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第一位爱徒徐爱英年早逝后，他就把弘扬心学的期望寄托于陆澄。陆澄，字原静，又字清伯，湖之归安人（今浙江吴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陆澄对阳明学说理解得很深刻。王阳明曾经叹曰：“曰仁（徐爱）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不浅。”
原典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译文
陆澄问：“什么才算是专注的功夫？就像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这能否称为专注呢？”
先生回答说：“贪色就一心在美色上，贪财就一心用在财物上，这能称专注吗？这只叫逐物，不叫专注。专注，是指一心只在天理上。”
解读
王阳明的功夫论必须指向修炼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存天理”。主一的核心意思在“天理”上。没有天理，只是逐物。
原典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怎样立志。
先生说：“只要念念不忘存天理就是立志。如果能时刻不忘这一点，日子一久，心自然会在天理上凝聚，这就像道家所说的‘把凡胎修炼成了圣胎’。天理意念常存，逐渐能达到孟子讲的精美、宏大、神圣的境界，而且也只能从这一意念存养扩充延伸。”
“如果白天做功夫觉得太过于纷扰，就静坐；觉得不愿去看书，就要去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地修炼自己。”
解读
志向决定了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和高度。阳明先生说，要“念念存天理”，要有一个本心，一个本体，再去扩充，让自己有一个远大的境界目标，然后再去充实、检验、凝聚、累积。
原典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功夫请正。源从旁曰：“此方是寻著源旧时家当。”
先生曰：“尔病又发！”
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
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译文
与朋友相处，务必谦虚甘拜下风，这样就能得到益处；如果相互争高低就会带来损失。
孟源有自以为是、贪图虚名的毛病，先生多次批评他。一天，先生刚刚责备过他，有位朋友谈了他近来的功夫，请先生指正。孟源在旁边说：“这事正是我以前最在行的。”
先生说：“你的毛病又犯了。”
孟源听了脸色就变了，想为自己辩解。
先生接着说：“你的毛病又犯了。”并且打一个比方给孟源听：“这正是你人生中最大的缺点。比如在一块一丈见方的地里种一棵大树，那么平时雨露的滋养，土地上的肥料，都用来滋养这个树根了，如果你想在旁边种些有用的谷物，上面被树叶遮蔽，下面被树根盘结缺乏营养，它又怎能生长成熟呢？必须砍去这棵树，连须根也不留，这样才可以种植谷物。否则，任凭你耕耘培土，也只是在滋养这个树根罢了。”
解读
立世为人，心可高，但气不能傲。与人相处，倘若总是盛气凌人、自傲失礼，不仅会使对方反感，有时甚至还会惹火烧身。有修养的人，就算心再高也能做到谦恭温和、敬人如师。只有这样，人生的道路上才能少一些羁绊，多一些顺畅。
原典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模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译文
陆澄问：“后世著述纷繁，大概会扰乱正宗的儒学吧。”
先生说：“人心和天理浑然一体，圣贤把天理著成书，如同给人画像，只是展示给人一个基本的轮廓，使人们依据轮廓而进一步探求本人。至于人的精神风貌、谈吐举止，本来就是不能完全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后世的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的模仿抄写，再妄自加以分析增减，以炫耀自己的文才技艺。这就离圣人所要传达的精神越来越远了。”
解读
明代论学时语录体流行，文本对话简洁直白，似乎人人皆可以不依赖于经典的指引直达内心深处。但阳明更注重经典文本中透露出的圣人形神，而非纯粹的知识传承。
王阳明认为，著述示人以形状大略，才是质朴纯真的表现，稍有冗繁，即犯了文敝之病。
原典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唯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译文
陆澄问：“圣人能应变无穷，莫非是他们预先探究谋划好了？”
先生说：“怎么能探究谋划那么多呢？圣人的心犹如明镜，只因为它很明亮，使它感而必应，无物不照。不可能先前所照的物象还在镜子里，没有照过的物象已经预先出现在镜子上。若按后人的说法，圣人对什么都事先研究过了，这与圣人的学说大相背离了。周公制作礼仪音乐以教化世人，是圣人们都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尧舜全部做了而要等到周代让周公做呢？孔子删述《六经》教化后世，也是圣人都能做的，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而要等到孔子呢？可见，所谓圣人的光辉事业，遇到这样一个时机，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怕心镜不明，不怕物来了不能反照出来。探究事物的变化，与镜子照物的道理是相同的，然而学者必须先下工夫使自己的心如明镜。对于学者来说，只怕自己的心不能明亮如镜，而不用怕明镜一样的心不能穷尽事物的变化。”
解读
阳明先生将心明比喻为明镜，以镜照物，事理无有不明。世事变化多端，但如果心明如镜，就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圣人根据现实情况而论道，就如以明镜照物一样，没有镜、没有物，物之形都不可能在镜中显现。自己的内心不明不能照物反而被事物所牵引、蒙蔽，这种人即使能活千年，“知识”撑满脑子，也无法穷尽现实，不但不能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还会被外物所支配。
原典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然桀、纣之下恶无尽。使桀、纣未死，恶宁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
译文
陆澄说：“那么程颐先生所说的‘宇宙间还是一片混沌时，万事万物的理已经在冥冥之中存在了’，这句话应如何理解？”
先生说：“这句话本来说得很好，只是颇让人费解，于是便有了问题。”
“天理没有固定不变的，是无穷无尽的。我与你交流，不要因为稍有收获就以为不过如此而已。即使再与你谈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也没有止境。”
有一天，先生又说：“像尧、舜已经够圣明了，然而在尧、舜之上，善也无穷尽；像桀、纣已经是够可恶了，然而在桀、纣之下，恶也无穷尽。倘若桀、纣不死，恶难道就到他们这儿为止了吗？倘若善能穷尽，周文王因何还要‘期望得到天理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天理’呢？”
解读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虽然我们从文字上看，可能认为已经理解透彻了，其实未必。善无止境，恶无尽头，理更无定在无穷尽，希望我们不断深入体会，连周文王都有‘望道而未之见’的感叹，可见理、道，真的没有尽头。
原典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译文
陆澄问：“安静时我觉得自己的某种思想很好，可是一旦碰到事情，就不能按那种思路去做了，这是什么缘故？”
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只知静心修养，而没有下克己功夫。这样，遇到事就会脚跟站不稳。人应该在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静止时有定理，行动时也有定理’的境界。”
解读
阳明先生的这段回答，其中阐明了，修为不仅仅在养心上，理智与潜意识的调和上，更主要的是在“知行合一”的方法上。
原典
问上达工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参悟天理的功夫。
先生说：“后世儒生教学生，涉及一些精微的东西，便说是上达而不便学，而只去讲下学。这是分下学与上达为二物了。凡是眼能看到的，耳能听到的，口能说出的，心可想的，都是下学；眼不能看到的，耳不能听到的，口不能说出的，心不能想的，是上达的学问。就像种树，栽培、灌溉属于‘下学’，至于树木日夜生长，枝叶茂盛，才是‘上达’。人怎能在上达方面加以干预呢？所以凡是可以用功的，可以用语言说的，都是下学，而上达的学问也只在下学里。求学的人只需从下学上用功，自然可以上达，不必另外去寻找上达的功夫。”
解读
这段话中，阳明先生说，儒者只需要认真下学自然可以上达。下学的功夫到位了，上达自然水到渠成。比如种树，只要施肥、浇水、接受阳光，树木迟早会枝繁叶茂。
原典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译文
陆澄问：“唯精唯一，应当如何用功？”
先生说：“唯一是唯精的目的，唯精是唯一的功夫，并不是唯精之外又有唯一。‘精’字偏旁是‘米’，姑且用米来打个比方。要让米干净洁白，是唯一的意思，是主旨是目标，但是如果没有舂簸筛拣的功夫，米就不能干净洁白。舂簸筛拣，是唯精的功夫，但也不过是为了让米干净洁白而已。像博学、审问、慎问、明辨、笃行这些，都是要通过唯精达到唯一。其他的如博文是约理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说法了。”
解读
做事要讲究方式和方法。我们做事情首先是要确定一个目标，这个称之“一”，就是目标专一，目标不随意改变。那么确定目标之后，怎样才能达到目标呢？必须努力用心地去做。这个称之为“精”。王阳明认为，唯精之外并没有唯一。因为唯一能否实现，关键还是看唯精，没有唯精，就不可能有唯一，即使有，也只是属于海市蜃楼罢了。
