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4日长沙英才园
劳拉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大学生，她获得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奖学金，于去年夏天到长沙访问我。因为安排仓促，找的翻译又因不合适被她辞退，她又不会说中文，我只好结结巴巴用半吊子英语同她对话。她对这次访问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接下来还算顺利。回美国后她就将访谈发表在美国的《MCLC》杂志上，我是不久前才看到的。于是我将我的记录也找出来，对她那篇加以补充，有的地方加以修正，整理出这篇访谈录。劳拉年纪很轻，头脑灵活，而且酷爱文学。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来我又带她去参观了马王堆汉墓，让她饱览了中国灿烂的古文化。她对我们的古代丝织品和漆器的神奇色彩惊叹不已。
问：你觉得你的作品的英语译文如何？
答：虽然我自己的英文并不好，也能看出英译本是忠实于我作品原来的意思的。译者之一詹森的文学感觉相当好；另一个译者张健也很不错，竭力忠于原著。我的作品不好翻，尤其时态暧昧，他们费了很大功夫。
问：美国还有谁研究过你的作品？
答：有个叫所罗门的学者，他最早把我的作品带到台湾（当时我在国内还未出书），出版时，他自己还为我的书写了一篇很精彩的序言，那篇序言今天看起来都不过时。他也翻译过残雪小说。还有美国后现代文学主将罗伯特·库佛，青年作家布莱德·马罗，他们俩到处鼓吹残雪小说。最近我又在美国诗人里面找到了两个新的知音。我反对个别译者将我的作品政治化。我的法文版小说集之一就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同译者闹翻了，再不要她翻了。我认为将这样的小说政治化就是庸俗化。
问：你提到卡夫卡是对你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之一，你什么时候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喜欢哪部作品？
答：八十年代初他的作品就被介绍进来，那个时候的译文大概比现在的质量还高一些。我特别欣赏《城堡》，当时读了又读。我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变形记》不够成熟，所以被现在的人误解。我已经写了一本评论卡夫卡的书，书名叫《灵魂的城堡》。除了《变形记》，他的所有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中国读者接受这位作家会有个很长的过程，这二十多年来对他的解释基本上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立足点不对。我也写了评博尔赫斯的书。
问：对，我也常听到说博尔赫斯对你影响很大，你们本质上有相同的地方。还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呢？
答：但丁的《神曲》。这部作品我也很早读了，现在又再读。中国学者大都从政治和社会入手来解释这部作品。他们实在不了解西方人是怎么回事，更不了解这位复杂的诗人。我现在正在写《神曲》的评论，我认为这位诗人的文学同他的宗教结合到一块了，可以说，他把他的宗教文学化了。伟大的西方作家都是这样的。
问：你在文学界很少被人评论，你认为大多数中国批评家不懂得你的作品吗？
答：是这样。我的作品太超前了，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但是长期以来我感觉到文学界某些权威对我的敌意，他们动机不纯，不是从文学出发。我要努力解释我的创作的宗旨。让作品尽量传播，这很重要。
问：中国批评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传统模式的吗？
答：基本上是这样。当然现在也有些变化，比如出现了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年轻人，也有较好的女性批评者。
问：华人批评家吕彤邻说，你在当代中国面临的是作为妇女写作的问题，你如何看她的观点？
答：也许作为一名女作家要真正同男作家平起平坐是很难的，这件事很微妙。因为主流文化是传统文化，男人的文化，你要作为独立的女作家就要与之抗衡，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需要极为独特的个性，也需要“反骨”。
问：你现在是专业作家吗？
答：是的，我是一九八八年成为专业作家的。我一直梦想把我的全部时间用在文学上，后来终于达到了目的。在那之前，我必须从事其它劳动，生活得很辛苦。现在我每天都可以写了，我从早到晚工作，节日也不休息。职业作家也好，非职业作家也好，主要的压力是来自内心的。
问：你对诺贝尔获奖者高行健的作品如何看？
答：我读过他一些短小的作品，觉得比较幼稚，他也就是一般水平吧。
问：你们都是写“灵魂的文学”，为什么他的作品受到谴责呢？
