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

    在我们事务所门口的那个房间里,4张租来的折叠桌上,摆满了与本案有关的文件。一堆一堆按时间顺序分开放置,全都做了记号,标了编号,编了索引,甚至还被输进了计算机。

    而且记得滚瓜烂熟。我对这些文件研究过不知多少次,现在对每张纸上的内容已了如指掌。多特交给我的文件总计221页。譬如那张保单,虽然在庭审时只算一份文件,却有整整30页。到目前为止,大利公司总共提交了748页文件,其中的一些与多特给我的相重复。

    戴克在这些文件上面也已经化了许许多多时间。他还对理赔的档案写出了详尽的书面分析。计算机方面的工作,也主要由他进行。由于录取证词时他将助我一臂之力,他的任务就是把所有文件整得有条有理,迅速把需要的文件找出来。

    这种性质的工作,他并不真正喜欢,他只是念念不忘想使我高兴而已。他确信我们已经逮住了大利公司,而且铁证如山,对方无法抵赖,但他认为我在这桩案子上化这么多功夫,并不太值。我觉得对我的辩护能力,戴克一直顾虑重重。他知道,不管我们如何挑选,挑出的12位陪审员,都会把5万块看成一大笔财产。

    这是星期天的深夜,我在办公室里边呷着啤酒,边在折叠桌间走来走去。这里似乎少了一样什么文件?戴克认为,那个理赔员杰基-莱曼西支克,不可能拥有直截了当拒绝客户索赔要求的权力。她办了她该办的手续,然后准是把材料转给了保险部。理赔部和保险部工作上联系密切,备忘录定是你来我往。正是在这个关节上,这根文件链缺少了一节。

    拒绝唐尼-雷的要求,大利公司必然是早有预谋。他们很可能还拒绝过成千上万类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开谜团,揭露他们的阴谋。

    在作了周密的思考并和我的事务所的成员充分讨论之后,我决定首先录取大利公司总裁M.威尔福-基利的证词。我想拿这个最大的头目开刀,然后拾级而下。他56岁,精神抖擞,一脸热情的微笑,即使对我,也是眉开眼笑。他一本正经地感谢我,让他第一个作证,因为他正心急火燎,想尽快返回总部,处理他的公务。

    第一个小时,我一直在旁敲侧击。我坐在桌子一侧,上穿法兰绒衬衫,下着牛仔裤,脚穿白色短袜和一双平底船鞋,跟我对面全身一抹黑那严肃的色彩,是很好的对比。戴克说我这样打扮,是故意不敬。

    录取证词进行了两小时后,基利交给我一份财务报表,我们对钱的问题谈了一会。戴克对财务报表钻研了一番,接着便向我提供一个又一个问题。德拉蒙德和他的3位伙计虽然也相互传递了几张条子,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十足的腻烦。基普勒在隔壁庭上主持申请日。

    基利知道,目前在其他地区还有几件起诉大利公司的案子等待审理。我们就此谈了片刻,谈了当事人的姓名、受理的法庭、别的律师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这些案子的律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要他出面作证。我要尽快和起诉大利公司的别的律师取得联系,我们可以一起比较各自的文件和庭审时各自的战略战术。

    在保险公司的经营当中,最有吸引力的绝对不是出售保单和处理索赔这种单调的业务,而是收取保险费和投资。基利精通投资业务,他说他就是从那儿开始一步一步爬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对理赔他知至极少。

    这次取证的费用由对方支付,我尽可以不急不忙。我问了许多毫无意义的问题,只是在黑暗中盲目地搜索和射击。德拉蒙德看上去已感到无聊至极,有时候还露出沮丧的神情,但那本教人使用拖延战术进行长时间取证的书是他自己写的,更何况他的计时器也一直在转动。他当然想偶尔做出一点反对的表示,但他明白我会立即跑到隔壁庭上向基普勒法官打上一份小报告,而法官就会做出对我有利的裁决,给他一顿训斥。

    下午又问了成百个问题。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已筋疲力尽。而基利脸上的微笑,在吃好中饭以后便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但他决心和我周旋到底。他又一次对我表示感谢,谢谢我让他第一个结束,谢谢我不再向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已经赶回克利夫兰。