原典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说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曾点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
译文
知为行的开始，行为知的结果。圣学只有一个功夫，知行不能分开当做两码事。
孔子的学生漆雕开说：“我对做官还没有自信。”孔子听后十分满意。子路指使子羔做费城的邑宰，孔子认为是害人子弟。曾点谈论自己的志向，得到孔子的称赞，圣人之意一目了然啊！
解读
王阳明认为，知行不可分，行需要知的认识做指导，而知只有经过行的实践才能实现或完成。他反对先知了再去行，认为知与行不过是一个过程的两面。如果只知不行，就是悬空思索；只行不知，就是盲目冥行。
原典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唯渐有富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生，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译文
陆澄问：“当心存宁静时，可否称为未发之中？”
先生说：“现在的人净心时，只不过是为了平定气息。当他宁静时，也只是气息的宁静，不能称为未发之中。”
陆澄说：“未发就是中，宁静是求中的功夫吗？”
先生说：“只要是去人欲，存天理，才是真正的功夫所在，静时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动时也想着去人欲、存天理。无论宁静与否。如果只靠静，那么就会逐渐产生喜静厌动的毛病，而且里面有许多缺点暗藏下来不能够除去，当人遇事时这些毛病仍旧会滋长。如果以遵循天理为重，何尝会不宁静呢？但以宁静作为主修的形式，却不一定能遵循天理。”
解读
阳明先生认为，循理才是“中”，而宁静不是，宁静只是“中”的一种表象。不管宁静还是不宁静，只是去循理而已。应该不论是在思考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的行动中，都磨炼自己的心性，探究世间的天理。如果常常静养发呆思考，而没有行动，不仅难以成长，反而容易陷入“喜静厌动”的圈子里，容易有潜伏的毛病在心里。只要遵循天理，内心便能宁静，否则，就算内心宁静了，未必能遵循天理。
原典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晳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
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人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故夫子亦皆许之。”
译文
陆澄问：“孔门弟子共聚一堂，畅谈志向。子路、冉求想从政，公西赤想从事礼乐，这些多多少少还有点实际用处。而曾晳所说的，似乎是玩耍之类的事，却得到孔圣人的称许，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先生说：“子路、冉求、公西赤三个人的志向都有点主观猜测、武断绝对，有了这两种倾向，就会偏执一边，顾此失彼。曾晳的志向却没有这两种倾向，正合《中庸》中所说的‘安于现在的条件而行事，不做超出条件的事。处在夷狄的位置，就做夷狄该做的事；处在患难的处境，就做患难当做的事。随着时间和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自己，这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怡然自得’。前三个人是孔子所说的那种‘有某种才能的人’，而曾晳是孔子所说的‘具备多种才能的人’。但是前三个人各有独特才干，不像世上空谈不实的人，所以孔子也赞许他们。”
解读
孔子的理想是：给生命以自由自在的空间，任其翱翔飞舞。“曾点气象”正符合孔子的理想。在漫长的几千年岁月里，孔子的这种理想一直在被继承、发展着：从孔子、颜回、曾点，朱熹，一路传到了王阳明手上。
原典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
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译文
陆澄问：“知识得不到长进，怎么办？”
先生说：“做学问必须有基础，必须从基础上下工夫，循序渐进，才能有进步。道家用婴儿打比方，说得非常精辟。婴儿在母腹中时纯粹是一团气，有什么知识？出生后，方能啼哭，尔后会笑，后来又能认识父母兄弟，逐渐能站、能走、能拿、能背，最后天下的事无所不能。这都是精气神日渐充足，筋骨力气渐强，智慧日渐提高的结果，而不是自出娘胎之日起就琢磨知识的缘故。所以学习必须从基础上来进步。圣人达到了‘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程度，也不过是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上慢慢培养起来的。后世儒生不理解格物的学说，看到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是就想要在刚开始时就学会所有的学问，哪里有这种道理！”
先生又说：“学子立志用功，就如同种树。刚开始只有根芽还没长出树干来，等长出了树干还没长枝，长了树枝之后长叶子，叶子长好后开花、结果。刚种上树根时，你只管培土灌溉，不要想着生枝、长叶、开花、结果。空想那些有什么用？只要不忘了培土灌溉的功夫，何愁没有枝叶和花果？”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谈到志与功的问题，他认为，立志与为此做出努力是一致的，要为实现志向不断勤勤恳恳地做一切应当做的事，好的结果自然就会得到。这就如孟子所说的：“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在阳明看来，知识的长进和志向的实现，如同作物生长一样，是一个自然有序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渐积而前，然后才能通达。
原典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虚灵不眛，众理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译文
陆澄问：“看书看不明白，怎么办？”
先生说：“看不明白的原因是你只局限在字的表面意思上下工夫了，要是这样还不如看程朱的学问。他们的学问倒是看得多了，自然就会理解，只是他们做学问虽然极其清楚明白，但这样你能真正学到什么呢？想学明白，必须得从自己的内心去用功，凡是不明白的、解释不通的，你就换位思考，从自己的内心去体会，就一定能学明白、解释得通畅。所谓的《四书》《五经》，不过是讲心体的，这心体即所说的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没有二法，这是学习的关键。”
《大学》集注说：“让心体空灵而不愚昧，各种道理具备，那么万事万物就会显现出来。”这句话更加印证了老师关于除心而外再无真理，再无他事。
有人问：“晦庵先生（朱熹）说：‘人们学习的东西，心和理而已。’这话说得对吗？”
先生说：“心即是性，性即是理。他说的‘与’字，恐怕就把两者作为两物来对待了，这点求学的人要善于观察发现。”
有人说：“人都有这颗心，既然心即是理，那为什么有的为善有的却为恶呢？”
先生说：“恶人的心失去了心之本体。”
解读
程朱的性，负载的是理，王阳明的心，负载的是良知。良知的核心是良知具有知善去恶的先验的内在的能力，既是道德实践的本体依据，又是道德实践的终极归宿。在王阳明看来，要了解宇宙的奥秘，达到对事物真相的认识，甚至包括把书看明白，都只需要返视探求自己的心性即可。恶人之所以作恶，也是失去了心之本体。
原典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译文
陆澄问：“朱熹先生在《大学或问》中说：‘分析可以使天理非常精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天理的各方面使其包罗万象。’这话说得怎么样？”
先生回答说：“恐怕不对，天理岂容分析，又怎么会是凑合得了的？孔子说精一，其实已经是把做学问的事说尽了。”
解读
朱熹一向强调，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陆澄所问的是朱子在《大学或问》中的一句话。王阳明对此嗤之以鼻，甚至不屑一顾，认为心与理、普遍法则与感性现实在本体意义上原是无可分离、不容解析的。
原典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译文
反省自察是有事时的修炼，修炼是无事时的反省自察。
陆澄曾经就陆九渊（号象山，字子静，书斋名“存”，世人称存斋先生）关于在人情事变上下工夫的观点请教于先生。
先生回答说：“除了人情事变，就没有什么是事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除了自身的视听言动外象富贵、贫贱、患难、生死，这些都是事变。事变含在人情中，关键在于‘致中和’，‘致中和’要靠慎独的功夫来修炼。”
解读
古人特别推崇自身修养，用修养调节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其中，自省就是一种重要的修养方法。王阳明在这里先阐明了“自省”与“存养”关系，随后他又提出了“致中和”与“慎独”。
原典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引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译文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因为表现出来了才获得的吗？”
先生说：“是的。”
另一天，陆澄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是本性的表现出来的德行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本性表现出来的德行。天性是唯一的，就形体而言为天，就主宰而言为帝，就流行而言为命，就赋于人而言为性，就主宰人身而言为心。心的表现，遇到父亲便孝；遇到国君便忠。以此类推，名称可达无数之多，但仅一个性而已。就好像人就是一个，对父亲，这个就是儿子，对儿子，这个就是父亲。以此类推，名称可以无穷尽，但就是这个人而已。所以人只要在天性上用功，把人的天性看分明知清楚了，参悟透彻了，那么世上的一切道理便豁然开朗了。”
