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省曾（1490—1546年），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先世为河南汝宁人。嘉靖十年（1531年）以《春秋》乡试中举，名列榜首，后进士累举不第，便放弃了科举之路，转攻诗词和绘画。王阳明在浙江讲学时，他曾求学于门下，又请益于谌若水，学诗于李梦阳。著有《会稽问道录》十卷。
原典
黄勉之问：“‘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事事要如此否？”
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著。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著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著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
译文
黄勉之问：“《论语》上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是不是事事都要如此呢？”
先生说：“当然应该事事如此，只是要有一个主宰才行。义，就是良知，明白了良知是主宰，才不会执拗。这就像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今天应该接受而改天不该接受的情况，也有今天不该接受而改天接受的情况。你要是执拗地认为今天该接受，就什么都收下；今天不该接受，就什么都不接受，如此就是‘适’‘莫’了，也就不是良知的本体，这怎么能称作义呢？”
解读
在王阳明这里，义，就是良知，只要遵循良知，就能事事“无适”“无莫”，也就能做到“义”。
原典
问：“‘思无邪’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
先生曰：“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
译文
问先生：“孔子的‘思无邪’一语，为什么能概括《诗经》三百篇的意思呢？”
先生说：“何止《诗经》三百篇，整个儒家《六经》用这一句话也可以全部概括的，甚至古往今来的一切圣贤的言论，一句‘思无邪’统统可以全部囊括。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了百当的功夫。”
解读
每一个人只有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去掉私字，才能产生出崇高的、无限的道德力量。所以王阳明把“思无邪”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认为包括《诗三百》在内的整个《六经》，乃至所有古今天下圣贤的言论主张，都可以用“思无邪”予以概括、总结。
原典
问道心、人心。
先生曰：“‘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无声无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
译文
问先生关于道心、人心的问题。
先生说：“‘率性之谓道’，就是道心。在其中若添加了一些私欲，就是人心。道心原本无声无味，因此说‘微’；依从着人心去做，就有许多不安稳之处，因此说‘唯危’。”
解读
王阳明认为，道心即心的最高的境界，不夹杂人的私欲，体现出天道、天理，因后者是形而上的（“无声无臭”），故说“道心唯微”；相反，人心是心的现实状态，它夹杂了人的私欲，表现出人的种种缺点（“不安稳处”），故说“人心唯危”。
原典
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愚的人与之语上，尚且不进，况不与之语，可乎？”
先生曰：“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
译文
问先生：“在《论语》上，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愚笨的人教他高深的道理尚且没进步，何况是根本不教他，这能行吗？”
先生说：“不是圣人根本不教他。圣人心中忧虑的是不能人人都做圣人，只不过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方法就不能一样。对于中等水平之下的人，上来就给他讲性、命，他也不会理解，必须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从简单的知识起，慢慢去开导、启发他。”
解读
王阳明和孔子都认为，人的资质是不同的，要注意因人施教，根据个人不同的资质，应教授不同的内容。中等智力以上的，可以给他讲授较难理解，比较深奥的问题；中等智力以下的就只能给他讲授一些比较简单的知识。
原典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
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问：“‘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
先生曰：“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
译文
一个学友问先生：“读书记不住，该怎么办呢？”
先生说：“只需要你读明白道理，为什么非要记住？读明白书其实已经是次一等的要求了，最根本的是使自己的心本体光明。若仅求记住，就是没读明白书；如果只求读明白书，就不能使自心的本体光明。”
问先生：“《论语》中的‘逝者如斯’，这句话是说自己心性本体活泼泼的吗？”
先生说：“是这样的。必须时刻用致良知的功夫，才能活泼，方能像川流不息的江水一般。如果有片刻的间断，就和天地的生机活泼不相似了。这是做学问的关键。圣人也只是这样。”
解读
王阳明这里所说的自家本体，就是“活泼泼的”心性，学问不断向内探求，最后的落实点就是“自家的本体”。照王阳明的意思，“此是学问极至处”。
原典
问“志士仁人”章。
先生曰：“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逄，只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译文
问先生《论语》“志士仁人章”的问题。
先生说：“只因世人都把生命看得太重，也不问应死不应死，一定要委屈地保全性命，因而把天理丢到一边。忍心伤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做事如果违背了天理，就与禽兽一样了。就算在世上苟且偷生千百年，也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务必要在这等关键之处看清楚。比干、龙逄，只因他们看得清楚，所以才能成就他们的千古之仁。”
解读
王阳明认为“志士仁人”应该“看穿生死”，以仁心天理为中心主宰最为重要，如果“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所以他强调要能够看透“当死不当死”，如若是死，要死有所值。如果当死而怕死，昧了良心，害了天理，这种“偷生”，也不过与禽兽相同而已。
原典
问：“叔孙武叔毁仲尼，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
先生曰：“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著。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像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译文
问先生：“《论语》中有一段‘叔孙武叔毁仲尼’的记载，这么大的圣人怎么也免不了别人的诽谤呢？”
先生说：“毁谤是外来的，就算是圣人也在所难免。人只应注重自身修养。如果自己实实在在就是个圣贤，纵然别人全都毁谤他，也不能说倒他，其奈他何？这就如同浮云遮日，如何能真的损坏太阳的光辉？如若他自己外表谦恭庄重，实则内心摇摆不定，纵然无人说他坏话，他内心的恶早晚有一天会暴露无遗。因此，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来自外界，岂能躲避？只要能好好自我修炼，外来的毁誉又能如何呢？”
解读
王阳明强调的是自修、自省、自知，强调的是一心按道义行事，对外界毁誉看得是比较淡的。他认为毁誉是外来的，根本无损于己，正像浮云无损于日光一样，所以君子只贵自修，是不必去计较人家一时的非笑的。
原典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
先生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译文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
先生说：“你要是以厌恶外物之心去静中寻求，反倒会养成骄横怠惰之气了。你要是以不厌外物之心再到静处去涵养，这样可以。”
解读
王阳明认为，静坐修炼不是重点，致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才是真功夫。如果把“静”理解为厌弃外物，物来无应，那就要像朱熹说的那样了：“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静，顽然不应，便是心都死了。”
原典
王汝中、省曾侍坐。
