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惩罚不是六等罪中的任何一等。他被贬官成太子中允。
朝野哗然。
他原先是给事中，现在是太子中允，同样是五品上。五品官穿绯袍，银鱼袋，官阶已至皇帝身边的“侍臣”。
与他一道陷敌的官员们并没有他这样的“好运气”：储光羲以监察御史受伪官，被贬死岭南；韦斌以临汝太守做了安禄山的黄门侍郎，赐自裁。水部员外郑虔，只不过是尚书六部排位最低的工部下属水部司里主管水利政策的官员，以七十多岁高龄远贬台州。但与他们官位相当，甚至更高的王维，却只是象征性地贬成了太子中允。
幸存的朝官多少都有被六等罪惩罚的朋友，看见一个几乎全身而退的王维，少不了愤愤不平的议论讥讽：他有一个当红的弟弟王缙，在皇帝面前涕泪横流地救哥哥，连就快到手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不要了。王缙本官太原少尹，这年春天刚与李光弼一道在太原抗击史思明，打了胜仗，而后一路升迁，从兵部侍郎到宣慰河北使，都是安史之乱里的关键地方。肃宗晓得，收复失地还要靠王缙，不能得罪。中书令崔圆自然也出了力气。更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肃宗在战争中听到过王维那首哭着写下的《凝碧池》诗，深受感动。
《新唐书》的主编宋祁、欧阳修几百年后也愤愤不平，用四个字点出这过于露骨的势利——“维止下迁”。他们特别把对王维轻飘飘的惩罚接在老画师郑虔的遭遇之后：水部郎中郑虔，在安禄山占领长安时，伪装生病，还向远在灵武的肃宗秘密送了表白自己的密信，依然被远贬台州，王维的惩罚，只到太子中允。
王维从不为自己辩解。他甚至没有过多重复囚禁洛阳时的点滴。他没有能够去死，就是一种罪。作为赎罪，他甚至以沉默默许别人对他“失节”的指责。他向皇帝上表说：“我听说，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年，我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查，罪不容诛。”
没有人对他表示同情。他逃离这场处罚的能耐已经把自己归进了“特权”。长安城破时被俘虏而没有死从此成了他最大的污点。他一遍遍向皇帝表白自己的悔恨，也希望皇帝能够善待他的弟弟王缙。
除此之外，他必须打点精神，以更热情的假笑赞美中兴盛景。
他依然按照天宝年间的样子早朝、值守、写诗唱和，仿佛如此就可以抹掉过去两年的动乱。只是，比起天宝年间的郁郁不得志，王维甚至无法再维持他与官场礼貌的距离，他必须让出一部分预留给辋川田园的热情，积极地在朝廷自我表白，洗脱陷敌而不能死节的耻辱。他与同僚们一道写诗，硬着头皮夸张地吹捧朝廷还都：“日比皇明犹自暗，天齐圣寿未云多。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乾元元年，经历安史之乱的大诗人们泰半在长安。杜甫、王维、岑参在中书舍人贾至的带领下都写了诗，联袂赞美早朝时大明宫的宏伟壮丽。王维写道：“绛帻（zé）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他写宫殿的华丽，写周边国家的使臣盛装朝拜，写朝臣下朝去办公一路上留下环佩叮咚。
但心照不宣的大国尊严只能维持在长安城内。城外，安史之乱还远远没有平息。朝廷兵力不够，便乞求回纥出兵，肃宗曾经许诺：收复长安之时，除去土地与士族归唐，金帛、妇女任凭回纥军队抢夺。哪怕广平王李俶（后来的唐代宗）跪在回纥将军叶护马前，劫掠也仅仅被延缓至收复洛阳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