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毛米就醒了过来。她为忍又擦了一遍身子，准备去煮点稀饭。刚打着火，门铃就响了。毛米赶紧把锅放下，跑到门口，把门打开一个小缝。站在门口的是一个身材高挑的亚洲女人，一头短发，细长的眉毛，穿了一套深灰色的西装和短裙，外面罩了一件黑色长呢子大衣，看上去又严肃又漂亮。毛米的心怦怦跳起来。
女人用沙哑的嗓音问：“请问李忍先生住在这里么？”
毛米点点头，说：“是的。”
那个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和工作证，说：“你好。我叫朱丽亚，是巴尔的摩地区助理检察官。我正在协助巴尔的摩警方调查两个星期前发生的一起谋杀案，有些问题需要问李忍先生。能让我进来吗？”
毛米只听懂了“朱丽亚”和忍的名字，还有“巴尔的摩”，但还是犹豫着打开了门。忍还在生病呢，怎么办？毛米无比烦恼地想，但是脸上却努力露出甜美的笑容。
还没等毛米回答，朱丽亚就把脚上的雪跺干净，走进来。毛米把摊在沙发上的邦妮抱起来，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请朱丽亚坐下。
“请问你是？”朱丽亚凝视着毛米问。
毛米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毛米，我是忍的妻子。忍还在睡觉呢……”
毛米说着，就下意识地朝楼梯口走。但快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毛米又转过头，对朱丽亚说：“忍，他在发高烧，有四十一度，昨天和今天都在发高烧。”
朱丽亚点点头：“高烧四十一度？你是说摄氏度？怎么不送医院？”
毛米犹豫着摇摇头，突然抬头冲朱丽亚嫣然一笑，转身咚咚咚上了楼。朱丽亚皱起了眉头，努力弄明白毛米刚才说的话的真实含义。大概这个女孩听不懂英语吧，朱丽亚想。
过了一会儿，忍在毛米的陪伴下走下楼梯。他认出这是几天前和飘飘在内港见过的那个女人，便迎上她锐利的目光，淡淡地笑了一下。看起来这个女人并没有认出自己。
“你好。我是李忍。”忍伸出手，和朱丽亚握了一下。
朱丽亚又做了一遍自我介绍，打量着忍。面前的这个年轻男人憔悴不堪，眼睛里布满血丝，脸色很苍白。亚洲男人通常身材瘦小，面前的李忍却个子很高，几乎和鲁斯坦一样高，但远比鲁斯坦单薄瘦弱。
尽管如此，忍的脸上却有一种坦然的神色，还掺杂着一丝嘲弄的神情，好像清清楚楚地在说：“我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有什么事么？”忍一边淡淡地问，一边坐下来，似乎走两步路已经精疲力竭。毛米忙着去厨房拿了两个塑料杯，给朱丽亚和忍倒饮料。忍口干舌燥，立刻拿起来喝了一口。
朱丽亚冲毛米微笑着说了声谢谢，开始叙述乌玛遇害的事情。忍毫无表情地听朱丽亚说完，然后简单地说：“我看见报纸上的报道了，我认识乌玛。”
朱丽亚点点头：“能说说你们怎么认识的吗？”
忍靠在沙发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第一次认识大概是四年前，她是我的房东。我住了大概七个月，之后搬来这里。”
忍就是乌玛的最后一个房客！他居然一下子就承认了自己在死者房子里住过的事实。朱丽亚心里吃了一惊。虽然早就有猜测，但这不是一个容易调查的线索。她和鲁斯坦已经讨论过无数遍应该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找到这个人，但是每一种方案都有很多麻烦。一般来说，私人出租不会事先调查信用记录，也不会把房客加在水电费和因特网的账单上。乌玛就是这种情况。唯一最可能的就是去邮局查收件人，但事隔那么多年，邮局未必保存资料。而且，万一那个租客租期很短，没有收过信件呢？
然而，忍上来就详细说明了出租的细节。这说明什么？朱丽亚目不转睛地看着忍。在忍布满血丝的深褐色眼睛里除了让人琢磨不透的嘲弄以外，什么都找不到。
朱丽亚沉默了一小会儿，接着问道：“在这七个月里，你和乌玛相处得怎样？一直保持联系吗？”
“乌玛是一个不错的房东，但我搬走以后和她联系很少，几乎算没有吧。”