先生握扇命曰：“你们用扇。”
省曾起对曰：“不敢。”
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
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译文
王汝中、黄省曾陪先生坐着。
先生把扇子给他们，说：“你们用扇子吧！”
黄省曾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不敢，不敢！”
先生说：“儒家圣人的学问，不是如此束缚痛苦的，用不着装出一副假道学的模样。”
王汝中说：“这从《论语》里孔子和曾点关于言志一章就能看出大概。”
先生说：“是这样的。从这章可看出，圣人有何等宽广博大的胸怀。孔子询问弟子们的志向，子路、冉求、公西华都很严肃地做了回答。而那曾点却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自己跑到一边鼓起瑟来，这是何等的狂态！当他说志向时，不针对老师的问题直接回答，满嘴狂言。假设这事儿发生在程颢身上，或许早就是一番痛斥。孔圣人却称赞了曾点，这是何等的气魄！圣人教育人，不是死守一个模式，碰上性格狂放的就从发挥狂之优势处成就他，遇到性格狷介的就从洁身自好的优势之处成就他，人的才能、气质怎么相同？”
解读
在这里，王阳明从用扇子发挥开来，说到孔子的胸怀和教育方法。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使每个人都有一样的行为方式，而是因人而异，使每个人的特性都表现出来。王阳明也认为，只要学生们都保存有内心的良知，行为如何表现并不重要。对狂者、狷者都可以从发挥其优势之处而成就他。
原典
先生语陆元静曰：“元静少年亦要解五经，志亦好博。但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引是圣学真血脉路。”
译文
先生对陆原静说：“你虽然年轻也要注解五经，志向也是在博学。可孔子教育人只担心人不能简易，他所说的也都是怎样化繁为简的方法，只是现在人喜好广博，好像孔子当年是教错了似的。”
先生说：“孔子从来不写他不清楚的事，颜回有不好的地方没有不自知的，这正是圣人之学的真正脉络。”
解读
简化“知识”使之变得直接易行是王阳明的重要思想，他认为，著述示人以形状大略，才是“质朴”纯真的表现，越是具有繁复的知识结构的学问就离“质”的境界越远，而孔子、颜回只写自己清楚和知道的东西，不至于让人产生误解，所以才成为圣学的真正脉络。
原典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侯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
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对曰：“愿立必为圣人之志。”
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
洪初闻时，心若未服，听说到不觉悚汗。
译文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王汝中、钱德洪陪先生坐着。先生环顾大家说：“大家的学问长进不大，主要是由于没有立志。”
李侯璧站起来说：“我也愿意立志。”
先生说：“不能说你没立志，但你立的还不是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
李侯璧回答说：“我愿意立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
先生说：“你真有做圣人的志向，良知就需纯洁明亮。如果良知上还留有别的牵挂，就不是成为圣人的志向。”
钱德洪以前听先生说立圣人之志时，心里还不太服气，此时亲耳听到不觉悚然汗下。
解读
王阳明对弟子立志的要求非常严厉，在他那里，立志就是立为圣人之志。若弟子随便说些立志的话，阳明是会严厉责备的。在阳明门下之弟子，老实用功即可，不必逞嘴上之快，阳明对弟子们的心性修为清清楚楚，稍有言过其实，阳明就不客气地予以纠正。
原典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译文
先生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所有一切都由它产生，任何事物都不可与它相比。人如果使内心的良知归复完全，无一丝缺陷，自然就会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
解读
“与物无对”的境界，是王阳明诚意论的最高追求和最终体现。在这个既是整体性的，又是创造产生性的乐境界中，既不是抽象普遍的“理”，也不是具体个别的“情”得到确认或扩张，而是包含、融合了理和情的天地生意被体认，被展现。把个体自我的心意提升、汇于无限的天地生意，是实现“乐”的关键。
原典
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
答曰：“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译文
有位朋友在静坐中有所领悟，于是跑去与先生探讨。
先生说：“以前我在滁州住时，见各位学生十分重视在知识见闻上辩论，嘴里说的耳朵里听的都不一样，不容易获得真知，因此就教他们静坐。过一段时间再检查他们的进境，还是很有些时效的。但时间一久，逐渐产生了喜静厌动、陷入枯槁的毛病。有的人专注于玄妙的解释和感觉，借以耸人听闻。因此，我近来只是说‘致良知’而不再提静坐冥想。理解了良知，任你去静处体悟、去事上磨炼都可以。良知的本体是无动无静的，这正是学问的关键。针对这个问题，从在滁州时到现在，我也反复比较对照琢磨了多少次了，发觉只有‘致良知’这三个字没有问题。这如同医生需要经过长期磨炼，方能了解人的病理。”
解读
王阳明早期曾以静坐教人收敛心神、以辅德行，但静坐久了，一般学子便易于流入谈玄说虚的神秘经验中，或是喜静厌动不务社会服务事业的缺点中。因此阳明中年以后对静坐活动便不再重视，而是直接提致良知的心理修养功夫。
原典
一友问功夫：“欲得此知时时接续，一切应感处反觉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觉不见了。如何则可。”
先生曰：“此只认良知未真，尚有内外之间。我这里功夫，不由人急心，认得良知头脑是当，去朴实用功，自会透彻。到此便是内外两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这个真机，如何得他充实光辉？若能透得时，不由你聪明知解接得来。须胸中渣滓浑化，不使有毫发沾带，始得。”
译文
有位学友问功夫：“做功夫时我想让这良知能时时接续而不间断，而在应付事物时则感到照管不过来，如果周旋于事又感觉良知不见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先生说：“这只是对良知的领悟还不够真切，所以才有内外不一致的感觉。我这个致良知的功夫不能急于求成。如果能掌握良知的主宰处，并切实地用功，自然会体悟透彻。到时就能内外交融、物我两忘，又怎么会有心、事不合一呢？”
先生又说：“不能在功夫上透悟良知的真机，心怎么会持续充满光辉呢？如果想透悟，不能仅依靠你的聪明智慧去理解，这需要心中渣滓浑化，没有丝毫黏连阻滞才行。”
解读
在王阳明看来，只有通过致良知的功夫，才能逐渐达到内外两忘的境界，从而达到我与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因此，王阳明主张要净化主体心胸，使之超越私欲心智的束缚。
原典
先生曰：“‘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
问：“如何‘道即是教’？”
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说功夫否？”
先生曰：“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
译文
先生说：“‘天命之谓性’的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的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的道即是教。”
问先生：“为什么‘道即是教’？”
先生说：“道就是良知，良知本来是完完全全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非只根据良知，这样就不会再有闪失，这良知才是你的明师。”
问先生：“在《中庸》中，‘不睹不闻’是不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不是说功夫呢？”
先生说：“此处应相信良知的本体原本是不睹不闻的，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添加其他的东西。明白这一点，即便说戒慎恐惧是良知的本体，不睹不闻是致良知的功夫也行。”
解读
“戒慎恐惧”与“不睹不闻”是“一”而不是“二”，只要人能在闲居独处时努力追求至善，就能“致良知”，使人保持良知本体不受私欲诱惑而昏蔽。
原典
问“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昼知夜的。”
又问：“人睡熟时，良知亦不知了。”
曰：“不知何以一叫便应？”
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时？”
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今人不会宴息，夜来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魇寐。”