    取证的速度在星期二稍稍加快了一点,部分是因为我已经懒得再浪费时间,同时也因为几个证人要么知之甚少,要么就是已经忘记。我从负责理赔部的副总裁埃夫雷特-洛夫金开始。除非是直截了当的问题,否则他决不轻易吐出一个词。我让他看了一些文件;上午过去了一半,他才终于承认,大利公司有一种名叫“后理赔保险”的政策。这种政策令人作呕,却并不违法。在一个投保人提出理赔申请时,最初处理其申请的理赔员便向他索取在此以前5年的医疗记录。在我们这桩案子里,大利公司是从布莱克家的家庭医生那里得到的病历,这位医生5年前曾为唐尼-雷医治过严重的流感。申请理赔时,多特没有填流感,尽管流感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连,但大利公司却以他保险之前患过流感这一事实,作为最初拒赔的根据。

    我听到这个地方,不由得直想对他来一番穷追猛打。这不费吹灰之力,但并不明智。庭审时洛夫金将当庭作证,最佳的办法是等到那时再向他提出激烈的质询。有些律师喜欢在录取证词时就打出王牌,追根究底,但根据我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应该把最有力的材料抖给陪审团。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从一本书里捡来的。而且,这也是乔纳森-莱克惯用的战略。

    负责保险部的副总裁柯密特-阿尔迪,像洛夫金一样沉默不语,含糊其辞。保险部负责接受和审查代理人的申请,最终决定是否发售保单。案头工作量很大,报酬却不多,阿尔迪负责这个部,看来非常合适。我用了不到两小时,就轻轻松松地打发了他,而且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伤口。

    布雷福德-巴恩斯是管理部副总裁。我差不多化了一小时,才弄清楚他的职责范围。这是星期三的早晨。这些人令我讨厌。看到6英尺以外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几张熟面孔,我就想吐。他们老是穿着那一身该死的黑西装,脸上那阴沉沉的冷笑几个月来一成不变。我甚至鄙视法院书记官。巴恩斯对任何事都是一问三不知。我前进一步,他就向后缩两步,我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他。将来开庭时不让他作证了,他对情况一无所知。

    星期三下午,我召来了最后一名证人理查德-佩洛特。这位高级理赔监理给布莱克家至少写过两封拒赔的信。星期一上午以来,他一直坐在走廊上等待,所以现在对我已是恨之入骨。我刚问了几个问题,他就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而这反倒使我干劲倍增。我向他出示了他的大作,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骨髓移植只不过处于试验阶段,决不能认真地把它看做一种医疗方法。这就是他的观点,也是大利公司目前仍然坚持的观点。但他有一次拒赔时提出的理由是:唐尼-雷隐瞒了投保前曾经患过的一种疾病。他把这归罪于别人,说是那人一时的疏忽。他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混蛋,我打定主意要给他一点颜色。我把一堆文件拿到面前,一份一份让他看。我逼着他一一做出解释,一一承担责任。他毕竟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上司,而且她现在又已失踪。他说她可能已迁回老家,现在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什么地方。我不时就她的离职提出尖锐问题,这使他非常生气。更多的文件。更多的推卸责任,委过他人。我毫不手软。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任何问题,打得他措手不及。我向他不停地猛烈开火。4小时后,他请求暂停。

    星期三晚上7点30分,我们录完了佩洛特的证词;对公司雇员的取证宣告结束。前后3天,17小时,证词可能超过1000页。和其他文件一样,这些证词我也必须看它十几遍。

    在他的伙计们把文件塞进公文包时,列奥-F.德拉蒙德把我拉到一边。“你干得很出色,鲁迪,”他低声说,仿佛我的表现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并不想对此大肆声张。

    “谢谢。”

    他呼吸沉重。我们都已经非常疲惫,再也不愿继续瞪着对方。

    “那么,我们还有谁的证词需要录呀?”

    “我是没有了,”我说。我确实是想不出需要再录取谁的证词了。

    “科德医生不录了吗?”

    “他将出庭作证。”

    他吃了一惊。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毫无疑问,他难以理解我怎么出得起这笔昂贵的费用,请医生在陪审团面前现场作证。

    “他准备说些什么呢?”

    “隆-布莱克的骨髓和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骨髓移植是一种常规疗法。唐尼-雷的生命本来可以挽救,是你的委托人杀害了他。”

    他听了这番话,依然心平气和,显然不觉得惊讶。

    “我们或许要取他的证词。”

    “一小时500美元。”

    “这我清楚。哎,鲁迪,我们一起喝一杯好吗,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此时此刻,我怎么也想不出,在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比和德拉蒙德一起喝一杯更糟的事。

    “业务。调解的可能性。你能否在,譬如说,一刻钟之后顺便到我办公室坐一坐?我们就在那个拐角上,你知道。”

    “调解”这两个字听起来很悦耳。而且,我早就想欣赏欣赏他们的办公室。“那我们得赶快点儿,”我说,好像有几个又漂亮又重要的女人正在等我。

    “行。咱们立刻就走。”

