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仿佛远离了我，它失去了此前我所感到的力量和色彩，物品也失去了它们曾经让我感到的力量和真实。多年后当我潜心读书时，我在法国诗人奈瓦尔的一本书上，读到了能最好诠释自己在那些日子感到的平庸和低俗的诗句。最终因为无法忍受爱情痛苦而上吊的诗人，在明白永远失去了一生的爱情后，在《奥雷莉娅》一书中说，从此生活留给他的仅仅是一些“粗俗的消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没有芙颂的日子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粗俗、平庸和毫无意义的，我无法从这种感觉里摆脱出来，我对造成所有这些粗俗的人和事感到愤怒。但我始终没有失去最终找到芙颂，甚至拥抱她的信念。这种信念既让我好歹活着，也在延长我的痛苦，就像后来我带着悔恨想到的那样。
在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在一个极为炎热的7月的早上，哥哥打来电话说，和我们做过很多生意的吐尔嘎伊先生因为订婚仪式没被邀请而生我们的气了，他甚至想放弃和我们一起中标的一大笔床单出口生意。当哥哥有理由气愤地说着这些时（奥斯曼从母亲那里得知，是我从宾客名单里画掉了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我告诉他，我会立刻去妥善处理这件事情，我会让吐尔嘎伊先生回心转意的。
随即，我打电话和吐尔嘎伊先生约好了见面时间。吐尔嘎伊先生的大工厂位于巴赫切利埃夫莱尔，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天气酷热，当我坐在车里看着城市里这些被日益变丑的新公寓楼、仓库、小工厂和垃圾场覆盖的街区时，爱情之痛没有让我觉得无法忍受。究其原因，当然是我要去见一个我认为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芙颂消息，或是能够和他谈起她的人。但是，就像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一样（和凯南讲话时，或是在塔克西姆碰到谢娜伊女士时），我向自己隐藏了心里的这种美好激动，努力相信自己去那里只是为了“工作”。如果我没有那么欺骗自己，我和吐尔嘎伊先生的“工作”会面也许会更成功的。
为了道歉，我大老远地从伊斯坦布尔跑来，这本来就给足了他面子，他客气地接待了我。他友好地向我展示了有上百个姑娘工作的织布车间、在纺织机旁工作的年轻女孩（在一台纺织机的后面，背对我坐着的一个芙颂的幽灵，瞬间让我的心跳加速，也让我对真正的问题作好了准备）、新盖的“现代”办公楼和“卫生”的自助餐厅，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觉得和他做生意对我们也是有益的。吐尔嘎伊先生本想跟往常一样和工人们一起在自助餐厅请我吃午饭，但我让自己相信这不足以表达我的歉意，于是我说，为了谈论我们之间的那些“深刻问题”，兴许我们需要喝点酒。在他那张留着小胡子、长相一般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明白了我在暗示芙颂的表情，因为我也还没有提起订婚仪式的事情，所以他骄傲地说：“总免不了有疏忽的时候，让我们忘了那件事吧。”但我装糊涂，让这个一心想着工作的勤奋、诚实的人，不得不请我去巴克尔柯伊的一家鱼餐厅吃午饭。一坐进他的野马牌轿车，我立刻想到，他和芙颂曾经在这些座位上无数次接吻，他们亲热的样子反射在了这些仪表盘和镜子上，在她还不满十八岁时，他就逼迫过她，抚摸过她。我想芙颂可能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尽管我对所有这些幻想感到耻辱，尽管我想他很有可能甚至对此一无所知，但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
当我和吐尔嘎伊先生像两个糟糕的男人那样在饭店面对面坐下时，当我看见他用满是汗毛的手把餐巾放到怀里时，当我从近处看着他那鼻孔硕大的鼻子和无耻的嘴巴时，我感到一切都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我的灵魂因为痛苦和嫉妒正在抽搐，我将无法控制自己。他对招待员说“你听着”，他拿起餐巾，用好莱坞电影里的动作，像包扎伤口那样文雅地擦嘴巴。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直到用餐用到一半的时候。然而我为了摆脱心里的邪恶喝下的拉克酒，释放了我心里的邪恶。当吐尔嘎伊先生用一种十分文雅的语言说，床单生意上的摩擦已经解决，合作伙伴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好时，我说：“我们的生意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好人。”