曰：“睡时功夫如何用？”
先生曰：“知昼即知夜矣。日间良知是顺应无滞的，夜间良知即是收敛凝一的，有梦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译文
问先生“《易经·系辞》中的‘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句话怎么理解”。
先生说：“良知原本就是知道昼夜的。”
又问先生：“当人熟睡时，良知也就没有知觉吧。”
先生说：“如果没有知觉，为什么一叫就应答呢？”
问先生：“良知若是常知的，怎么会有睡熟的时候呢？”
先生说：“夜晚都要休息，这是自然常理。夜里天地混沌，万物的形状和颜色都消失了，人的眼睛耳朵看不见听不到，七窍都歇息了，此时正是良知收敛凝聚的时刻。天拂晓，万物显现，人也能听到声音，看到形状、颜色，七窍的功能也恢复正常，这正是良知妙用开始发生之时。由此可见，人心与天体原本是一体的。因此孟子说‘上下与天地同流’。如今的人，夜晚不擅长休息，不是沉睡不醒，就是胡思乱想、噩梦连连。”
问先生：“睡觉时如何用功夫？”
先生说：“知道白天如何用功夫，也就知道夜晚如何用功夫。白天良知是顺应无滞的，夜里良知是收敛凝聚的，有梦就是先兆。”
先生又说：“在夜气下发的良知才是良知的本体，因为它没有丝毫物欲掺杂其间。学者要在事物烦忧时仍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解读
王阳明认为，人心与天地一体，良知与天地交融无碍。作为政治社会里的存在者，他怀有“万物一体”的秩序理想，与共在者消除间隔，破除他者与自我的界限，从而在将“仁心”发挥到社会生活层面，进而在存在状态上也实现人、我、物的无间无分，是王阳明对达成人类良善生活的希冀。
原典
先生曰：“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得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译文
先生说：“道家讲虚，圣人岂能在虚上再添加一丝一毫的实？佛家说无，圣人岂能在无上再添加一丝一毫的有？然而，道家讲虚是从养生上来说的，佛家说无是从脱离生死苦海上来说的。他们在本体上又添加这层意思，就不是虚无的本色了，对于心的本体有障碍。圣人所做的不过就是还良知的本色，更不会添加其他的意思。良知之虚就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就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是具有具体形状样貌的事物，都是在太虚无形之中生发成长，谁又会成为天的障碍呢？圣人仅是顺应良知的作用，天地万物皆在我良知的范围内运动。哪里又会有什么物事于良知之外成为障碍呢？”
解读
王阳明援引了儒释道的本体论思辨，把主要是以封建义理为核心的良知上升到本体的高度。他宣称，良知与万物一体，万物也都在良知之内。心和良知、天理都是相通的，既是宇宙本原，又是万物主宰，又是人内心的崇高德行的标准。
原典
或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先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到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问“异端”。
先生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译文
有人问：“佛教也十分重视养心，但是不可以据此治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我们儒家所说的养心，从来也没离开过具体事物而去空谈养心，只是顺应它的自然天性，这就是功夫。佛教却要杜绝事物，将心当成幻相，渐渐走入到空寂中去了，似乎与世间事物毫无关系，当然是不可以据此治理天下了。”
有人问：“何为异端？”
先生说：“与愚男蠢女想的相同的，叫做同心同德；与愚男蠢女想的不同的，就叫做异端。”
解读
在王阳明看来，儒释两家都旨在存养心性本体，但功夫有所不同：儒家养心不离事物，佛教则以事物为虚幻，一概置之不理，从而堕入虚寂。当有人直接问异端时，阳明并不像以往大多数传统的儒者那样很自然地指向佛道，而是回答，如果将一般的百姓排斥在外，就是异端。
原典
先生曰：“孟子不动心，与告子不动心，所异只在毫厘间。告子只在不动心上着功，孟子便直从此心原不动处分晓。心之本体，原是不动的。只为所行有不合义，便动了。孟子不论心之动与不动，只是‘集义’，所行无不是义，此心自然无可动处。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动，便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挠了，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集义’工夫，自是养得充满，并无馁歉，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此便是浩然之气。”
又曰：“告子病源从‘性无善无不善’上见来。性无善无不善，虽如此说，亦无大差。但告子执定看了，便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在内。有善有恶，又在物感上看，便有个物在外。却做两边看了，便会差。无善无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时，只此一句便尽了，更无有内外之间。告子见一个性在内，见一个物在外，便见他于性有未透彻处。”
译文
先生说：“孟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两者的区别只在毫厘之间。告子仅在不动心上用功夫，孟子则直接从此心原本就不动上用功夫。心的本体原本不动。只因为言行有不符合义的，心才会动。孟子不讨论心动与不动，只管去‘集义’。若所行都是义，这个心自然就没有可动之处。告子仅要此心不动，好似要按住自心一样，如此，反把这个心生生不息的根给阻挠了，这不仅是徒劳无益，反而是有害的。孟子所讲的‘集义’功夫，自然可以把这个心修养得充实丰满，没有丝毫缺陷，这样自然就会纵横自在、鲜灵活现，此乃他所说的浩然之气。”
先生又说：“告子的病根，是他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性无善无不善，这话就这么说也没什么大毛病，但告子把它看得过于呆板，如此就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在心中，有善有恶，又多从事物上看，就有个物在心外。这样就把人性分成了两个方面，便会出差错。无善无不善，性原本如此。悟得出来，只要这一句话就行了，再无内外之别。告子主张性在心内，物在心外，这足以看出他于人性上没有看透。”
解读
这里，王阳明讲了孟子和告子的不动心的细微差别，随后他又谈及“性无善无不善”。他认为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观点本身并无大错，只是告子执定这一点，把善恶看成只是由外物引起的，便有了片面性。
原典
朱本思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类，亦有良知否？”
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唯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译文
朱本思问：“人先有虚灵，而后才有良知。像草、木、瓦、石之类，也有良知吗？”
先生说：“人的良知，也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果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那么也就不可能成其为草木瓦石了。何止草木瓦石是这样？天地如果没有人的良知，也就不可能成其为天地了。天地万物与人原系一体，其开窍的关键是人心的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本就是一体的。因此，五谷禽兽等皆可养人，药石之类皆可治病。这是因为它们是一气同体的，所以能够相通。”
解读
在论述良知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时，良知被王阳明赋予了普遍存在的意义。强调人类与宇宙万物皆归本于良知，统一于良知。这里虽然讲人与万物有一气相通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强调“灵明”即“良知”是万物的主宰存在的依据。
原典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
先生曰：“唯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个条理，便谓之信。”
又曰：“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译文
先生游览南镇，一位朋友指着山岩中的花树问：“先生认为天下没有心外之物，比如这些花树，它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有何关系呢？”
先生说：“你未观赏这树上的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样寂静。你来欣赏这树上的花时，花的鲜艳就被你感知了，从这儿就该知道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了。”