解读
王阳明在回答陆澄时，从天人合一方面论及性、理关系，以为不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即使仁义礼智之四德，都只是性在道德方面的表现。性是不分天、人的。又从天、帝、命而论到性、心，在用语上似沿袭前人之说，但他把天、帝命与性、心平列，其实是合天道于人性，无形中降低了天的地位，把天命与人性混为一体了。
原典
一日，论为学功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译文
有一天，师生共同探讨做学问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能偏执于一种教法。人在刚开始学习时心猿意马，不能集中精力，其心中所考虑的大多是人欲方面的事。所以，姑且先教他静坐，以安定思绪。久而久之，等到他心能安定的时候，如果还只是教他悬空静处，以至于像槁木死灰一般，也就没有什么用了。此时必须教他反省自察克己修身。这种功夫从来不能间断，好比铲除盗贼，要有一个彻底清除的决心。无事时，把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统统搜寻出来，拔去病根，让它们永不再起，才算痛快。就像猫捉老鼠，眼睛盯着，耳朵听着，才有一丝萌动，就立刻去掉，态度坚决，不能姑息迁就，给它喘息的机会，不能窝藏它，不能放它生路，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如此才能扫尽心中的私欲。等到心中没有私欲可除，自然能做到端身拱手。虽然孔子说过‘天下的事物有什么可思考和忧虑的？’，但那不是初学时可以理解的。不过，初学时也必须想着内省自察克制私欲。这就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时，就是‘何思何虑’的境界了。”
解读
这里，王阳明所提供的功夫步骤是：静坐、省察、克治、天理纯全。阳明指出，省察克治即是思诚，而天理纯全也就达到了天道的境界诚。此时之静坐与阳明在南京之前的静坐不同。在辰中、北京、滁州时他所说的静坐是直悟心体，而此时所说的静坐只是使心意稍定，是省察克治的前奏曲或者说是准备工作。这里，他以端拱、何思何虑来指称心之本体。
原典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译文
陆澄问：“有人夜里怕鬼，怎么办？”
先生说：“那是因为他平日里不能做到完全出于公义而心中有愧，所以才会怕鬼。如果平时的行为不违神灵，坦荡光明，何怕之有？”
马子莘（陆澄学友）说：“正直的鬼不可怕，只恐怕邪恶的鬼就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难免有些害怕。”
先生说：“哪有邪恶的鬼能迷惑正人君子的？只怕是人自己心邪，才有能迷惑你的鬼，那就不是鬼迷惑你，而是你的心已自迷了。例如，人好色，就是色鬼迷；贪财，就是贪财鬼迷；不该怒而怒，就是被怒鬼迷；不该怕而怕，就是被惧鬼迷。”
解读
王阳明认为，许多人之所以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是因为心不正，被各种欲牵缠住了的缘故。如果你的心光明正大，坦坦荡荡，什么都奈何不了你。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只有提升自己的心灵，从根本增强自己的素质，才能经得起各种险恶环境的考验。
原典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译文
“定为心之本体，即天理。动与静，只是天理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陆澄向先生请教《大学》《中庸》两书有何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概括了《大学》一书的要义，作为《中庸》的第一章。”
解读
理学所讲的“定”是指心境的稳定、平静、安宁和无烦扰。避离人世、端居默坐去求定，这样的定仍然是外在的、不稳定的东西，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持这种“定”，才算是达到了真正的定。定的境界可以转化为心之本体。因此阳明说：“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当陆澄问王阳明《大学》和《中庸》的异同时，王阳明对《大学》进行了一种义理还原。他认为，子思对《大学》做出过深入思考，并克服了心浮气躁，用心之本体悟得了天理，把《大学》之义定为《中庸》的首章。所以，王阳明认为《大学》之义应当从《中庸》切入。
原典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译文
陆澄问：“孔子正名的事迹，按照朱熹先生的说法，孔子是‘要对上报告天子，对下告诉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朱子的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个样子的吧！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要求辅佐从政，我却先废除他，这难道符合人情天理吗？孔子既然答应出山替卫国国君理政，必定是卫国国君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也能听进去他的劝诫。孔圣人的感召力那可是超一流的，必定是感化了卫辄，让他知道了没有父亲不可以成为人，卫辄一定将痛哭奔跑，去迎回他的父亲。父子之爱源于人之本性，辄能反省悔痛的这样真切，他的父亲蒯聩难道不被感动吗？蒯聩回来后，卫辄把国家交给父亲治理，并以此请罪。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蒯聩当然不会接受，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群臣百姓也必定会愿意卫辄为国君。卫辄自我检讨自己的罪过，向天子请罪，向各方诸侯公布，表示一定要把位子给父亲。而蒯聩与群臣百姓都说姬辄已经悔悟了且具备了仁孝的美德，也打报告给天子，向各方诸侯公布，一定要让辄成为卫君。于是天命集于卫辄，让他重新做卫国的国君。卫辄不得已，于是像后世太上皇的故事那样，率领群臣百姓尊奉父亲蒯聩为太公，极尽孝养，卫辄才重新做了卫国的国君。这样国君、大臣、父亲、儿子都恪守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顺，从此天下就好治理了。大概这才是孔子正名事迹的本来面目吧。”
解读
阳明先生在这里解读“孔子正名”的事迹，肯定了孔子的正名做法，实际上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正值“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名分制度已经无法维持。而孔子以为，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持，必须有人类共同承认的伦理规范，而伦理规范的制订与实施，则必自澄清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始，自人伦礼仪观念的厘正开始。在孔子看来，这种社会大混乱的崩溃是由于名实混乱所造成的。事务能否有成效，礼乐能否兴盛，刑罚是否适中，人民能否治理好，关键就在“正名”，要做到君、臣、父、子都严守礼制、名分。
原典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助。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己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译文
陆澄跟随先生在南京鸿胪寺居住，忽收家信一封，说儿子病危，他心里万分忧愁，不能忍受。
先生知道后说：“这时候正应该在修身养性上下工夫，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平时学习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要在艰难时刻才能得到意志的磨炼。父亲关爱儿子，是最自然的感情流露，但天理也有个中正适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私欲。人在这个时候大多认为按照天理应当是一副忧戚状，便一味地悲怆起来，而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过度悲伤以至于不能保持天理中正平和’。一般来说，七情六欲一旦发作，往往过分的多，很少有不及的。然而稍稍有点过分，便不是心的本体，必须进行调节直到适中才好。比如父母去世，作为人子难道不想一下子哭死，才能化解心中的悲痛？然而《孝经》却说：‘孝子哀伤不能伤害性命。’这并非圣人要强人所难，而是因为天理本体自有限度，不可过度。人只要认识了心本，自然不能增减分毫。”
解读
毁不灭性的功夫，王阳明说，需要“在此时磨炼”，能及时克制住大悲大喜。说得通俗点就是“节哀顺变”。这就是王阳明的“天理本体，自有分限”，所以“不可过也”。
原典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译文
先生说：“不能说‘情感未发时的中正状态’一般人都有。因为‘本体和应用是同源的’，有这样的体，就有这样的用。有‘情感未发时的中正’，就有‘情感发出来符合中正的平和’。现在的人都没有做到‘情感发出来符合中正的平和’，应当知道是因为他‘情感未发时的中正状态’还没能完全得到。”
解读
阳明先生一贯认为，中和、道都是人人原有的、本有的。这是从天命之谓性的角度来说的，是从本体角度来说的，是从本有的层面来说的。但是这里阳明先生又说“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表面上看似乎和他惯有的观点是矛盾的，其实不然，这两种相反的说法都是很忠实于《中庸》原意的。固然“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源自于天命之性，但性是需要有“率”的功夫，道需要有“修”的功夫，所以《中庸》才强调“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以也才有《中庸》接着说的“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之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及慎独等功夫。
