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通就是周衡，江苏宜兴人，道通是他的字，他的号是静庵，曾跟随王阳明学习，后又从学湛若水，能够协调王、湛两家的学说，曾任知县。
原典
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荒愦无可言者，辄以道通来书中所问数节，略下转语奉酬，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
来信云：“日用功夫只是‘立志’，近来于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功夫所得，功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译文
吴、曾两位学生来我处，详细说了你恳切向圣道的志向，甚觉欣慰，同时也很想念你。你这样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是笃信好学的人。由于我正为家父守丧，故无法与吴、曾两位后生深入交谈，但他们两位也是有志向肯用功的人，每次见到他们都会感觉到他们学业上的进步。我实在不能辜负他们远道而来的诚意，对他们来说，也可说是无负于他们远来的意愿。临别之际，他们把你给我写的信册交给我，并让我据此写些东西。我此时内心荒诞昏乱也无言可讲，只就你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略作回答，草草写就，不周之处，他们两位自会向你详细口述。
你信中说：“先生说‘平常功夫只是立志’，近来对先生的教诲时时加以体察检验，就更加明白了。可是我一向为学总也离不开学友，如果学习时有学友在一块互相探讨，那心中的志向就非常开阔宏大，才思亦且灵动；如果有三五天不和学友探讨，便会觉得志向微弱，遇到事情就会产生困惑，有时还会忘掉志向。现今我在没有学友讨论的时候，要么就是静坐、要么就是看书，或者是浏览一下经传之类的，举手投足间都不忘存养这个心志，深刻感觉到心情平和舒适。然而终究不如和朋友一起讲习时那样思维开动，更有生机。离开朋友隐居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求道呢？”
这段话足以说明你下工夫是有收获的。立志的功夫也大概就是这样，只要每天都坚持，从不间断，等到功夫纯正熟练后自然会感觉不同。大抵我们这些人做学问，最关键的立足点就是立志。之所以会有困惑、遗忘的毛病，也只是志向欠缺，还不真实确切。就像好色的人，从来也不会美人当前感觉困惑与忘记，这就是因为好色已深入他的骨髓。自己哪里痛哪里痒自己必须知道，自己应会搔痒按摩，既然自己知道痛痒，自己当然就不能不揉挠了。佛家把这叫“方便法门”。必须是自己调整琢磨，别人很难帮上忙，也更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一借鉴。
解读
本文开篇交代了《答周道通书》的背景，随后，阳明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做学问时疲劳、遗忘的缺点，关键在于不真切，并强调做学问的核心处就是立志。他说的志，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
原典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译文
你信中说：“谢良佐（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先生说：‘有道理，只是感慨发得太早了。’这放在学者下工夫上来说，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须明白‘何思何虑’的景象，并放在一块看才对。如果不明白这种景象，就会有拔苗助长的弊端；可若是只晓得‘何思何虑’的是什么，却忘怀了‘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会堕入虚无。必须既不滞涩于有，又不堕落于无。这样说对吗？”
你这样说基本上正确，只是深度还不够。谢良佐与程颐的对话，也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与孔子《易经·系辞传》上说的宗旨稍稍有别。《系辞传》上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索考虑的只是一个天理，没有别的可以思虑，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思虑。所以系辞才会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岂是在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别的更多的天理可以通过思虑而得吗？天理原本就是寂静而无所变化的，感应后就能通达的。学者用功，即使有千思千虑，但也只是要恢复心体的本原而已，这不是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来的。所以程颢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就是自私弄智。“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在圣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在学生身上必须下工夫去做到。程颐却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所以才会说出“发得太早”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却好用功。”则是他自己已经觉察到前边所说的话尚有欠缺。周敦颐的“主静”说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你的看法，虽然有点见地，但仍不免把功夫当两回事看待了。
解读
王阳明曾主张学者通过静坐的方式，达到《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以恢复良知本性。无事存养，静中体悟的方法，就是使良知时刻彰显天理的功夫，若良知时刻照应天理，则真心自然顺应无滞。
原典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得圣人气象。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功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失，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此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著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译文
你信中说：“凡是学者刚刚明白要下工夫开始，就要认识圣人的气象。只有认识了圣人的气象，把它当做准则，去脚踏实地地用功，这才不会走错了路，也才是成为圣人的根本。这样说对不对？”
先认识圣人气象，以前也有不少人这样说，然而也是缺乏要领，圣人的气象自然是圣人的，我们从何处体认呢？如果不从自己良知上真切体验，不就成了拿没有准星的秤去称轻重，用没有开光的铜镜去照美丑一样，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圣人的气象怎样才能体认得到呢？我们每个人的良知原本与圣人是一样的，如果能认清自己的良知，那么就是圣人的气象不在圣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程颐曾经说过：“觑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他又说：“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此刻，你能讲出在哪里可以“通于道”？“聪明睿智”又是从何处来的？
