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为他人着想，少为自己着想；克制我们的自私，践行我们的仁慈，这些构成了人性的完美。
——亚当·斯密
所有的集体任务都需要信任。从孩子们玩的游戏，到复杂的社会组织，人类只有放下他们相互之间的怀疑，才能一起工作。一个人抓住绳子，另一个人跳。一个人扶着梯子，另外一个人往上爬。为什么？部分是因为我们希望互惠，部分是因为人有一种为了集体利益一起合作的自然倾向。
税收明确地揭示了这个真理。我们纳税时，对我们的同胞做出了很多设想。首先，我们设想他们也会纳税，不然我们会觉得我们承受了不公平的负担，逐渐地就会不再做出奉献。其次，我们相信被我们赋予职权的人能够负责任地收集和使用这笔钱。毕竟，等我们发现他们贪污或者浪费时，我们已经失去很多钱了。
最后，大部分税收要么是用来偿还过去的债务，要么是为未来开支进行投资。于是，过去的纳税人和今天的受益人，今天的纳税人和过去、未来的受益人——当然还有要支付我们今天的成本开支的未来纳税人——之间就暗含着一种信任和相互的关系。这样，我们注定不仅要相信我们今天不认识的人，还要相信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也不会认识的人，和所有这些人，我们都有一种复杂的相互利益关系。
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公共开支。如果我们通过增税或发行债券来支付我们家庭所在区的一所学校，很有可能别人（和别人的孩子）是主要受益人。用于建立轻轨系统、长远性的教育和研究项目、医学科学、社会保险税的公共投资和任何其他很多年以后才能兑现的公共开支，也都是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心出钱呢？因为别人在过去往往未经深思熟虑就为我们出钱了，我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超越代沟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
不过，“我们”是谁？我们究竟相信谁？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认为政治依赖于一个信任社区的界定：“政治是一种处理一群人的总体安排的活动，从他们共同承认这种安排的方式这一点来看，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社区。”但这个定义是循环定义：究竟是哪一群人承认一个“处理其安排”的共同方式？全世界？显然不是。我们会指望内布加斯加州奥马哈市的居民乐颠颠地为吉隆坡修建桥梁公路而纳税，心里明白马来西亚纳税人会自觉自愿地回报他吗？不会。
那么，是什么在定义信任社区的运作范围呢？无根的世界主义对知识分子来说还不错，但大部分人都住在以空间、时间、语言，或许宗教，或许——尽管很遗憾——肤色等等为标准界定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也是变动的。大部分欧洲人都是直到最近才用住在“欧洲”来界定自己：以前他们会说他们住在（波兰）洛兹，或（意大利）利古里亚，或者兴许是（伦敦郊区的）帕特尼。
自我认同意义上的“欧洲人”概念是一个新近形成的习惯。结果，跨国合作或互助以前会引起地方强烈的怀疑，今天却大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荷兰的钟表匠今天毫无怨言地补贴着葡萄牙的渔民或波兰的农民，无疑，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钟表匠们没有严密地调查他们的政治领袖们究竟用他们的税做了些什么。但这也是信任的标志。
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如果人们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不仅是宗教或语言，也包括收入，他们会更相信他人。一个社会越平等，信任度就越高。这还不仅是收入的问题：生活类似、前景类似的人们，他们的“道德观”也很有可能会是一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推行急剧变动的公共政策。在复杂或分裂的社会里，少数派，或者甚至是多数派都有可能被迫退让，而且往往违背他们的意愿。这就使得集体决策争议繁多，在社会变革上倾向于最低限度：宁可一事无成，也不能因为赞成或反对一个有争议的项目而分裂民众。
缺乏信任，显然是和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相抵触的。伟大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论及城市生活和维护城市街道的整洁和文明时，就谈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相互不信任，我们的城市看起来会非常可怕，而且令人难受、不宜生活。此外，她还指出，你不能把信任制度化。信任一旦遭受破坏，基本上就不可能恢复。它还需要社区——集体——的关怀和培养，因为即使动机再好，也没有哪个人能让别人相信他，并且也反过来相信别人。
