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展出的信，是在我发现第一部分藏品的那些重要日子里写的。因为不想拉长我的故事，同时也因为甚至在二十年后筹建纯真博物馆时我依然感到的羞愧，我把信装进了信封。如果读者或者博物馆参观者能够读到此信的话，他们会看到我完全是在向芙颂哀求。我在信里写道，我没有好好待她，我很后悔，我在忍受巨大的痛苦，爱情是一种极为神圣的情感，如果她回来，我将离开茜贝尔。写完最后这句话我又后悔了，因为我应该写自己已经毫无条件地离开了茜贝尔。但因为那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我除了去茜贝尔那里寻求庇护外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无法写下那样的话。十年后，当我在芙颂的柜子里找到这封它的存在比内容更重要的信时，我惊讶地发现在写信的那些日子里我是如何欺骗自己的。一方面，我试图向自己隐藏对芙颂的强烈爱情和自己的无奈，寻找一些不久将与她重逢的荒唐线索来欺骗自己，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放弃对日后将和茜贝尔组成的幸福家庭的幻想。难道我该和茜贝尔解除婚约，通过传信的杰伊达向芙颂求婚吗？我以为自己从未有过的这个想法，在我和芙颂参加选美比赛时结识的朋友杰伊达见面时，突然带着所有的细节闪现在我眼前。
我在这里为那些早已对我的爱情痛苦感到厌烦的参观者展出一张剪报。剪报上有杰伊达为选美比赛拍的一张照片和她接受的一个采访，她说，人生的目的是和幻想中的一个“理想男人”组建一个幸福家庭……我要感谢杰伊达女士，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这悲凄故事的所有细节，她尊重我的爱情，还慷慨地为我的博物馆捐出了这张年轻时的照片。为了不让我带着痛苦写下的这封信落到她母亲的手里，我决定让杰伊达来转交，在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她。因为芙颂从一开始就把和我的关系全部告诉了她，因此当我提出要和她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时，她爽快地答应了。在马奇卡见面时，我立刻发现自己没有因为把爱情的痛苦告诉杰伊达而害羞。这也许是因为我感觉她成熟地理解了一切，也许是因为我看见杰伊达那时非常、非常的幸福。她怀孕了，所以塞迪尔基他们家的儿子，她那个有钱、保守的情人决定要和她结婚。就像她没跟我隐瞒这些事情一样，她还说不久将举办婚礼。我能够在那里遇见芙颂吗？芙颂究竟在哪里？杰伊达敷衍地回答了我的这些问题。我想一定是芙颂不让她说的。当我们径直朝塔什勒克公园走去时，她说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深刻和严肃的话。听她说话时，我的目光停留在了远处的道尔马巴赫切清真寺，一个我儿时和梦境中的景象上。
我甚至没能一再坚持地问她芙颂现在过得好不好。我感觉杰伊达在满怀希望地幻想，最终我将离开茜贝尔和芙颂结婚，那样我们两家人就可以经常见面了，我发现就像感觉到的那样，我自己也开始这么幻想了。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所在的塔什勒克公园的风景，海峡入口处的美丽，我们面前的桑树，坐在露天茶馆的桌上喝着梅尔泰姆汽水的情侣，推着童车出来的母亲，在前面沙坑里玩沙子的孩子，吃着瓜子和埃及豆谈笑的大学生，啄食瓜子壳的一只鸽子和两只麻雀，所有这些都让我想起了正在被自己遗忘的一样东西，那就是生活的平凡之美。因此，当杰伊达睁大眼睛说要把信交给芙颂，她相信芙颂也一定会给我回信时，我看到了希望。
但是没有任何回音。
8月初的一个早上，尽管采取了所有措施和抚慰的方法，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痛苦一点也没减轻，相反依然在有规律地增长。在办公室工作时，或是在电话里和某个人争论时，我的脑子并不在想芙颂，然而肚子上的疼痛变成了一种思维形式，在我的脑海里像电流那样无声而快速地转动着。我为了一个平息爱情伤痛的小希望而作的各种努力，也只是在一开始让我得到了一定的轻松，但时间一长就不起任何作用了。
