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区别，在于把脱离公共生活的人当作没用的人。
——伯里克利
公共部门解体的一个突出的后果，是越来越难理解我们和其他人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我们很熟悉关于网络的“原子化”影响的怨言：如果每个人只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零星知识或信息，却避免接触其他一切，那么，我们确实会形成一个选择性亲和的全球社区，但同时也失去了和我们邻居的亲和关系。
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呢？学生们经常告诉我，他们只知道、只关心十分专门的一部分新闻和公共事件。有些人可能看关于环境灾难和气候变化的新闻，另外有些人关注国内的政治辩论，但对国外的发展相当无知。过去，通过翻阅报纸、晚饭时观看电视报道，他们至少会“接触”其他事件。如今，这些额外的关注被排斥在外了。
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出了全球化一个带有误导性的特点。年轻人确实和万里之外的志同道合的人保持联系。但是，即使伯克利、柏林和班加罗尔的学生有一些相同的兴趣，这些兴趣也不能转换成社区。空间很重要。而政治是一种空间的功能——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投票，我们领袖的合法性和权威局限于他们被选举出来的区域。实时接触半个世界以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不能取代这一种功能。
花点儿时间想一想像保险卡或养老金手册这样平常的东西。福利国家的早些年间，这些手册必须定期盖章或延期，持有人才能领取他们的养老金、粮食券或儿童津贴。仁慈的国家和其公民之间的这些交换仪式发生在固定的场所：一般是邮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体现在这些服务和福利中的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打交道的共同经历，极大地促成一种共同的公民意识的发展。
这种情感对于现代国家及其统治的和平社会的形成有关键的意义。直到19世纪末，政府只是一个以继承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行使权利的工具。但是，渐渐地，国家自己承担了大量此前一直由个人或私有机构掌管的任务和责任。
这有很多例子。私人安全机构被国家或市政的警察机关所取代（或解散）。由于国家邮政的发展，私人邮政服务也成了冗余。雇佣军被迫歇业，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的征兵部队。私营的交通服务没有消失——退居为非常富裕的人提供的奢侈服务——但是，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它还是被公有的公共汽车、电车、轻轨和火车所取代了。适用于为独立的小王公和单独的宫廷提供私人歌剧的艺术赞助系统，也逐步地（虽然没有完全地）被公共资助的艺术所取代，得到全国和地方税收的支持，由国家机关施行管理。
这一点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全国性足球（英式足球）联赛在欧洲的出现，同时也有助于引导公众能量、塑造地方认同，形成一种全国性的空间感和共同的热情。就像法国20世纪初那本著名的地理课本《两个孩子游法国》使一代法国小学生学会了欣赏法国地图一样，英格兰和苏格兰足球联盟的建立，也通过不同地区间球队的竞技，向年轻球迷们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地理。
从建立初年一直到整个70年代，足联一直是个单一实体：“只重成绩”，亦即，球队根据其表现在其分组内上升或下降。从当地招来的球员穿自己球队的比赛服。如果有广告，这些广告也仅仅局限于在球场周围安装的标语牌；谁也不会想出在球员身上展示商业广告的念头——广告颜色和字体造成的混乱，会破坏球队视觉上的统一。
确实，从视觉上表现集体认同，曾经是一桩大事。想想伦敦的黑色出租车，它那种特有的单调在两次大战之间毫无争议地出现；之后，这种单调不仅成了出租车本身的特别标记，也成了它们所服务的城市那种严峻的团结的特别标记。公共汽车和火车也跟风而上，它们在颜色和设计上的整齐划一，强调了它们作为同一个民族的共同交通工具所担当的角色。
回过头来看，英国人对校服情有独钟，或许也能归结为相同的目的（别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但别处的往往与宗教或社群认同有关——比如说，教会学校）。通过由60年代“个人主义”的热忱打开的裂缝而回顾从前，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再欣赏它们的价值。我们今天会想，这种着装要求肯定会压抑年轻人的认同和个性吧？
