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亚的公寓在弗侬高地，从二楼的房间里可以看到毗堡地音乐学院门口的拉菲耶特雕塑和华盛顿纪念碑。这里离市中心的地区检察院步行只要二十多分钟，但完全没有市中心一带的巴尔的摩式“虚假繁荣”局面。房子全是旧的，几乎每个街口都有尖顶哥特式教堂，灰白色的外墙被长年累月的烟熏成黑灰色。朱丽亚每天下班都要经过拉菲耶特街上的青石板铺成的路，并且听见音乐学院里传来的钢琴声。
朱丽亚租的房子建于二十年代，房子有两层，楼下是狭长宽敞的客厅和书房，书房里堆满了法律书籍。楼上是卧室。朱丽亚租下这个房子是因为它的院子。由于年代久远，院子靠近出口的木头门边上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怪兽滴水口，下面是一个月牙形的蓄水池。房子的主人是毗堡地音乐学院教大提琴的一个教授，把院子建得像一个小型音乐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立在房子面前，枝叶遮掩的地方错落地摆放着十几个石桩一样的凳子。天气不太冷的时候，朱丽亚常常把这里当做书房，在这里写了很多起诉书的草稿，然后自言自语地对着观众席演讲。
冬天的时候，朱丽亚常常和鲁斯坦坐在客厅的壁炉前讨论法律问题。此刻就是这样。窗外下着巴尔的摩入冬以来的最大的一场雪，室内炉火生得很旺，朱丽亚原本有些枯燥的面色被烘烤得微微发红。鲁斯坦半躺在地毯上，手里拿着一杯马提尼，另一只手入神地抚摸波斯地毯上鲜艳的花纹。朱丽亚把迄今为止收集到的文件都摆在地上，试图和心不在焉的鲁斯坦讨论圣诞节后的行动。
“死者指甲里的毛料纤维是西装外套的。相当不错的西装，能查出牌子吗？”朱丽亚问鲁斯坦。
“不能。只是普通的西装的料子，不是定制的。就像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虽然质量很不错，但几乎所有的牌子都会有这种毛料。”
朱丽亚有些失望，把文件翻到电话记录的一档，反复看刚查到的几个电话记录通话者的资料，然后读给鲁斯坦听。
“李忍，移民身份为F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系博士候选人，三十岁。中国公民。出生于中国武汉，已婚。”
听到“中国公民”几个字，鲁斯坦懒洋洋地凑过去看了一眼，心不在焉地说：“不错，长得在你们中国人里还算英俊。”
朱丽亚没理他，自顾自地说：“又是一个约翰霍普金斯计算机系的，朱可夫教授提起过乌玛曾经和另一个计算机系的人有联系。”
“那是尹曼教授。”
“说起尹曼教授，我们什么时候去一趟普林斯顿？”
“就后天好了。明天你一早给普林斯顿数学系乌玛的导师写信，看看能不能约到人。公务出差，还可以顺路去纽约看看你父母。”
朱丽亚点点头，继续翻证据。“避孕套的初期检验出来了。这么说来，避孕套应该就是在乌玛被害当天使用的了。至少时间相差不远。可惜上面只找到乌玛的指纹，别的痕迹都很模糊，只能靠DNA配对了。”
鲁斯坦把脑袋枕在双手上，靠着沙发底座，没有说话。
“但时间的推测应该没错。”朱丽亚接着说，“尸体上的异体毛发DNA和避孕套里面的体液一致，到底为什么避孕套会在沙发底下？为什么只有乌玛的清晰指纹？”
没有得到鲁斯坦的回答，朱丽亚又自言自语地说：“或许是在和凶手的打斗中，避孕套被不小心踢到沙发底下了。”
“亲爱的，死者应该是在厨房被刺的，血迹表明了这一点。即使有打斗，也不应该是在客厅。另外，再往下推呢？使用避孕套的人是不是就是杀死乌玛的人？这一点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再过一个礼拜，案子如果还没有进展的话，我们估计就要逮捕老费若里了。”
“这是废话！”朱丽亚一听到逮捕老费若里这几个字，立刻怒气冲冲地说，“你我都知道不可能是费若里。根本无法解释删除邮件和通话记录的事情。”
鲁斯坦最头疼朱丽亚这种孜孜不倦的眼神，于是给朱丽亚倒了半杯酒，沉思了一下才慢吞吞地说：“我一直都坚持这个观点，任何谋杀案都应该首先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就是谋杀的人是毫不相干的入室抢劫者，除非发现别的可疑资料。如果忘了这个前提，而一味按照侦探小说的思维方式寻找有动机的谋杀，那么很多案子最后都会陷入死胡同。”
朱丽亚不耐烦地挥挥手：“你已经说过无数遍了。说别的。”
“假设不是入室抢劫。回到你的问题，一个在世人眼里的隐居者，常常是秘密最多的人，不管是内心的，或是肉体的。人都需要心灵寄托，没有人可以真正地‘隐居’。”
