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在韩馥心头的越来越浓愁云是什么呢？就是“动”与“静”两个字。
一、“动”：袁绍起兵，韩馥聚一州之众全力资助，这对于韩馥和他的僚属都是不能接受的，冀州长史耿武就说过：老韩哪，那个啥，凭啥要我们接济他们，我们都成奶妈了，还没有工资，靠，这活不能干。他们那个婴儿要是总靠着我们一个奶妈吃个没完，吃得我们断了奶，以后这孩子还不得饿死？
韩馥心里明白，他是不会把自己和冀州的未来命运托付给这个“婴儿”的；但反对也不行，韩馥同样也不会将自己置身于与天下士人作对的地位。这对于韩馥来说，便是“进”与“退”都难决断苦恼。
二、“静”：凭借冀州的实力称雄一方，静观时局变迁，一动不如一静，这倒是个好的选择。但要真正做到却不是那么容易。
从冀州的地理环境来看，它与司隶、青、兖、并、幽诸州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早已成为汉末豪强觊觎的肥肉。
兖州刺史刘岱就曾扬言：等老董同志逝世后，冀州那地儿就得归我，不给我就打韩馥。这样一来冀州的南面隐患已生。
不止如此，冀州的北面还有虎视眈眈、急于进入中原的幽州公孙瓒；在东面袁绍正蓄势待发；西面还有剽悍的黑山军盘踞在山岭间。
韩馥现在身处于四面险象环生之地，又怎能从容自保呢？这是“静”也不可能的苦恼。
但革命形势不等人，他也不能不作出一种姿态，去响应士人讨伐残暴的义举。于是，他率领兵众屯于邺城，与已经进驻河内的袁绍和王匡遥相呼应，以供应前方粮草之名而推卸了冲锋陷阵的责任，避免了与董卓的直接冲突。
即使这样，他也未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对于所承担的粮草供应，也是尽可能地敷衍，试图解散前线武装。在韩馥的头脑中，士人的道义早已不复存在，他只想保全冀州这份殷实的产业。
最初酸枣会盟之时，坛场已经设好，刺史、郡守却互相谦让，谁也不愿意登坛主盟，好像谁登坛场就是登上断头台似的。但总得有一个人主盟吧？没办法，最后主盟者由广陵郡功曹臧洪来担当了。
盟辞倒是创作得大义凛然，大意是：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祸害无穷，毒杀弘农，百姓被难，如此以往，社稷沦丧，四海倾覆。
为此，我们——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要举义兵，赴国难，同盟中人，齐心一力，尽我臣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有渝此盟，死于非命，祸及子孙。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盟辞写得的确慷慨激昂，闻之倒也令人振奋。国难中展现臣节，显示了士人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值得褒扬。但较之此前的三公移书，就不难发现，在这里国难已经变更，新国难成于“毒杀弘农”，献帝的合法性仍旧没有得到承认。
士人们只想以死抗争，“粉身碎骨”了，却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天子来，终极的政治目标没有找到，人们当然无所适从。
再说，盟辞发自一个功曹之口，能代表哪一方的意愿呢？而袁绍、袁术、韩馥、王匡等尚在各自营盘中，对此表现淡然，缺少了他们的会盟，酸枣会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没有政治目标的酸枣盟辞只不过是应时的文章，它不具有丝毫的约束力，至于盟辞所郑重言及的对毁盟者的制裁，只是闪过耳边的咒语。之后的日子里，酸枣诸军悠闲地屯扎在营地中，诸将们则日日在高歌纵酒。
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吗？也非如此，跟董卓动真格的也有那么三位，这就是联盟中战力最强的与战力最弱的两只部队：孙坚的长沙部队和曹操在陈留拉起的乌合之众，还有战斗力不算弱也算不上强的河内太守王匡的泰山兵。
孙坚曾经与董卓共事一场，对于董卓多少有些了解，他曾向当时主持西部军事的张温建议，将抗命不遵的董卓，军法从事。结果未能如愿，现在他要与董卓战场上见真章了。
洛阳南部方向，豫州鲁阳城，孙坚率领身经百战的长沙精锐，与董卓的西凉铁骑即将展开一场硬碰硬的厮杀；东面汴水，曹操的陈留新军，向董卓发起了鸡蛋碰石头的攻击，还能再出现一个颍川大捷吗？
谁也没有料到，率先尝到西凉铁骑践踏滋味的是河内太守王匡。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用胜败分匪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