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才是强奸犯，是坐在被告席上那个有吸引力的被告呢，还是坐在法官席后面的那个猥琐的老头！”
朱丽亚将厚厚的案卷扔在桌上，长长的眉毛扬起来，依然怒气未消。
巴尔的摩的刑事案件初审法院分为巴尔的摩地区法院和巴尔的摩巡回法院。地区法院不是陪审团审理，因此只受理普通刑事案件。最近两年朱丽亚开始接触恶性刑事案件，因此频繁在更为重要的巡回法院出庭。
巡回法院刑事庭的八名大法官里面，七十四岁的斯加利亚法官是年纪最老的一个。经过大半辈子无数次竞选特殊上诉法院大法官失败，目前斯加利亚法官正在把兴趣转移到折磨年轻律师、特别是年轻美貌的女律师身上。
他不懂得计算机，从来不回任何邮件。他是刑事庭里唯一一个死硬派共和党，对被告和被告律师深恶痛绝，同时对地区检察官一方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律师极其鄙视，对最近几年科技引导的各种司法改革嗤之以鼻。和大多数州一样，自从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马里兰州已经接受DNA作为开罪证据。但是司法系统的关键掌握在法官而不是法律手上，斯加利亚法官通常会想尽各种办法把DNA证据排除。
作为年轻女检察官，朱丽亚和斯加利亚法官的交恶几乎已经成了巴尔的摩法律圈子的一个公开笑话。
鲁斯坦对此无可奈何。
“朱丽亚，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和斯加利亚一般见识。他顶多再过两三年就会退休了，天知道再过几年就要进棺材了，你跟他的任何矛盾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无聊的笑话，根本不值得为此毁掉你的任何一个案子。”
“无聊的笑话？你把他一再坚持当着陪审团的面叫我‘亲爱的甜甜圈’看成一个无聊的笑话？陪审团会怎么看我和我的当事人？我的上司和地区检察官本人，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在同行面前的形象？不是我毁了案子，是他毁了我的案子。我永远、永远不会原谅他！永远不！”
鲁斯坦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打开交到朱丽亚手里，然后扯了一张餐巾纸擦干手上的泡沫。
“小心点孩子，如果这次这个案子也交到他手里，我们就完了。很可能用到DNA证据，我们的人昨天下午在卧室沙发底下找到一只避孕套，上面还有比较新鲜的精液残留。”
朱丽亚的眼睛里一下子放出异样的神采：“什么？沙发底下？”
“没错。验尸报告没有发现精液痕迹，却有性交痕迹，当时我们组里的人都觉得应该有避孕套，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楼客厅厨房的垃圾桶和二楼卧室都没有。我一直不甘心，于是昨天晚上又回去找了一下，竟然在沙发底下找到避孕套。”
“为什么会在沙发底下？”
鲁斯坦把身子低下来，凑到身边的沙发下面夸张地张望了一下。
朱丽亚笑着说：“你放心，我从来不会乱扔脏东西。”
鲁斯坦嗅嗅鼻子说：“原来这是脏东西。我受伤害了。不过，既然你不会乱扔，或许乌玛这样整洁的数学家也不会乱扔。”
朱丽亚点点头，随手抽出身边的笔记本，记下了这一个疑点。随后她又问：“送到实验室了么？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七十二小时，你知道的。肯定要等到圣诞节以后了。”
朱丽亚用手敲着桌子：“哦不！我不能等那么久！”
“安静，孩子。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接触DNA检测吗？”
“记得，还是二年级暑假在特殊上诉法院实习的时候碰到的案子。”
“那是七年前了。那时候你知道一份DNA样本出检测结果要多久吗？两个月。现在连七十二小时也等不了？”
朱丽亚仍然保持着严肃的表情，似乎没有听见男友的话，思索了一下，说：“发现了避孕套对案情有什么影响？你们现在的调查怎么样？还是坚持入室抢劫的理论吗？”
“避孕套可能有影响，也可能没有影响。下面的人正在盘查有入室犯罪或者抢劫记录的人，但现在收获不多。其中有一个叫做费若里的黑人，你还记得吗？”
