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宝图虽然遗失，但是我们还是到达了敦煌。本想拜会科考组的曹教授，却没想窥伺了其机密。外国科考队在大漠失踪，千册古籍莫名失踪。传说是真是假，羊皮残卷所暗示的国宝是否与其一致呢？王圆箓，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老道，却因为出卖敦煌藏经洞的佛经而成为了载之史册遗臭万年的人，无心之举致使大批国宝外流。
徐明高年轻，见识浅，他的话一说出来，没人响应，众人都只是沉思。三光打破了沉寂：“我们手里还有四张羊皮残卷，一半的线索还被我们掌握着，情况不算太糟。我觉得，敦煌还是要去的。这伙人盗走图，也一定会去敦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看一看。”大家议定后，就决定按照三光所说，先去敦煌，凡事随机应变。
到达敦煌的时候，时值正午，烈阳当头，在这个西部的小城，10月的天气还有一丝炙热。我们下了车，刚出站口，一群人涌了上来：“哎，小伙子，住店吧？可以上网，有有线电视，还能洗澡……”旁边一个人喊：“你们去哪里，打车走吧！”
“要不跟我走吧，我们家的旅店干净！”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出了人群，赵旭东苦叹：“唉，全国都一样，附近的旅店老板、的哥都挤到这里来拉客。”敦煌是甘肃省酒泉市辖下的一个县级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曾经拥有繁荣的商贸活动。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达，四季游客往来不断，所以这些人聚集在火车站附近一点都不奇怪。
看了看时间，时值正午，我们便找了一家干净的全国连锁宾馆住下了，大家稍微吃了一点东西。饭桌上，三光对着一张纸发呆，右手握着一支红蓝铅笔撑着下巴发呆。我问他：“怎么了？”三光把纸拿给我：“这是我根据咱们现有的四张图和我的回忆画出来的。红色的部分是肯定的，蓝色的部分记忆模糊，不敢确定。让大家看看，或许能完善出来那张图。”我们几人都凑上前去仔细看着这张图，尽管不是100%的复原，但是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易了，我说道：“这张图虽然有一部分是模糊的，但是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韩笑敲着图纸的中央位置说道：“最重要的是钱大爷的这张最重要的羊皮残卷是在我们手里，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三光的这张图作参考，打听一下这附近的市民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地方。”我们有一个优势，人多。我和韩光商量了一下，十五个人分成五组，大家分头行事。每一组三个成员，手里都拿着这样一幅图纸。我和童萱萱还有韩笑分在了一组。童萱萱一个人走上街头拿着图去问人家。我和韩笑走在了后面，韩笑对我说：“四哥，其实你们两个人一组就好了，干吗还拉上我？我整个儿一个电灯泡。”
“你少挖苦我了，我现在真的没心思想这种事情。只希望咱们哥儿几个都平平安安的。”不知不觉，我说出了内心的担忧。“四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哦，没事……”童萱萱一连问了二十多人，大家都说不知道或没见过。她的心情也很沮丧。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一个女孩子这样，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图纸，塞给她一瓶矿泉水说：“先休息一下吧。”我手伸进兜里想掏烟，这才想起来烟已经没有了，就走进了街边的超市准备买一包。
超市店面不大，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看电视。我过去买了包香烟，忽然听到电视里传出了一句话：“这次的考察行动是国际性质的，专家组成员大部分也都来自国外，我们希望这次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找出当年佛经的下落。”我一听，目光不由地迅速转向电视。这是敦煌本地的一家电视台，记者和摄制组正在一片茫茫大漠之中，迎着风报道。身后的一些人则架着专业的机械进行勘测。记者接着说：“长久以来，敦煌当地一直有一种传说，当年的那个道士王圆箓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倒卖藏经洞的经书给外国人。这些外国的考察队在归国途中，有的没能逃出这片沙漠。所以说如果这些是真的话，那么在这茫茫戈壁沙漠之中，就一定能找到当年的经书。”说着她走到了一个人的身边，“观众朋友们，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此次科考队的领队曹贤教授，曹教授，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吗？”曹教授点了点头说：“好的，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很恶劣，尤其是今天上午，刮起了大风。沙漠科考工作是很忌讳刮风的，因为风会造成沙丘的移动，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当然啦，王圆箓那个时候还是清朝末年。这一百多年下来，我们常说时过境迁呀，环境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环境了。所以我们只能是先划定一个范围，然后慢慢地搜寻，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这时，大概是见我许久不出来，韩笑和童萱萱走进超市：“哎……”我抬手示意他们不要说话，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他们也跟着看了起来。电视上，记者继续采访曹教授：“那您觉得敦煌当地这个传说是否真实存在呢？”曹教授很认真地回答：“历史上，藏经洞的藏书是非常多的，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它汇集了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明清的各类经书，其中还包括科教、农业、学术等其他领域的书籍。当时虽然有大批的外国侵略者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外国考察队打着修复寺庙的幌子买走了这些书籍，但实际上他们的规模都不大，只能是尽量多的往外带。我们都知道，沙漠的天气是很可怕的，稍有不慎就会有闪失。所以这么多考察队来到这里，我不太相信他们都能安然无恙地离开。最起码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存在即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坚信，这个传说有它的合理性，至于是否真实存在，这个有待我们考证。我个人也希望这是真的。”