    我吩咐戴克在拐角处等我,接着就和德拉蒙德一起步行了3个街区,走进了孟菲斯最高的那座大楼。我们边聊边乘电梯到了4楼。到处都是黄铜和大理石饰物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仿佛现在是大白天上班时间,而这是一个装饰格调高雅的工厂。我环首四顾,寻找我的老朋友劳埃德-别克,那个曾经在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工作过的混蛋。但愿他不要让我看见。

    德拉蒙德的办公室装潢精美,但并不特别宽大。这座大楼的租金全城最高,因而它的空间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你想喝点什么呢?”他把皮包和上装向写字台上一丢,问道。

    我不喜欢喝烈性酒,而且又已很累,我怕一杯下肚,就可能把我摆平。“就喝一杯可乐吧,”我说。他听了有点失望。办公室角落里有个小酒吧。他用苏格兰威士忌兑上水,为自己调了一杯。

    有人轻轻敲了敲门;使我大为惊奇的是,跨进门来的竟然是M.威尔福-基利先生。我星期一折磨了他8小时以后,我们还未见过面。他见着我似乎很高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寒暄。他走到酒吧边,为自己调了一杯酒。

    我们在角落里一张小圆桌边坐下。他们呷着威士忌。基利这么快又来到孟菲斯,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想把本案调解了结。我准备洗耳恭听。

    上个月,我苦苦挣扎,惨淡经营,才收入600美元。德拉蒙德一年至少赚100万。而基利管理的大利公司年销售额高达10亿之多,他本人的收入可能高于他的律师。而他们两人现在却想和我谈一笔交易。

    “基普勒法官对我非常关心哪。”德拉蒙德突然没头没脑地说。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关心呢。”基利马上帮腔道。

    德拉蒙德一向以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而闻名遐迩,我相信这两位演出小双簧,肯定做过精心排练。

    “跟你说句老实话,鲁迪,开庭的时候他会干出什么来,我真有点担心呢。”德拉蒙德说。

    “他对我们完全是草率定罪嘛。”基利摇着头不解地说。

    基普勒使他们担心法律,但他们准备放血,都是因为他们已被当场拿获。他们杀死了一个年轻人;他们犯下的谋杀罪即将遭到揭露。我决定乖巧一点,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

    他们动作整齐地啜着威士忌。德拉蒙德说:“我们想把这桩事了结掉,鲁迪。我们对自己所做的辩护,感觉很不错。我说的全是真心话。要是有一个公平的裁判,我明天就可以上场。在过去11年里,我连一场官司都还没有打输过呢。我喜欢在庭上和别人较量。可是这位法官大人偏见太深了,真是怕人!”

    “多少钱?”我打断他喋喋不休的废话,问道。

    他们两位像肚子里的直肠一样蠕动了一番,动作惊人地协调一致。在痛苦了一阵以后,德拉蒙德开口说:“我们把原来的数目翻一番。15万。你拿5万左右,你的当事人得到——”

    “算术题我自己会做的,”我说。我拿多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知道我已破产,以为5万块钱可以让我变富呢。

    5万美元!

    “我拿你们这一建议该怎么办呢?”我问。

    他们惶惑不解地相互瞧了瞧。

    “我的委托人死了。他的母亲上星期埋葬了他。而你们现在却要我去告诉她:桌上的钱要比原来多。”

    “就职业道德而论,你有义务告诉她——”

    “你别给我上职业道德课,列奥!我会告诉她的。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她,但她肯定要说‘不’。”

    “我们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基利沉痛地说。

    “我看得出你是多么伤心,基利先生。我会向他们家转达你的哀悼之情的。”

    “哎,鲁迪,我们可是在真心诚意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呀。”德拉蒙德说。

    “你们选择的时间太糟了!”

    我们喝着饮料,谁也不讲话。过了一会,德拉蒙德脸上露出了微笑,首先开口道:“那位太太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们,鲁迪,我们要做点什么,才能使她高兴?”

    “什么都别做。”

    “什么都别做?”

    “事实上,你们什么都干不了。他死了,你们干什么他都不会复活。”

    “所以我们又何必还要打这场官司呢?”

    “为了揭露你们的所作所为。”

    又是一阵蠕动。又是一阵痛苦的表情。又灌下了更多的威士忌。

    “她要揭露你们。她还要让你们垮台。”我说。

    “我们太大啦。”基利趾高气扬地说。

    “等着瞧吧。”我站了起来,拿起公文包。“我自己找路走出去。”说完,我就转身走了出去,让他们在那儿坐着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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