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里，我们每个人都从时代的共同繁荣中汲取力量，从集体信心中增强了我们的个人信心。或许，因为我们人类都不知感恩，我们那时没有意识到那股洪流是多么牢牢地、坚定地带动着我们。但是，经历过那个信心时代的所有人都知道，从那以后，一切都只有倒退和黑暗了。
——斯蒂芬·茨威格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生于1883年，成长在一个稳定、发达和强大的英国：他有幸观察到了这个自信的世界的崩溃，首先是作为战时财政部的有影响的高级官员，然后是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平谈判的参与者。昨日的世界瓦解了，随之而去的不光是国家、生命和物质财富，还有凯恩斯的文化和阶层里所有令人安心的确定性。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谁都没有预见到它的发生？为什么没有任何掌权的人做些有效的事情，保证它不再发生？
可以理解，凯恩斯将自己的经济分析集中在不确定性上：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那些自信的妙方正好相反，从此以后，凯恩斯将坚持人类事务从根本上是无法预料的。诚然，从经济萧条、法西斯专政和灭绝性战争中可以吸取很多教训。但是，在凯恩斯看来，最主要的，正是平常百姓们被迫生存其中的这种新发现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加剧了集体恐慌的发作，腐蚀了自由主义的信心和组织。
那么，怎么办呢？和很多人一样，凯恩斯熟悉用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的计划来弥补市场不足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操控国家都有毫无顾忌的热情。在公众眼里这远不是缺陷，而恰恰可能是他们最强之处：希特勒倒台很久以后，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希特勒时，外国人有时候还会说，至少他让德国人重新回去工作了。人们常说，不管斯大林有哪些缺点，他至少让苏联完全避免了大萧条。即使是那个关于墨索里尼让意大利火车正点运行的笑话也有一定道理：这有什么不好？
要想让民主重新立足——或者将民主和政治自由带到从来不曾有过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国家，都必须了解独裁国家的历史。不然就会面临风险：人们对那些或真实或虚构的成就的普遍怀恋。凯恩斯很清楚，如果没有战争、占领和剥削，法西斯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说不可能成功。不过，他不仅察觉到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防止未来萧条的必要性，也察觉了“社会国家”的审慎美德。
这样的“社会保障国家”的意图不是为了将社会关系革命化，更不是为了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凯恩斯像那些年里从事创新立法的大多数人一样——从英国的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到法国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到美国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本人——都是天生的保守派。那些年的西方领袖，全都是老年绅士，都出生在凯恩斯十分熟悉的稳定世界里。他们也都亲身经历了痛苦的动荡。就像朱塞佩·迪·兰佩杜萨（Giuseppe di Lampedusa）的《利奥波德》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很明白，要想保守，就必须改变。
凯恩斯死于1946年，战争时期的操劳令他筋疲力尽。但他早就指出，缺少了对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会长久生存下去。而且，既然两次大战之间的历史已经明确表明，资本家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那么，自由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最佳利益，不管他们喜不喜欢。
这就是一个有趣的悖论：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拯救，后来还繁荣几十年，而这是因为当时（和自那以后）那些被认作是社会主义的变化。反过来，它也提醒我们当时的局势有多么严峻。聪明的保守派，比如说很多1945年后第一次上台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对政府控制经济的“制高点”很少提出反对；他们也充满热情地接受了大幅度的累进制税收。
战后初期那些年，政治争论中有一种道德化的特质。失业（英国、美国或比利时最大的问题）；通货膨胀（中欧最大的担忧，已经掠夺私人储蓄好几十年）；农产品价格太低（意大利和法国）以至于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在绝望中加入了极端主义的政党：这些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从牧师到世俗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把它们当作对社会的道德凝聚性的考验。
这个共识达成得异常广泛。从新政派到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理论家，从英国执政的工党到法国（和1948年共产党政变之前的捷克）决定公共政策的“指示性”经济计划：每个人都相信国家。部分原因是，差不多每个人都担心退步到刚刚过去的恐怖中，都乐意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市场的自由。就像现在通过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协议，世界被规范和保护起来；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国家，也同样会在相应的国内布局中达成共识。
早在1940年，英国工党一个小册子作者埃文·德宾（Evan Durbin）就写过，对当时朝向集体谈判、经济计划、累进税收、提供公共投资的社会服务的发展倾向，他想象不出能有任何“最小的改变”。16年以后，一位英国工党政治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更自信地写道，从“对个人主义和自助的毫不妥协的信仰，到对团体行动和参与的信仰”，这之间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他甚至还断言：“至于‘看不见的手’的信条，和私人利益必然带来集体利益的信念，在大萧条中完全失败了；即使是保守主义者和商人，现在都信奉集体政府为经济状况负责的学说了。”
德宾和克罗斯兰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局内人。但他们并没有错。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政治有关公共政策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以至于主流的政治论点被称为“巴特茨克尔主义”（Butskellism）：它把那些年里温和的保守党部长R·A·巴特勒（R.A.Butler）和工党反对派的核心领导人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不管他们有什么别的分歧，法国的戴高乐派、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对积极型的国家、经济计划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有着相同的信念。同样，在斯堪的纳维亚、比荷卢三国、奥地利，甚至是思想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也有同样的左右决策的共识。
