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实现了一切，但是，在我看来，结果是我们实现了的，对我们曾经梦想过的是一种讽刺。
——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
但是，如果我们都是“民主派”，那现在如何区别我们？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痛苦经历里，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让国家去做的。我们从一个教条的时代幸存下来，这套教条带着令人吃惊的信心，陈述我们的统治者应当如何行事、提醒个人——必要时强迫他们——掌权的人知道什么东西对他们好。我们不能回到那一套。
反过来说，尽管有1989年的所谓“教训”，我们知道国家不全是坏的。唯一比政府太大更坏的情况，就是政府太小：在失败的国家里，人们承受的至少是和极权国家统治下一样多的暴力和不公正，除此之外，他们的火车还不能正点运行。此外，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故事是个误导。资本主义不是政治制度，它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右派独裁、左派独裁、（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和（美国的）财阀共和国都是可以兼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在自由条件下最为繁荣，这可能是比我们所想的更有争议的问题。
反之，共产主义尽管和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明确抵触的，却显然能够适应多种不同的经济秩序，尽管它抑制所有这些经济秩序的效率。这样，我们说苏联解体结束了对计划和中央控制的过分自信的主张，这么说是对的；但是，我们还能得出别的什么结论，这一点尚不明确。并不能直接推论说苏联解体使所有国家规定或经济计划都失去了信誉。
1989年以后，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全面社会组织的愿景——一个曾经鼓舞过从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到列宁、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到勒·柯布西耶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幻想——散落在一片废墟中。但是，如何为了共同利益而把我们组织起来的问题，仍然一如既往地重要。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把它从瓦砾中重建起来。
任何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旅行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从压迫的平均主义到毫无限制的贪婪的转变并不令人愉快。今天，在这个地区这样的观点不乏热情的支持者：政治自由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确实是捷克共和国的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的观点，而他还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
但是，一小撮贪婪的商人在极权国家倒台后春风得意，这情形比极权主义本身更令我们愉悦？两者都说明在社会中有某种根本的缺陷。自由是自由，但是如果它带来了不平等、贫困和玩世不恭，那么，我们应当直陈事实，而不是用自由战胜压迫的名义，把它的缺点掩藏起来。
到了20世纪末，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达到了它的长期政策目标，但是，基本上忘记或者抛弃了它最初的理论。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加拿大，政治左派和它创立的组织依靠的是（技术）工人、农民、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的“跨阶级”联盟。而后者的叛逃，对福利国家和建立福利国家的党派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尽管自己是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的福利立法的主要受益人，日益增多的认同“中产”的西方选民，越来越怀疑和不满对为了维持平均主义的机构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税务负担。
70年代中失业率的增长，加重了国库的负担，降低了财政收入。此外，那些年的通货膨胀加重了就业者的税务和保险负担——尽管只是名义上。由于就业者不成比例地更有技术、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开始对此不满。曾经被毫无保留地接受的互惠的安排，开始被说成是“不公平”：福利国家的福利现在“过分”了。
40年代大部分体力劳动者不交税，因为他们是新的社会福利的净受益人，而到了70年代时，同样是由于通货膨胀和工资上升，他们中很多人进入了中产阶级税级。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退休了——因此享受的福利形式有退休金和与年龄相关的公共服务（免费公共汽车及剧院和音乐厅消费补贴）。这些服务现在是由他们的儿女来支付的，这些儿女们没有关于大萧条和大战的第一手记忆，因此并不熟悉产生这些服务的环境。于是，他们对这些服务的代价感到不满。
从一个悲观的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的“风光时刻”没能比它的创始人一代更长久。随着受益人老去、记忆淡化，昂贵的福利国家的魅力也渐渐随之下降。在80年代和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府有选择性地向普遍福利征税，加速了这个过程：诡秘地重新引进经济情况调查，打算降低中产阶级对现在被当作只对极端穷困有利的社会服务的热情。
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是不是贵得无法维持？很多人谈论过很多欧洲国家公共部门的工人现在享受的显然很荒谬的福利——以近全额工资提前退休，而由私营部门的纳税人付出高昂的、不受欢迎的代价。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法国的火车司机，他们可以在50多岁退休，享受一份可观的、通货膨胀保值的退休金。那么，批评家们就问，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如何能在这种负担下继续生存下去？
当（共产党控制的）铁路工会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谈判这些条款时，铁路工人是一个很不同的工人类别。他们一般是13岁时从学校里直接被招工，然后一直从事危险的手工劳动——操作蒸汽机——一干就是40多年。等他们50多岁退休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常常是疾病缠身，余下的预期寿命很少能超过10年。他们能够合理地要求的仅仅是一份可观的退休金，而退休金加给国家的负担也很容易让人接受。
今天的法国高速列车（TGV）司机整个工作日都舒服地栖身在暖和的（或者开着空调的）驾驶室里，最接近体力活的是他们需要揿按一系列的电子开关来启动他们的机器。对他们来说，在55岁之前退休显得有些荒诞不经。退休当然是很昂贵的：由于法国福利国家提供的医疗和其他服务，合理地预期这些人可以活到80多岁。这就给公共财政和国家铁路的年度预算增添了很大负担。
但是，答案不在于取消慷慨的退休计划、医疗计划和其他福利项目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应当鼓足勇气坚持大大提高退休年龄——然后向他们的选民解释自己的主张。这类变化是不受欢迎的，而今天的政治家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不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福利国家的困境和缺点，是政治胆怯而不是经济混乱造成的结果。
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问题是现实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理论，被剥夺了自认的“核心”支持者，在1989年后那种欣快的妄想之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某种孤儿一般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够否认，如果推到极端，福利主义有一点儿“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在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对优生学和社会效率的热衷，有些时候不仅表现出对近期历史缺乏敏感，而且对人类自然的对自治和独立的渴望也麻木不仁。
此外，如莱谢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曾经观察到的，福利国家意味着保护弱势的大多数不受强大的有特权的少数人侵犯。尽管这听起来有道理，这个原则却暗含着不民主和潜在的极权主义。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从来没有蜕化成极权主义统治。为什么？是民主机构使政治家们保持诚实吗？更有可能的是，正是有意前后不一致地应用保护性国家的逻辑，才维持了它的民主形式。
不幸的是，实用主义并不总是好政治。20世纪中期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大财富——以平衡、宽容、公平和自由之名在自己的核心理念上做出妥协的意愿——现在看起来更像是弱点：面对变化了的局势时失去了勇气。我们很难越过这些妥协，追溯到当初标志着进步思想的那些特质，亦即20世纪初的工团主义者爱德华·伯思（Edouard Berth）所称的“一种对……那个人们受到可怕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物质主义威胁的世界的反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