原典
《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昼。《易》之变是值其昼。《易》之占是用其辞。
译文
先生说：“‘初九潜龙勿用’六个字是《易经》乾卦的初爻爻辞。其卦象是早晨，其变化是遇到白天，其占卜用的是卦辞和爻辞。”
解读
王阳明非常重视《易经》，而且把《易经》的第一卦的第一爻视为全部六十四卦的源泉。虽然他的学说与易学无明显的传承关系，但他常常以内心道德修养方法和精神境界解释《易经》卦爻象和卦辞。
原典
“‘夜气’，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
译文
先生说：“存养‘夜气’（指夜晚静思所产生的良知善念）是就普通人而言的。求学的人能在本心修养功夫，无论日间有事无事，心中都有清明和善的心气聚敛。圣人则不必说夜气。”
解读
“夜气”出自《孟子·告子上》，意为人在夜间生长出来的清明之气，指未与日常种种事物接触时的无利害考虑的精神状态。王阳明认为，孟子的夜气，是对于普通人说的。普通人在夜间与外物脱离接触，可以较为清醒地审视行为的意义，有利于道德思想的存养。如果“学者能用功”，就能随时随地存养夜气，时时处处按道德标准思考、行动。而圣人则无所谓夜气，因为他们本来就能够按道德标准思考、行动了。
原典
澄问“操存舍亡”章。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则操存功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人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
译文
陆澄问《孟子》中“操存舍亡”一章之事。
先生说：“‘出入没有固定时间，不知道方向。’这话虽然是就平常人的心来说的，求学的人也应当知道心之本体也是这样。如此，修炼存天理的功夫才能没有缺陷。不可随便说，善念出就是天理亡，善念入就是天理存。若要说本体，本源是无出无入的，如果论及出入，那么思考运用就是出，然而人的主宰明明就在心里，哪里会有出？既然无所出，又有什么入呢？程子所说的‘心要在腔子里’的腔子，也只是天理而已，虽然终日应酬不止，也不会跑出天理的框架，也就是在心胸里。若是超出了天理，这才叫做放，这才叫做亡。”
先生又说：“心的出和入也只是动和静，动静是无端的，哪有方向呢？”
解读
阳明先生在这里对《孟子·告子上》中的“操存舍亡”章进行了自己的阐述。王阳明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此虽就常人心说。”估计是门人记述有误，因为“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是《中庸》“慎独”的“独”，是没有内外的“与物无对”，也是无将迎的“无待”，不可能“就常人心说”。所谓“就常人心说”，应该是指“操则存，舍则亡”。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人人具有，但常人被私欲所蒙蔽，需要去做“致”良知的功夫。并且“操则存，舍则亡”是顺承“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以是“就常人心说”，而“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则是操存功夫最后所达到的境界。
原典
王嘉秀问：“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诬也。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智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译文
王嘉秀问：“佛家用‘超脱生死’来诱使人入佛道，仙家用‘长生不老’来诱使人入道教，他们的用心也不是要人做坏事。推究到根本上来说，他们也只是看到了圣人学问的上一截，而并非进入圣道的正路。如今做官的人，有的由科，有的由贡，有的由传奉做到大官，毕竟也不是做官的正道，君子不会这样去做。仙佛修炼到了至高的境界，与儒者大致相同，但只是有了上半部分，丢了下半部分，最终不像圣人那样全面。然而仙佛看到的上半截和儒教的上半截是相同的，这一点不可否认。后世的儒者，却又只学得了圣人之教的下半部分，并且还分流失真了圣人之学，渐变成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之学，最终免不了变成异端，背诵、词章、功利、训诂四家学者，虽终身苦读，但于身心却没有半分的益处。反而那些仙佛的弟子们，清心寡欲，超然于世俗的负累之外，儒家子弟反而不如他们了。今日的儒学之士不必去排斥仙佛，还是先笃志于圣人之学吧，圣人之学学明白了，那么仙佛之诱自然会在心中泯灭。不然的话，儒生之所学怕是要被仙佛之徒所不屑，想让二道俯首称臣，不是很难吗？我粗浅的想法就是这样，先生认为我说得对吗？”
先生说：“你所讲的大体上是对的，但所谓上半部分下半部分，也是人们理解有失偏颇。至于说到圣人大中至正的道，首尾相连，是连贯的一个整体，哪有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易·系辞》上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结合就是天理，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百姓又光知道怎么做却讲不出其中的道理，所以如何成为君子的道理很少有人懂了’。仁与智怎么能不称作道，但认识片面了，难免就成了邪说。”
“用蓍草占卜固然是《易》，但用龟甲占卜也是《易》。”
解读
王阳明心学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上面这段话中，王阳明基本上赞同学生的说法，但同时认为，所谓“上一截”“下一截”，也是人们主观上的偏见所致而已，因为圣人之学是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无所谓“上一截”“下一截”。比如，阴阳交替变化即是“道”，可是，仁者见这个道就叫“仁”，智者见这个道就叫“智”，而老百姓天天实践这个道却不认识它，可见“道”无所谓上下，只是人们认识上的偏颇所致。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所讲完整而无上下之分的“道”，是圣人之“道”，是儒家大中至正之“道”，而非佛教之“道”。
原典
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恐亦有不满意？”
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
曰：“使文王未没，毕竟如何？”
曰：“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译文
陆澄问：“孔子说周武王没有达到尽善，恐怕他对武王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吧。”
先生说：“对武王来说，得到这样的评价已经不错了。”
再问：“假如文王没死，结果会怎么样？”
先生说：“文王在世时，天下的三分之二已归文王，如果等到武王讨伐商纣时，文王还在，或许就不用兴兵了，剩下那一部分也自然会来归顺。剩下的事儿只是如何妥善处置商纣王，使他不能再放纵作恶罢了。”
解读
这段话中，王阳明显然和孔子一样，对武王以武力推翻纣颇有微词。阳明先生讲内圣之学，彻上彻下，彻里彻外，无不通透。以良知讲本体，天、命、心、性无不贯通；以致良知说功夫，言默动静无不得宜。但说到外王学，仍然是以道德心的延伸直接说外王，终究是难以成立。文王如在，真能不动干戈而得天下？所谓“天下来归”，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要民众有选择的自由，二要民众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可惜这两个条件古今都不具备。阳明先生一生征伐，多用教化，确见仁者恻隐心怀。但历史有历史的轨道，政治有政治的准则，仁心再莹彻，也正不了正德，化不了刘瑾，救不了大明上上下下。此所以政治之道，必立足于人心之在蔽，难奢望于天理之伸展。
原典
唯乾问：“孟于言‘执中无权犹执一’。”
先生曰：“中只有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译文
唯乾问：“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是什么含意？”
先生答：“中就是天理，就是个变化。天理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怎么能固执不变呢？因此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很难预先给中确定一个标准。比如后世儒者总是琢磨着要将中的道理阐述得完美无缺，便先确定个固定的规范放在前面，而这样做恰恰是偏执。”
解读
王阳明在这里对孟子的这种权变之道予以充分肯定，并加以更清楚的解释，认为道德法则虽然有普遍性，但要“因时制宜”。
原典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
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译文
唐诩问：“立志就是心中常存一个善念，就是要行善去恶吗？”
先生说：“善念存在心中，就是天理。这个意念就是善，还去想别的什么善呢？这个意念不是恶，还要除去什么恶呢？这个意念就像树的根芽。立志的人永远确立这个善念就行了。《论语·为政》篇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志向达到成熟的程度了。”
先生说：“精神、道德、言行，常常以收敛为主，向外扩散是出于无奈。天地人物都是这样。”
解读
阳明之学有别于程朱理学的表现之一，是注意到了被程朱理学完全否定的自愿原则。正统儒学从孔孟到董仲舒直至程朱，认为封建伦理纲常出于天命、天理，人们对天理，只能认识它，自觉地顺应和服从它，而绝不能抗拒。王阳明以内在的良知为本体，因而注重自愿原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即出于自愿，而这是以“志到熟处”为前提的。这就是说，遵循道德规范应贯彻与意志自由相联系的自愿原则。可以说，阳明心学之所以风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突出了久被正统儒学所忽视的自愿原则。