有人问：“大人与物同为一体，而《大学》中为什么又说厚薄呢？”
先生说：“只因为道理自然有厚薄。例如，人的身是一体的，用手脚去捍卫脑袋和眼睛，难道是刻意地要看轻手和脚吗？而只是从道理上讲就应该如此。同样，对禽兽和草木一样有着爱，但是却拿草木去养禽兽，又怎忍得？对人和禽兽一样有着爱，但宰杀禽兽去孝养亲人、祭祀祖先、招待宾客，人心又怎忍得？对至亲和路人一样有着爱，但如果你只有一碗饭，得到就能活，得不到就会饿死，在此无法两全的情形下，你先去救亲人，而不救路人，人心又怎忍得？等等这些，都是因为从道理上讲应该如此。至于我自己和骨肉至亲，更不能分厚此薄彼。所以仁民爱物都是从这个简单道理出发的，若此处能忍心，则会无所不忍了。《大学》上说的‘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实乃良知上的自然条理，不可逾越，这就是所谓的义。遵循这个秩序，就称为礼；明白这个秩序，就称为智；始终坚持遵守这个秩序，就称为信。”
先生又说：“眼睛没有本体，它就以万物之色作为本体；耳朵没有本体，它就以万物之音作为本体；鼻子没有本体，它就以万物之气味作为本体；嘴巴没有本体，它就以万物的味道作为本体；心灵没有本体，它就以天地万物感知的是非作为本体。”
解读
王阳明认为，心与物同体，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心也不能离开物存在。然而，人与物的价值却有高下之别。当我们作道德实践而出现了义务冲突时，便会选取价值较高者而牺牲价值较低者。这就是阳明所理解的《大学》的厚薄之道。阳明又认为，“物”作为“心”的认识对象而存在，是因为“人心与物同体”，“心”与“物”有某种互相感应的能力。
原典
问“夭寿不二”。
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译文
问先生怎么理解“夭寿不二”。
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可以把一切的声名、利禄、嗜好等抛诸脑后。然而，若仍有一种贪生怕死的念头存留在心，那么学问功夫就一定会有融会贯通不到之处。人的生死之念，原本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的，因此不能轻易去掉。如果能把生死看透，人心就会流转无碍，才是尽性知命的学问。”
解读
王阳明受到当权太监刘瑾的排挤，躲过了层层追杀，远赴偏远山区龙场驿站任职，在那里他缺衣少穿，生活艰苦，这种情况下，他先是悟进退之道、“生死之念”，之后才能透升上去达到对天理、性命的彻悟。而正是基于这种心与理、人道与天命的贯通，王学才被人又评价为“尽性至命之学”。
原典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是友愧谢。
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座者皆悚然。
译文
有位朋友问：“想要在安静打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病根儿逐一搜寻出来扫除廓清，只怕又是割肉疗伤吧？”
先生严肃地说：“我这可是医治人心的药方，能完全铲除人的病根。即使他的本领再大，过了十数年也还是用得上。你如果不想用，就收起来，不要败坏我的药方。”这位朋友十分惭愧地向先生道了歉。
过了一会儿，先生说：“这恐怕也不是你的错，一定是那些对我的主张略懂一些的学生对你讲的，这倒是耽误了你。”满座学生谁都不敢吭气。
解读
王阳明也有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本是极有涵养的人，平日讲学，任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地讲说，这里为何动气？剜肉做疮怎样讲？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者，误天理为人欲，去人欲即伤及天理。对方的意思是说：“见了一星之火即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的事，请问拿什么东西来煮饭呢？换言之，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厉害！所以阳明愤然作色。
原典
一友问功夫不切。
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
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
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又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
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其麈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麈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麈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
少间，又有一友请问功夫切要。
先生旁顾曰：“我麈尾安在？”
一时在座者皆跃然。
译文
有位朋友问，当功夫不真切时怎么办？
先生说：“学问的功夫，我曾一句话概括完了，现在怎么越说越远，连根基都着不了呢？”
回答说：“致良知是曾经听先生讲过，但没讲明白。”
先生说：“既然你知道致良知，还有什么可讲明的？良知本身就是明白的，你踏实用功便是了，你不愿意用功，只在言语上说，越说越糊涂。”
朋友说：“我正是想让您讲明致良知的功夫。”
先生说：“这也需要你自己探求，我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讲。以前有一位禅师，别人来问佛法，他只是把拂尘提起来。有一天，他的徒弟把拂尘藏了起来，想看看他还怎么回答。禅师找不到拂尘，只好空手做出提拂尘的样子。我这个良知就是启发人的拂尘，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提的？”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学生问先生致良知功夫的要点。
先生四下看了看说：“我的拂尘在哪儿？”
一时间，在座的人都乐翻了。
解读
功夫不真切应如何救治？阳明认为根本不是知识上如何提供方法的问题，而是心志贯彻与否的问题，因为道德良知人人心中本有，提起即是。但是弟子却以为自己要问的就是良知如何提起的操作细节的问题，因此问得有理，所以还是询问。阳明则讲了禅师的故事，拂尘比喻佛教的本心本性，提起拂尘和提起手都只是说明要提起本心本性，实际下工夫而已，下了工夫之后自然会知晓其中的艰难之关键，而不需要再问更多的细节方法。
原典
或问“至诚前知”。
先生曰：“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邵子必于前知，终是利害心未尽处。”
译文
有人就《中庸》上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诚是实理，诚就是良知。实理的流畅运行就是神，它的初始萌动就是几（预兆、苗头的意思），具备诚、神、几的人叫圣人。圣人对预知不怎么重现。祸福降临，圣人也在所难免。圣人只知晓契机，善于应付各种变化而已。良知不分前后，只要看出现在的契机，就能一了百了。如果存个前知的心，那就是私心，就是想要趋利避害。邵子（即邵雍，北宋哲学家、易学家）非常看重前知，就是因为他那趋利避害的私心没有涤除干净。”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用“良知说”批评了“至诚前知”的思想，认为圣人不贵前知，只是致良知，见几而动，遇变而通，行其所当行，对祸福不存有趋利避害之心。邵雍非常看重前知，心里存有趋避的意思，是私欲的表现，不是圣人境界。王阳明在价值上贬低前知，不以其为圣人的至诚之道，但也没有明确否定前知的存在。
原典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唯天下之圣为能聪明睿知’，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
译文
先生说：“无知无不知，本体就是如此。这好比太阳，它没有刻意要去照射宇宙间万物，但又无物不照射。因此，无照无不照，原就是太阳的本体。良知本来是无知的，如今却要它有知；良知本来是无不知的，如今却怀疑它有不知。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完全相信良知罢了。”
先生说：“《中庸》中的‘唯天下之圣为能聪明睿知’这句话，以前看时觉得是何等玄妙。如今看来，现在才晓得原来聪明睿智是人人所固有的。耳原本就聪，目原本就明，心原本就睿智，圣人只是能够一一做到罢了，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他能致良知；普通人不能做到这点，只是因为不能致良知。这是多么简单明显的道理啊！”
解读
致良知，要认识到良知本体原本就具有二重性。良知正如太阳一般根本上无知也无善恶，知善知恶只是它的发用。普通人如果能致良知，也就和圣人一样，能够“聪明睿知”了。
原典
问：“孔子所谓‘远虑’，周公‘夜以继日’，与‘将迎’不同。何如？”