严格的着装要求确实是会加强权威、压制个性——军服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在它们的时代，制服，不管是小学生、邮递员、列车员还是马路协管员穿的制服，都寓示着某种平均主义。一个穿着固定服装的孩子没有与生活更富裕的同龄人苦苦竞争的压力。制服有助于超越社会和种族的界限，不由自主地——因而最终自然地——建立与他人的认同。
今天，即使我们承认共享的社会义务和要求，这些义务和要求更典型的是由私营部门承担的。邮件越来越受到在赚钱生意上牟利的私营投递服务的围攻，邮局只被用来补贴穷人和偏远地区的收取和派送。公共汽车和火车也落到私人手中，挂满了广告，点缀着浓妆重彩，宣告着企业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它们所提供的服务。艺术——在英国或法国——是由私人管理的彩票来资助的，通过鼓励合法赌博来从社区的贫穷成员手中筹措资金。
欧洲的足联也变成了几个特权俱乐部的超富裕的超级联赛，而其他俱乐部则陷于贫困，被人遗忘。“国家”空间的理念，也被短期的外国资助者承担费用的国际竞争所取代，他们通过对从远方招募而来、不可能在一地长期效力的球员的商业剥削，中饱私囊。
伦敦的出租车曾经以其高效的设计和出租车司机惊人的地方知识而著称于世，如今也有了许多颜色了。从功能划一上最近一次退步以后，非传统的品牌和车型，即使它们既不符合目前法定的回转圈数标准，又不能满足长期形成的负载能力要求，还是能够大肆宣扬自己是合法出租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著名的“知识”——1865年以来所有持照出租车司机必须掌握的对伦敦复杂的街道和广场的熟悉程度——也会在自由企业的名下被抛弃或稀释。
军队，尤其是美国军队，在后勤支持、物资支持和交通安全上越来越仰仗私营服务，他们通过短期合同雇用员工但价格高昂：据最近一次统计，有19万“辅助”私人雇员在“协助”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警察曾经代表着现代国家管制社会交往、垄断权威和暴力行为的雄心。它们开始出现以后不到两个世纪，就被私人安全机构所取代；私人安全机构的功能，就是为那些过去30年间在我们的城市和郊区蔓延开来的“封闭式小区”提供服务。
“封闭式小区”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它最初兴起于美国，后来被热情地应用于伦敦和欧洲其他地方以及整个拉美，还有从新加坡到上海的富裕的亚洲贸易中心城市。它在美国最初指的是那些聚居在富裕的郊区和城市的小区、盲目轻信地以为他们自己在功能上已经独立于其余的社会的人们。
现代国家兴起之前，这种社区很普遍。即便它们没有真的筑起堡垒，它们也确实代表着一个有所区别的私人空间，其边界明确划定，并且对外人有很好的防御。随着现代城市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些通常属于贵族或私人有限公司的设防的孤立区融入了城市环境。其中的居民由于对现在公共权威提供的安保有了信心，放弃了他们的私人警察力量，拆除了栅栏，将他们独有权局限在卓越的财富和地位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如果他们出现在我们中间，还会是一件罕见的怪事。
但是，今天它们无处不在：它们是“地位”的象征，是对将自己和社会其他成员隔绝开来的愿望毫无羞愧的承认，是对国家（或城市）无力或不愿将权威强加给一个共同的公共空间的正式承认。在美国，我们通常在远郊看到这种“封闭式小区”。但是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一样，这种“封闭式小区”延伸到了城市中心。
伦敦东区的“斯特拉特福市”（Stratford City）占地大约170英亩，有权控制辖下（公共）街道的所有活动。布里斯托的“卡博特圈”（Cabot Circus）、莱斯特的海克洛斯（Highcross），蔓延34条街、业主是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物业公司格罗夫纳（Grosvenor）的“利物浦一号”（Liverpool One），都是地处曾经是公共市区中心的私人所有、私人控制的空间。他们保留根据品位强加一系列限制和规定的权利：不许滑滑板，不许滑旱冰，不许在某些地方吃东西，不许乞讨，不许闲逛，不许照相，当然，还有五花八门的私人保安和闭路摄像来执行这些规定。
稍加思考，就能看出这种寄生在社区中的社区的自相矛盾。他们雇佣的私人保安公司，按照法律无权以国家的名义采取行动，因而，发生严重罪案时必须请警察来帮助他们。他们声称拥有和维持的街道，最初是用公共资金勘探、建造、铺设和照明的：因而，今天这些把公有财产收归私有的个人，是过去纳税人的不配受益者。允许封闭式小区的居民在家庭和工作中自由旅行的公共道路，是由社会全面提供和维护着的，“封闭式小区居民”和他们那些没有特权的邻居们一样，有同样的权利和期望使用公共服务（学校、医院、邮局、消防车之类）。
