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见到的不是芙颂，而是茜贝尔。我完全被自己的痛苦俘获了，以至于当公司里的人全都走掉，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时，我立刻明白，那会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送进了太空那无尽黑暗里的小狗那样孤独。等所有人走后我叫茜贝尔来办公室，给了她一个我们重新回到“订婚前的性习惯”的印象。我那善意的未婚妻，用了我一直喜欢的西尔维香水，穿了她非常清楚能够刺激我的网状连裤袜和高跟鞋。因为她以为我度过了危机因而显得极端幸福，所以我没能告诉她其实情况完全相反，我喊她来只是为了能够稍微摆脱一下心里的灾难感，能够像儿时搂抱我母亲那样搂抱她。于是，茜贝尔像以前那样，先让我坐到了长沙发上，然后饶有兴致地模仿一个假想的愚蠢秘书，慢慢地脱掉了身上的衣服，甜甜地笑着坐进了我的怀里。我就不说她的头发、脖子、她身上那种让我感觉完全在家的味道，她那让人信赖的亲近让我有多放松了，因为明智的读者和好奇的参观者，会以为接下来我们要幸福做爱而大失所望了。茜贝尔也失望了。而我，抱着她时感觉是那么好，以至于没过多久我就进入了一个轻松而幸福的梦乡，我在梦里看见了芙颂。
当我满身是汗醒来时，我们依然搂抱着躺在一起。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她若有所思，我满是羞愧地在黑暗中穿上了衣服。街上的车灯和有轨电车“辫子”上不时闪现的紫色电光，像以前那样照亮了办公室。
没有任何争论，我们去了福阿耶饭店。当我们在幸福的人群中坐到我们的桌上时，我再次想到，茜贝尔是多么可爱，多么漂亮，多么善解人意。我记得，我们东扯西拉地交谈了一小时，不断和来我们桌上小坐的喝醉了的朋友们说笑，还从招待员那里得知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已早早地离开了饭店。但我俩始终都在想着那无法逃避的主要问题，这从我们的沉默里也可以看出来。我让招待员开了第二瓶昌卡亚葡萄酒。茜贝尔也开始喝得很多。
最终她说：“好了，你说吧，是什么问题？快说……”
我说：“如果我知道就好了。我的脑子好像不愿意知道、明白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是吗？”
“是的。”
茜贝尔笑着说：“我认为，你比我清楚得多。”
“你认为我清楚什么？”
她问道：“你担心我是怎么看待你的烦恼吗？”
“我害怕因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失去你。”
“别怕。我有耐心，也很爱你。如果你不想说就别说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什么错误的想法，你不要因此不安。我们来日方长。”
“什么样的错误想法？”
她一边笑，一边带着让我放松的意愿说：“比如，我不认为你是同性恋。”
“谢谢。别的呢？”
“我也不相信你有生理上的疾病或是小时候受了什么刺激。但我认为一个心理医生会对你有帮助的。看心理医生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在欧洲、美国，所有人都会去的……当然你需要告诉他不能告诉我的事情……快，亲爱的，告诉我吧，别怕，我会原谅你的。”
“我害怕”我笑着说。“我们跳舞好吗？”
“那么你承认有什么事是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
“小姐，请别拒绝我的邀请。”
“啊，先生，我和一个有烦恼的男人订了婚。”说着我们起身跳舞了。