先生曰：“‘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知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
译文
有人问：“孔子所说的远虑，周公的夜以继日思虑善否，与迎来送往有什么区别？”
先生说：“远虑并不是不着边际地去思考，只是要存这个天理。天理自在人心，且亘古亘今，无始无终。天理即是人的良知，千思万虑的目的不过是致良知。良知是越思索越精明。若不深思熟虑，只是随随便便地随事情转，良知就变得粗陋了。但如果你只是在具体事上不着边际地思考，就自以为是远虑了，就不免有毁誉、得失、私欲掺杂其间，也就和迎来送往没区别了。周公的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实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认识了这一点，自然就知道周公的气象与迎来送往之别。”
解读
天理即是良知是“知是行的主意”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从“良知即心之本体”的角度来阐明良知何以成为检验是非善恶的根据的。此乃良知之体。
原典
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朱子作效验说，如何？”
先生曰：“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保己是私未忘。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无怨，于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译文
问先生：“在《论语》中，孔子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句话，朱熹说这是关于效验的学说，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孔子对于自己的克己之学说，重视功夫而不重视效验。仁者与万物为一体。不能一体的，是自己的私欲还没有克除干净。自己成全了仁的本体，那么，天下都将归于我的仁中，也就是‘八荒皆在我闼’的意思。天下都能做到仁，我的仁也在其中了。比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说的也是自身没有怨恨，一如‘不怨天，不尤人’的意思。但是，家邦皆无怨，我也就在其中了。只是，这不是该重视的地方。”
解读
“为己”就是实现人的目的，“功夫”是指实践功夫，实践是目的性实践，至于“效验”，则是功利性、工具性的，所以不必过于重视。
原典
问：“孟子‘巧力圣智’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何如？”
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极，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译文
问先生：“孟子主张‘巧力圣智’之说，朱熹认为是‘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先生怎么看？”
先生说：“三个人（伯夷、伊尹、柳下惠）固然有力，但也有巧。巧和力并非两回事，巧是用力时的巧，有力而无巧，只是空有其力。他们三个人若用射箭作比，就是一个人能站在地上射、一个人能骑在马上射、一个人能远射。他们能射到目标所示处，就可以称为力；他们能命中目标，就可以称为巧。但能站地上射的，上了马就不会射了；骑在马上能射的，射得又不够远，只能说他们各有所长，这就是才力各有不同。而孔子则兼有三个人的长处，但孔子的和只能达到柳下惠那样的程度；孔子的清只能达到伯夷那样的程度；孔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情只能达到伊尹那样的程度，没办法再增加了。如果像朱熹说的‘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么，他们的力是超过孔子的。巧和力只是用来说明圣、智的。若明白了圣、智的本体是什么，便就一目了然了。”
解读
王阳明认为，巧与力在本体之外，不在本体之中，但巧和力并非两回事。受本体发用时，巧与力就是良知的外在表现，不受本体发用的巧、力，必然与“良知”背道而驰。
原典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
译文
先生说：“‘先天而天弗违’，说明天就是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说明良知就是天。”
“良知，其实就是判断是非的心，是非仅是个好恶。明白好恶就穷尽了是非，穷尽了是非就穷尽了万事的万般变化。”
先生又说：“是非两个字是一个大的框架，巧妙运用则在于个人领会。”
解读
王阳明将良知代表人的本心，所以它也综括了孟子所说的心之四端，把孟子的是非之心、羞恶之心合起来一起收于其良知上来讲，一起皆是其良知之表现。只要有了良知这个大规矩，根据在不同场合、不同机缘下的巧妙运用，便可能应万事、通万物。
原典
“圣人之知，如春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亦是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
译文
先生说：“圣人的良知一如青天白日，贤人的良知就像有浮云的天气，愚人的良知好比阴霾满天。虽然他们浑浊清明的程度有差别，但辨别黑白则是一致的。即便在昏黑的夜晚，也能隐约看出黑白，这说明太阳的光辉还没完全被遮蔽。在逆境中学功夫，也只是从这一点光明处去细致鉴察体会。”
解读
愚人的良知就像阴霾天气而灰暗不明，与圣人的万里晴空和贤人的浮云天气不同，但还是能辨别黑白的，即使在夜里，也隐隐绰绰有余光。这一点余光未尽，就是唤醒太阳、唤醒良知的希望所在。
原典
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像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
译文
有人问：“良知就像太阳，私欲就像浮云。浮云虽能一时遮蔽太阳，然而也是天上的气应该有的，那么私欲是不是也是人心所该有的呢？”
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就是所谓的七情，这七情都是人心该有的，但是需要将良知理解清楚。例如阳光，不能说非得直射才算是阳光，一条缝隙所透出的明亮也是阳光。天空即便布满云雾，只要太虚中还能分辨颜色和形式，均为阳光不灭处。不能因为云能蔽日，就让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地在人身心之上流转，就都是良知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不能把七情分成哪个好哪个坏。但是又不能太执著。执著，七情都称为欲，都是遮蔽良知的。当然，稍有执著，良知就会发觉。发觉了就会克除遮蔽，也就回复了良知的本体。这些地方看明白了，才是简易透彻的功夫。”
解读
本体如阳光，是虚，是明，是自然；七情是云，是雾。良知具有普照万物的廓然大公胸襟，它可以使七情自然流行，可以觉察七情之不正，并可使不正归之于正，但却不能认七情为良知本体。
原典
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译文
问先生：“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就能如此的，这还需要其他的功夫吗？”
先生说：“知与行这两个字就是功夫，不过是有浅深难易之别罢了。良知原本是精精明明的。例如，孝敬父母，生知安行的人只是依从良知切实地去尽孝道；学知利行的人只是要时时省察自己，努力依从良知去尽孝道；至于困知勉行的人，被蒙蔽禁锢已深，即便想依从良知去尽孝道，却又被私欲所阻，因此不能尽孝道。这就需要付出比旁人多十倍、百倍的功夫，才能依从良知去尽孝道。圣人虽然是属于生知安行的，但他的心里不敢自以为是，所以他宁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然而，困知勉行的人则思量着做生知安行的事，那怎么能行呢？”
解读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人人本有，但并非人人都能致良知。“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依良知所知而实落行之即是致良知。圣人也要做功夫，只不过圣人良知精明，做起来较易而已，而常人则蔽锢深，做起来困难一些罢了。
原典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
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译文
有人问：“先生曾主张乐是心的本体，不知遇到大的悲惨变故哀哭之时，这个乐还在不在？”
先生说：“唯有痛哭之后才能乐，不哭就不会乐了。虽然是哭，此心却得到了安慰，因而也就是乐。心的本体是没有变化的。”
解读
在阳明看来，乐的本质规定在于心安，只要能保持心安便是常快活，便是乐。倘遇人世悲戚之事大哭一场，而使心安，这哭也便是乐。可见乐并不简单地等同于高兴，它是人之内心在经受住自我拷问、自我监督之后的一种安详平和，它的对立者不是悲哀而是愧疚，是心灵对自我监督的恐惧。
原典
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圣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译文
