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易，字勉叔。生平不详。
原典
黄勉叔问：“心无恶念时，此心空空荡荡的，不知亦须存个善念否？”
先生曰：“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云去，光已复矣。若恶念既去，又要存个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灯。”
译文
黄勉叔问：“心无恶念时，心就是空荡荡的，不知是否还需要存养一个善念？”
先生说：“既然已经除掉了恶念，就是善念，此时心已经恢复了本体。这就像阳光被乌云所遮蔽，当乌云散后，阳光又会重现。如果恶念已经去除干净，而又刻意去存养一个善念，这岂不是在阳光下再点一盏灯。”
解读
阳明认为，“恶念”既去，即是恢复了心之本体，达到了至善之境。此时，只要依良知心体所指示的去做，则所做之事均是“为善”的行为。因此，不必再另外存个什么“善念”。
原典
问：“近来用功，亦颇觉妄念不生，但腔子里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
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浊水，才贮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责效，却是助长，不成工夫。”
译文
问先生：“近来用功，也颇感妄念不会再滋生。但心里还是感觉一团黑漆漆的，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它光明？”
先生说：“刚刚开始用功，心里怎么会立见光明呢？这就像在缸里奔流打旋的污浊浑水刚刚静止下来，此时肯定还是浑浊的。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澄清，水中的渣滓才会沉淀，又会成为清水。你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经过长时间的存养，那份黑漆漆的感觉中自会现出光明。如今若要它立刻见效，只不过是揠苗助长，就做不成功夫了。”
解读
“良知存久”是良知自觉和“自能光明”的必要条件，即它与用功长久的时间磨炼分不开，功到自然成。王阳明虽主张良知的简易自觉，但他并不奢望刹那顿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后者在他看来只是不着实效的拔苗助长而已。
原典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译文
先生说：“我教人致良知，要在格物上用功，它是有根基的学问。日增月长，时间越长就会越觉得精通和明白。世儒教人到每件事物上去格求，那是没有根基的学问。当其壮大兴盛时，虽能暂时修饰表面，即使有闪失也看不出，等时间久远了门庭衰落了，最终会支撑不住。这就像没有根的大树被移栽到水边，短时间内树虽生气勃勃，但终究是要枯萎而死的。”
解读
这是王阳明对世儒的批评，也是对朱熹的格物说作的批评。拘泥于事事物物上寻讨知识，不知此本即在心而外求并强探力索，在王阳明看来，是无根之树。
原典
问“志于道”一章。
先生曰：“只是‘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
译文
问先生对于《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看法。
先生说：“仅只‘志于道’这一句，它包含了其下好几句的功夫，不能仅停留在志于道上。例如建房屋这件事，它的‘志于道’，就是一定要挑好地方，选好材料，最后搭建成房屋；‘据于德’，相当于设计图纸，使行动有所依据；‘依于仁’，就是常在工地，生活、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游于艺’，就是把房子加以装饰美化。艺，就是义，就是理的最恰当处。比如诵诗、读书、弹琴、射击之类，都是为了调习这个心，使之近于道。若不‘志于道’，而去‘游于艺’，如同一个糊涂小伙，不先去造房子，却先买画准备装饰门面，不知他究竟要把画挂在哪？”
解读
这里，王阳明首先肯定了“艺”对人生的美化或积极作用（“美此区宅”）。同时，“艺”“义”“道”的内在统一，同是“调习此心”即致其知，使之熟于道。很明显，王阳明把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体的审美心理，使人生审美化了，使“艺”为人生服务。
原典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
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曰：“虽蒙开示，奈资质庸下，实难免累。窃闻穷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为声利牵缠，甘心为此，徒自苦耳。欲屏弃之，又制于亲，不能舍去。奈何？”
先生曰：“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因叹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译文
有人问：“读书就是为了修养我的本心，因此是必不可缺的。但是读的时候，未免有种为了科举考试的意思生出来，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呢？”
先生说：“只要良知是纯粹的，即便是为了科举考试，也不会成为心的牵绊。就是有一点牵绊，也比较容易发现并克除掉。例如读书时，良知发现死背的想法是不对的，就克去它；良知发现求速的想法是不对的，就克去它；良知发现有自夸好胜的想法是不对的，就克去它。如此一来，总是把自己的所学所得与圣贤印证，就是一个纯乎天理的心。所以无论怎样去读书，都是修养本心罢了，怎么会成为心的牵绊呢？”
又问先生：“虽蒙老师开导，怎奈自己天资庸下，实在摆脱不掉科举功名的牵绊。我曾听说，人的穷困和通达都是由命运安排。天资聪颖的人，对科举等事情大概会不屑一顾。我为声名利禄所牵绊，甘心为了它而读书，只能独自苦恼，想摒除这个念头，又受制于双亲，不敢撂下，到底该怎么办？”
先生说：“把这类事情归怨于双亲的人真是太多了。说到底，还是他自己没有志向。志向立得正确，千事万事之于良知只是一事。读书作文，怎么会成为人的负担呢？不过是人累在得失上罢了！”先生因而感叹说：“良知的学问不明，不知因此耽误了多少英雄好汉！”
解读
我们不能怪罪于父母亲人朋友，而更应该自省，明白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是自己没有志向。当志向坚定时，心怀良知，无论做什么都是“一事”。此乃不违本心，为己而学，诚意修身，顺道而行之事。
原典
问：“‘生之谓性’，告之亦说得是，孟子如何非之？”
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认得一边去了，不晓得头脑。若晓得头脑，如此说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这也是指气说。”
又曰：“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
译文
问先生：“‘生之谓性’，我觉得告子说得很对，但孟子为什么要反对呢？”
