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亚和鲁斯坦并没有觉得松一口气。虽然有了弗兰克临终前的指认，但要将案子放在大陪审团前指控，手里可用的证据依然模糊不清。即使得到大陪审团同意正式起诉，根据“疑罪从无”的诉讼规则，目前漏洞百出的证据更是很难定罪。
首先是被删除的邮件，根据计算机部门送来的报告，死者被删掉的邮件没有办法被恢复。所有的硬盘空间都被占满过，但是搜索出来却全都是毫无意义的代码。运行程序以前的删除邮件代码就无法再被搜索到了。简单的推测是，死者的硬盘运行过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把空余磁盘空间都覆盖了，包括原来删除的邮件所占的空间，然后全部删除新的邮件。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确实有信件在七点三十五分左右被删除过。如果没有别的证据出现，可以把这个时间作为更准确的死者被杀时间。
眼下唯一的可能就是，微软公司还会留有邮件的记录，虽然可能性很低。即使微软公司留有邮件记录，让私人公司交出用户邮件的内容，还有不知道多少司法程序要走。
在得到DNA结果以及弗兰克的指认这两项有力证据之前，在朱丽亚和鲁斯坦心目中，最怀疑的对象无疑是这个叫李忍的中国博士生。
首先，李忍和死者是旧识，曾经租住过死者的房间，关系很可能不浅。被丢弃在死者所住的社区附近一条溪水里的相簿，以及李忍的室友兼好友陈也的作证，证明忍曾经可能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教数学的金发女人有过比较深入的恋爱关系，这个人很可能是乌玛。
其次，忍在出事当天用手机给死者打过电话，而计算机系楼下神秘的公用电话周期似乎和他的行动吻合。
还有很多别的小证据，虽然没有很强的证明力，但都具备相关性。忍案发以后收集过刑事诉讼法资料。他是学计算机的，可能会携带覆盖硬盘空间的小程序。但是这些外围信息虽然揣测性甚强，却被禁止允许引入庭审程序作为证据。
此外，最重要的两条，一是忍指示妻子毛米对警方做了假的不在场证明，以及那天晚上弗兰克在面对忍的照片时那一刻可疑的犹豫，这一点或许罗斯太太可以作证。如果真如李忍所说，他自五年前搬家后就没见过这个少年，为什么弗兰克在做指认后会要求和李忍见面？他究竟有什么东西要交给李忍？如果他们认识，李忍说谎的动机是什么？可惜的是，弗兰克已经去世了。
所有的疑团都指向李忍，缺乏的只是动机。但是如果李忍和乌玛确实有过恋爱关系，动机并不难找。即使忍嘴巴紧，法律也允许检察官做合理的推测，只要陪审团买账就行了。
可是，尽管疑点重重，两个关键证据偏偏把他开脱出来。
首先，避孕套不是忍的。科学鉴定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这个证据虽然不能证明忍没有杀人，至少可以证明乌玛在死亡当天或者前一天很晚的时候和另一个人单独相处过。其次，弗兰克的举动虽然可疑，但他在正式的指认程序中没有指认李忍。
至此，嫌疑重点全部转移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尹曼。
磁盘被覆盖这件事，李忍可以做，计算机系的教授尹曼当然也能做到。
那个神秘的公用电话号码，在八月份和十二月份死者被杀前曾中断过，之前这个证据让朱丽亚和鲁斯坦联想到李忍，因为这两段时间他分别在中国和加州。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忍在证词里提到，他之所以会在八月份请假回中国结婚，是因为那段时间导师要放假。尹曼声称他去了法国，但无法出示证据。
而十二月份去加州开会，尹曼作为忍的合作者也一起去了，却提早回来。也就是说，尹曼也可能是这个在计算机系楼下打电话的人。
最关键的证据是那个伪造的不在场证明。
根据其夫人凯瑟琳所做的关键证词，尹曼教授和李忍一样，在案发当天的不在场证明上也撒了谎。事实上，在十二月十九日那天，尹曼借口学校有事需要处理，先坐飞机回到了巴尔的摩。而太太和两个孩子是在第二天回纽约的。根据凯瑟琳的证词，鲁斯坦已经从航空公司的乘客登机记录上找到了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尹曼的名字。
尹曼和乌玛认识比忍更早，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两人在普林斯顿读书的时候。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确定尹曼教授是不是确实在案发那天去过乌玛家。在这一点上，凯瑟琳提供了详细的补充证据，让朱丽亚和鲁斯坦都觉得有必要迫使尹曼接受DNA检测。
尹曼太太早就知道丈夫和乌玛之间的关系，因为乌玛从他们结婚后的第一天就开始逼尹曼离婚，夫妻二人的矛盾在那时就没有停止过。尹曼曾经搬离他和妻子的房子一段时间，和乌玛短暂地同居过。根据朱丽亚和鲁斯坦的证据记录，乌玛家几年前的第一个“房客”，是一个白人，很有风度。看起来，他就是尹曼了。
两个女人的斗争中，凯瑟琳始终没有落败。其实这是可以预料的。尹曼和她已经结婚几年，有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双方父母都有压力。特别重要的是，尹曼身在学术界，在保守的美国社会，声名还是相当重要。