有人问：“良知只有一个。周文王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夫子作《周易》，是否各自看到的理不同？”
先生说：“圣人怎会呆板地死守旧模式呢？只要根本点是从良知出发，说法有所不同又能妨碍什么呢？这就像一园子青竹，只要枝节相差不多，也就是大同了。但如果要是拘泥于每株竹子的每一枝节高低大小都相等，就不能体现造化的妙手了。要做的只是去认真培养良知，只要良知是同样的，有点差异也无关紧要。你们若不肯用功，就像竹子连笋都没有发出来，又到什么地方去谈论竹子的枝节呢？”
解读
这里，王阳明的深刻之处，在于竭力反对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他认为，道德法则虽然有普遍性，但同时也要有具体性，因此不能“拘定枝枝节节”。
原典
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
柴鸣治入问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
先生说：“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间大慈的父。”
鸣治愕然，请问。
先生曰：“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叟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叟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叟底豫时，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叟亦做成个慈父。”
译文
乡下有一对打官司的父子来找先生判案。随从想阻挡他们，先生要听他们说的情况，然后说了很简短的一番话，这对父子就相抱痛哭，最后和好离去了。
柴鸣治进来问：“先生您说了什么话，让他们父子俩这么快就感动悔悟了？”
先生说：“我只是说了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叟是世间大慈的父。”
柴鸣治感到十分惊讶，请问为什么。
先生说：“舜常常自以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我感觉是最慈爱的父亲，所以他不能慈爱。只记得舜是自己养育大的，现在却不能使自己愉快，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已转移到后妻身上了，尚且说自己慈爱，所以就更加不能慈爱了。舜总是记着小时候父亲是多么爱他，而如今之所以不爱了，只因为自己尽孝还不够。舜天天想夜夜思的都是检讨自己尽孝不够的地方，因此他就更加孝顺。等到瞽叟高兴时，他只不过是恢复了本心原有的慈爱而已。所以，后世的人称舜为古今能够大孝的儿子，瞽叟也就变成了一个慈祥的父亲。”
解读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解决矛盾，关键的就是他认为人人都是有良知的，只要让人认识到这个良知，并循循善诱，就一定能够在人的内心激起感情，最终通过内心的变化解决问题。王阳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父子告状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良知的妙用吧。
原典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译文
先生说：“每次普通人向孔子请教有关问题，孔子事先都是没有准备的，他的心是空空如也的。但是，他从普通人自己知道的是非两方面加以分析，普通人的心里也就明白了。普通人所自知的是非，就是他本来就有的天理准则。即便是圣人的聪明睿智，也不能增加或减少一分一毫。普通人只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孔子帮他一分析判断，他也就一下子明白了。如果孔子与他谈话时，心中还有一些知识在，也就不能启发出他全然的良知，而道体将一分为二了。”
解读
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并不要求自己有什么知识，只是要让别人都相信他自己的良知就可以了。我们再怎么厉害，也改变不了别人，除非他自己改变自己。如果用外在的强制力来让一个人改变，还不如让他的内心自发地改变来得深刻多了。
原典
先生曰：“‘烝烝，不格奸’，本注说象已进于义，不至大为奸恶。舜征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义，以义熏蒸，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的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
译文
先生说：“《尚书》上所谓的‘烝烝，不格奸’，本注上说这是指舜的弟弟象逐渐接近义，不至于成为大奸大恶了。舜被征用后，象仍每天想去谋杀他，什么样的大奸大恶能像他呀？但是舜只是以义来要求自己，用自我克治去感化象，而不是去指责纠正象的奸恶。文过饰非，这是恶人的常态。若要去责备他的过失，反倒会激起他的恶性。开始时，舜使得象要害他，只是因为他要象变好的心太急切了。这就是舜的过错。有了这段经历，舜认识到功夫只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去责人，所以能够达到和谐。这就是舜的动心忍性，增加自己能力的地方。古人的言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因此记得十分亲切，留存到了后世，歪曲变通，只把这个当做人情。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怎么能说得那么苦口婆心。”
解读
王阳明认为，古代圣人所说的话，是“自家经过”的，不能把它简约为一种单纯的认识活动，而应该与个体生命的领悟融为一体。只有在个体生命存在面的向度的意义和基础上，诠释者与经典成功契接，经典作为文本的整体意义才会显现。正是基于这一深度认识，儒学经典诠释强调要成功地领悟经典。
原典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
未达，请问。
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曰：“洪要求元声不可得，恐于古乐亦难复。”
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
对曰：“古人制管候气，恐是求元声之法。”
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元声只在你心上求。”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曰：“古人制候气法，是意何取？”
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后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必须定至日。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又何处取得准来？”
译文
先生说：“古乐已很长时间没人演奏了。现今的戏和古乐的意思还比较相似。”
大家没明白，于是就请教先生。
先生说：“韶乐的九章，是虞舜时演的一部戏；武乐的九章，是武王时演的一部戏，圣人一生的事迹都蕴含在乐曲中。所以有德行的人听了就知道它的尽善尽美与尽美不尽善之处。如果后世作乐只是谱写一些词调，和民风教化毫无关系，那还怎么能够起到改善社会风气的作用呢？如今要想使民风返璞归真，就该把今天的戏曲拿来，删除乐曲中所有的妖淫词调，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演唱起来使得普通百姓人人明白，于有意无意之中激发他们的良知，如此，对移风易俗会有所帮助，同时，古乐渐渐地就可以恢复本来面貌了。”
钱德洪在旁边说：“我连元声（基准音）都找不到，要恢复古乐恐怕很难。”
先生说：“你认为元声应该到何处去找？”
钱德洪回答说：“古人制造律管来候气，恐怕就是在找元声的办法吧？”
先生说：“如果要从葭灰黍粒中寻找元声，犹如水中捞月，岂能找到？元声只需要从你的心里去找。”
钱德洪问：“在心上如何找呢？”
先生说：“古人治理天下，首先把人培养得心平气和，而后才作乐。比如你在这里吟咏诗歌，你的心气平和，听的人自然会感到愉悦满意，这就是元声的起始处。《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志就是乐之根本；‘歌永言’，歌唱就是乐调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韵律只要与发音相和，和声就是旋律的根本，这些不都说明没有必要外求吗？”
钱德洪又问：“古人以律管候气的办法，又是以什么为依据的？”
先生说：“古人是以中和之体来作乐的。人的中和之体是与天地之气相呼应和的，候天地之气，与凤凰的鸣叫相谐合，不过是为了检验人的气是否中和。这是制成音律之后的事。不是必须等待天地之气来后才能制成音律。现今通过律管来候气，必须确定在冬至这天，但是，到了日子恐怕时辰又定不准，又到哪里去找标准呢？”
解读