原典
问：“文中子是如何人？”
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惜其早死。”
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
曰：“续经亦未可尽非。”
请问。
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
译文
陆澄问：“文中子（王通）是个什么样的人？”
先生说：“文中子差不多已经具备了《孟子·公孙丑上》所说的‘具体而微’，只可惜他早早地死了。”
陆澄问：“可是他怎么会做出仿造经典这样的事呢？”
先生说：“仿造经典也不都是错误的。”
陆澄问先生原因。
过了很久先生才说：“我更能体会到杜甫所说的‘优秀的工匠内心都是很煎熬的’这句话的意思了。”
解读
在前面的《徐爱录》中，王阳明已在与徐爱的讨论中肯定了文中子王通，在这里，当陆澄问及文中子时，阳明先生再次肯定。面对学生的不理解，阳明先生借用了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中的“良工心独苦”感叹，意为优秀的功匠匠心独运，却因此而常受到庸人们的非议，可是跟一般俗人又无法沟通，所以很苦闷。
原典
“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译文
先生说：“许鲁斋说的‘儒者以谋生为先’的说法也是误人子弟的。”
解读
许鲁斋就是许衡，鲁斋是他的号。许衡是宋元之际学者，与姚枢、窦默等讲程朱理学。忽必烈即位后，许衡与刘秉忠等定朝仪官制，为元统治者策划“立国规模”，主持元初国学，以儒家六艺为国学内容，对汉、蒙文化融合和交流，起过一定作用。许衡曾经说，为学者先要保证基本的生计，虽则他也强调求生计的财货要讲求道义，但是仍然引起了明清学者的批评。对许衡“治生说”的评说影响最大的当为王阳明。在阳明看来，这失却了为学的纯粹性，即学是保持良心或良知之天理等。
原典
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
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道家所谓的元气、元神、元精是指什么？
先生说：“这三者是同一件事物，气即运行，精即凝聚，神即妙用。”
解读
王阳明的心学，道教色彩非常浓厚。他自称八岁即好神仙之学，《年谱》载阳明31岁时，曾“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前知”。正德二年（1507年），他在赴贵州龙场途中，本欲远遁异乡以避刘谨之害，却巧遇铁柱宫道士，经道士指点，阳明遂决意去龙场谪所。这些经历都表明，王阳明与明代道教人士交往甚深。在他的著作中，还记录有不少讨论道教义理的事。这里，陆澄问道家气、神、精之事，他说这三者是同一件事物。
原典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译文
先生说：“喜怒哀乐这几种情感的本体自然是中和的，只是人们人为地加了一些别的意念，就会过度或不足，于是就成了私欲。”
解读
王阳明承认情感有时会妨碍道德法则的实现，在这个情况下，他称情感为“私”“欲”等。然而，他并不以为促进道德法则实现的情感与前者完全独立，而是认为两者在实践上相即不离，它们的好与坏、有价值与否完全在于主体的境界：如果人能以良知为主宰（致良知）而将情感纳于正轨，则情感可以是好的；反之，人如果放任其情感，不能以良知为主宰，则情感是坏的。将情感纳于正轨而不妨碍道德法则，这就是“中和”的境界。
原典
问“哭则不歌”。
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译文
陆澄问：“为什么会哭则不歌。”
先生说：“圣人的心体本来就是这样的。”
解读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和有丧事的人一起吃饭，只是随便吃一点而已，绝不大吃大喝、酒足饭饱；如果孔子在某一天参加了丧礼，吊丧哭泣过，那么在这一天之内是不唱歌的。阳明先生在这里肯定了孔子的做法，认为圣人的心体理应如此。言外之意，普通人若要修成圣人的心体，也应该这么做。
原典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译文
先生说：“克制自己的私欲一定要彻底清除，一丝一毫不留存才行；有一点私欲存在，那么各种各样的罪恶便会接踵而至。”
解读
王阳明认为，进行心性修养，对心里的私心杂念一定要清除得干净而彻底。要是还有一点欲念留在心里面，这点欲念就会慢慢扩大，引起杂念纷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小到大的，所以在任何事情上，一定要防微杜渐。
原典
问《律吕新书》。
先生曰：“学者当务之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时刻，管灰之飞或有先后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译文
陆澄询问《律吕新书》内容怎么样？
先生说：“求学的人应当学习那些急需学习的，把律吕之数算得再熟悉，恐怕也没有用。心中必须有礼乐的根本方可。比如，《律吕新书》上讲常用律管看节气的变化。然而到冬至那一刻，律管中的芦苇灰的飞扬或许先后有短暂的差别，又怎么知道哪个是冬至正点？必须在自己心中有一个冬至时刻才行。此处就有个说不通的问题。所以，求学的人必须先从礼乐的根本上用功。”
解读
中国人几千年科技源远流长，但科学的成就其实很低，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被西方国家远远超越了。这除了长期的君主集中制之外，儒家文化的影响最为直接。
一方面，在儒者看来，对自然界草木器物的研究会妨碍“穷天理、明人伦”和在礼乐本源上用功，这是玩物丧志之举，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另一方面，儒家认为，只有上古先贤的著作才是经典。这种复古主义对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扼杀。再者，儒家思想中对“经世致用”的推崇，也对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抽象化过程极为不利。他们认为穷根究底的理性思辨是“不急之务”“无用之辨”，阻碍了理论系统地发展。
原典
曰仁云：“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译文
徐爱（字曰仁）说：“人心犹如镜子。圣人的心就像明亮的镜子，普通人的心就像锈蚀的昏镜。朱熹的格物的学说，如同用镜子照物体，只在照上下工夫，而不知道镜子还是昏暗的，怎么能照清楚呢？先生的格物的学说，正如磨镜子使之变得明亮，先在细磨上下工夫，镜子光亮之后，是不会耽误照的。”
解读
王阳明的爱徒徐爱所指的修养之功不同于朱熹的道德教化，它是指“磨镜”以恢复先天“明镜之心”良知的功夫。
原典
问道之精粗。
先生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道的精深、粗浅。
先生说：“圣道本身没有精粗之分，只是人们对圣道的认识有精粗之分罢了。这就如同一间房子，人刚进来住的时候，见到的只是一个大轮廓；在里面待久了，于是房柱、墙壁等也就一一看得清楚明白了；再过得久些，连柱子上的细碎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然而房子还是这个房子。”
解读
在王阳明看来，作为良知内容的道，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本身并无精粗之分，精粗只是相对于人对道（良知）的体认而言。主体对道的把握，总是由粗而入精，而由粗到精的转化，又具体展开为“初”“久”“再久”这样一个不间断的致知过程。
原典
先生曰：“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
译文
先生说：“各位近来看见我很少有问题问，这是为什么呢？人不下工夫，都满以为已知怎样做学问了，只要循着已知的方法去做就行了。却不知道私欲日渐滋长，像地上的灰尘，一天不打扫就会又多一层。真正踏实用功，就能发现圣道是永无止境的，越挖掘越深奥，必须做到精通明白，无一丝一毫不透彻的境界才行。”
解读
私欲如尘土，若想心犹镜，就要“着实用功”，只有这样才能“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彻方可。”那就是在“心”上下工夫。
原典
问：“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功夫？”
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功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译文
陆澄问：“《大学》中说‘彻底认识了才能讲诚意’。现在对天理私欲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呢，怎么能用克己功夫呢？”
先生说：“人要是时时告诫自己不断用功修炼，那么他对天理的精微的认识就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对私欲的细巧的认识也一天比一天透彻。如果不在克制私欲上下功夫，整天只是说说而已，终究不会认识清楚天理和私欲。这就像人走路一样，走了一段才能认识一段，走到岔路口时，有疑惑就问，问了再走，才能渐渐到达目的地。今天的人对已经认识到的天理不肯存养，对已经知晓到的私欲不肯去除，只在那发愁不能完全认识天理人欲，只知道嘴里闲讲讲，有什么用处呢？其实只要去克己克得自己无私欲可克，再去忧愁自己不能尽知，也不迟呀。”
解读
王阳明认为，克己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由此，陆澄问不完全了解天理人欲如何用克己功夫时，王阳明回答，天理之澄明只能在真实切己的功夫实践中日见一日，否则，无论讲得如何，也总是闲话，天理毕竟“不自见”。阳明在这里还用走路作为例子，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原典
问：“道一而已，古人论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