有人代表他们声称，封闭式小区是保护其成员的自由不受侵犯的堡垒。人们在区内更安全，并且为他们的特权付钱；他们有住在他们自己人中间的自由。因此，他们可以在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并不试图强加给区外成员的装饰、设计和举止方面坚持他们自己的规则和条例。但是，实践中，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私有化”的过分行为，实质上以威胁所有人的自由的方式，分裂和隔离了社会空间。
现代人想和自己的同类住在类似私人空间的欲望，并不仅限于富有的业主。正是同样的愿望，使今日大学的非裔美国人或犹太学生组成单独的“斋”（houses），单独就餐，甚至通过主修认同研究的专业来专门学习和他们自己有关的课程。但是，在大学里，和整个社会一样，这种自我保护的行为不仅剥夺了他们自己涉猎范围广泛的学术或公共财富的益处，还使得每个人的经验碎化和窄化。
住在私人空间的人积极地促成了公共空间的稀释和腐蚀。换句话说，他们恶化了当初使他们退缩进私人空间的局面。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付出代价。如果公共财产——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在每个公民看来都贬值、减少了，被可以用钱买到的私人服务所取代，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应当越过私人偏好和个人利益的概念。一旦我们不再认为公高于私，那么我们肯定就会逐渐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应当置法（亦即最大的公益）于力之上。
最近这些年来，法大于力的观念被人抛弃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那样轻而易举地违反所有的国际法律意见，投入一场“预防性”战争。确实，这是外交政策事务，而在外交领域，现实主义经常高于协议或法律。但是，要过多久，我们就会把这些标准引入到国内政策中来呢？
在这个年轻人被鼓励着将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最大化的年代，利他主义甚至是好的行为都变得很难被理解。如果不回到宗教权威——其本身有时也是世俗机构——什么东西能够给年轻一代提供超出其短期利益的目的感？已故的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谈论过一种旨在为了公众而行动的生活的“自由经历”：“公共行动的最大财富，是它有能力满足普通人生活中模模糊糊感觉到的对更高目的和意义的需要，在一个宗教热情在很多国家都处在低潮的时代尤其如此。”
60年代一个起到缓冲作用的约束力量是进入公共事业或自由职业的普遍愿望：教育、医疗、新闻记者、政府、艺术或公共法律。70年代前的毕业生很少——极少追求“商业”教育；申请法学院的人数也比今天要低得多。工具性的自我提升和养成的与同胞工作、为同胞工作的习性是互相冲突的。
如果我们不尊重公共财产，如果我们允许或鼓励公共空间、资源和服务的私有化，如果我们热切地支持年轻一代只关注自身需要的倾向，那么，我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发现公民参与逐渐降低的现象时，就不该觉得惊奇了。近年来，有不少关于“民主赤字”的讨论。民意测验一致反映出地方和全国选举投票率的稳步下降，及对政治家和政治机构愤世嫉俗的厌恶——在年轻人中最为突出。普遍的认知是，既然“他们”在为自己筑巢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做他们想做的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影响他们行为的结果。
从短期来看，民主可以在其公民的冷漠中生存下来。其实，人们曾经认为，选举人过于激昂，表明秩序良好的共和国里即将出现麻烦。人们曾经普遍相信，政府的事务应当交给那些为此选举出来的人处理。但是，钟摆已经向相反的方向摆得太远了。
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中的投票率一直就低得令人担心，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在英国，国会选举曾经有广泛的公民参与，自70年代以来参与度也在稳步下降。举个例子说，撒切尔夫人第一次选举胜利赢得的选票，比她后来任何一次选举得的选票都要多。如果她继续取胜，那是因为她的对手的选票降得更多。欧盟（共体）1979年开始的选举，一直以费心出来投票的欧洲公民人数之低而臭名昭著。