王阳明认为复兴古乐的元声只能在内心去寻找。在这里他通过心与乐的对应关系，提出了乐以中和为本的观点，并将之与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联系起来，人内心的中和是合乎于天道的，乐的中和来源于人内心的中和，乐又以中和之性感染听者，这就是音乐能化育人心的根源。
原典
先生曰：“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译文
先生说：“学习确实需要老师或朋友的开导点化，但不及自己所省悟理解的那样能一了百当。如其不然，开导点化再多也没有用。”
解读
学习需要外人指教，但最好是通过自己独立思考来领悟，这样可以事半功倍，否则，即使别人指教得很好，你也不能全部领悟。
原典
“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
译文
先生说：“孔子的气魄宏伟，但凡帝王的所作所为，他都能从心上一一加以体会。就譬如不管大树有多少枝枝杈杈，都是从树根的培养做起，自然就枝繁叶茂起来，并不是从枝叶上用功去培养根本。学者向孔子学习，若不在内心的良知培养上用功，却急切地想去学那气魄，就是把功夫做颠倒了。”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以孔圣人为例，阐明学者只有在“心上用功”而不能在“枝叶上用功”的道理。通过以“树”作比，深入浅出地论证了为学要从根本上做起，而不是从表面学起。
原典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
“今人于吃饭时，虽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
崇一曰：“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
译文
先生说：“人有过失之处，就把功夫多下在检讨弥补过失上，就好像修补破旧的甑（瓦罐），必定有文过饰非的毛病。”
先生说：“现在人在吃饭时，即使无事，他的心经常忙乱而不安定，这是因为心忙碌乱了，所以才收摄不住。”
先生说：“琴、瑟与书籍，这些都是学者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由于常有事可做，心就不会放纵。”
先生感叹地说：“世间知学的人，只要这些毛病改不掉，就不为‘善与人同’了。”
崇一接着说：“这些毛病，也就是因为好高骛远但又不能舍己从人。”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指出了世人的一些毛病，正是这些毛病致使人们在认识上受蒙蔽。只有改掉这些，才能善与人同：自己有优点，愿意别人同自己一样；别人有长处，就向别人学习。
原典
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
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译文
有人问：“良知本来是中和的，怎么还有过与不及的说法？”
先生说：“良知无过不及，知道过或不及，就是中和，也是良知。”
先生说：“《大学》中说的‘厌恶上级对待下属（我）的态度’，属于良知；‘（我）不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下属’，就是致良知。”
先生说：“张仪、苏秦的智商，也是圣人的资质。后世的诸多事业文章，诸多的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了张仪、苏秦的套路。张仪、苏秦的学问很会揣摩人情，因此他们的说辞才能击中被说服者的要害，因此他们的学说不能穷尽。张仪、苏秦已窥到了良知的妙用处，只是用在诡计方面而已。”
解读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妙用处”很多，它可以使人知道是过还是不及，使人保持中和；也可以处理上下级关系；还可以透视世间人情。但王阳明重道轻术，因此认为虽然张仪、苏秦窥见了“良知妙用处”，但把它用在诡计上是不对的。
原典
或问“未发已发”。
先生曰：“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
问曰：“未发未尝不和，已发未尝不中。譬如钟声，未扣不可谓无，既扣不可谓有，毕竟有个扣与不扣，何如？”
先生曰：“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既扣时也只寂天寞地。”
译文
有人就《大学》所谓的“未发”“已发”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只因朱熹将未发已发分开来讲了，所以我只有劈头说一个没有未发已发，让世人自己思考而有所得。如果说有一个已发未发，听讲的人就落入朱熹的套路里去了。如果能真正认识到没有未发已发，即使讲有未发已发也不妨事。因为本来就存在未发已发。”
问先生：“未发并非不和，已发也并非不中。比如钟声吧，不敲也不能说就没有钟声，敲了也不能说就是有了钟声。但是，它到底有敲和不敲的分别，这样说对吗？”
先生说：“没敲时原本就是惊天动地的，敲了之后也只是寂静无声。”
解读
王阳明论未发、已发，一般就良知自体言，并无时间上的动静之分。良知内在于人心人性，即体即用，即存有即活动，即未发即已发，即静即动。这里，他就以扣钟来比喻已发未发，更突出了良知有体有用、圆融无碍的特征。
原典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
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
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未流上救正，便费力了。”
先生曰：“然。”
译文
有人问：“古人谈论人性，各有各的见解，到底哪种说法可作为至论呢？”
先生说：“性本来就没有固定的体，所以谈论起来也说不出固定的体。有就本体而言的，有就发用的角度来谈的，有就源头上论的，有就流弊讲的。总之，说的不过还是那个性，唯看法有深浅罢了。如果固执地认定哪个就是对的、哪个肯定是错的，也是不对的。性的本体原本无善无不善，发用上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性的流弊原本就是有的一定为善，有的一定为恶的。例如人的眼睛，有喜悦时的眼，有愤怒时的眼，直视时就是正面看的眼，偷看时就是窥视的眼。总而言之还是这个眼睛。如果只是看见了愤怒时的眼，就说没有喜悦的眼；见到直视的眼，就说没有窥视的眼，这都是犯了偏执一方的过错。孟子谈性，他是直接从源头上讲的，也不过是说了个大概。荀子的性恶说，是从流弊上说的，也不能说他说得全不对，只是认识得还不够精纯而已。然而，平常人则是丧失了心的本体。”
问先生：“孟子从源头上谈性，让人在源头上用功，使性明彻；荀子从流弊上说性，功夫只下在末流上纠正人性，这就费力了。”
先生说：“正是这样。”
解读
王阳明认为，哲学家对于人性的许多争论，在一义下都是可以消融的，因为性最终来说只是同一个本体，并非有不同的本体。这里，阳明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一体收摄，给出了他自己的圆融的人性论。
原典
先生曰：“用功到精处，愈着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着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
“杨慈湖不为无见，又著在无声无息上见了。”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廖，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
译文
先生说：“用功到了精深处，愈发不能用言语来表达，说理也愈难。但如果你刻意追求精微，整体的功夫反会受到蒙蔽妨碍了。”
先生说：“杨简（字敬仲，世称慈湖先生，陆九渊的高徒）并不是没有见解，他只是执著在无声无息方面理解认识问题。”
先生说：“人在一天的时间里，会把古今世界全部经历过一遍，只是人不自知罢了。当夜气清明时，人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泊恬静，此时就相当于伏羲的时代。早晨时节，人的神清气爽，庄严肃穆，这就相当于尧、舜的时代。上午时分，人们礼仪交往，气象井然，此时就相当于三代的时候。中午之后，人的神气渐昏，往来杂扰，这就相当于春秋战国的时代。黄昏来临，万物寝息，景象寂寥，这就是人消物灭的世界。学者如果能充分相信良知，不被气所扰乱，就能常常做个伏羲时代的人。”
解读
体验原是无法言说，要精深却不要刻意精微。随后，王阳明又用社会状况比方人的精神境界，认为“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人的精神境界是可以独立地超越社会此状况臻达彼状况的。
原典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重；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
诸友请问。
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译文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四人与老师同坐，大家慨叹先生自征讨宁藩以来，天下对老师的谤议越来越多。先生让各位说说其中的原因。有的讲先生的功业权势日益显赫，因而会招致越来越多人的嫉妒；有人说先生的学说影响力越来越大，导致那些替宋儒争地位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说自先生拜南京兵部尚书以后，尊崇先生的人越来越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排挤阻挠的人也越来越卖力。
