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站在齐大庸办公室门口说：“齐大庸，那个案子准备得怎么样了？重案队的刘保国来电话了，让你去测谎呢！”
齐大庸点上一支烟，转过身来说：“那个案子我干不了！我媳妇儿就是发案单位的，电话里她把情况和我说了说，她也给怀疑上了，不让回家了。”
“不会因为是你媳妇儿单位，你就干不了吧？”所长说。
齐大庸吐了一口烟：“我齐大庸肚子里还没那花花肠子。我问过我媳妇儿，根本就是他们单位内部管理混乱造成的，钱丢了十天都不知道，等知道了，谁都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丢的。这个案子一点儿侦破条件都不具备，重案队连个侦查范围都确定不了，你叫我怎么测？按照规定，我应当回避！”
“不是情况特殊吗？莫小苹是新手，除了你，还有谁能测谎？”所长说。
“师傅，要不，就去看看？”莫小苹一心一意想去。这几天，她把齐大庸给的书都仔细读了，就盼着有案子来找他们去测谎，好见识见识师傅测谎的场面，早点儿掌握测谎技术。
齐大庸和莫小苹带着测谎仪去了工商银行分行。刘保国见了齐大庸像见了救命稻草一样，拉住齐大庸的胳膊说：“大齐，我真怕你不来。案子看着简单，我他妈的还吹牛说不出三天就拿下呢！都快十天了，骑虎难下了。哥们儿，你得救救我！”
齐大庸给莫小苹介绍：“这是刘队。我当刑警时的一个小兄弟，现在是重案队队长。”
他们边说边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刘保国把厚厚一沓材料摆在齐大庸面前：“这是弟兄们这些天搞的，你先看看。”
“看什么看！你给我说说就行了！”齐大庸把材料一推。
案子发生的时间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报案前十天，因为那天之前，主管行长、部门经理、金库主管还有营业室主管四个人刚搞过例行对账，四个人都看见那四十万美元还在呢，每个人还都清点了一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示账目是清的。从第二天开始，那四十万美元装在钱箱里，在九个女营业员之间轮换交接，每人当一天班，当九个女营业员都轮了一遍后，四十万美元不翼而飞。每天上班后，当班的那个女营业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金库取出装着四十万美元的钱箱，经过走廊、办公室、营业室，拿到外币专柜。钱箱是铁的，里边装着当天流动的各种外币，每种外币装在一个专用的纸袋里。每天下班前，当班女营业员会把装着四十万元美元的钱箱交给第二天的当班人，然后第二天的当班人拿着钱箱原路送回金库。九个女营业员每天交接班的时候都说在钱箱里见到有那装有四十万美元的袋子，可是第十天中午，姚婷受理一个取外币业务，抬手到钱箱里拿美元的时候，却发现放美元的地方空了。
姚婷是齐大庸的妻子，那天本来不该她当班，该当班的是个正在喂奶的营业员，她几个月大的孩子病了，求姚婷换一个班。姚婷好心替一个班，没想到替出了灾祸。
行长问姚婷，早上从金库里拿出钱箱的时候见到美元没有？姚婷想了想，好像见到了，又好像没见到。行长命令喂奶的营业员火速赶回来。喂奶的营业员一口咬定头天交接的时候看见美元了，就在钱箱里，送金库了。喂奶营业员上一班的营业员又被叫来……行长像拆毛衣一样拉着线头往前扯，直至第九个营业员被叫来问询，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美元分文不少地交给下一班了，不是在自己手上丢失的。没办法，行长报了案。
刑警来了。最紧张的是姚婷，是她先发现美元没有的，又记不清早上究竟见没见到美元。就算暂且确定美元是在姚婷当班时被盗的，那么得从案发前一天下午五点喂奶营业员把钱箱送进金库后计算，是哪个环节和时间段被盗的？是钱箱送进金库的夜里？还是钱箱从金库取出经过的走廊、办公室、营业室？还是外币柜台？何况还不能确定就是在姚婷当班时被盗的。
根据刑警了解，分行管理混乱，虽然要求交接班的时候清点现金，而实际上只进行账目和钥匙的交接，很少清点钱数，平常钱箱就放在外币柜台上，经常不锁，外币柜台与营业室是相通的，有资格进出营业室和外币专柜的人员有三十多人。姚婷是当天的当班人，都记不清究竟看没看见美元，也很难说前八天当班的营业员记忆准确，谁能保证她们不是因为怕被怀疑才那么说的？
刑警认为这个盗窃案有好几种可能，第一，交班清点的时候给截留了；第二，营业员和盗贼勾结，从柜台悄悄递出去；第三，营业室里其他工作人员顺手牵羊；第四，金库人员监守自盗；第五，交易时营业员错付了。
第四和第五个可能很快被否定了。钱箱送进金库时是锁着的，金库人员没钥匙，钱箱上没发现撬盗痕迹，也没提取到可疑指纹，钱箱上的锁，经过微量元素检验，也没有使用新配的钥匙开过的痕迹。另外，发案的那十天里只来了一个顾客办理美元业务，结果姚婷发现美元不见了，那个顾客根本没交易，也就不存在错付的可能。
第一种和第二种可能只能发生在九个女营业员身上，所以，刑警第一步就把九个女营业员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开始的时候还允许她们和家里电话联系，就说在分行集中学习。后来干脆不让与外界联系了，那个喂奶的营业员，回家喂奶都有人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