答：首先，我的作品同他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同他的根基不同。他基本上还是那种士大夫情调，并无真正的个人的创新。而我是彻底个人化的。
其次，我不认为他那些作品有什么要谴责的，大概很多官员根本没读过。一些事莫名其妙。说到我的小说，它们属于少数读者，大概二三十年后，我会有更多读者，现在还不太多。
问：这很不幸，你确实在当代中国妇女文学里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答：现在有这样多的人读残雪，是我当初没料到的。我非常满意了。当然我不会停止努力，我还要争取更多读者——国内的和国外的。中国的事情是，不进则退，传统非常可怕，随时有可能吞没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不想讨人喜欢，我要走自己的路。很多作家非常有才能，但缺乏真正的“反骨”，后来就陷入传统的泥沼中出不来了。
问：你对美女作家像卫慧、棉棉如何看？
答：我读得不多。但读过的一些里头有比较出色的。假如她们能突破传统，将自己的个性坚持到底就成功了。
问：你对王安忆的作品如何看？
答：她以前有一些中短篇相当不错，她的长篇“三恋”不好，观念写作，没有真实感情注入到里头。九十年代以后，她的文学观念日趋保守，感觉逐渐匮乏。你读那些作品就会感到，她描写的是小市民，但她自己的境界也是小市民境界，津津有味于其间，格调不高。她近期写了一些怀旧的小说，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旧文人的所谓浪漫主义，对一切新的东西都看不惯。其实乡村和底层哪里是她写的那个样子？农民的苦，农民的悲她完全没有感觉，还恨不得让农民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可见骨子里头的冷漠。但就是这种文风，在中国文坛大受欢迎，将其吹得天花乱坠。她对一切外来的东西都仇视，年纪越大就越这样，大概不光是观念僵化的问题，还有既得利益在作怪。在这个方面，铁凝和王蒙比她要好。
她九十年代以后的写作是非常讨巧的。在大的“回归”的氛围的助长下，她越写越觉得中国传统的高明，越写越觉得只有所谓“讲故事”才是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胡闹。我认为她自从写出“小鲍庄”达到一个高潮之后，就迅速地沉沦到传统氛围的大泥淖里头去了。“小鲍庄”里面明显地读得出西方文学的影响。一位作家，如果要讨得大家喜欢，庸俗化是最为便捷的道路，她的不自觉的庸俗来自于她的守旧，以及主流对她这种倾向的推波助澜。
她，以及同她相类似的作家，如今最讨厌的就是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平等（网络啦，发表出书的权利啦等等），无形中也就削弱了他们的特权。她有篇文章，看了后给我的感觉是她多么怀念毛时代，市场化又是多么的让她暴跳如雷。她，包括张炜等，都希望建立起一种文学界的秩序，来遏制市场化的影响。他们已经占据了很高的位置，最大的资源，但是还不够，还要对通过市场化得以生存的那些文学加以打压，以确立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类作家，你想让他们反省是不可能的。
问：你对被贴上“女作家”标签这事有什么感觉吗？
答：我当然首先是个作家。如果别人说我是女作家，那意味着我要付出更大努力来争取自己的地位吧。迄今为止，我做得很好，令当今文坛刮目相看。
问：你是否将女权主义运用到你的作品中去？西方的女权主义同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有什么不同？
答：我不可能有意识地将观念运用到创作中去，那是违反我的写作原则的。我读过一点点女权主义的书，我想对于中国来说，那些观念是很好的。然而在中国，女权主义也染上了“中国特色”，有人还说必须强调这种中国特色。一九九八年召开了一个女性文学会，有各级领导在会上发言，然后表彰女作家。差不多国内所有的女作家都得了一个女性文学奖。（笑）也许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只要是个女的就一定是女性写作。假如真是这样，事情就太好办了。什么是女性意识？谁都知道这个意识是从西方来的，难道中国古时候就有女性意识吗？这种事情上也要搞中国特色，就会变成一场时髦闹剧，而且反映出女性无法独立，必须攀附的悲哀现状。
问：我认为你是更加先进的那一类。你的写作是真正个人化的，反传统的风格，你经常描写有优越感的女性人物。
答：我的确有优越感，有时还有英雄主义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我是从潜意识出发来写作，这才有可能反叛到底。在中国，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女作家用我这种特殊方法创作。潜意识的力量是很大的，你想想看，这种东西已支持了我近二十年不间断的创作！从一开始我就凭直觉感到了彻底非理性的写作是最好的写作。我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了这一点。
问：还有什么其他作家对你有冲击吗？你同魔幻现实主义有关系吗？