先生说：“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告子的认识偏颇了，不懂得其中还有一个主宰处。如果知晓了还有一个主宰处，他的话也是对的。孟子也说：‘形色，天性也。’这也是指气说的。”
先生又说：“大凡人胡言乱语，任意乱行，都说这是依照我的心性而做的，这就是所谓的‘生之谓性’。但这样会产生过错。如果知晓了有一个主宰处，按照自我的良知上说出去、做出来，自然就会正确。可是良知也只是自己的口说、自己的身行，岂能自外得气，另外有一个东西去说、去做呢？因此程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也是性，性也是气，但是，唯有认准主宰处才行。”
解读
王阳明以为，在思考上，性（良知）与气（自然或经验）显然有别：前者具道德价值，后者没有。然而，在实践上，人的善性也只有通过经验的具体行为才能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气亦性也，性亦气也”，性与气相即不离。所以，讨论人性必须性与气两面兼顾，不能执著于一面。
原典
又曰：“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此非小过。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又曰：“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译文
先生又说：“诸位在做功夫时，最忌讳的是助长它。上等智慧的人很少，学者没有超越圣人的道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都是做功夫的节奏秩序。不能觉得我昨天下了工夫，今天却感觉不够，便强要装出一副没有破绽的样子，这就是助长，这样就连之前的功夫也给破坏了。这可不是小错误。这就好比一个人走路，突然跌了一跤，站起来接着走也就是了，不要假装一副没有跌倒的模样。诸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的心，依照自己的良知去做，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随便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良知做我内心的主宰，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
先生又说：“人只要踏实用功，不论别人如何诽谤和侮辱，依然会处处受益，处处是德行日进的资源。若不用功，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就会成为魔障，终究会被它累垮。”
解读
王阳明告诉门人，一个笃于自修的人，要以自我认同为本，而不求社会认同。这样一来，王阳明就为个体的反叛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否定了社会认同、社会评价和现实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之际，王阳明强调人要依良知去实实在在地自修。
原典
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
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
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
译文
有一天，先生去大禹墓游览观光，看着田间的禾苗说：“这才几天工夫，禾苗又长高了。”
范兆期在旁边说：“这是因为它有根。做学问若能自己种根，也不用担心它不长进。”
先生说：“人谁没有根，良知就是天赋的灵根，自然能生生不息。只是被私欲牵累，把这灵根残害蒙蔽了，不能正常地生长发育罢了。”
解读
天植灵根是一体之仁理、是“生之性”、是心、是良知。既是天植的，故是天赋的、内禀的，属于人之天性；既是灵根，所以必发出来，“自生生不息”。
原典
一友常易动气责人。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是友感悔。
曰：“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凡当责辨人时，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问难，纵有浅近粗疏，或露才扬己，皆是病发。当因其病而药之可也，不可便怀鄙薄之心，非君子与人为善之心矣。”
译文
一个朋友经常容易生气责备别人。先生告诫他说：“学习应该反身自省。如果只是一味地指责别人，那就会只看见别人的毛病，看不见自己的短处。若能返身自省，才能发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哪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呢？舜之所以能感化傲慢的象，关键是舜不去看象的不是。如果舜一心想着去纠正象的奸恶，眼里就全是象的不是了，而象又是一个傲慢的人，肯定不会认错，舜又岂能感化他？”
这位朋友听了感到惭愧，幡然悔悟。
先生说：“你今后只要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每当想要责人或与人争辩的时候，就把这种念头当做自己的一大私欲来克除才行。”
先生又说：“凡是朋友质疑刁难，即便很浅近粗疏，你如果想因而显才扬己，都是毛病在发作。只有对症下药才行，不可因此而怀有轻视别人的心。否则，就不是君子与人为善的心了。”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教导他的弟子，不要轻易指责他人，要与人为善。浅薄的人，趾高气扬的人，难免会令人鄙薄。即使嘴上不说，内心还是一样。君子会与人为善，不断努力自省，返照自心。
原典
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
先生曰：“占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所涉，唯天不容伪耳。”
译文
问先生：“关于《易经》，朱熹说主要是卜筮的，程颐说主要是讲‘理’的，二人哪个说得正确呢？”
先生说：“卜筮就是理，理也是卜筮，天下之理还有超过卜筮的吗？只因后世之人把卜筮仅看成占卦了，所以认为卜筮是雕虫小技。却不知我们现在的师友问答里边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都是卜筮。卜筮只不过是为了决断疑惑，使我的心变得神明罢了。《易》是向天请教，人有了疑惑，自信心不足时，这才用《易》来向天询问。人心依然有所偏私，只有天不容虚伪。”
解读
王阳明对卜筮的意见，是将卜筮活动上升为穷理之意，因此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既是穷理，亦是卜筮。如此，其实已经转化卜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义了，因此卜筮不专指问告鬼神，而是一切穷理实践的活动，是“求决狐疑，神明吾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