先生说：“各位所言，相信很有可能存在，但我个人有一段自知的地方，各位都没提到。”
大家都询问于先生。
先生说：“我到南京就职以前，尚还玩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八面玲珑。现在我相信良知的是非标准，随手拈来，再也不用隐藏着。现在我才有了一个‘狂者’的心情。即使全天下人都说我口无遮拦也没有关系。”
薛尚谦站起来说：“对良知如此之信，才是圣人的真血脉啊！”
解读
王阳明悟得的是良知真谛，了悟之后自然通达，通达之后不免狂放。“良知”的信念与实践使其在百死千难的危机中从容应对，并终于化解危机，经受住了人生严峻的考验，这自然更坚定了他对“良知”学说的自信。
原典
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
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盖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
译文
先生教育指点人时，一句话就能感人至深。
某日，王汝止外出回来。先生问他：“路上看见了什么？”王汝止答道：“满街满巷都是圣人啊！”先生说：“你看到满街人都是圣人，他们看你像个活圣人。”
又一天，董萝石外出回来，看见先生就说：“今天看见一件稀罕事。”先生问：“什么稀罕事？”他答道：“我看到满街满巷都是圣人啊！”先生说：“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有什么稀罕的。”
大概王汝止的锋芒尚未磨平，而董萝石恍然有悟，因此，问题相同答案各异，先生都是反着他们的话去启发他们。
解读
王阳明对学生，是因势利导、因材成就，狂者就从狂处成就他，狷者就从狷处成就他。需要剪裁，就反言棒喝。问同答异，针对各个人的不同的坎儿“反其言而进之”，这才是单兵教练的素质教育。
原典
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
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译文
钱德洪、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于丙戌年（1526年）参加会试回来，纷纷讲自己途中讲学的事儿，说有的人相信，有的人怀疑。
先生说：“你们用一个圣人架势去给别人讲学，人家看见圣人来了，都给吓跑了，这怎么能讲得好。你得做出一副凡夫俗子的模样，才能给别人讲学。”
解读
这段对话表达了王阳明建立在“万物一体”理论基础上的众生平等的思想，他强调“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看起来是个方法和形式的问题，其实是个对众生的态度问题，若自以为高人一等，居高临下，是讲不成学的，而且也背离了“万物一体”“亲民”的基本原理。
原典
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
先生曰：“何以见之？”
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
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惧。
译文
钱德洪又谈到，现在要看出人品的高低来很容易。
先生问：“怎么见得？”
钱德洪答道：“先生您就像是泰山一样摆在眼前，那些不知道崇拜信奉的人，就是没有眼珠的人。”
先生说：“泰山没有平地广阔，在平地上你又能看到什么了？”先生这一句话，剔除了大家多年的好高骛远之病，在座的人无不有所警惧。
解读
钱德洪认为，王阳明是圣人，人人都应该尊敬受教，否则人品不高，有眼无珠。阳明觉得钱德洪过傲，认为儒者必须自己先尊敬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才会尊敬你，儒者气象是要谦虚下民的，不是高高在上要人民崇拜的。所以用泰山和平地做比，教育钱德洪和在座的学生。
原典
癸未春，邹谦之来越问学。居数日，先生送别于浮峰。是夕与希渊诸友移舟宿延寿寺，秉烛夜坐，先生慨怅不已。曰：“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
一友问曰：“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
先生曰：“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
译文
嘉靖二年（1523年）的春季，邹谦之来到绍兴问学，盘桓数日辞去，先生一直送到浮峰。这天晚上，先生与蔡希渊等下船到延寿寺借宿，大家秉烛夜坐，先生无限感慨。他说道：“江水奔腾，烟柳飘飞，谦之顷刻间就在百里之外了。”
有位朋友问：“先生为什么对邹谦之的怀恋这么深切呢？”
先生说：“曾子曾说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这样的人，和邹谦之好相像啊！”
解读
《论语·泰伯》篇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阳明引用这句话称赞邹谦之。邹谦之就是邹守益（1491—1562年），谦之是其字，号东廓，谥文庄，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是王阳明的大弟子，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
原典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德洪曰：“此意如何？”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
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既而曰：“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译文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朝廷任先生为两广提督兼江西湖广军务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平定广西思恩和田州地区叛乱。即将奉命起行时，钱德洪与王汝中论学。王汝中提起了先生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钱德洪说：“这几句话你觉得怎样？”
王汝中说：“这几句话大概不能完全说通。如果说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也该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如果说意有善有恶，那么在心体上终究还有善恶存在。”
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本是无善无恶的。但人耳闻目见所得的意念上则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其正是要恢复人性本体的功夫。如果意本无善恶，那么，以上的功夫也就不消再说了。”
当晚，二人随侍先生于天泉桥，各人谈了自己的观点，请先生评判。
先生说：“如今，我将要远征，让你们来正是要讲透这几句话所包含的意思。你俩的见解正好相互借重，不可偏执一方。我开导人的技巧，原本有两种：资质特高的人，让他直接从本源上体悟。人心的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未发之中的，这样的人，只要稍悟本体，也就是功夫了，他人和自我、内和外一切都透彻了。另外一种人，资质较差，心不免受到沾染，本体遭蒙蔽，因此需要教他们在意念上存个为善去恶的意，待功夫纯熟后，心中的渣滓去除干净了，本体也就通透明澈了。汝中的见解，就相当于我说的对资质特高的人采取的方法；德洪的见解，就相当于我说的对第二种人采取的方法。两位若互为补充借用，那么，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明道。若两位各执一词，在你们面前就会有人不能步入正轨，就不能穷尽道体。”
过会儿先生又说：“今后和朋友讲学，千万不可抛弃我之学说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你们只要根据我的话因人施教，自然就没有毛病。这原本是上下贯通的功夫。资质特高的人，世上难遇。对本体功夫一悟全透，就是颜回、程颢这样的人都不敢轻易承认，岂敢随便指望他人？人是最容易因耳闻目见得到意念的，你不去教他在良知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只去悬空思索一个本体，一切就都落不到实处，这只不过是修养成了一个虚空静寂的坏毛病。这个毛病不是小事情，所以，我不能不早点向你们说破。”
这一天，钱德洪和王汝中都有很深的感悟。
解读
王阳明晚年提出了被称为“四句教”的学术宗旨。因对四句教的理解不同，王汝中和钱德洪发生了争执，于是就有了“天泉证道”这段公案的发生。王阳明认为，“四句教”彻上彻下，可以用之教化任何人。在悟道上，可能存在两种方法，虽然针对性不同，但可以相资相须，不可执著一边。天泉证道是王学中一件重要公案，围绕它，晚明乃至明清之际发生过多次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