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第五次到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放榜以后的流程，他闭着眼睛也能走：正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二月七日过吏部关试。关试后，便要拜见座主，参加曲江宴、杏园宴，在慈恩塔下前代进士们的名字后面题写上自己的名字。
礼部侍郎掌管贡举。整个长安恐怕没人比李商隐更精准地归纳大和五年（831年）以来历任礼部侍郎的性情习性：“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他们有个强烈的共同点——不喜欢他。
十九岁落第的时候，可以安慰自己：还年轻，落第不丢人。现在他二十五岁了，好朋友令狐绹因为荫补被诏去长安做左拾遗，给李商隐寄送葛衣时，李商隐失落地回信说：“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他的朋友飞黄腾达了，只有他，总是困在原地。
也不是他准备得不好，也不是他没有才能。李商隐的时代，科举已经由选拔人才变成了比拼人脉靠山的斗兽场。从前，试卷不糊名给了考生在考试之外用旧佳作打动考官的机会，现在的不糊名，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曾经爆出过一桩科举舞弊案：进士科三十三名上榜人中有十四人胸无点墨、不学无术，都是官宦子弟。进士科上榜是他们的父祖辈与考官的一次利益交换。官场震动，皇帝特别要求重考，考官也换成并不主管选举的主客郎中白居易和中书舍人王起。长庆科举舞弊案只是科场黑暗的冰山一角。甚至往后，屡屡有长安豪强的后代得到进士科上榜的殊荣，深究起来，都不可说。但一次进士考只取三十多人，“不可说”的多了，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那些，几乎永无出头之日。
比如李商隐。
脾气也发过了：李商隐送叔祖去做东川节度使幕僚，写了一首《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恭贺了叔祖光明的前程，话锋一转，讲到自己，“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我是想要高飞的凤凰，可是礼部侍郎主管考试的贾相国就如同燕雀，不依不饶把我往地上啄。
闷气也生过了：进士科考试不糊名，考试之前，考生们必得誊抄自己最得意的文章诗篇成卷，投送给高官，以求考官在试卷上看见熟悉名字时，能够“择熟录取”。久而久之，这成了规矩，叫“干谒”。李商隐也抄送过自己的诗文，很久之后，他在给朋友的《与陶进士书》里还清楚记得自己一片心血是怎样被随意糟践：收到他诗卷的大人物有的往角落里随手一搁，无暇一读，有的随便看两眼，根本不开口朗读，还有的终于开始读了，但是失字坏句，完全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大和七年（833年）以后，李商隐干脆连干谒也免了。除去替人写信，代拟上皇帝的奏启表章之外，连文章也不写了——可以为还人情而写，可以为钱而写，但要他陪着附庸风雅的蠢货糟蹋心血，不行。
但进士，依然年年是要考的。作为家里的长子，他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要抚养，他还要攒钱把葬在获嘉（今河南新乡）那个嫁给裴家却早早死了的姐姐和葬在荥阳（今河南荥阳）的父亲迁葬回怀州的家族墓地。每年考试季，不成文的规矩是考生要向礼部主持考试的官员“纳卷”——誊抄一些得意的旧文，作为考试之外评判考生能力的参考。李商隐不耐烦，从来不交。他一边咬牙切齿恨考官一边年年上京应考，这一切被已经升官做左补阙的令狐绹看在眼里。令狐绹便替李商隐誊抄旧文送去贡院，替他纳卷。直到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第五次到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