他看着我手上的酒杯说：“凯末尔先生，我非常尊重您、您的父亲和您的家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不顺心的日子。在这个美丽而贫穷的国家里，我们有幸得到了真主只赐予少数人的富裕，我们应该感谢。让我们别骄傲，让我们来祈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
我嘲讽地说：“我不知道您竟然如此虔诚。”
“凯末尔先生，我犯了什么错？”
“吐尔嘎伊先生，您伤了我家里一个年轻女孩的心，您粗暴地对待了她，您甚至企图用钱来得到她。在香舍丽榭精品店工作的芙颂，是我母亲那边一个很近的亲戚。”
他的脸变得煞白，随即低下了头。那时我明白，我之所以嫉妒吐尔嘎伊先生，不是因为他先于我做了芙颂的情人，而是因为在这段爱情之后，他淡忘了痛苦，成功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我不知道她是你们的亲戚，”他用一种令人惊讶的意志说。“现在我很愧疚。如果你们一家人都不愿意看见我，如果因此你们没有邀请我去参加订婚仪式，我无话可说。您父亲，您哥哥也这么想吗？怎么办，放弃我们的合作吗？”
“放弃。”一说出这句话我就后悔了。
“那样的话，违约的就是你们了。”说着他点燃了一根红色的万宝路。
爱情的痛苦又加上了我犯错的羞愧。回去的路上尽管我已酩酊大醉，但我还是自己开了车。在伊斯坦布尔，尤其是在海滨大道上，沿着城墙开车，从十八岁起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乐趣，而现在由于我心里的灾难感，这种乐趣变成了一种折磨。城市也仿佛失去了它的美丽，一路上我猛踩油门只为了逃避它。在埃米诺努，当车从新清真寺前面的行人天桥下穿过时，我差点压到了路上的一个行人。
回到办公室后，我决定要让自己和奥斯曼相信，和吐尔嘎伊先生解除合作也不见得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叫来凯南，因为他对这次中标的事情很清楚，我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担忧。我把发生的一切总结为“吐尔嘎伊先生因为个人原因对我们失礼了。”我问他我们是否可以独立按时做出这批床单。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他问我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再次告诉他，我们不得不和吐尔嘎伊先生分道扬镳了。
凯南说：“凯末尔先生，如果可能，我们别那么做。您和您哥哥谈过了吗？”他说，这不仅仅是对萨特沙特，对其他公司也会是一个打击，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合同按时做出这批床单，纽约的那些法院会对我们作出很重的处罚。他再次问道：“您哥哥知道这件事吗？”我认为他是因为闻到了我满嘴的酒味，所以觉得自己有权摆出一副不仅为公司，也为我担忧的样子。我说：“箭已离弦。怎么办，没有吐尔嘎伊先生我们就自己做。”即使凯南不说，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已失去了理智，变成了一个想制造事端、打架的魔鬼。而凯南一再重复我应该和哥哥谈谈此事。
当然我没用在这里展出的这个带有萨特沙特标识的烟缸和订书机砸凯南的脑袋，尽管我很想。我还记得，自己惊奇地发现他那可笑的领带上面，竟然有和烟缸上一样颜色和形状的图案。我冲他嚷道：“凯南先生，您不在我哥哥的公司，您在我手下干活。”
“凯末尔先生，对不起，这点我当然清楚。”他自以为是地说。“但是在订婚仪式上是您介绍我认识您哥哥的，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如果您不立刻和他沟通，他会很伤心的。您哥哥知道您最近的烦恼，像所有人一样，他想帮助您。”
这句“像所有人一样”的话差点让我气疯。刹那间我想立刻开除他，但我害怕他的鲁莽。我感到脑子的一部分已经完全不转了，因为爱情，因为嫉妒，不管是因为什么，我已经无法正确评估发生的一切了。当我像一个被卡在陷阱里的动物那样忍受巨大痛苦时，我极其清楚地意识到，惟独看见芙颂我才能好起来。我什么也不在乎，因为反正一切都是极其多余和粗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