这为何重要？因为，如希腊人所知，参与我们被统治的方式，不仅能够加强对政府所作所为的集体责任感，还能使我们的统治者保持诚实，防止过分专制。战后西欧的政治复员曾标志着其政治稳定的增长，但它已超越了从意识形态的多极化中健康撤退的程度，是一种危险和下滑的斜坡。这也是不断累积的：如果我们感到被排除在我们的集体事务的管理之外，我们也不会费心去谈论它们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现没有人听我们的，我们不该感到奇怪。
在非直接代表的制度中，总是存在着民主赤字的危险。小政治单位中的直接民主鼓励参与，尽管参与者有从众和被多数派人为压迫的危险：没有什么比市政厅会议或以色列集体农庄更会潜在地压制异见者和差异了。选举一些人来代表我们在某个远处的会议中发言，是在庞大、复杂的社区里平衡利益代表的一种明智的机制。但是，除非我们强迫我们的代表只说我们批准的内容——激进学生和革命群众赞成这种做法——否则我们不得不允许他们遵循他们自己的判断。
今天，主宰西方政治的男人和女人们绝大多数都是60年代的产物——或者副产品，像尼克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那样。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都是婴儿潮一代。丹麦的“自由派”总理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争吵着挑战贫血的法国社会党领导权的塞格林·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和玛蒂娜·奥布里（Martine Aubry），称职但险胜的欧盟新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也都是这一代人。
这帮政治家都有一种政治热情，但他们都没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选民中激起同样的政治热情。他们好像并不相信任何一套系统的政治原则或政策，尽管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托尼·布莱尔可能是个例外——像（另一代的婴儿潮）前总统乔治·W·布什那样讨厌，他们和“二战”一代的政治家们还是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别。他们既未传达出信念，也未传达出权威。
作为质疑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国家的获益者，他们全都是撒切尔夫人的“后代”：曾经目睹他们前任的抱负溃败的政治家们。很少人——布什和布莱尔又是例外——能够明确说是背叛了赋予他们的民主信任。但是，如果有一代公众人物共享了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集体怀疑的共同责任，那么，他们是民主的真正代表。相信他们可为的不多，于是他们就不为。最能说明他们的，就像人们经常形容婴儿潮一代的那样，就是他们什么具体的东西都没有代表：轻型政治家。
由于我们不再信任这样的人，我们不仅对国会议员们丧失了信心，我们对议会和国会本身也丧失了信心。这样的时刻，最常见的本能要么是“把流氓扔出去”，要么是把他们留下来干最糟糕的事情。这两个反应都不灵：我们不知道怎么把他们扔出去，我们也能让他们继续做最糟糕的事情。第三个反应——“推翻制度”——又因为其内在的空洞而无法令人信任：哪个制度的哪些部分，然后又用什么制度来替代？无论如何，又由谁来推翻？
我们不再有政治运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会一起参加一次集会或游行，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共同利益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任何想把这些利益转化成集体目标的努力，通常会被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支离破碎的个人主义所破坏。值得称道的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战争、支持公共医疗服务或惩罚银行家——把它们团结在一起的不过是情绪化的表达。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我们变成了消费者：从领域广泛的互相竞争的目标中进行选择，我们发现很难想出办法或理由将它们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必须做得比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