“上帝，我当然记得！四年前有过一个入室抢劫案子，我当时是协助另一个检察官起诉的，后来他的律师证明他精神有问题，就无罪释放了。他是个狡猾的混蛋。”
“有人在那几天看到他在死者所在的社区出现过。而且费若里被下面人讯问的时候，慌慌张张，不在场证明自相矛盾。但是没有指纹，证据还是不够充分。而且，死者指甲里发现的毛料纤维，经过分析属于中档非定制西装。虽然要不了多少钱，但肯定也超过了老费若里的消费水平。此外，避孕套应该不是费若里的，没有人会在入室强奸的时候使用避孕套。”
朱丽亚咬了一下指甲，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觉得会是他吗？我们之前谈过，作为入室抢劫来考虑，现场有很多疑团。比如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翻找的痕迹很刻意——特别是，电脑记录有被删除过的痕迹。老费若里入室抢劫后还要把受害人最近一段时间收的邮件都删除吗？我怀疑他是否会使用电脑。”
“邮件未必是死者遇害时候删除的。不过，老费若里暂时是安全的，亲爱的。”鲁斯坦宽慰女友，“我不会轻易接受任何一种理论的。艾伦面对很多压力，如果近期内没有进展，他肯定就会把老费若里逮捕，交给你们检察部门。但估计你的头儿不会接受，证据太薄弱了。总之我们还有时间，圣诞节前尽量把乌玛的背景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仇杀或者情杀的可能性。”
“那我们现在算是什么？自己私下调查？”
“当然不算私下调查。现在艾伦虽然倾向于入室抢劫这个理论，但如果我持怀疑态度，在这个阶段当然还可以调查其他可能性。但再拖一两个礼拜的话，特别是如果牵扯出什么比较棘手的嫌疑人需要申请调查令的话，艾伦可能就顶不住了。反正上次老费若里就应该受到惩罚，这次算是报应。艾伦是不会对老费若里内心有愧的。不过，我昨天下午和今天已经查了一下乌玛的背景，收获还是有一些的。”
“怎么样？”
“还不错。怎么说呢，这个女人如果不是有意避免被人追查，那么就是一个真正的隐居者。她几乎没有社会关系，如果发现那么一两个，或许就可能是相交颇深的那种朋友。如果尸检报告出来确实不是强奸，而房里也没有丢失任何东西，那么不能排除嫌疑犯就在她为数不多的认识的人里。”
“几乎没有社会关系？怎么会？我是说，她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学老师。”
“不知道。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许和她是移民有关系，或许是她之前的不幸婚姻的影响。她的丈夫是个不折不扣的垃圾。”
鲁斯坦给自己烧了一壶咖啡，坐下来打开笔记，继续对朱丽亚说：“乌玛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郊区，家庭状况还不清楚，她没有跟人说起过。她大学毕业以后不久就跟随当时在斯图加特驻军的前夫来美国。她的丈夫是陆军的下级军官，经常换驻扎地，她刚来美国的前七年，按照美国军队的惯例，应该隔两三年就会搬一次家，接触的人也大多数是军队的。据说她说话都有很生硬的德语腔，估计和来美国以后很少有固定的社会关系有关。”
“怎么会？她不是拿到博士学位了吗？还是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记得陶森大学提供的履历上是这么写的。对了，这里有些奇怪。如果她来美国后前七年都没有任何教育经历，怎么能进得了普林斯顿数学系？”
“她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这个年龄已经错过了改善语言的机会。而且，跟大多数研究生年龄差距都比较大，估计也交不到什么朋友。你知道，数学系都是一些怎么样的人，很显然不会给她提供一个愉快的社交环境。快读完博士时她丈夫和她离婚，几乎算是把她孤零零地扔下了。至于你的另一个问题，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不过数学这门学科，据说很多人都是自己研究的，如果有天才的话。或许那七年时间乌玛一直都在自己做题也说不定。普林斯顿不是很多自学成才的怪人吗？”
“不管怎样，这是个疑点，咱们得调查清楚。”朱丽亚坚持说，随后又接着问：“他们没有孩子么？她前夫没有带着孩子？你找到她的前夫了吗？”
“乌玛没有孩子，据她的一个同事说，乌玛似乎很喜欢小孩。但是前夫的女儿倒是找到了，是他和现在妻子生的，据说在他和乌玛的婚姻最后几年这个孩子就已经存在了。”