我对那些能够带来好运的东西、神秘的符号和报纸上的星座算命产生了兴趣。我最相信《最新邮报》上的“占星，您的每日运程”和《生活》杂志上的那些星座观察。聪明的专家，会对我们读者，特别总对我说“今天您将从您爱的人那里得到一个信号！”。尽管他们对其他星座的人也经常这么写，但还是很有道理和令人信服的。我会仔细阅读报上的占星内容，但我根本不相信星座和占星术，我也不可能像那些无聊的家庭妇女那样为占星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的烦恼是紧急的。门被推开时，我会对自己说：“如果进来的是女人，我将最终和芙颂团聚，如果是男人，结果会很坏。”
为了能让人在每个时刻算命，真主为我们传递来了各种信号，世界、人生、一切都与这些信号融合在了一起。我会说“街上开过的第一辆红色轿车如果是从左边过来的话，我将从芙颂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如果是从右边过来的话，我还要继续等待”，我会站在萨特沙特的窗前，数那些过往的车辆。我对自己说“如果第一个从船上跳上码头的人是我，那么不久我将见到芙颂”，于是，不等缆索扔出去我就会跳上码头。而缆索工会在我身后喊道：“第一个跳的是头驴！”随后我会听到一艘轮船的汽笛声，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吉兆，我会幻想轮船。我会对自己说“过街天桥的台阶数目如果是单数，不久我将见到芙颂。”如果是双数，它会增加我的痛苦，如果是单数则会让我瞬间轻松很多。
最糟糕的是，半夜里从痛苦中醒来并且无法再入睡。那时我会起来喝拉克酒，因为绝望我会再灌下几杯威士忌或是葡萄酒，我会想关闭自己的意识，就像关掉一个让我不安、无休止发出噪音的收音机一样。有几次，半夜里我拿着拉克酒杯，用母亲的旧纸牌算了命。有几个夜里则是用父亲很少用的色子——每次都想这是最后一次——掷了上千遍。酩酊大醉时，我会从自己的痛苦里得到一种奇怪的乐趣，带着一种愚蠢的骄傲，我感觉自己的境遇可以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排演成歌剧。
住在苏阿迪耶别墅的一天夜里，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当我明白又将无法入睡时，我在黑暗中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面向大海的露台上，我躺在一张躺椅上，闻着松树的香味，看着王子群岛上闪烁的灯光试图让自己睡着。
“你也睡不着吗？”父亲轻声说。黑暗中我竟然没发现他躺在旁边的躺椅上。
我内疚地轻声回答道：“这阵子有些夜里睡不着。”
他和蔼地说：“别担心，会过去的。你还年轻。因为痛苦而失眠还太早，不用怕。但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人生有什么后悔的事情，那么你就要数着星星熬到天亮了。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轻声应道：“知道了，爸爸。”我明白过一会儿自己将能够稍微忘记一点痛苦慢慢睡去。我在这里展出那夜父亲穿的睡衣的领子，一只总让我感到伤心的拖鞋。
也许是因为我认为不重要，也许是因为不想让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更加逼视我，我向你们隐瞒了那阵子我习惯做的一两件事，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我的故事，现在我简短地来坦白其中的一件事。午休时间，当我的秘书泽伊内普女士和大家一起出去吃午饭时，有时我会往芙颂他们家打电话。芙颂从没接过电话，这说明她还没有从外地回来，她父亲也不在。每次都是内希贝姑妈接电话，这说明她在家里做针线活，但我总盼望有一天芙颂会来听电话。我会满怀希望地等待从内希贝姑妈的嘴里说漏出一些关于芙颂的事情。或者认为芙颂会在后面说些什么，于是我会什么话也不说地耐心等着。打电话一开始不说话还容易，但沉默的时间一长，内希贝姑妈说得越多我就越难控制自己了。因为内希贝姑妈会非常慌张，她会立刻显出恐惧、愤怒和慌乱，她会用让一个打骚扰电话的人非常喜欢的方式不停地说道：“喂，喂，您是谁，谁啊，您找谁，看在真主的分上，你说话呀，喂，喂，你是谁，你为什么打电话？”她会把这些话无数遍地说下去，以表示她的恐惧、慌乱和愤怒，她从来不会想到一接电话就挂上，或是在我之前挂上电话。时间一长，我觉得这个远房亲戚接我电话时会做得像一只两眼瞪着车灯的兔子那样，这让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悲伤和无奈的情感，于是我放弃了这个习惯。
没有任何芙颂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