“而且，”鲁斯坦接着说，“很多事情都给我一种直觉，这里有两个人在做事情，而不是一个人。比如，乌玛出事当天有两个私人电话。一个是约翰霍普金斯工程学院楼下的固定电话，另一个是这个叫做李忍的计算机系研究生的手机号码。这两个号码是不是都是李忍打的？我查了乌玛过去接近一年的通话记录，工程学院楼下的那个固定电话号码出现很规律，而手机号码十月份才开始出现。为什么会这样？”
朱丽亚点点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还有，房间里面的指纹擦得这么干净，连专业的警察也很难发现痕迹，做这件事需要不是一般的细心，避孕套却被留在了沙发底下。”
“亲爱的，你要记住，归根结底，没有证据的都不是事实，我们都要尽量只从证据和逻辑的角度考虑事件。毕竟，可能性太多了。”
“什么意思？”
“比如，这位让人疑惑的李忍先生，为什么他不能是打公用电话的人？或许他过去一直非常节俭，能用固定电话就不用手机，一直到十月份才头脑开窍。”
“好吧，我同意这种可能性也存在。但是侦查不能没有想象力，很多时候，想象力是新证据发现的基础。”
“那当然。可惜现在证据不足，不能强制我们的李忍先生去做DNA鉴定。”鲁斯坦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朱丽亚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能在数据库里搜索到忍的DNA就好了。”
“很可能没有。”鲁斯坦毫不热心，“他是中国留学生。我曾经若干次和亚洲移民打过交道，他们是最难调查的一群人，生活与外界隔绝，几乎找不到线索。信用卡记录？或许，因为人人都要买东西。DNA记录？我很怀疑。我从没有遇到一个亚洲移民在当地血库或者干细胞库里有志愿者记录。”
“不管怎样后天一早就打电话到明尼苏达查一下。”
鲁斯坦皱了一下眉毛，没有说话。
“怎么了？”
鲁斯坦沉思了一下，说：“朱丽亚，DNA是新近出现的侦查手段，而刑事侦查已经存在了成千上万年。马里兰州尚未取消死刑，对于这种可能变成死刑案件的案子，我们必须从开始就非常谨慎。我觉得你应该只去调查嫌疑人数据库。这已经足够了，你甚至不能利用嫌疑人数据库的DNA数据。如果是我，我连这都不会做。但对于你来说，某种程度的初始信息有助于你思考案子。”
“我当然知道不能利用！”
“是的，是的，亲爱的，你是法律权威，而我不是。你当然知道什么证据可以在法庭上被允许引入，什么不可以。我也知道你过于尊重你的职业道德，不会违反证据法则。”
鲁斯坦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但如果是我，甚至不会让自己借助任何程序法不允许的证据参与到对案情的推理中。在法律的世界里，对事实的认定仰赖于程序，你比我更清楚这一点。这决定了你不能像侦探小说迷那样思考问题。普通人怎么思考案情是一回事，专业人士思考案情是另一回事。你知道某个人是或者不是凶手对你的起诉不会有任何帮助，关键是在法律上和逻辑上你能证明到哪一步。相反，知道不能被证明的事实很可能起反作用。”
“好吧。”朱丽亚咕哝着，在记录簿上不停地写写画画，“电脑硬盘恢复得怎么样了？”
“还在排队呢。谋杀部门也应该多花些钱外包，大多数的资源都被白领犯罪调查部门占了。你知道，但现在越来越多谋杀案也和电子数据有关，而不仅是白领犯罪。案子一多就拖。”鲁斯坦说着，伸了个懒腰。
朱丽亚点点头，在法学院的时候她就觉得白领犯罪案子都非常无聊，但是真正进了法律界，她才发现差别不仅是拿多少钱受多少媒体关注的问题，而且是享用多少纳税人资源的差别。
“乌玛邻居那儿呢？”
“没有更多的线索。邻居们都去过圣诞了。昨天我给罗斯太太打过电话，但她说她的小儿子有点发烧，不肯再多谈了。”
“圣诞节确实不是接受刑事调查的好时候。”朱丽亚懊丧地把笔扔下。“发烧才是主要的原因，这对她是大事。我和你说过吗，罗斯太太的儿子有白血病，据说任何一次发烧都可能引起生命危险。”
“可怜的女人。”鲁斯坦点点头，几乎有些嘲笑地看着朱丽亚失望的神色。“不过别沮丧。别忘了，在你面前的是这个时代的侦探鲁斯坦。你还没有问过我对目前的案情有什么想法。”
朱丽亚气愤地说：“如果你有想法，就应该立刻告诉我。之前都在胡说些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哈克那个老家伙一直在给我多大的压力！他很快要竞选下一任地区检察官，而我也面临着能否升职的关键时刻。”
鲁斯坦哈哈笑起来：“亲爱的，你太性急了。做刑事侦查不能这么心急，虽然破案越早越好。你还记得我那天在朱可夫教授的办公室里和你说的现场侦查时候的一些印象吗？”
朱丽亚点点头：“那是什么？”