信任普遍存在的社会往往更紧凑和单一。欧洲最为发达和成功的福利国家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和奥地利，德国（前西德）是一个有趣的局外人。这些国家大部分都人口非常少：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只有瑞典的居民超过600万人；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口都加起来，比东京的人口还要少。即使是820万人口的奥地利或者1670万人口的荷兰，按世界标准也是微型的，光孟买一个城市的人口就比荷兰还要多，整个奥地利的人口可以装进墨西哥城——装两次。
但这还不仅仅是大小的问题。就像另一个成功地保持着高水平的公民信任的小国新西兰一样（人口420万，比挪威还要小），北欧成功的福利国家都明显是单一性的。直到最近，说大多数挪威人（如果他们不是农民或渔民）都是他们的孩子，仅仅是一点儿小夸张。新西兰94%的人口是挪威人种，86%的人隶属于挪威国教。在奥地利，92%的人口自称是“奥地利人”血统（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难民大批涌入之前，这个数字接近100%），2001年公布宗教信仰的人口中，83%是天主教徒。
芬兰也是如此，公布宗教的人中，96%是正式的路德教徒（除了一个很小的瑞典社区以外，差不多全是芬兰人）；丹麦95%的人口信仰路德教；即使是荷兰，明确地区分为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除了小部分后殖民少数群体——印尼人、土耳其人、苏里南人和摩洛哥人，其他所有人都将自己称为“荷兰人”。
比较一下美国：很快就不会有一个单一的占大多数的种族，信仰宗教的人口中，略占多数的新教面对着人数众多的天主教少数群体（25%），更别提还有重要的犹太和穆斯林人口。加拿大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一个没有主导宗教的（拥有3300万人口的）中型国家，仅有66%的人口宣称是欧洲人的后代，但是，信任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似乎已经牢牢扎根。
大小和单一性当然都是无法转变的。印度或美国不可能变成奥地利或挪威，在最纯粹的意义上，北欧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完全是无法出口的：他们和沃尔沃有几乎一样的吸引力——也有相似的局限，可能很难卖到那些不那么看重代价不菲的坚固性和耐用性的国家和文化去。此外，我们还知道，即使是城市，也是那些比较单一和内敛的城市情况好一些：在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不难建立市政社会主义，但在那不勒斯和开罗就要困难得多，更不要说加尔各答或圣保罗。
最后，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虽然单一性和大小对信任和合作的一代有作用，但是文化和经济上的多样性也会起相反的作用。移民，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在荷兰和芬兰，更不要说在英国，与社会凝聚力的明显下降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说穿了，荷兰人和英国人不想和他们来自印尼、苏里南、巴基斯坦或乌干达的前殖民地属民分享他们的福利国家；与此同时，丹麦人和奥地利人一样，也不愿意为近年涌入他们国家的穆斯林难民“买单”。
20世纪中叶的社会服务国家可能天生就带有一些自私的东西：他们有幸得到了几十年的好运——种族单一，很小的、受过教育的人口，每个人都可以从别人身上认出与自己的共同点。所有这些极少受到外来威胁的自给自足的民族国家，都有幸在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加入到北约组织的大伞之下，将他们的预算用于国内发展，没有受到欧洲其他地区移民的困扰，更远地区的移民就更不成问题。这个局面改变后，信心和信任似乎就破灭了。
尽管如此，信任和合作仍旧是现代国家关键的组成部分；信任度越高，国家就越成功。威廉·贝弗里奇在他那个年代的英国可以想象一种高度的道德和谐与公民参与。就像许多生于19世纪末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凝聚不仅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也是理所应当的东西。和自己同胞的团结、和国家的团结，在赋予它公共形式的福利机构之前就存在了。
即使是在美国，信任的概念、对同胞感情的珍惜，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公共政策辩论中变得十分重要。可以说，没有罗斯福坚持所有美国人共享利益、目的和需要，美国是不可能这么成功地将自己从半昏迷状态的和平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好战争”，那不仅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是那么毫无疑问地可怕至极，而且还因为美国人对美国和美国同胞感觉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