答：按我个人的划分，博尔赫斯才应该叫魔幻现实主义。他的所有的作品都与大众公认的现实无关，他描写了一个内在的世界，他自己的现实，灵魂的现实，那个现实魔幻得不得了。他太怪了，我想，即使在其他国家，真正懂得他的作品的人也不多。比如略萨，就是一个读不懂博尔赫斯的二流作家，所以他才得了诺贝尔。（笑）这也是我决心写他的评论的原因。当然即使写了，也还是没多少人懂。但不是已经造成影响了吗？我高兴做这种事。
问：你觉得马尔克斯怎么样？
答：我只喜欢他的几个中短篇，他的长篇不太好，基本上是观念写作。
问：在你的小说里，你描写的是梦一样的现实吗？很多人这样说。
答：那是马尔克斯才这样做。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关于那个表面的“外界”的，我不是那种作家。我只对内在的世界有兴趣，我要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排除表面世界的干扰。现在中国文学界有种说法叫“世俗关怀”，什么是世俗关怀呢？那就是关怀表面的东西，很多人认为表面的东西能使他们充分满足，中国人不重精神。我要搞的是“深层关怀”，现在知音还不够多，将来会多起来的。
问：虽然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在作品中排除外界入侵，是不是下意识里有政治因素干扰？
答：我不这样认为。从年轻时代起我就不那么自觉地想过这类问题。我认为，如果你要改变世界，你首先要改变自己的灵魂。我一直在挖掘灵魂深处的东西，企图弄清那种东西的结构。《黄泥街》是我的第一篇作品，它还不太成熟，在这篇作品里我很犹豫，一些材料来自表面感受。但即使在这第一篇作品里头，一些内在的描写也已经出现了。比如那种强力控制下的自发挣扎，不自觉地呈现了内在的精神原型。通过写《黄泥街》，我认识到了我的真正的目标是要写那种具有最大的普遍性的文学，也就是所谓“纯”文学。我想国外之所以接受我的作品也是由于这一点。
问：我觉得你的作品应当属于现代主义，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的作品确实属于现代主义，但我也被早期的作家影响，例如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但丁、歌德，还有圣经故事等等。现代主义是从古代发源的，文学的暗流一直存在着，只是浮躁的世人不去注意罢了。我努力学英语，就是为了阅读西方经典文学，我以后还要读荷马等人。我一直不自觉地吸取西方的营养，直到这几年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在用异国的武器对抗我们传统对我个性的入侵。
问：你对美国当代作家如何看？
答：不客气地说，我认为大部分当代美国作家的作品不如过去的作家。总的趋势是表面化。美国人的国民性同中国也有相似的地方，深入不下去，但原因并不相同。不过总的说来，美国还是有很多高层次的读者，编辑中也有不少厉害的，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纯文学。不像我们这里，关于这种常识问题还要大张旗鼓来讨论。但毕竟，中国也向纯文学起步了。
问：你在青年读者中应该有市场，我认为你的文学属于未来的青年。
答：也许吧，我向读者提供一个美丽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比表面的所谓“现实”重要得多。这个梦幻般的世界比我们的“现实”更大、更深，人类永远在探索它，但永远不可能把握它。从古至今，艺术家们的探索越来越有意思了。我当然希望我能感动年轻一代读者，尤其那些三十岁以下的。
问：你对中国文化如何看？
答：我每天泡在这个文化里，我没必要说它的好话。中国文化缺乏自我认识的力量，它不可能自己救自己。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文化的根又深又长，想要撼动这株老朽的大树不容易。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将西方思想引进来、消化。不是当代一些西方人的想法，而是那种核心的、经典的理性精神。在文学上则是幻想传统。当代西方也在没落，正在失去他们的传统。我在一套书的前言中这样说，我的思想感情像从西方传统中长出的植物，我将它掘出来栽到中国的土壤里，这株移栽的植物就是我的作品。
问：请描写一下你的潜意识的写作。
答：我的写作是理性和感性合一的产物。我必须肆意发挥，我又必须用强力控制自己。控制不是为了节制，而是为了更肆意地发挥。总之是种把人往死路上逼的写作。这听起来有点玄，如果你读了我的评论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潜意识写作令人上瘾，而且没有退路，只要一退就全盘崩溃。我现在还不会崩溃，这几年我创作大丰收。
问：你的小说同自传有关吗？
答：我的所有的小说都是精神自传，评论则是自我精神分析。但它们同我的世俗生活没多大关系。我写的是深层的东西。大概真正的现代主义都是这样吧，现代人必须关心更有意思的东西。当然，能够看到这个层次的读者，需要较深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