先生曰：“道无方体，不可执著，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旦古旦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
又曰：“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译文
陆澄问：“道只有一个，可是古人论道时却个个说的不一样，那么求道也有关键吗？”
先生说：“道是没有固定模式的，求道的人不能偏执。如果仅局限于某种文字的表述，那样求道就越求越远了。譬如今人说天，其实他们何尝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天？认为日月风雷是天，不行；说人物草木非天，也不行。其实道才是真正的天！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什么不是道？先人只是各自把自己所认识的道一个方面认做了无所不包的道，以为道仅此而已，所以才会有不同的道出来。如果明白向心里寻求，认识了己心本体，那么，无时无处不是道。从古至今，无始无终，哪有什么异同？心即是道。道即是天。认识了心体就认识了道，就认识了天。”
先生又说：“诸位如果确实想认识道，务必从自己的心上体会，不要借助外物去探求才行。”
解读
道无方体，是说本体不能用具体的事物或语言来表示或描述。我们知道，佛教说圣境，是空性光明，或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在逻辑表达方式上，王阳明所说的“道无方体”与这些是一个意思。阳明又说，道不是从眼耳鼻舌身感知，而是由心灵智慧开启，无所不见而又实无所见。不执著在一事一物上，才能见到真理的全体。什么是“不假外求”？就是向心内寻求悟入。
原典
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
译文
陆澄问：“事物的名称、用处和数量这世间百般的学问，也必须预先学习吗？”
先生说：“人只要能成就自己的心体，那么运用就包含在其中了。倘若把心体修养得真有一个未发之中，情欲发出来自然会符合中正平和，自然是做什么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这颗心，即使事先学得了许多名物度数，与自己却毫不相干，仅是临时撑撑门面，自然不能处事应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去学好名物度数，只是要‘知道做事的先后顺序，这就接近圣道了’。”
解读
王阳明的哲学被称为“心本论”，似乎他只讲“心”的存在，而否认自然界事物的存在，排斥自然知识。其实，王阳明虽然从道德心性修养的方面强调“格心”，要求把握心中的天理，但他又认为，仅仅于此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认知天下事物，包括自然界事物。因此，只能说王阳明在道德心性修养方面忽视自然知识，而不可以认为他完全否认了自然界事物的存在而排斥自然知识。
原典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译文
先生接着说：“人要根据自己的才性成就自己，这才是他所能做到的。例如，夔（舜的乐官）精通音乐，稷（尧舜时主管农事的官）擅长种植，是他们的才性符合，所以如此。成就一个人，也只是要他的心体纯正地合乎天理就行。他做事都是对天理的自然运用，然后称他为有才能的人。达到纯天理的境界，也就能成为‘不器’之才。假如让羲和稷改变角色，夔种谷，稷作乐，照样能行。”
先生又说：“《中庸》中说的‘处于富贵，就做富贵时能做的事。处于患难，就做患难中能做的事’，都属于‘不器’。干什么都能成功，这只有把心体修养得纯正的人方可做到。”
解读
“随才成就”是阳明先生的基本教育方针。他认为每个人也应该选择自己才性相近的专业去努力才有可能成才。从这里来说，也是只有“爱理”才能成就“理”。理为统领，这是一切的道德基础。所谓“纯乎天理”，其实也就是“全乎天理”，这样就能“不器”。
原典
“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时先生在塘边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学云。
译文
先生说：“与其掘一个数顷大而没有源泉的池塘，不如挖一口数尺深而有源泉的井，井里的水源源不断，有生机而不会枯竭。”
当时先生正坐在池塘边，旁边有一口井，所以他就用井和池塘来比喻做学问。
解读
王阳明强调做学问绝不是书本上死的、教条的东西，而是与心融合在一起、具有生命力的“源泉”。很多人在做学问上有一种想法，总以为学得越多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果光有知识，而没有获得一种能力，就只是一池大而无用的死水，远没有一口仅数尺深但有源泉的水井有生机。
原典
问：“世道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
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日一时起坐，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
译文
陆澄问：“如今世风日下，伏羲以前远古时期人类淳朴的景象如何才能再现？”
先生说：“一天就好比是世界从开始到消灭的一个周期——一元。人从清晨起床后坐着，还未应事接物，此时心中的清明景象，好像在伏羲时代遨游一般。”
解读
王阳明认为，如果人能持守本心不被遮蔽浸染，此心便贯通古今、同于圣贤。远古的事情，后人没有直感的接触，如何能够知道呢？因为上古是一派清明通透的景象，毕竟远古的生活是极为简单的，所以其本色都是清朗的。
原典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
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唯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
译文
问：“心要追求外物，怎么办？”
先生说：“国君庄重肃穆地坐在朝堂上，六卿分别履行不同的职责，天下才能治理得好。人的心统治五官，也要这样。现在眼睛要看时，心便去逐色；耳朵要听时，心便去逐声。如果国君要选拔官吏时，亲自坐到吏部去忙活；要调大军时，自己跑去兵部。这样的话，难道仅仅是有损君王的身份吗？六卿也都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呀。”
解读
古人认为心具有思考能力，在各种器官中处于统帅地位，所以将它称为“心君”，而眼睛耳朵不会思考，与外物接触时容易被吸引而误入歧途。所以，只有首先把心树立起来，确定一个目标在心中的绝对权威地位，我们才不会让外物扰乱自己的内心，这样才能做好任何一件事。
原典
“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
译文
先生说：“善念萌发时，认识到了，就去充实它发扬它。恶念萌发时，认识到了，就去遏止它。知道扩充善念、遏止恶念，就是心志，是上天赋予人的智慧。圣人只不过是拥有这种智慧，而学做圣人的人，则要时时刻刻都把这放在心上。”
解读
作为思想修养的一种方法，这“一念发动”的确值得充分注意，这样做是智慧和道德的表现。但学者和圣人不能只在善恶念头上用功夫，还应该去努力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并在改造社会和自然的实践中更好遏止恶念、扩充善念。
原典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
先生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译文
陆澄问：“好色、贪财、务名等心，固然该算是私欲，但像那些闲思杂念，为什么也被叫做私欲呢？”
先生说：“闲思杂念归根结底还是从好色、贪财、务名等这些病根上滋生的，你自己寻根溯源时定会发现。这就像你发自内心的绝无干些个抢劫、盗窃的想法，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份心思。你如果对财色、名利等心思像不做盗贼的心一样，都铲除了，只剩下完完全全的心之本体，还有什么闲思杂念呢？这便是‘心本身的宁静不动’，便是‘感情的未发之中’，便是‘心胸宽广，大公无私’。到此地步，自然会‘与万事万物感应相通’，自然‘感情发出来时中正平和’，自然可以‘遇到不同事情时坦然自如地应对’。”
解读
人的私欲是影响人心清明的根本原因，所以王阳明主张通过静坐的方式，屏息思虑，去除私欲，恢复自己的良知本性。阳明认为，这种静中体悟的功夫，就是《周易·系辞》所说的“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
原典
问“志至气次”。
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夹持说。”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志至气次”的问题。
先生说：“这说的是志到了一定程度，气也就到了相同程度。并不是像朱熹所说的，必须先立志向，然后才能存养意气。‘坚持志向’，那么养气就在其中。‘不随便意气用事’，也就是坚持志向。孟子为了纠正告子的偏执，才一分为二来说的。”
解读
这里讨论志与气的关系，气，应该在心中，才能守气。阳明先生说“‘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这里的“志”即指“道”，和气生于道，气和养育其志，志与气，皆在道中，没有先后，主次之分，二者互为兼顾，不可偏废。
原典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如何？”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译文
陆澄问：“程子说：‘圣人之道，必然自降身份让自己卑微，贤人说话则抬高自己。’这话说得如何？”
先生说：“不对，如果这样就虚伪了。圣人就像天，没有到哪里不是天的。在日月星之上它是天，在九泉之下它也是天，天什么时候自降身份让自己卑微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而化之’。贤人像高山的大岳，坚守着自己的高度罢了。但是百仞高的山不能自拔为千仞，同样千仞高的山不能自拔为万仞。所以贤人并没有夸耀抬高自己，抬高自己的，就虚伪了。”
解读