“真是个禽兽。”朱丽亚的眉尖又挑上去了。
鲁斯坦拍了拍女友的肩膀，接着说：“但是我也很奇怪，她为什么那时候要去普林斯顿读博士，明知道和丈夫的感情岌岌可危。”
“这有什么奇怪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仰赖于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男人生活，和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你觉得哪个是更好的人生选择？”朱丽亚不快地说。
“好吧，”鲁斯坦无奈地说，“朱丽亚，你有的时候太敏感了，这不是你采取防卫态度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特殊的案例，而不是所有女性的命运。不管从何种角度看，这都使乌玛看起来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女人。认识到这一点对探索杀死她的动机毫无疑问有帮助。”
“那你的手下找到乌玛前夫了么？”
“他正和现在的妻子及岳母在波多黎各旅行，据说圣诞节之后才会回来。他女儿今年刚上中学，和她的外祖母住在一起，对她父亲的前妻一无所知。”
“看起来这个垃圾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同时毁了一个从欧洲大陆追随他来美国的女人的生活。而且，他还有最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他在国外旅游！”
鲁斯坦知道女友那股子为弱者愤愤不平的劲儿还没有过去，于是把已经烧滚的咖啡壶拔掉插头，给自己和朱丽亚分别倒了一杯，接着说：“博士毕业以后，乌玛在霍普金斯大学找到了助理教授的职务，这应该是她事业最顺利的时候。但不幸的是，她助理教授期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没有拿到终身教职，并且因此不得不离开霍普金斯大学。这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乌玛之前的履历一直一帆风顺，发表计算成果也没有障碍。她看上去是个非常努力的人。据陶森大学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回忆说，乌玛在找到他们学校的讲师职务前，根本找不到任何学术界的工作，不得不在华盛顿地区的一家商场工作，但没人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后来她来到陶森大学做讲师。你也知道，陶森大学是纯粹的本科教育，没有研究项目，肯定也不是她在职业上的最佳选择。她等于多年前就已经被排除出学术圈了。”
朱丽亚点点头：“我们得要调查她那时候失去教职的原因。”
说着，朱丽亚心想，婚姻失败，职业受挫，四十岁了孑然一身，不知道这是什么感受。过了一会儿，她接着问：“系里对她评价怎么样？”
“不苟言笑、温和、孤僻，还有什么？没有什么个人化的评价，诸如你通常可以听到的，善良、热爱生活，等等。业余爱好，统统不知道。私人朋友，不曾听说有。根据数学系系主任和几个同事的证言，乌玛是个非常严谨的人，从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都在办公室或者上课，时间非常固定，典型的数学家作风，但是六点钟以后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踪。她很少和同事或者学生私下交流，办公室门永远敞开，讨论问题都和数学或者教学有关。”
“那么她的英语教课没有问题吗？”
“从学术上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至少她的同事们从来没有发现和她讨论问题有困难。但是他们给我看了之前几年学生给她的评分，除了没有幽默感以外，她的最大问题就是口音太重，个别挑剔的学生觉得给自己的理解带来障碍。”
朱丽亚沉默了一会儿，问：“那么，她在美国的紧急联系人是谁？”
“是一个叫艾丽的女人，住在华盛顿特区。但是暂时无法联系到她，联系卡上提供的电话已经换了号码。”
“邻居呢？邻居对她有印象吗？”