“你知道吗，根据我们的调查，你是乌玛的最后一个房客。”
忍不置可否地注视着朱丽亚，似乎在问：“那又怎样？”
朱丽亚无奈地说：“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原因吗？让我按照顺序问一下，你当时为什么搬走？在你决定搬走以后，乌玛有没有和你谈过为什么不再继续找新的房客？”
“我不记得那时候为什么搬走了，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就是因为那里离学校比较远。至于找新房客的事情，我没有听乌玛提起过。”
“那你知道乌玛有些什么样的朋友吗？她有访客吗？”
忍沉思了一下，说：“我知道乌玛过去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的老师。事实上，我就是听她提起这个才决定租下她的房间。她有什么样的访客我不清楚。你们调查了约翰霍普金斯的教授吗？”
朱丽亚没有直接回答，问道：“她和你说起她认识哪些教授？”
出乎意料的是，忍摇了摇头：“没有听她说起过，我也没问过。即使说起过，我也不记得了。但是——”
朱丽亚一边点头，一边用目光鼓励忍继续说下去，但是忍在那个“但是”后面戛然而止，似乎不胜疲倦地把目光落在毛米怀里的邦妮身上。邦妮迎着忍的目光，配合地喵了一声。
朱丽亚揣摩了一下忍在“但是”后面的含义，在笔记上做了一个记录，随后接着问出了她此行最主要的问题：“我们在手机公司调查过乌玛的通话记录。乌玛在死前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从你的手机打出的，但是通话记录被删除了。你能说说情况吗？”
又是一阵沉默。朱丽亚心想，这个人要么天性木讷，要么非常深思熟虑。或者两者都是。她注意到和大多数接受警察调查的证人或者罪犯相比，面前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反应。通常他们会有小动作，玩弄手指，撕餐巾纸，抚摸头发，用手指划膝盖，十指交叉，等等。但忍就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腿边的沙发上，一直没有动过。他的眼神既不急切，也没有任何慌张，除了疲惫以外，就是冷漠，当然还有嘲弄。
过了一会儿，忍说：“我和我妻子一个多月以前在超市遇见乌玛，她还认得我，所以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妻子一直想学德语，问乌玛可不可以教她。乌玛答应了。在那之后我们和她联系过两三次，包括你提起的那个电话。”
朱丽亚把目光转向毛米。
毛米在沙发上坐直着身体，睁着大眼睛看着忍和朱丽亚，弯弯的眉毛拧着。忍注意到朱丽亚的目光，说：“我妻子几乎不懂英语，她八月底刚到美国。”
朱丽亚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你妻子八月份刚到美国？她是怎么过来的？希望这不是太私人的问题。”
忍摇摇头，平静地说：“我回中国把她接来美国。”
“你什么时候回中国的？待了多久？”
“记不清了。”忍迟疑着，似乎在努力回忆。过了一会儿，忍皱着眉毛说：“能不能问一下，这和案情相关么？”
记不得何时回国和新婚的妻子结婚？朱丽亚盯着忍，但是那双眼睛看起来很坦然，她完全摸不透对方的真实想法。朱丽亚感觉到自己开始本能地对这个计算机博士产生了不信任感。
这时毛米突然开口说：“我记得，是今年的八月十六日，忍是那一天到上海浦东机场的。我们俩一起在八月三十一号来巴尔的摩。”
朱丽亚点点头，迅速翻了一下手里的资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程系楼下的公用电话号码出现记录的折线图上，清晰显示了八月下旬一段时间的缺失。朱丽亚在那两周的记录上打了一个叉，继续不动声色地问：“那么，那天你见到乌玛了么？”
忍摇摇头，说：“我只是给她打个电话，问她那一周有没有时间，她说圣诞节前都没有时间。”
“这个问题很具体，但请你不要把它当做讯问。你知道，我们现在只是在排查乌玛认识的人，找出嫌疑犯。”