尽管王阳明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是在“致良知”上却分出圣人与百姓之别。在他看来，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之道不会降而自卑，因此，圣、愚之间的界限永远不可逾越。
原典
问：“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学者看未发之前气象，何如？”
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处，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视唯此，倾耳而听唯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也。”
译文
陆澄问：“程颐先生认为‘不应当在喜怒哀乐还没表现出来之前就讲求中正平和’，李延平先生却教育学生观察感情未发之前的各种情形。他们二人谁说得对？”
先生说：“都对。程颐先生怕常人在未表现出来之前就去追求中正平和，从而把中正看做一件事物，如我先前曾说的把气定当做中，所以让人们只在涵养反省体察上下工夫。李延平先生担心学生找不到下手处，所以让人时时刻刻都去求未发之前的各种情形，让人眼看的、耳听的都只是这个，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都是古人不得已诱导人们存养天理才说的话呀。”
解读
宋明诸儒都认为“性即理”“心即理”。也就是说，理就在心性之中。程颐、李延平二人在静坐见性的问题上，尽管说法不同，却都是正确的。这段话不仅可以看做是阳明先生对《中庸》“中和”思想的注释，而且也可以理解为理学“见性”学说的总结。它道出了宋明诸儒静坐养心、求中见性思想的真谛。
原典
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时无有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
先生曰：“在一时之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唯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
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
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
曰：“何者为天理？”
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
曰：“天理何以谓之中？”
曰：“无所偏倚。”
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
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
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
曰：“虽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既谓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译文
陆澄问：“喜、怒、哀、乐等感情的‘中正’‘平和’，就总体来说，普通人不能都具有。比如遇到一件应当感到高兴或者愤怒的小事，如果平素没有喜怒之心，等到事情发生时，表现出来的也就很平和，这也可以称为‘中正’‘平和’吗？”
先生说：“在这一时刻这一件事上，虽然可说是中和，然而还不能说通达大道得到本源了。人本性善良，‘中正’‘平和’是人人原本就有的，怎么可以说没有呢？但是平常人的心体已经有所昏蔽，那么本体也就不能时时表现出来，终究是时断时续，并非是心的全体作用。无时无处不‘中正’的，才称之为‘大本’；时刻‘平和’的，才能称作‘达道’。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确立天下的大本。”
陆澄说：“我对于‘中’字的意义还是没有弄明白。”
先生说：“这必须从自己的心体上才能认识清楚，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中’就是天理。”
陆澄问：“何谓天理？”
先生说：“只要能剔除所有的私欲，就能认识到天理。”
陆澄问：“那天理为什么又叫做中呢？”
先生说：“因为天理不偏不倚。”
陆澄说：“那不偏不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
先生说：“就像明镜一样，通体晶莹透彻，一尘不染。”
陆澄说：“那么偏倚就是有所玷污了，比如表现在好色、追逐名利上方可看得出来偏倚。如果感情没有发出来，也没有表现在美色、名利上，又怎么知道有所偏倚呢？”
先生说：“虽未显现，但平时好色、好名、好利的心不会没有。既然不会没有，就是有；既然有这些念头，就不能说没有偏倚。譬如患有疟疾的人，即使有时候不会发作，但是病根不曾被清除，那么就不能说他是没病的人。必须把平时好色、好名、好利的私心杂念彻底清除干净，没有丝毫留存，此时心才是坦坦荡荡的，纯是天理，才称得上是喜、怒、哀、乐没有发出来时的中正，这才是天下的大本。”
解读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一事，无所分别于已发、未发。他不是在有无应事的现象状态来说已发未发的区分，而是在探究心理动机的是否管照上来谈圣学功夫。他讲求的是应事的价值判定，是立志一层之事。一旦应事，即是心志在应事，即在未发之养成时即需讲求心志之立定，即在已发之应事中以心志行之。故而就立志之功夫而言，实无应事不应事之已发、未发之区分。
原典
问：“‘颜子没而圣学亡’，此语不能无疑。”
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唯颜子。观喟然一叹，可见其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见破后如此说。博文、约礼，如何是善诱人？学者须思之。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子‘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
译文
陆澄问：“先生说‘颜回死后孔子的学说就走向衰亡了’，我对这句话存有疑惑。”
先生说：“认识孔子圣道最全面的只有颜回一个人，看颜回逝后孔子的喟然叹息就知道了。他说‘孔子教学循循善诱，用广博的知识教育我，用合乎礼节的思想来约束我’，这是他看透、学透后才能说出的话。博文、约礼，哪里善于诱人呢。学者必须细细思量。圣道的全部，圣人也难以用言语表达给人，必须是求学的自我修行自己感悟出来的。颜回‘虽然我想追随天理，但还不曾找到突破口’，也就是周文王所说的‘远远地望着天理却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的意思。望道未见，才是真见识。所以颜回死后，正宗的孔子学说就不能全部流传下来了。”
解读
颜回是孔子门下第一高徒，其他如子路、子贡等根本不能与之相比。在孔子诸弟子中，可以说排在首位当数颜回，其次是曾子。然而颜回早夭，年仅三十二岁。但是他的学问修养的确了不得，被后人尊称为“复圣”。在孔子之后儒学的系统中，从名上看，复圣地位要高于孟子的亚圣。王阳明说“颜子没而圣学亡”，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圣学虽然未亡，缺少了颜回则非常可能影响它的进一步发展，却是个事实。曾子一脉虽继承了孔子的学术，却没有继承他的动机。
原典
问：“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看为物，是如此否？”
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语无序，亦足以见心之不存。”
译文
陆澄问：“身体的主宰是心，心的灵明是知，知发动出来表现为意，意所看到的是物，是这样吗？”
先生答：“这样说也对。”
先生说：“只要经常存养本心，就是学习。过去未来的那些事，想它有什么好处？只不过失落本心而已！”
先生说：“言语没有伦次，也可看出没有存养本心。”
解读
“现成”一词在阳明学的思想体系当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含意。当然，在阳明著作当中并没有“现成良知”这一固定词，他比较多地使用的是“见在”一词。此处“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即是一例。阳明所说的“见在”，显然是与“过去”“未来”相并列的时间性概念。阳明所强调的是，过去或未来之事，无论怎样去冥思苦想，也得不到任何现实的效果，必须在当下去致良知。
原典
尚谦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
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
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译文
薛侃（字尚谦）向先生请教，孟子讲的“不动心”与告子讲的有什么区别。
先生说：“告子是硬捉着心不让它动；孟子是集义到自然不动。”
先生又说：“心之本体，原本就是不动的。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即理。性原本就是不动的，理也是不动的。聚集正义就是恢复心的本体。”
解读
阳明先生常教人在静坐中用正念克服杂念。这与禅定不同，禅讲究不起念，阳明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反对因为烦乱便去静坐，这像懒得看书但还是硬去看书一样，是因药发病。他像孟子一样追求“不动心”。他又说，本体是不动的。此处所言之本体就是心之本体、人之本体、理、良知等，它作为一个价值原理的本身是一个普遍的理序。普遍理序自身是永恒不变的，它只是一理序的抽象存在，不是人伦的活动。人伦的活动有动有静，但是理序自身却是无动静对待的，是永恒不动的。
原典
“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冲漠无朕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译文
先生说：“森然万象，就是冲漠无朕。冲漠无朕，亦为森然万象。冲漠无朕是‘唯一’之父；万象森然是‘唯精’之母。‘唯一’中有‘唯精’，‘唯精’中有‘唯一’。”
解读