记者又问：“这次行动有外国专家的介入，可以说是影响巨大，为什么寻找佛经外国专家也会来呢？”
“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也好，艺术也好，是让世界都顶礼膜拜的呀！尤其是古典书籍，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直接写照。2010年的时候，宋版的《玄都宝藏》其中的一页，仅仅就一页呀，价值四十多万。这个是天价。这些古代的书籍不管是从文物价值还是从文化价值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次科考行动在国际上都已经做好了宣传，目的是向世界宣示佛经的真正归属在中国。但是由于我们的资金、设备、人员都有限，也缺乏在沙漠中展开类似工作的经验。所以一些国家就派出了他们相关的技术人员来协助我们。”
“这些专家都是来自哪里的呢？”
“有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我转过身来说：“看来这下热闹了。”从超市出来，韩笑问：“四哥，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回去和他们商量一下接下来怎么办？”
“嗯，国家已经派科考队介入，我们也就不能插手了。”回到宾馆，等大家陆续到齐后，我对他们讲了一下电视上面看到的情况。韩光挠了挠头说：“既然国家都派专人来了，那我们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了。”刚子喝了一口水，抹抹嘴：“那咱们先回秦皇岛？”科考队无论是队员、设备、经验都比我们强出百倍，我们留在这里也是无用，想了想，我也决定先回秦皇岛吧。
但是回去之前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得把这四张羊皮残卷和复原图交给专家组。这东西在他们手里才会凸显它们存在的价值。
当即决定，由我和三光还有大力三人负责将图交付专家组，其余的人订好车票，准备返程。
路上，我们先是通过114查询到当地电视台的电话。随后，我们从电视台那里打听到了专家组下榻的酒店。夜幕渐渐暗了下来，我们来到了这家酒店。由于天色渐昏，酒店大堂已经亮起了华丽的灯光，炫彩非常。
这时，几个熟悉的身影从正中的旋转门进来了，为首的正是那个电视上露面的曹教授。我们迎面走过去，准备对曹教授讲明来意。没想到这个时候，曹教授的手机竟然响了。他接通后随即神情变得很紧张，他屏退身边跟着的人，然后紧张兮兮地走到了休息区一处偏僻的角落低声说：“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我们三人见情况不对，便装做闲人似的坐在了休息区临近他的位置，侧耳倾听。
曹教授的语气近乎哀求：“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好好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现在真的没有线索，我们今天在沙漠里吹了一天的风……喂？喂？”看得出来，对方没等他说完就挂断了。曹教授将手机放回兜里，眉头紧锁，全然不像刚进来时那么意气风发了。
我的眼神冲外一瞟，三光、大力我们几人走出酒店。
出了酒店门口，我们站在大理石铺就的台阶上，望着穿流如织的行人车辆。
大力双臂环抱在胸前，眉头微蹙说道：“看来，曹教授也信不过了。”
“的确，看他的样子明显是受人要挟。他最后那句话也点明了是跟佛经有关。”见我思索没有说话，三光问道：“佳亮，下一步作何打算？”
“先回宾馆，这件事得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返回宾馆，对大家说明了情况，刚订好的车票也退了。张印说道：“照这么看的话，我们只能是按照这四张羊皮残卷和三光复原的地图找线索了。”崔力升拿起那几张图说：“这几张图最晚不过清末民初，周围的环境早就变了，恐怕这张图也帮不了我们什么。”
“未必。”我手里拿着一支笔转动着，然后伏在茶几上指给大家看，“你们来看，正中央的这张图就是藏宝之地。周围是沙漠，重要的是看这里，有一个‘凸’字形的图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标。”大家凑过来，的确，这个“凸”很小，由于年代久远，墨色褪去了许多，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李海东盯了半天，嗫嚅了一句：“这不会是一座城吧？”我们听了这句话，都按图索骥似的在敦煌市的旅游地图上搜寻与之位置相似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大佐伸出一根手指在地图上面圈出了一个范围：“应该是这片范围内，从市中心到阳关镇的途中。”金锁盯着地图，看着大佐画出的范围说：“照这么看，只可能是敦煌古城了！”
“好，明天找个向导，我们去敦煌古城转一转！”大家议定。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距离市区二十多公里开外的敦煌古城。刚下车，迎面就围上来了一群人，纷纷叫着：“你们要导游吗？”
“敦煌古城、月牙泉、鸣沙山、莫高窟，我都熟！”……一群人叽叽喳喳吵嚷不休。
我看了一眼三光，三光会意，拍拍手问：“我问一下，谁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我是！”
“哎，我也是！”……童萱萱走过来问我：“这些都是黑导游，难道你要雇这样的导游？”
“我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想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地方，必须找他们！”我看着这群人。
三光看了几个自称当地人的，摇摇头说：“不行不行，太年轻了，有没有岁数大一点的？”
“你想要多大岁数的？”
“呃，六十往上吧……”有个年轻人大概是看不惯三光挑肥拣瘦了，喊了一句：“那你去找老付吧！”
“老付是谁？”
“呶，就往西边走不远，看到那座沙丘了吗？那附近有片绿植，老付是个羊倌儿，见天儿在那放羊，你去看看吧。”年轻人没好气地说。
我们来到那片沙丘，隔着老远就听到了羊叫，此起彼伏的，还有好大的一股骚味。转过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只的绵羊，身体端正，毛色发亮，少说也有三五十只的样子。一个人仰面坐在沙地上，一个硕大的斗笠盖在他的脸上，他背靠着一棵碗口粗细的树，正闭目养神，一支又细又长的鞭子被他抱在怀里。绿洲的面积不是很大，一眼就能望到头儿，说是绿洲，只有一泓快要干涸的湖水和稀稀拉拉的青草。由于气候恶劣，青草开始泛黄了。大概是找不到可口的食物，这群羊叫声不绝。