鲁斯坦收起笑容，严肃地说：“这个案子里有两个人，即使撇除老费若里在外的话，最关键的支持点是刀伤。你知道，刀口有两个，一个偏离心脏，另一个刺中了心脏。而且根据验尸报告，两个伤口入口形状、宽窄、长度都不一样。”
“可能是深浅不同造成的。”
“这当然。最大的可能当然是同一个人刺的，感觉一刀没有刺中要害，看到受害者在尖叫，于是又补刺一刀。”
“这有什么不对吗？”
“是的。很多不对的地方。首先，是拓下来的那个鞋印。那个鞋印是踩在一层血上的，然后又被一些血覆盖了，于是模糊不清。这让你有什么联想？”
“按照你的思路，或许是一个人先刺了乌玛，鲜血满地，随后另一个人又来，踩在凝结的血上，补刺了一刀，又有很多血流下来。但这必须满足一点，就是两个人中间间隔了很久，足以让血完全凝结。”
“是的。这看起来匪夷所思，过于巧合，但我还有别的支持这个理论的印象。只是印象，而不是证据。”
“那是什么？”
“血的成分。当时我就注意到血的颜色不统一，当然，血的厚度、凝结快慢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有些地方血的颜色很奇怪。检验的结果证明，那部分血里混杂着泥土。”
说着，鲁斯坦似乎有些兴奋起来，从半躺的姿势换到坐着的姿势，问朱丽亚：“泥土，你能想起什么吗？”
朱丽亚凝神想了一会儿，然后放弃了：“说吧，是什么？”
“从确定的死亡时间看，那几天下过雨。你知道，乌玛家那片小区非常干净，如果不是下雨，即使穿着鞋子踩进去，也只会有灰尘，而不会有泥土。何况，乌玛的家里是应该脱鞋进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认为很大的可能性是入室抢劫，不仅是因为乌玛社会关系简单，而且因为血里混杂的泥土。”
“继续说。”
“如果不是入室抢劫，而是乌玛熟悉的人，那只有一种可能会留下泥土。那个人敲门不应，于是感到奇怪。他很可能有钥匙，或者门没有锁，于是他进去了。乌玛家里的厨房和客厅是相通的，我试过，在客厅门口就可以看到乌玛遇害时所躺的位置。那么这个人看到乌玛倒在地上，于是惊慌之中，没有脱鞋就走进去了。当时在下雨，他的鞋底沾了泥土，留在了乌玛已经凝结的血上。”
鲁斯坦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另外有一点，也是最让我困惑的，就是乌玛死时候的姿势和血液的流向。似乎受害者原先是躺着的，随后又坐起，然后才是死时的这个姿势。大胆地推想一下，是否当时受害人并没有死，挣扎着想坐起来向进来的人求救，然而不幸进来的人是个更邪恶的人，一刀正中了她的心脏。新的血喷涌出来，又覆盖了鞋印？”
朱丽亚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听到最后，突然感到不寒而栗。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空气瞬间紧张起来。鲁斯坦大胆的推理一下子把恐怖的谋杀场面栩栩如生地带到了他们眼前。
过了很久，朱丽亚开口道：“你的推论当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也有无数种别的可能。比如，确实有那么个慌忙进门的人，但那个人只是看到乌玛死了，他的鞋踏在乌玛流出的血上，然后他惊恐地逃走了，没有做任何事情。当时乌玛死去未久，仍然在流血，因此盖住了一部分鞋印。”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你的这个推理里，也有第二个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第二个人，开始刺第一刀的，和后来刺第二刀的是同一个人。他先刺了一刀，走了。随后感到恐慌，害怕乌玛没有死，成为证人指控他试图谋杀。于是他左思右想，干脆返回去又刺了一刀，确保乌玛死了，不能再开口。”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们目前尚未对凶手有任何实质性的认识。必须加快动作了，否则我的上司艾伦会顶不住压力。下周你手里的另一个案子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如果后天我们能约到乌玛的博士生导师，就去一趟普林斯顿。回来之后，我希望能尽早调查那个叫李忍的中国学生。”
“下周我有两个案子要开庭，和你说过。不过休庭后我可以去李忍那里。”
“好，我需要去IT部门做监工。此外，你也是亚洲人，可能他戒心会小一点。”鲁斯坦说着，又加了一句，“你们亚洲人通常都是沉默的鸵鸟，只跟自己人吐露秘密。”