在德国，尽管社会民主党直到1959年还在坚持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说教（若不是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话），他们和康拉德·阿登纳总理（Chancellor 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党相对来讲还是差别不大。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正是那种令人窒息的在所有问题上的共识——从教育到外交到为大众提供康乐设施，还有解释他们国家那麻烦的过去——把年轻一代的德国激进分子推向了“议会外”活动。
即使在美国，整个50年代都由共和党执政；当年事渐高的新政派这一代人物第一次在野时，向保守主义政府的转变，尽管在外交事务甚至是言论自由方面有很重要的后果，在国内政策方面却没有什么差别。税收问题上没有争议，批准建设庞大的、由联邦政府监督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的，还是一个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尽管人们口头上宣扬竞争和自由市场，那些年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抵制外国竞争，以及标准化、管制、补贴、价格保护和政府担保。
对当前福利和未来繁荣的保障，缓和了资本主义中固有的不平等。60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推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他能够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因为，赞成新政式的投资、一揽子项目和政府倡议的共识还依然残存着。当时显著地将全国分化开来的是公民权和种族关系，而不是社会政策。
人们普遍认为1945—1975年是诞生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某种奇迹。经历了“二战”的老百姓们和他们的赞美60年代的下一代，这两代美国人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工作稳定和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德国，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在一代之间就把国家从一个屈辱的、遍地瓦砾的战败国变成了欧洲最富庶的国家。至于法国，在那些年以“光荣特伦特”（Les Trente Glorieuses）的美名而著称于世（没有讽刺的意味）。在英国，在“富裕年代”的高峰，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向他的同胞保证“你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是对的。
在有些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战后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的作为；在其他地方，比如说英国，“社会保险国家”在操作中不过是旨在扶助弱势、减少极端贫富分化的务实政策。他们共同的成就是成功地控制了不平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贫富之间的差距，不管是用总资产还是年收入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这个差距在1945年后那一代中大幅度缩小了。
更大的平等带来了更多的好处。渐渐地，对回到极端政治的担忧减轻了。“西方”进入了繁荣安全的太平盛世：这可能是个泡沫，但它是个令人舒服的泡沫，其中每个人都比他们过去所能够想象的要好得多，还有充分的理由有信心地期待未来。
此外，正是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专业和商业中产阶级连接到了自由机构上。这产生了一些后果：正是中产阶级的恐惧和不满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将中产阶级重新束缚到民主制度上，是战后政治家们面临的首当其冲最重要的任务——而且绝非易事。
大部分情况下，这项任务是通过“普遍主义”的魔术来完成的。不是将福利与收入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菲的专业人士或生意兴隆的店主们可能会痛苦地抱怨在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的社会服务纳税——而是给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middling sort）提供与劳动阶层和穷人一样的社会补助和公共服务：免费教育、廉价或免费的医疗服务、公共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结果，由于这么多生活必需都由他们的税收包干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比1914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有趣的是，这几十年的特点就是社会革新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成功结合。凯恩斯本人就表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具有无可挑剔的精英品位和教养的人——不过他对新艺术品倒意外地开明——他还是领悟到，如果英国社会要克服它那瘫痪性的分裂，将一流的艺术、表演和写作带给尽可能广博的听众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凯恩斯的倡议促成了皇家芭蕾舞团、艺术委员会和其他很多机构的成立。这是创造性地向公众提供绝对“高雅”的艺术——像里斯勋爵的BBC（英国广播公司）那样，它自我分配的职责是提高公众水平，而不是对他们居高临下。
对里斯、凯恩斯或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来说，这种新的途径没有任何居高临下之处，就像那些和林登·约翰逊一起从事建立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或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那些美国年轻人一样。这是“任人唯贤制”：用公共开支（或者至少由公共资助担保）将精英机构向普通申请者开放。它开始了一个进程：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上移，取代了用遗产或财富进行的选择。一些年后，它造就了这样一代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切是不证自明的，因而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发展并不是必然的。战争之后一般都会发生经济衰退——战争规模越大，衰退就越严重。那些不担心法西斯主义会卷土重来的人，就转而紧张地关注着东面红军成千上万的兵旅，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极受欢迎的共产党和工会。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1947年春访问欧洲时，所见所闻令他震惊：马歇尔计划之诞生，就是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有可能比上一次战争的后果还要糟糕。
至于美国，战后初年对外国人、激进派，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恐惧使国家极度分裂。麦卡锡主义可能对共和国没有什么威胁，但它提醒人们，一个平庸的煽动者要想利用恐惧、夸大威胁可是太容易了。要是经济倒退到20年前的低点，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简而言之，尽管有即将出现的共识，这都不仅仅是出人意料而已。那么它又为什么那么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