在那些炎热的7月的夜晚，我们去夜总会、饭店，出席各种聚会，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近、特殊的语言和——我不知道是否用对了词——浓厚的爱。这些细节就是它们的例证。我在这里展出的菜单和杯子也来自于那些地方。这种不是用性爱，而是用一种非常强烈的怜爱培养出来的爱，也并不完全远离肌肤和身体的吸引，那些带着嫉妒的眼神看我俩跳舞的人们也见证了这点。当乐队奏响的《玫瑰和嘴唇》，或是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播放的音乐，在潮湿的夜晚穿行在无声无息的树叶之间时，就像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抱着她那样，我会用一种发自内心的保护欲、一种分享的乐趣和友情的力量，拥抱我亲爱的未婚妻。当我闻着她脖子和头发上那种给我安宁的味道时，我会明白，感觉自己孤独得像一只被送进太空的宇航狗是错误的，茜贝尔任何时候都会陪着我。在其他那些像我们那样浪漫的情侣的注视下，有时我们会在舞池里踉跄，甚至因为喝醉几乎滚倒在地上。茜贝尔喜欢我们这种远离平庸世界的一半怪异一半烂醉的状态。当左派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互相枪杀、银行被抢劫和被炸、茶馆被机关枪扫射时，我们却因为一种神秘的痛苦忘却了整个世界，这会让茜贝尔感觉深刻。
随后，当我们坐回到桌上时，茜贝尔在酩酊大醉的情况下会重新提起那个神秘莫测的话题，但说着说着她会把它变成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于是，在茜贝尔的努力下，我的怪异、忧伤和无法与她做爱，被简化成未婚妻在婚前对我的依赖和怜爱经受的一次考验，在这次考验过程中经历的一次轻微的痛苦、一段不久后就会被遗忘的小悲剧。在那些开着快艇和我们一起游玩的粗俗、肤浅的朋友里，仿佛是因为我的痛苦，我们可以有别于他们。在宴请接近尾声时，我们也不必要和那些醉鬼们一起从别墅的码头跳进海里，由于我的痛苦和怪异，我们原本就“与众不同”。看到茜贝尔用一种如此真诚、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我的痛苦，我感到幸福，这同时也让我们彼此更加依赖。但在所有这些醉意的严肃中，在夜晚的某个时刻，当我听见从远处的渡船上传来的忧伤汽笛声时，或者在人群里、在最意外的一个地方，当我以为某个人是芙颂时，茜贝尔会痛苦地发现我脸上出现的奇怪表情，她会感到黑暗的危险远比她认为的要可怕得多。
由于她的这些感觉，茜贝尔把此前作为一种友好建议提出的心理咨询变成了7月底前必须要做到的一个条件，我也接受了，因为我不想失去她那美好的友情和怜爱。细心的读者应该还记得那个给爱情下过定义的心理医生，这个著名的土耳其心理医生那阵子刚从美国回来，正在用他的领结和烟斗，试图让伊斯坦布尔窄小的上流社会接受他所从事的职业。多年以后，在筹建我们的博物馆时，为了去问他关于那个日子的记忆，也为了请求他把这个领结和烟斗捐给我们的博物馆，我去找了他。那时我明白，他早已忘记了我那天的烦恼，更有甚者，他甚至对我的悲凄故事一无所知，而这是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人所皆知的。就像那些日子去找他的许多顾客一样，他也把我当做了一个完全出于好奇而去找他的健康人。而我，根本无法忘记茜贝尔像个带儿子去看医生的母亲那样，坚持要和我一起去的请求以及她说的那句话，她说“亲爱的，我会在外面等你的。”但我不想让她去。茜贝尔，带着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资产阶级们固有的感知认为，心理治疗是为那些西方人发明的一种“科学地说出秘密”的仪式，因为他们没有用家庭团结和分享秘密的手段来治疗的习惯。随便聊了几句，认真填好必需的表格之后，医生问到了“我的问题”，一刹那我很想告诉医生，因为失去了我的情人，我感觉自己孤独得像一只被送进了太空的小狗。但我告诉他的则是，我和心爱、漂亮和非常有魅力的未婚妻订婚后就无法做爱了。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了性欲。（然而我认为这是他应该告诉我的。）真主帮忙，我脱口而出地回答道：“大概是因为我惧怕生活，医生先生。”多年后，当我再次想到这个回答时，我依然想笑，并认为还是有点对的。
心理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凯末尔先生，不要惧怕生活！”说完他就让我走了，而我也再没去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