解读
在这里，王阳明认为圣人气象是圣人特有的精神境界，如果学者只是“先认圣人气象”而不把握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就等于没有把握住要领。至于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他认为自家的良知是圣人的根据，不把握良知本体就不能实现圣人气象。
原典
来书云：“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弟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译文
你信中说：“先生说‘修养要在事上磨炼’，每日里，不管有事没事，只一心一意地培养本体。如果遇到事情有所感触，或自己动了念头，既然心有所动，怎么可以说没事呢？若依循着这些事情认真考虑，就会觉着道理理应如此，只是看做没有什么事一样，尽我们的本心罢了。可即便这样，仍有处理得好与不好之分，这是为什么？又或许是事情太多了，需要分出先后顺序来处理，每每因为我的才智不足，处理起来会觉得很困难。虽极力撑持，但精神早已疲惫。遇到这种情况，难免要经常退下来反省，宁可不把事情处理完，也不能不培养本体。这样做对不对？”
功夫，就你说的而言，也只能是这样做了，但是难免还有些出入。凡是做学问，一辈子也就为这一件事，从小到大，自朝至暮，无论有事没事，只要做这一件事就行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如果像你所说“宁可完不了事，也不能不培养本体”，就是尚且把做事与存养本体看做两件事了。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有事情发生，只要尽我们的本心上的良知去处理就行了，这就是“忠恕违道不远”。但凡处事唯恐不好了或者是遇到困难患得患失的人，都不过是被毁誉得失所牵累，不能真正地致自己的良知罢了。如果能真正地致良知，就会发现平常所谓的处理好的事情未必就是好的，处理得不好的，却恐怕正是受到外在的毁誉得失所累，而自己丢掉了良知吧！
解读
王阳明认为，平时对善恶的判断往往出于利益考虑居多，这不是真良知。若真从良知出发判断，答案也许完全不同。只从利益考虑，就容易残害自己的良知。所以，他强调：学者的真切功夫还应当用在“致良知”这个根本上，也就是“能实致其良知”。
原典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译文
你信中说：“关于致知的学说，春天承蒙您再次教诲，已经深知用功之处了，觉得比以前容易多了。但是我心中则认为对于初学的人来说，最好还是讲讲格物，使他们知道下工夫的切入点。本来致知和格物就是一体的，但在初学者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用功时，还是该给他们讲讲格物，这样他们才能懂得致知。”等等。
格物是致知的功夫，知晓致知也就知晓了格物。如果不知晓格物，那就是致知的功夫还未曾弄明白。我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朋友，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也给你寄去，你仔细看看自然就全明白了。
解读
格致诚正是行积修养的一体功夫，格物是功夫的源头，正心是知意的结果。正心必须见物明理、随事就格，诚意方能格正心物、致其良知。在阳明心学中，本体只是“良知”之本体，致良知则是落实“本体的良知”。能识得这一点，便直来直去，全无挂碍了。
原典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辩者尚未已。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气象何等从容！尝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师又可恶乎？
译文
你信中说：“目前，分别为朱熹、陆九渊争辩的人还很多。我常常对朋友说，正统儒学晦暗不明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大家没必要枉费心机去替朱、陆两派争是非，只依据先生‘立志’两个字来点化人，如果这个人果真能吃透这个志向来，决意要弄明白你的学术，那么他就等于走了一大段光明心路了。即使不去刻意争辩朱、陆二人的是是非非，他自己也能感觉得到。我也曾经看到，朋友中有人非议先生言论的人，还很动气的样子。以前朱、陆两位先生之所以给后世留下了很多争议，可见二位先生的功夫还不纯熟，分明有意气用事的毛病。像程颢先生就不这样，他在与吴师礼谈介甫（王安石的字）之学的错处时对吴师礼说：‘请替我向介甫先生转达我的全部观点，如果对他没有益处，则一定对我有益。’气度是何等从容淡定！我曾经看到先生写给朋友的信函中也常常引用此言论，是希望朋友们都能这样，是吧？”
你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希望你告诉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大家还是先各自反省自己的对错，不要谈论朱、陆二人的是与非。用言语诽谤别人，这种诽谤还不算严重；如果自己不能亲身实践，而只是从耳朵进又马上从嘴巴出，终日喋喋不休，就是自己在诽谤自己，这种诽谤就很严重了！凡是现在议论我的世人，假如其出发点是为善，那他们就是在跟我切磋磨砺，那么对我来说无非是更加警惕反省自己、增进品德的地方。荀子说“给我挑出毛病来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老师还有什么可恶的吗？
解读
明初是朱学占有统治地位，至王阳明心学问世后，一方面，成为儒学的又一面旗帜，开了一代儒学之新风；另一方面，也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不少学者的异议。对于他人的异议和指责，王阳明表现得包容大度。同时，他进一步强调实践，在谈到与朱、陆之辩时告诫他的朋友和学生不重言辩要重“身体实践”。
原典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译文
你信中说：“有人引用程颐先生的‘人天生就能静，以上境界不容说，才说性已不是性’这句话来反问朱熹，为什么不容说，又为什么不是性。朱熹答：‘不容说是因为没有性可言；不是性，是指说了之后就不可能没有气夹杂在里边。’两位先生的话我都不大懂，每次看书看到这里，便感疑虑丛生，就会有困惑，想请先生给我解释一下。”
“生之谓性”的“生”字就是“气”字，就如同说“气即是性”。气就是性。“人天生就能静”这以上就不容说的，刚说“气就是性”时，性就已偏向一边了，就不是性的本来面目了。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从本源上说的。但性本善的开端，则必须是在气上才能寻到根儿，如果没有气也就无处可见。像恻隐之心、羞恶之念、辞让之德、是非之辩就都是气的表征。程颐认为：“论性不论气，就不全面；论气不论性，也不明确。”这是由于做学问的人各执一词，他只能这么说。如果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是没有性和气之分的。
解读
从性本体论出发，王阳明提出性气一体的思想，反对性气分二。他所谓的气，指良知的流行，气是良知流行的表现，无独立存在的地位，而从属于良知。他认为，性善是本源，即性是本源，由性发出的四端之情则是气。在他看来，性气分二是不必要的，二程如此区分性气，也是无可奈何罢了，但只要从本源上认得性为一的道理，就会明白性即气，气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