忍没有说话，平淡地看着朱丽亚，似乎已经知道她想问什么。
“请问一下，你在上个礼拜一晚上，大约下午两点到九点之间，在做什么？还能回忆起来么？”
问完这个问题，朱丽亚看见那两道浓黑的眉毛又皱起来，那种苦苦思索的神情又出现了。
毛米心疼地把手放在忍的头上，但是忍立刻把头让开了。毛米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朱丽亚，说：“你刚才问忍什么问题，能不能用很慢很慢的速度和我说一遍？忍发烧很厉害，可能有些事情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朱丽亚微笑着用很慢的速度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毛米的大眼睛眨了一下，然后朝楼梯口望去，似乎在回想当时的情景，然后说：“我想起来了，那天晚上忍和我在家里看GRE单词。忍带我去加州玩了两个礼拜，我连一个单词都没有背，所以那天晚上都在用功。”
“你们两个人一起背单词？”朱丽亚注意到毛米的英语确实非常差，人称、时态完全没有讲究，并且结结巴巴。刚开始的一两句还相当流畅，但后来几乎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
“是啊，我总是会走神，所以忍坐在我边上，看半个小时，他就把书拿过去考我一次。”
“那天还有别人在家吗？”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没有了。”毛米想了想说，“凡在和杰宁斯他们排练，每个礼拜一都要排练。陈也在做实验，飘飘说的。”
“飘飘？”
“飘飘是陈也的女朋友，也是我们的室友，他们都是霍普金斯的学生。”忍突然开口打断刚要回答问题的毛米，他的面孔突然泛起一阵青灰色。
朱丽亚点点头：“你那天晚上和飘飘在电话里说话了么？”
忍摇摇头：“飘飘和毛米说了几分钟话，我没有听电话。”
“你的车那天晚上停在哪儿？家门口？”朱丽亚问。
忍犹豫了一下，说：“我不记得了。我的公寓离实验室很近，我有时把车停在学校里，有时停在公寓门口的路边。”
“你太太刚才说，你们在礼拜一以前刚度假回来？”朱丽亚问道。她突然想起来刚才毛米又提到离开巴尔的摩两个星期，于是重新翻到电话记录那一页。礼拜一之前的两个礼拜，电话没有出现，但之前的那个礼拜四电话出现过。
“是的，开会去加州。因为我太太的舅舅在那边，所以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两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前的那个周日刚回来。”
“你确定吗？”朱丽亚有些激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要澄清了。不知道为什么，她发现忍的反应也很振奋。但或许是自己过于敏感了，朱丽亚暗自想。
“当然。我和我太太，还有陈也和飘飘都一起去，一起回来的。”
“同行还有别人么？”
“还有系里另外几个人。”
“你的导师呢？”
“他也去了。”
“你的导师是哪位？”
“尹曼。”忍答道。随后，他的嘴唇就紧闭了。那双疲惫的眼睛似乎连嘲讽的目光都失去了，只是毫无光彩地看着地板。
朱丽亚的脑子在飞速运转。
如果李忍说的是真的，在电话出现的那几天，他并不在巴尔的摩。如果有必要，她可以查机票记录。但朱丽亚本能地觉得，聪明的李忍如果要撒谎，也不会在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上撒谎。
那么，李忍不是那个定期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的人？确实还有另一个人？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李忍不是唯一一个用约翰霍普金斯工程楼楼下公用电话给乌玛打电话的人。朱丽亚觉得自己的心怦怦直跳。但是为什么八月份那次李忍不在美国，电话就刚好也停了？另外，如果他是和导师尹曼一起去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另一个值得调查的对象也有了无法打出那个电话的理由。