朱丽亚脸沉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正常，说道：“我对这个人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乌玛的死或许跟他有某种联系。”
“女人的直觉。”鲁斯坦笑了一下，“什么样的联系？”
“他们都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你的父亲怎么了？”鲁斯坦从沙发上坐起来一点，努力打起精神，“据我所知，你的父亲娶了如花似玉的亚洲美人，生下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还有一家中国城最华丽的中餐馆，很是让我羡慕。”
“鲁斯坦，你酒喝多了！”
“不，你知道，这点酒还不足以让我把一个不美的女人称作如花似玉。再喝十杯，我或许会犯这个错误。”鲁斯坦深情地注视着朱丽亚说。
“你不了解我父亲。你们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完全不同。”
“亲爱的，是谁酒喝多了？我是哈萨克斯坦人，不是俄罗斯人，世界上也没有‘前苏联人’这个种族。”鲁斯坦不满地说。
朱丽亚没有理会，接着说：“我的祖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就是重文轻商。我爸爸从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来美国拿了博士学位，最后只能去开中餐馆。而且，我妈妈不懂中文，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好吧，我尊重你爸爸的社会价值观。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开餐馆？难道不是他认为开餐馆是更好的生活方式么？”
“原因很奇怪。因为我父亲需要绿卡，所以他和我母亲结婚了。而我外祖父是开中餐馆的，店面很小。结婚不久外祖父就去世了，我爸爸就把餐馆继承下来。我爸爸本就是个聪明绝顶且非常努力的人，做什么当然都不会差。于是餐馆就做成了现在的规模。”
“等等，需要绿卡，所以和你母亲结婚？你过去可没有和我说过这个。”鲁斯坦惊讶地问。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么？有什么好吃惊的。”
“不，我不是吃惊在这个国家有人为了绿卡结婚，我是吃惊你的父亲会这么做。”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父亲毕业之后事业不顺利，差点不得不回国。那时候是七十年代，中国国内环境很差，我祖父坚决不让他回去。”
“那如果这样，你父亲只是在特定的时候做了最合适的选择。”鲁斯坦继续小心翼翼地评论道。
“也不完全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朱丽亚接着说，“我父亲那时候非常孤独。他是一个人来美国的，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现在也不多，但那时候更少。我父亲心高气傲，也不是那种会主动钻营去融入社会主流的人。他飘泊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安定的感觉。”
“嗯，这让你想起了乌玛和那个叫李忍的博士生。”鲁斯坦喝着酒，看着朱丽亚。
“我父亲比乌玛更积极一些，从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角度来说。我母亲一家就在曼哈顿老中国城。你去过那里吗？我父亲说那里就是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管是人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思维方式。那里自成体系，几乎成为曼哈顿的独立王国。我大学时候的一个同学说，中国城是中国在纽约的海外领土。她也是从中国来美国读书的留学生，在中国城长大。中国城有绵延几代人的家族，虽然比中国本土历史要短得多，但毕竟是家族。爸爸遇到我妈妈，就被她身上的家族气质吸引了。这种归属感，想来一定非常安慰人心。”
“我理解。但我更理解你父亲是因为你母亲自己的魅力而结婚。”
“或许吧。人太复杂了。很难说做某件事情的动机就是特定的一样。”朱丽亚若有所思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