“冲漠无朕，万象森然”之语出自二程遗书，万象森然之句系佛教习语。唯“一”与“精”对举，疑自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谓十六字心传中“唯精唯一”句因袭而来。阳明先生之学所重的是主意与功夫，中国传统讲功夫则必然连着境界一起讲。阳明先生的功夫境界是指向无对，即所谓的“主客消融”。
原典
“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
译文
先生说：“本心之外没有物，譬如，我的心中产生了孝敬父母之念头，那么，孝敬父母就为物。”
解读
孝亲之事确实不能脱离意识而存在，但所孝之亲是否即只是意之所在呢？在王阳明那里，意指向对象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事亲、事君的实践过程。作为心之所发，意首先发于道德践履之中。而意之所在，亦首先在于这种实践过程。这样，物已不仅仅是静态的对象，而是与主体的活动息息相关。
原典
先生曰：“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著不循，讲人欲来顿放著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功夫。”
译文
先生说：“现在和我学格物学说的人，大多只限于口耳相传的方式。更何况从事口耳之学的人，能不这样吗？存养天理去除私欲，其精微之处必须时刻反省体察克制，要有日子才能逐渐领悟。现在人们在言谈之中，虽然嘴里讲着天理，不知道心中刹那间藏着多少私欲！还有私欲潜滋暗长但不自知的情况，即使用功去体察尚且发现不了，更何况仅仅在口头上说说，怎么能全部认识呢？现在只管讲着天理，却不去遵循，谈着私欲而任其留存不知道去除，难道这是我格物致知的学说吗？后世的学子，顶多也是做得个‘用偶然合乎天理的举动而博得个好名声’的功夫。”
解读
王阳明的格物功夫，是将天理作为日常行事的准则，并且“时时用力”。他的格物学说讲理想人格，极致高明，但宣讲容易，履践实难，因为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私欲驱之不去。在格物学说传播的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心口如一”，避免流为浮夸，衍化为虚伪。
原典
问：“‘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
曰：“然。”
问“格物”。
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
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是动静皆有事。”
译文
陆澄问：“做到‘大学之道’中的‘知止’，就是明白至善只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原本就不在外物，然后志向才能坚定。是这样吗？”
先生说：“是的。”
陆澄向先生请教格物的含义。
先生说：“格是纠正的意思，纠正不正确的使它正确。”
陆澄问：“格物是在动的方面下工夫吧？”
先生说：“格物不分动与静，静也是事物。孟子说‘必有事焉’，说的就是不论动静都要用功。”
解读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于朱熹。他认为，朱熹训“格”为“至”为“错训”，正确的解释应训“格”为“正”，解“格物”为“正物”。“格物致知”之本义应为正心之不正以致心之本然“良知”。在阳明眼里，“必有事焉”即是“一定要提起良知面对眼前任何事务而求个德行的贯彻者”之义。不论现实处境之或动或静，都有个动机心念上的提起良知的功夫存在。
原典
“功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正心则中，身修则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则不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如此说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译文
先生说：“功夫最难的就是格物致知，这就是诚意的事情，意诚了，大部分的心也自然正了，身也自然修了。但是端正心性、修身的功夫也各有各的用功之处。修身是感情发出后的功夫，正心是感情没有发出来时的功夫。心性端正就是中正，修身就是平和。”
先生说：“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的过程。即使是‘亲民’也是‘明明德’的事情。‘明德’是本心的德行，也是仁爱的表现。程颢说‘仁爱的人把天地万物包括自己都视作一个整体’，假如天下有一人一物的失损，就是我心中的仁爱还有没有到达的地方。”
先生说：“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就和道佛两家学说没什么区别了。”
先生说：“至善是人的天性，天性本来没有丝毫的恶，因此称至善。停止在至善上，只是恢复天性的本来面目而已。”
陆澄问：“我总算是明白了至善乃是我的本性，我的本性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至善所要归复的地方。明白了这些我就不会像原来那样急着向外求取，志也就安定了。而定力一旦有了则可摆脱心之纷扰，不纷扰了就能安静下来，安静而不妄动就能安；安就能专心致志在至善处。万虑千思，最终一定是要通过上面这些方法达到至善境地的，这都是我静下来思考的结果。我这样说是否正确？”
先生答：“大致如此。”
解读
儒学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广大宏博，义理精微，功夫悉备，但归根到底只是正心二字，修身、正诚格致莫不是“正心”事。正心即是“明明德”，“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此处把“亲民”理解为“安百姓”而非“新民”，与之前徐爱记录的老师言语保持一致。王阳明的“致良知”，和“止于至善”是同一道理，他进一步解释：“性原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致良知”是对人类至善之性的回归。这种对回归的呼唤，是王阳明一切“做功夫”的目标。
原典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若无一阳生，岂有六阳？阴亦然，唯有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唯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唯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
译文
陆澄问：“程子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那为什么墨家说‘兼爱’反而被说成是不仁呢？”
先生说：“这个很难解释。必须是你们自己体察出来才能得出答案。仁是天地造化生生不息的天理，它弥漫宇宙天边，无处不在，然而它的流行发展，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的，所以才能生生不息。比如每年十一月冬至的一阳初动，一直到来年四月谷雨的六阳生发，都是从初级到高级，从一才能走到六。阴也是这样。因为渐进，所以就有个发端之处。因为有个发端处，所以会生长。因为生长，所以生生不息。譬如树木，开始发芽便是树木生成的发端处。发芽后长干，长完干又开始抽枝生叶，然后就繁衍生长永不停止。如果无芽，哪有干有枝叶？能发芽必然是下面有根，有根才能活，没根就死了，无根哪里去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之意的发端处，像树木的发芽。从这里开始而仁爱百姓，泽及万物，便是抽枝生叶。而墨家的‘兼爱’‘无差’等思想，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陌生人一般看待，就没有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它是无根的，便不是生生不息的。哪里谈得上仁？孝、悌是仁的根本，仁理就是从孝悌中产生出来的。”
解读
王阳明认为，王阳明认为，亲亲是一体之仁的根，这一点与孔子所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脉相承。仁的“根本”终究会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一切端赖于“根本”最初的“萌芽”“发端”。根不萌芽便是“死根”。儒家力守这个“根本”，而不与墨子兼爱观念妥协，自有其良苦用心在。就爱来说，一般有深浅厚薄之分，但“厚薄原理”不适用于父母兄弟，如果在父母兄弟还分个厚薄、还于心有“忍”，那么，仁爱的根子便死掉了，一体的仁理便根本无法发生、无法体现了。这一点正是王阳明深为强调的。
原典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
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
译文
陆澄问：“延平先生说：‘当理而无私心。’符合天理和没有私心，怎样区别？”
先生说：“心即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于理；不合于理，就是有私心。若分开心与理来谈论，恐怕不妥当。”
陆澄又问：“佛家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私欲都不沾染，这应该是无私心吧？但他们抛弃人伦，却似乎不符合天理。”
先生答：“佛家和世人其实是一回事，两者都是成就他个人的私心。”
解读
王阳明认为，当人没有私心就是符合公理。正因人已有私心，才会去强论公理。但对于佛教“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他持否定态度。这是基于一个儒家价值意识的标准下的批评，儒家的价值意识即是要对天下事务有所承担，要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去做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事情，如果只顾自己便是有私心，阳明批评释氏不能治天下，逃避君臣父子之义，弃绝现实事务，不为人民服务，又外弃人伦，这些批评都是谨守着儒家的价值标准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