朱丽亚突然意识到自己沉默了好一会儿，迅速定了定神。
“你的导师，尹曼，是和你一起回到巴尔的摩的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但我们都是分开行动的。”
“那么，”朱丽亚换了个话题，“在一个多月前，应该是十月份吧，一个多月以前到两个星期前，你见过乌玛么？”
忍摇摇头，没有说话。
“你对乌玛有多少了解？”
又是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朱丽亚几乎按捺不住性子，但这只是初步的采访，她不能对证人无理，也不能给对方留下威胁的印象。
最后，忍说：“我不了解乌玛的个人生活。住在她房子里的时候，我们偶尔讨论数学问题。她以前在普林斯顿读数学博士，而我是做无线网络稳定性方面的研究的，用到很多概率论的东西，有时候她的意见对我很有启发。”
顿了一下，忍加了一句：“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说完这句话，忍有点后悔。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应该严格地只回答她问的问题。他看着朱丽亚的脸，知道影响已经造成了。让他们知道自己和乌玛的关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也没有必要过多掩饰。忍担心的是这句评语会引来更多的问题。
果然，朱丽亚注视着忍，问道：“善良？可否多说说你对乌玛的看法？”
忍摇摇头，说：“我认为她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学教师，愿意在学术上给我帮助，这是我能说的全部。我的工作很忙，通常都早出晚归。”
朱丽亚想了想，决定暂时放下更敏感的问题，问起了忍的学习情况。
“我上个月刚答辩了博士论文。”忍说。
“恭喜。人们都说法学院艰苦，但我很清楚读博士比法学院艰苦得多。”朱丽亚犹豫了一下，“你一九九三年就来美国了。这样算起来，似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了九年博士。”
如果是鲁斯坦，肯定不会问这种问题。鲁斯坦通常不喜欢在初步调查阶段问让人尴尬的问题，除非是在警察局里的讯问。原因很简单，对方如果没有很大可能成为被告，否则警察没有权力和手段讯问可能的证人。而不讨人喜欢的问题很可能堵住通往关键证据的证人之口。但是，看着坐在面前神色冷淡的忍，朱丽亚觉得问这个问题不是坏主意。
然而，让朱丽亚失望的是，忍的表情没有任何改变，快速回答道：“是的。”
“已经找好工作了吗？经济正在复苏。”
“是的。”
“还会在巴尔的摩吗？”
“不，我明年会搬到微软研究院附近。”
朱丽亚点点头，看了一下表，站起来说：“谢谢你的合作，很抱歉在你生病的时候还打扰那么久，希望你的病情尽快好转。我们还在继续调查，可能还需要你的协助。”
走到门口的时候，朱丽亚注意到毛米跟在忍后面，笑着说道：“你把客厅布置得很不错。”她看见毛米的眼神里的困惑，于是用中文重新说了一遍。
毛米立刻笑起来，用中文说：“是凡和飘飘他们布置的。我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朱丽亚点点头，转身开门出去。如果还有机会谈话，必须把两个人分开进行。毛米看上去是个最可靠的证人。也正因为如此，朱丽亚有理由从每一个角度质问她、怀疑她，直到她说出真话。否则，陪审团会把这个女孩子嘴里说出的任何话都作为真理。
打开车门以后，朱丽亚把一直端在手里的纸杯放在车里的咖啡座上，从副驾驶座上的抽屉里拿出一只塑料袋，小心地把纸杯放进去。
虽说鲁斯坦会反对，虽然未经允许拿走李忍的纸杯是可笑的，虽然即使能证明忍的DNA和避孕套上的DNA一致，纸杯也不能作为庭上证据。但她需要了解案情的真相，需要了解谁是凶手。
必须打赢这个案子，这比一切都重要。其他一切都会被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