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事物的本性，一个依靠来自别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持的国家，一定会比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更有遭受时间和机遇的事故的危险。
——托马斯·马尔萨斯
即使经济也有历史。国际化（“全球化”的旧称）的最后一个伟大时代出现在“一战”之前的帝国时代。当时人们就像今天这样，普遍相信“我们”（大英帝国、西欧和美国）正踏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稳定的时代的门槛上。国际战争发生得完全不可想象。大国不仅在和平的保护下得到了充分的利益，而且，战争，在几十年的工业化和武器技术的巨大进步后，将造成极其恶劣的破坏和无法忍受的高昂代价。没有哪个理智的国家或政治家会想要战争。
此外，到1914年时，由于新型的通信、交通和交流方式，帝国与有野心的国家之间的小规模纠纷和边界争议显得荒诞和不合时宜。比如说，分裂奥地利帝国从经济上说是很不合算的：它的工业腹地在波希米亚，首都在维也纳，劳动力来自整个中欧和东南欧洲的移民，奥地利帝国是现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活生生的证据。肯定没有任何人希望仅仅以民族主义教条的名义来使这个自然单位的所有组成部分都破产和贫困化。国际市场已经替代民族国家而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单位。
若要找对1914年前欧洲人的极度自信的记录，没有比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更好的读物了：这本书总结了大难临头的世界的幻觉，写于让所有这些和平的幻想都破灭了50年之久的战争之后。凯恩斯提醒我们：“（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在实践中已经基本完成。”用一个当时尚未用过的词，世界好像是“平的”。
这个先例应当使我们谨慎。全球化的第一个时代颤颤巍巍地停下来了。由于大战及其后果，欧洲的经济增长直到50年代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经济那貌似无法停止的逻辑，被互相对立又政治不稳定的新民族国家的兴起压倒了。俄国、奥地利、土耳其、德国，最后是英国，帝国都分崩离析了。只有美国从这场国际巨变中获利：而且，即使是美国，也是在导致这场国际巨变的战争结束大约30年以后，才开始享受自己的新霸主地位的好处。
爱德华时代的乐观主义，被持久的令人痛苦的不安全感所取代。黄金时代的幻觉和后来40年的现实之间的裂缝，是由经济裁员、政治煽动和不间断的国际冲突填补的。到1945年，人们普遍“渴望安全”（凯恩斯语），满足渴望的办法是提供公共服务，和纳入战后从华盛顿到布拉格的统治体系的社会安全网。由凯恩斯从其美国新用法中改用的“社会安全”一词，成为旨在防止回到两次大战期间的灾难的预防性机构的通用简称。
今天，20世纪看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们被扫入了一个关于“一体化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无限生产力的新的主叙事中。像早期的关于无限改善的叙事，全球化的故事综合了一种价值判断性的口头禅（增长就是好）和关于必然性的假定：全球化已经挥之不去了，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不是人类选择。全球经济竞争和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动态，已经成为时代的幻觉。像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指出过的：别无选择。
我们应当警惕这些主张。“全球化”是战后几十年所热衷的、对技术和理性管理的现代主义信仰的更新版。像原版一样，它暗暗地将政治排除在选择的领域之外：经济关系的制度，如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曾经宣称的那样，是由自然制订的。一旦它们被判别出来，并且正确地理解之后，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按照它们的原则来生活。
但是，认为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会导致财富的平均化——全球化的更为自由主义的崇尚者这样为全球化作辩护——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确实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但是，一国之内的贫富分化实际上却加剧了。此外，持续的经济扩张本身既不能保证平等，又不能保证繁荣；它甚至不是经济发展的可靠来源。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印度2006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8美元）仍然只略微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而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和经济指标的整体计算，印度比古巴和墨西哥还要低七十多位，更别提和完全发达的经济之间的差距了。至于现代化，尽管热情地、颇得赞赏地参与着高科技工业和服务的全球化经济，印度的4亿工人中只有130万人是为“新经济”工作。至少可以这么说，全球化的好处要花格外漫长的时间才能一点一滴地实现。
此外，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会顺利走向政治自由。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的开放，只是将工业生产从高工资地区转向了低工资地区。此外，像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某国是一个低工资国家。它还是、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低人权”国家。正是因为没有人权，才保持了低工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这样——同时还压制着与中国竞争的那些国家内的工人的人权。资本主义没有能使广大群众的处境更加解放，而是加剧了他们所受的压迫。
至于认为全球化会削弱政府、促进由大规模跨国公司支配着国际经济决策的公司市场国家的兴起：2008年的危机表明这是一个海市蜃楼。当银行倒闭时，当失业率显著上升时，当需要大规模的纠正措施时，“公司市场国家”就不复存在了。还是只有我们从18世纪以来就知道的那个国家，我们仅有的国家。
经过几十年的相对失色，民族国家准备重新夺回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经历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和人身不安全的人民，会回到只有领土国家才能提供的政治象征、法律资源和物理屏障之中。在很多国家中这些已经在发生：看看美国政治中日渐强烈的保护主义的吸引力，波及西欧的“反移民”政党的风行，无处不在的“墙”“屏障”和“考试”的呼声。
国际资金流动仍然避开了国内的政治监管。但是，工资、工时、养老金以及对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来说重要的一切，仍然是在地方范围内进行着协商和争论。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危机，国家会被期待着更果断地解决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作为站在个人和像银行或跨国公司那样的非国家机构之间的唯一组织，作为占据跨国机构和地方利益之间区隔的唯一监管单位，领土国家的政治重要性很可能会大大增加。在德国，安杰拉·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静悄悄地从他们短暂的市场热情，退却到了更得民心的对社会市场国家的认同——把它当作对过度的全球化金融的保险，是很说明问题的。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与直觉相悖。全球化的许诺——更广义地说，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法律和规章的国际化——肯定是植根在超越传统国家的前景中了吧？我们据说正走向一个合作的跨国时代，在这个时代，由领土定义的政治单位之间固有的冲突会被历史束之高阁。
但是，正像社会的中介组织——政党、工会、宪法和法律——阻碍了国王和暴君的权力，国家本身现在也可能会成为处在没有权力、没有保障的公民，和没有反应、不负责任的公司或国际机构之间的主要的“中介组织”。而国家，或者至少是民主国家，在其公民眼中维持着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只有国家对他们负责，他们也对国家负责。
如果全球化的矛盾只是暂时性的，如果我们只是生活在民族国家的暮年、全球统治的凌晨，这些问题都会不成为问题。但是，我们难道那么肯定全球化是必由之路吗？经济国际化在初期就带来国家政治的失色？这也不会是我们第一次在这方面出错。我们到现在已经学会了，政治仍然是民族国家性的，即使经济不是；20世纪的历史提供了众多的证据，说明即使是在健康的民主国家中，拙劣的政治选择通常会战胜“理性的”经济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