扎伊姆上了床时，就像我搞不清未婚妻为什么要为此忧伤一样，我甚至没试图去弄明白。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夏天的夜晚从海峡吹来的东北风，让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天井里的枫树叶，发出了从我儿时起就熟悉的可爱而温柔的沙沙声；天色渐暗时，燕子们在20世纪30年代盖的公寓楼和清真寺的上空鸣叫着飞过；没去别墅的尼相塔什人家里的电视光亮随着夜幕降临而变得更加明显；一个无聊的年轻女孩出现在一个阳台上，随后一个不开心的父亲出现在了另外一个阳台上，他们茫然地盯着街上来往的车辆看了一会儿；而我，就像欣赏自己的情感一样，欣赏着所有这些景致，我害怕自己将永远无法忘记芙颂。我坐在自家阳台的阴凉地里，一边静静地听别人闲聊，一边不停地喝酒。
扎伊姆这次带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因为高考得了高分，因此女孩看上去很幸福，我和这个名叫阿伊谢的女孩聊了一会儿。陪我喝酒的是茜贝尔的一个朋友的男友，这个酒量很大、害羞的男人是做皮革进口生意的。当天空被一种天鹅绒般的黑暗淹没后，茜贝尔出来说：“你这样可不好，进去一会儿吧。”我们依然用劲搂着对方，跳了那并不幸福却看上去很浪漫的舞。因为有些灯关上了，因此在半暗的客厅里，在这套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一生的单元房里，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和色彩，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和我失去了自己整个世界的情感是吻合的，因此和茜贝尔跳舞时，我使劲搂着她。因为我的忧郁持续了整个夏天，也因为我的酗酒习惯在夏末也传给了她，因此我亲爱的未婚妻也像我那样摇晃。
用当时娱乐专栏作家的话来说，“夜深后在酒精的作用下”，聚会慢慢变了味。杯子和酒瓶被打碎了，45转和33转的唱片被弄坏了，有些情侣受欧洲杂志上艺术和丑闻页面的影响，更多带着表现的乐趣，开始接吻，有些人则带着所谓做爱的意图躲进了我和哥哥的房间里。聚会的气氛里，还有这群富家子弟对他们即将逝去的青春和现代主义激情所感到的慌乱。八九年前的夏末，在我赶在父母从别墅回来之前开始举办这些聚会时，聚会的气氛里带有一种针对父母的无政府主义愤怒；当我的朋友们粗暴地摆弄、打碎厨房里那些昂贵的器具时，当他们醉醺醺、嬉笑地从父母柜子里翻出那些旧帽子、香水瓶、电动鞋拔、领结、领带、衣裙互相展示时，他们会感到轻松，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也带着一种政治的愤怒。
在以后的那些年里，这群人里只有两个人参与了政治。他们中的一个在1971年的军事政变后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74年大赦时才被放出来。他们俩大概都因为觉得我们这些人“没有责任感、放纵和平庸”，所以远离了我们。
而现在，在接近黎明的一个钟点，努尔吉汗也在翻我母亲的柜子，但她那么做并不是因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愤怒，而是出于女人的好奇心。她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要去奇利奥斯游泳，我在看你母亲是否有泳衣。”尽管芙颂那么想去，但我却没能带她去奇利奥斯游泳，痛苦和悔恨瞬间将我紧紧抓住，为了能够承受，我不得不一头倒在了父母的床上。我在床上也能看见醉醺醺的努尔吉汗在用找泳衣的借口，乱翻母亲早在20世纪50年代留下的那些绣花袜子、优雅的泥土色紧身衣、没被流放到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帽子和围巾。努尔吉汗从母亲放尼龙袜子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只包。因为母亲不相信银行的保险柜，因此把房产证、地契都藏在了这个包里，包里还有一串串因为卖掉或是出租而无用的房门钥匙、一张三十六年前从娱乐专栏上剪下的登有父母结婚消息的剪报、二十四年前从《生活》杂志的社会版上剪下的一张母亲的照片，照片上母亲在人群中显得非常时尚和迷人。努尔吉汗把这些东西全都看了一遍。她说：“你母亲是个很可爱、很有趣的女人。”我躺在床上像个死人一样说：“她活得很潇洒。”当我想着和芙颂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一生该有多好时，努尔吉汗甜美、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我想因为是被这种神经质的笑声吸引，因此先是茜贝尔，随后是麦赫麦特走进了房间。当茜贝尔也和努尔吉汗一起带着一种酩酊的认真翻母亲的柜子时，麦赫麦特坐到了床的一角，那是父亲早上穿上拖鞋前，坐在那里茫然地看着脚趾头的地方。他坐在那里长时间含情脉脉地看着努尔吉汗。他是那么幸福，因为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那么快地找到了一个疯狂爱上并能和她结婚的恋人。我感觉他在惊讶于自己的幸福，甚至因为太幸福而感到害羞。但我并不嫉妒他，因为我觉得他十分害怕被欺骗，害怕一个蒙羞、糟糕的结局，害怕自己会后悔。
茜贝尔和努尔吉汗，互相说笑着、认真地向对方展示从母亲柜子里翻出来的东西，随后又互相提醒对方她们是为了去游泳而在这里找泳衣的。我在这里展出她们从母亲柜子里翻出来的那些东西。
寻找泳衣和“我们去海边游泳”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天边露出第一缕晨光。其实谁都没有清醒到可以开车的程度。我知道和酒精、失眠混在一起的爱情伤痛在奇利奥斯海滨浴场将会是我无法承受的，因此我是不会去的。我对他们说，我和茜贝尔随后会过去，但我一直在磨蹭。天亮时，我走到母亲坐在那里喝着咖啡看葬礼的阳台上，挥手喊了楼下的朋友们。大街上，扎伊姆和他的新情人阿伊谢，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以及其他几个人在醉醺醺叫嚷着，他们互相扔着一个闪光的红色塑料球，他们的喧闹声足以吵醒整个泰什维奇耶。当麦赫麦特最终关上车门时，我看见几个去做早礼拜的老人正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里慢慢地走着。他们中也有对面公寓楼的看门人，他总在年前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去街上卖国家彩票。就在这时，我看见麦赫麦特的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车慢慢后退着停稳了。车门打开后，努尔吉汗走了出来，她使劲朝着六楼，冲我们喊道她忘了自己的丝巾。茜贝尔跑进去拿来丝巾，从阳台上把它扔了下去。紫色的丝巾在若有若无的风中仿佛一只风筝，扭捏着一张一合、膨胀扭曲着慢慢飘落下去。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茜贝尔在阳台上看丝巾飘落时的样子，因为这是我和未婚妻最后的幸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