我们走上前去，推推羊倌儿。这个人懒懒地应了一声：“嗯……”然后慢慢地抬起手来掀开斗笠。这时我们才看清这人的容貌：由于长年的风吹日晒，他的皮肤呈紫棠色，与花白的山羊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皮肤干裂粗糙，手上的指甲又厚又长。形容枯瘦，颧骨高耸，眼窝很深。老人看看我们，问道：“啥事？”
“大爷，我们是来旅游的，想请你做我们的导游。”韩笑记者出身，为人谦和，说出的话比我们耐听得多。
老人“嘿嘿”一笑，露出了满口的黄牙：“谁叫你们来的？”徐明高伸手一指：“呶，就那边那群年轻人。”老人叹了口气，扶着树干吃力地站起身来：“唉，这群小王八蛋，行，走吧。”说着，拍拍屁股蛋子，背着手把鞭子别在腰间。“大爷，您的羊……”老人摆摆手：“没事，丢不了。”我们听罢跟了上去。老人笑道：“你们可真行，找到我，你们知道我当一次导游得多少钱吗？”既然他们都是黑导游，我和朋友也都自然有了心理准备，就算是漫天要价，大不了就一两千，为了找到佛经，这也算是小钱了。韩光身为智行公司的副总，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的，他说道：“您开个价！”老人摇摇手：“这大漠里的人都知道，我老付不要钱，只要求你们办一件事。”
“什么事？”
“希望你们能在三天之内，每个人都在沙漠里种一棵树。”我们愣了一下，老付这算是什么要求？不要钱，只让大家每个人种一棵树，这样的条件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
看着我们诧异的样子，老付弯下腰从沙漠里抓起了一把沙子说：“我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片沙漠中，我不忍心看着自己的故乡成这个样子。算是我求求各位，帮我一个忙，让这片沙漠有点儿生机行吗？”望着眼前这位朴实的老人，我们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了。放眼四望，沙漠之中除了阵阵风吟和漠漠黄沙，再无其他。蓦地，我忽然觉得这位老人仿佛是牧羊的苏武，同样在塞外，同样牧羊，一个思念故土，一个热爱家乡。沙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是全球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多少权贵都懒得去碰触的问题，一个老人，却出于对故土的眷念，主动要求大家去这么做。
韩光看了看我们大家，然后他拨通了那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号码：“喂，薛总，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数分钟之后，他挂断了电话，说：“付老，我们是秦皇岛市智行公司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我们老总联系到了中国的爱心公益事业基金会，我们会满足您这个愿望的。用不了多久，这里，这里，还有这里，都会是绿树成荫的！”老付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激动，他的嘴唇翕动，却始终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我……我……谢谢……谢谢！”他双手合十，抖动着。
三光站在我身边，端详着老付对我说：“梁师傅为了传承中华武术，钱大爷为了保卫国家，现在这位付老又是为了自己的家乡……这些老一辈的老人是我们年轻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啊！”我也感慨说：“的确，现在咱们这些年轻人，除了上班、玩、养家糊口、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一些传统文化都已经摒弃了，和老人们比起来，我们什么都不是呀！”随后，我们买票进入了古城之中。奇怪的是付老没有买票，只是招了招手，检票员就热情地叫了一声：“付大爷！”居然就放行了。
付老随后对我们解释：“当年修复古城的时候，我就参与其中。”然后他一边走一边给我们介绍，“敦煌古城一开始是在汉朝设立了敦煌郡治，当时位于党河中下游绿洲腹地。唐朝时立沙州、元朝时设立沙州路、明朝设立沙州卫，其城址一脉相沿，两千多年都没挪动过地方。”我们沿着路慢慢向前走，虽说此行是为了寻宝，可是置身于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之中，我们还是陶醉在其中。两千年，这里饱经战乱，四周的绿植渐渐荒芜。“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凝神闭目聆听，耳边仿佛还响起了阵阵的厮杀声。
我们绕过几处古建筑，问付老：“付老，您祖上就一直定居在这里吗？”
“是呀，小的时候听我爷爷对我讲过，说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我们家祖上因为戍边就迁来这里了，从此之后，世世代代都没有离开过。我要求你们种树，也是因为太爱这个地方了。”
“其实您不用担心，最近敦煌这个地方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吗？”我开始故意地引话题。付老呵呵笑道：“呵呵，你说的是敦煌藏经洞的佛经吧？这次的确规模不小，什么专家呀、外国人呀都卷进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刚子问：“敦煌佛经的事情是真的吗？”
“我哪里知道，要说传说吧，的确是有。小时候我爷爷说起过，说外国的科考队在大漠里失踪了，当时的政府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你也知道，那时候国民政府刚执政嘛，没经验哪！”付老的语气很哀叹。“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崔力升问。“我也记不清了，不过好像他们没有在敦煌附近，听说……是哪里来着，哦对，说是出了敦煌后，好像都进了新疆，接着人就莫名其妙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从古城回来，我查阅了一些关于经卷的资料——敦煌在中国的历史上书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十九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敦煌的莫高窟，这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圣地，几近销毁殆尽。有一天，一个道士云游至此——他就是王圆箓。他看到莫高窟残破衰败的样子，于心不忍，于是就在此间定居下来，延续香火。
