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民族代表着民主和完善的下水道。
——约翰·贝奇曼
信任、合作、累进税和干预主义的国家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中给西方社会留下了什么？简单的回答是，不同程度的安全、繁荣、社会服务和更加平等。近年来，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一种论断，就是为这些好处付出的代价——经济低效率、创新不足、扼杀创业精神、公共债务和丧失私人主动性——太高了。
这些批评大多可以证明是错的。以1932年至1971年间美国的社会立法的质量和数量来衡量，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好社会”；但是，很少人会愿意声称美国在“美国世纪”那些太平盛世年间缺少主动性或创业精神。然而，即使20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服务国家在经济上确实不能维持，这个事实本身却不足以说明它们不值得我们注意。
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一种杂牌政治学。第一，它将后资本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梦想和需要与资本主义世界生活和工作的实际认识结合起来，这个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不是像马克思在1848年热情洋溢地预言过的那样，进入了最后阶段。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又十分重视“民主”这部分：与20世纪初期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及其共产主义后继者相反，自由社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接受民主游戏的法则，很早就对他们的批评者和反对者做出妥协，作为为权力竞争而付出的代价。
第三，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是特别地或者哪怕是基本地对经济感兴趣（这一点和共产主义者正好相反，共产主义者总是强调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主张）。对社会民主主义者，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分配概念。其主旨是保证财富和资产不要不合比例地集中到一些有特权的人手中。如我们所见，这在根本上是一项道德事务：社会民主主义者，像18世纪批判“商业社会”的人一样，对毫无管制的竞争所造成的后果感到愤怒。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一个激进的未来，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回归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价值。
这样，当我们发现，像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这样的英国早期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她所寻求的“社会主义”可以解析成公共教育，提供公共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公园和公共游乐场，为老年人、病人和失业者提供集体资助等等时，我们就不应当吃惊。前现代世界的团结，及E·P·汤普森（E.P.Thompson）所称的“道德经济”，一直在她的脑海中：人们需要合作，他们应当为公共的善而一起努力，任何人都不应当被排除在外。
福利国家的起源和目标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它们是30年代到60年代西方公共事务中另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产物：这个变化就是将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引入管理业。最好的结果是美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和英国的公共医疗服务。这两项都是极其高昂的革新，打破了从前的零敲碎打的改革和修修补补的方式。
这些福利工程的重要性不在于其主张本身——保证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个安全的晚年，或者让每个英国公民无须支付服务点费用就可以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都是好事，却不是什么新主张。但是，认为这些事情最好由政府来办，因而应当由政府来办：这种主张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服务和资源究竟具体如何提供，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英国很有影响的普济主义者主张以高额的全面税收来支付所有人能够平等享用的服务和资源。选择主义者主张根据每个公民的需要和能力调整费用和福利。这些都是实际的选择，但它们也反映了深刻蕴含的社会和道德理论。
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遵循着一个更具选择性但也更有抱负的方案：其目的，如很有影响的瑞典社会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阐明，是将国家“保护个人不受自相残害”的责任制度化。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没有这么大抱负。认为国家会知道什么对人民最好——尽管我们在学校课程和医院事物上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点——这个想法闻起来还是有优生学，或许还有安乐死的味道。
即使是在高峰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还是将经济留给私营部门——它们那时还缴纳高额税收来支付社会、文化和其他服务。瑞典人、芬兰人、丹麦人和挪威人给他们自己提供的不是集体所有制，而是对集体保护的保障。除了芬兰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有私营的养老金计划——那年头，这在英国人甚至大部分美国人眼里都会显得十分古怪。但他们指望政府提供几乎所有其他服务，而且大度地接受了由此带来的道德侵犯的高压措施。
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即法国人所称的“Etat providence”，遵从的是第三个模式。这里，强调的主要是保护就业公民不受市场经济的浩劫。值得提醒的是，这里的“就业”并不是一个随机的形容词。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在经济灾难面前维持工作和收入，是福利国家的首要任务。
在美国人甚至是现代英国人眼里，这一点有可能确实有些奇怪。如果一个岗位不再生产任何人所需的东西，为什么还要保护人们不失去这份工作呢？最好还是承认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毁灭”，等更好的工作出现吧？但是，在欧洲大陆人看来，经济下滑的时候把大批人扔上街头的政治意义，比为了维持“不必要”的工作而可能导致的效率损失，后果要严重得多。像18世纪的工会一样，法国或德国的工会学会了如何保护那些已经有固定职业的“自己人”不受“外人”——年轻人、非熟练工人和其他寻找工作机会的人——的损害。
这种社会保护政府的作用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远离风险，其代价是扭曲了劳工市场本该是中立的运作。几年前还经历了血腥的动乱和内战的欧洲大陆社会，如今却明显稳定，为欧洲模式罩上了有利的光环。此外，当英国和美国经济遭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极大破坏，此书写作时（2010年2月），超过16%的美国劳动力要么正式失业，要么不再找工作；德国和法国度过这一难关时，人类痛苦和经济排斥的程度要低得多。
通过以不能创造更多的低工资就业机会为代价而保护“好”工作的方式，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福利国家做出了有意的选择。在美国和英国，从70年代开始，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开始取代繁荣时期那些更稳定的工作。今天，一个年轻人如果能够在必胜客、乐购或沃尔玛找到一份最低工资、没有福利的工作，他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幸运。法国或德国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工作。但是谁，以何理由，会说一个人在沃尔玛为低工资工作，比她/他在欧洲模式下领取失业救济要好呢？确实，大部分人都希望有工作。但是，代价是什么？
传统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国防、公共秩序、防止流行病、防止公众不满。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198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社会开支成了现代国家主要的预算责任。到1988年，除了美国以外，所有的主要发达国家在广义的福利上投入的资源要比任何别的项目要多得多。可以理解，这些年间，税收也急剧增长了。
对于所有能够记得从前的人来说，社会开支和福利的渐渐增加，看起来简直就是奇迹。已故的英籍德裔政治学家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 的身份使他能够判断他有生之年所观察到的大规模变化，他这样写及那些乐观的年代：“从多种意义上讲，社会民主的共识标志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进步。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有过这么多的机会。”
他说得没错。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福利国家不仅维持了将近30年的完全就业，他们还维持了比过去那种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的增长率。这些经济成功之外，他们还引进了各种社会变革，短短几年后，这些变革似乎就显得十分平常了。当林登·约翰逊谈及建立一个“伟大社会”时——其基础是将大量公共开支用于各种由政府支持的项目和机构——反对的人很少，觉得这个提议奇怪的人就更少了。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解除社会服务、福利、政府资助的文化教育资源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许多其他事物，可能会显得不可想象。确实，随着养老金账单的增加和婴儿潮一代变老，有人指出公共收支之间可能出现了不平衡。为这么多方面的人类活动立法以确保社会公正，制度成本不可避免地十分高昂：享受高等教育、为穷人提供普遍的法律援助、为艺术提供文化赞助都不是免费的。此外，随着战后繁荣的冷却，普遍的失业重新成为严重问题，福利国家的税收基础看起来也十分脆弱。
在“伟大社会”时代逐步衰退的年月里，这些都是引起焦虑的正当理由。但是，尽管它们能够解释管理精英们为什么会失去一些信心，却不能解释标志着我们这个年代的态度和期待上的激进转变。担心一个好制度不能自我维持是一码事；对整个制度完全失去信心又是另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