最后尹曼和妻子的“美满婚姻”保住了。乌玛一直独自居住。这似乎是婚外恋的正常结局。但是事实证明，尹曼和乌玛的关系不仅仅是一段婚外情。据凯瑟琳说，她的丈夫是真心爱乌玛的。这么多年，尹曼一直和乌玛保持情人关系。虽然他做得小心翼翼，但凯瑟琳还是察觉到了蛛丝马迹。
最重要的线索是，尹曼携全家在佛罗里达度假的时候，曾经无比烦恼地告诉妻子，乌玛这几天突然给他下最后通牒，让他离婚，否则她将把两人多年通奸的事情写信告诉参议员。更令凯瑟琳痛苦的是，乌玛手中的把柄远远不止两个人的婚外情关系。尹曼这几年发表的论文，有很多都来自乌玛的计算成果，而尹曼从未把乌玛的名字署上。乌玛保留了所有的原始数据，做了记录。她威胁尹曼，如果再不离婚，她会把这一切报给学术审查委员会。到时尹曼将被赶出学校，也不会再被任何一家大学接受，而他尚未开始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当时听完凯瑟琳流着眼泪诉说这段事情，朱丽亚首先想起的就是：乌玛当年之所以会离开约翰霍普金斯，既不是因为其英语水平不够格教书，更不是因为学术水平有问题。可笑的是，和乌玛有署名纠纷的甚至不是冯川，而是尹曼。乌玛在即将拿到终身教职之前离开霍普金斯，无非就是因为尹曼威胁她，如果想保持恋爱关系，乌玛必须离开霍普金斯，以免两个人的关系被学校发现。乌玛的离开，也清楚地说明了两个人关系的实质。
这个女人的生活实在是太不幸了。从遥远的欧洲大陆独自来到美国，婚姻不幸福，被丈夫抛弃。好不容易有了倾心相爱的人，却不能结合，最后仍然孑然一身。更加不幸的是，她还为此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数学界。
鲁斯坦首先想到的则是另一件事。
综合来看，凯瑟琳为什么要说出这件事？虽然这不算直接指认丈夫为凶手，但在警方已经怀疑的情况下，这极大地加深了警方对尹曼的怀疑。
朱丽亚和鲁斯坦揣摩凯瑟琳的心理，有两种可能存在。一种很简单，是凯瑟琳想报复尹曼。这种可能性很低，因为她两个孩子都还小，她没有理由背叛自己的家庭。另一种可能性是，她知道对尹曼更不利的证据，但是她隐瞒了下来。为了取得良心的平衡，她供出了尹曼和死者之间的罗曼史。
但是凯瑟琳究竟掌握了什么更不利的证据，他们没有办法探知。既然她对丈夫和孩子爱得很深，不管法律的威慑力有多么强，他们也无法勉强她主动说出关键证据，自己亲手彻底毁掉丈夫和家庭。
此外，案发现场的很多事情都仍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抢劫现场是伪装的，但是，凶手既然伪装了抢劫现场，又为什么要删除通话记录？为什么抢劫现场伪装得那么刻意，除了抽屉以外的地方一丝不乱，以至于有经验的侦探一眼就能看破？一个入室抢劫的人删除通话记录，这是出于什么样的逻辑？另外，死者那奇怪的姿势究竟代表了什么？当时悲惨的景况在鲁斯坦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死者身后的鲜血从厨房拖到了客厅，是凶手把她拖到客厅的，还是她自己挣扎着爬到了客厅？为什么要到客厅？还有，死者胸前所中的那两刀，角度不一样，凶手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些疑点，无论李忍是凶手，还是尹曼是凶手，都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
但是，在现有的证据下面，除了尹曼，他们没有更好的嫌疑人了。这个案子从案发到现在，媒体一直很关注，妇女团体、移民团体在网络和报纸上频频发表评论，政府压力很大。无论是鲁斯坦的上司，还是朱丽亚的上司，都一面压着消息，一面催促手下尽快破案和起诉。
朱丽亚跃跃欲试，自从弗兰克指认尹曼以后，她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在大陪审团面前呈现这个案子，才能成功起诉尹曼。虽然鲁斯坦心里有着很大的疑团和不安，但摆在面前的事实是，即使自己不满意女友急于起诉的功利动机，他不能不考虑，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越来越远，各种证据和证人都会更难得到。特别是，他们该怎样才能取得尹曼的DNA证据？
“你打算怎么拿到尹曼的DNA？”鲁斯坦挠着头发问女友，“跟对付忍一样，约出来偷他的杯子？”
朱丽亚沉吟了一下，说：“虽然非法得到的证据也未必不能用，但总归给自己多找麻烦。看起来，尹曼和忍的性格不一样。或许，如果我告诉他他的太太已经和我们合作，然后威胁将把案子提交大陪审团起诉，无论他清白与否，提交DNA都是唯一选择。就他目前的情况，孤注一掷其实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如果他拒绝提交DNA，我们把案子交给大陪审团起诉，他一样是要提交DNA，而且那时，他的名誉就毁了。”
鲁斯坦抢着说：“不行再偷，对吧，检察官？”
朱丽亚嫣然一笑道：“总之，我不会有什么顾忌的。我必须给死者一个交代，这比什么都重要。”
给死者一个交代。那个不幸的女人乌玛，她真的还在乎吗？鲁斯坦苦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