同时，王道士攒下善男信女的香油钱，从道家的立场出发，修复和改造莫高窟。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在清理第16窟甬道时，只听见“轰隆”一声，窟壁塌陷，现出一个洞来。王道士好奇之余，进洞查看，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整个洞内密密麻麻的全是经卷，数目之大，超乎想象。从汉唐盛世一直到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几乎所有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书籍尽在此间。
王道士不敢怠慢，及时将这一消息上报。可惜那时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当地官吏贪污腐败，疏于勤政。此事上报之后，犹如泥牛入海。于是王道士赶紧和居住附近的豪绅商贾商议此事，希望有人可以出资，一来保护经卷，二来修葺庙宇。可这些商贾豪绅一个个面露难色，均不肯拿出这笔钱。
王道士无奈，只得命人封了藏经洞。时间一长，这事也就被人淡忘了。1907年3月16日，莫高窟迎来一位改变了它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参加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过敦煌。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报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从他的朋友洛克齐那里听到了莫高窟的情况，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书中，就将考察的地区扩大到甘肃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出发，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经过阳关，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湖南籍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蒋孝琬精通外语，为人却贪婪成性，与斯坦因不谋而合。
斯坦因初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后，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发掘。但不几天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到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斯坦因当即改变主意，动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斯坦因到来时，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但他仍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卷精美的写本，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决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归来。这期间，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并发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大量汉代简牍。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时，王道士也已化缘归来。由于前几天莫高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高窟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道士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
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接着，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常言“佛道一家亲”，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
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了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灵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
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打包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籍上市引起了列强的骚动。此后，法国、美国、日本、当时的沙俄等国家均派人前来莫高窟“考察”，借机掳走大批精美古籍。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五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这是我结合了多部资料总结出来的。诚然，王圆箓并非贪财之人，他只是身处世外的出家人，只是一心为了修葺庙宇，让莫高窟香火再续，只不过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国宝外流。我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而后拿给大家看。
三光看过后交给他人，回首问我：“付老的话你还记得吗？”
“嗯，经书可能不在敦煌。”我点了一支烟。
刚子说：“难道咱们真的要去新疆？”我站起来，不住地吸着烟。时间已经渐渐流逝，大家都静静地等着我拿主意，我吐出最后一口烟说：“三光、崔力升，咱们去一趟曹教授住的酒店，你们其他人暂时先等我的消息吧。”说完，我们三个就出了宾馆。
崔力升问道：“你们上次不是去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去？”三光见我健步如飞却不说话，就说出了我心中的所想：“佳亮现在没有主意，一步错就步步错。为了谨慎起见，只好先去看看曹教授那边有什么动静了。”崔力升明白了，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