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三年（838年）秋冬之交，京城西面延平门内大街上的丰邑坊不正常地热闹。这座西市边上的坊巷以专营丧葬物品闻名，街东街西的两座凶肆包揽长安城里丧葬所需的棺椁、随葬明器，甚至送葬服务。除去朝廷有敕令送葬的高官能够享受左校署制造的棺椁，其他无论官民都要在丰邑坊找到安放自己的最终容器。死亡是丰邑坊里最被期盼的事件，这个封闭街道的悲喜总与整个人类背道而驰。
不久之前，文宗皇帝李昂因为太子荒废学业杀了太子身边服侍他的亲近侍从，把太子软禁在少阳院，叫他改过自新。朝中人多少知道太子被罚实际上是因为皇帝宠爱杨妃，而太子的母亲王妃早已失宠，无能帮他申辩。太子被关在少阳院，由宦官监视着，不解释，也不改正。不久，莫名暴毙。人人都知道太子的死与监视他的宦官脱不了干系。但是，没有人敢为太子喊冤，太子属官温庭筠只敢含混不清地写了两首挽诗，其中有“尘陌都人恨，霜郊赗马悲。唯余埋璧地，烟草近丹墀”四句。暧昧不清的句子暗示太子死于非命，连同情都不能有具体的声音。
文宗也知道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唯一的儿子死了，想查，也不敢。宦官势众，掌管着禁卫皇宫安全的神策军。从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到唐玄宗的“唐隆政变”，掌握北军，也就掌握了皇宫。从唐德宗起，北军主要的作战部队神策军由宦官掌握，从此，皇宫的安全、皇帝的废立一并掌握在掌管神策军的宦官手里。
文宗李昂登基十一年，做皇帝，已经算尽职尽责：不穿绸缎，也不许内官、亲戚穿华贵的布料。刚即位，立刻下诏放出冗余宫女三千，五坊豢养的鹰犬，除打猎练兵需要，全部放出。伺候皇帝歌舞娱乐陪聊天讲故事的教坊与翰林，也放出冗员一千二百多。
但祖宗留给他的家业是一个烂摊子：改变整个李唐王朝命运的安史之乱的平息并不来源于中央政府压倒性的军事胜利。相反，朝廷对于河北地区反复的叛乱焦头烂额，为了让叛军投降，玄宗的儿孙肃宗与代宗一边以昂贵的代价请求回纥出兵，一边大力地封赏愿意投降的叛军。许多安禄山与史思明的部下与亲戚因此口头投降，改换名头，在河北划地为王。从此，河北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幽州）就成了中央政府胸口拔不动的一把匕首。
之后，所有李唐皇朝的皇帝们面前都摆着同样内容的考题：怎样处置拥兵自重划地为王的河朔三镇节度使？怎样处置不断想模仿河朔三镇的其他节度使？怎样处置因为唐朝内乱不断入侵的周围少数民族？打仗需要钱，议和需要钱，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钱，但是，钱从哪里来？
文宗的祖辈对于“赚钱”各出招法，几乎竭泽而渔，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由他腾挪辗转。
安史之乱中，肃宗皇帝靠出卖僧人和道士的度牒、官爵与空白告身筹到第一笔钱。而后，向江南与四川的富商征收额外的税。再后来，铸造含铜量不够的钱币，靠通货膨胀聚敛财富。另外，向盐、铁与酒的消费征收附加税。
肃宗的孙子德宗皇帝，变着法儿改革税制，绞尽脑汁要从民间征得更多的财富。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而后，又陆续实施了借商、僦（jiù）质、税间架、算除陌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政策。结果是建中三年（782年）长安工商户集体罢市，千万百姓拦住下朝的宰相诉苦，宰相不堪百姓的愤怒快马加鞭地逃跑；下一年，泾原兵将叛变，一路闯进长安皇宫，一向忠诚于朝廷的百姓袖手旁观——叛军说了，他们不征商。
德宗的孙子宪宗二十七岁继位，咬着牙要与河朔三镇掰手腕，从元和元年到元和十四年（806-819年）对六个藩镇发动了七次战争。天下户口三百三十多万需要供养八十余万军队的开支。能够纳税的户口多集中在四川与江南，大半税物需要依靠运河由南方转运。在艰难的运输过程中，损耗严重，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漕米从来没有被运达。
宪宗以十四年漫长战争的代价获得历史“中兴”的评价。宪宗死后，留给他的儿子穆宗的除了收复河朔三镇的光荣，还有源源不断地需要用钱喂饱的大规模军队。为了减少军费开支，穆宗实行了“销兵”的政策。被切断财富来源的方镇大大小小的军阀因此兵变，河朔三镇再次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而皇帝们再也没有钱像宪宗时一样强硬地发起统一战争。
穆宗之后继位的唐敬宗是文宗的大哥，爱玩，放肆，用尽做皇帝的便利。丢下一个几乎毫无修补的烂摊子给弟弟。
唐文宗像是一个大家庭的主妇，捉襟见肘了，却依然想要维持该有的体面。史书里总是充满同情地记下这样无奈的场景：江淮水灾旱灾相继，屡屡在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关中平原丰收，因为沉重的赋税，日子依然很难过。年轻的皇帝爱写诗，他常常登上已经衰败的曲江池，念起杜甫的诗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在杜甫的诗里，曲江四岸有行宫台殿、百司官署，杜甫在冷清的宫殿寻找昔日的繁华。到了文宗这里，承载杜甫对昔日曲江池怀念的那些宫殿台阁甚至都已经不在，唐文宗想做一个繁华的旧梦，但距离太远，梦也不成。
大和七年（833年）年底，二十八岁的文宗皇帝忽然中风。从此身体时好时坏，不复当初。大和九年（835年），感到时不我待的文宗皇帝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向掌神策军权的宦官群体开刀。他信任的人，一个叫郑注，一个叫李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