“暂时只有两个邻居愿意提供证言。其中一个是皮特先生，今年三十一岁，一年前刚在这里买的房子。他认为乌玛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笑容迷人，非常和蔼睿智。他曾经向乌玛请教过德语问题，乌玛总是认真解答。但是除此之外，他和乌玛没有更多的交往。他认为乌玛有一个情人，但特别强调这只是他的感觉。他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进出乌玛的公寓。”
“看来这位皮特先生的直觉是准确的，他是一个会跟踪女人的人么？”
“噢，上帝，我不知道，看起来不像。”
“很多年轻男人觉得年纪大的女人有魅力，也许可以多注意一下他。另一个邻居呢？”
“另一位是罗斯太太。据她说，乌玛为人古怪，平时打扮得还像个妙龄女郎，其实谁都看出来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也没看过她有过固定的男朋友。”
“也就是说，乌玛和丈夫分手那么些年一直独身？如果她身边的同事和邻居都没有看见过她和任何人交往，那么多半就没有了。一个人不可能把私生活隐藏得那么好吧？”
“未必。有些人就是能把私生活隐藏得那么好。而且刻意低调的人，自然有办法让人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私生活，特别是乌玛这样聪明的女人。当然，除非她的对手是嫉妒心强的女人。”鲁斯坦用开玩笑的口吻说，“比如这位罗斯太太，嫉妒装扮年轻的乌玛，就提供了一点同事和皮特先生没有提供的信息。”
“是什么？”
“乌玛在离婚后，大概六年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把自己的房间出租过，而且房客似乎有几个是男人。罗斯太太认为由此证明她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
朱丽亚气愤地说：“做讲师的薪水或许不够支付房屋贷款，出租给别人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不过，她有回忆起什么样的租客吗？”
“当然。她看来对乌玛的私生活相当在意，我怀疑乌玛曾经得罪过她。但是不，应该不是因为罗斯先生，罗斯先生是个毫无吸引力的秃顶老头。”
“还是需要调查。”朱丽亚低头记笔记。
鲁斯坦点点头，同时把笔记翻到另一页，看了片刻，继续说：“罗斯太太有印象的大概有三个房客，但是或许不止这个数目。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一个美国女孩，是陶森大学的学生。另一个是一个中年男人。有段时间，这个男人经常出入乌玛的房子，罗斯太太认为他是乌玛的第一个房客。他在乌玛这里住了半年左右。虽然时间久远，但罗斯太太对他印象深刻，认为他风度翩翩，是个出众的绅士。”
“罗斯太太还能认出他来吗？如果给她一个机会重新见到这个人？”
“可能认得出，也可能认不出。毕竟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还有一个房客呢？”
“还有一个，是一个亚洲男人，很年轻。罗斯太太只见过他一次，但显然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形容这个男人为‘骨瘦如柴’。他是乌玛的最后一个房客。在那之后，罗斯太太家里出了些事情，无暇再关注乌玛的生活。但她确定那之后至少没有人频繁出入乌玛的房子了，即使有也应该只是偶尔的来访者。”
“看来我们需要和罗斯太太认真谈谈。乌玛的房客中间，或许就有一个人几年之后使用了我们关键的证据——避孕套。虽然隔了那么久，但谁知道呢？可惜地区检察官不会允许我去国家血液中心做DNA检索。”
“亲爱的，这个你想也不要想。现在是你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千万不要为了任何一个案子违反职业规则，否则你会后悔的。”
朱丽亚点点头：“那么，那段时间罗斯太太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使她无法继续观察乌玛的私生活？罗斯先生和她闹离婚？”
“不。”鲁斯坦露出了严肃的神情，“她家里出的事情比那严重得多，他们收养的男孩弗兰克得了白血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