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我太熟悉绝望,不知道如何希望……

——汤玛斯·戴克和汤玛斯·米德尔顿《诚实的娼妓》

正如她的律师预言的,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利奥诺拉·奎因被指控谋杀了丈夫。斯特莱克和罗宾接到电话后,开始关注网上新闻,这件事像繁殖的细菌一样,每分每秒都在扩散。十一点半,“太阳”网站出现一篇长文,题为“肉店训练出的山寨罗斯·韦斯特”。

记者们一直忙着收集奎因作为丈夫的不良记录的证据。他的频频失踪是为了跟其他女人私通,他作品的性爱主题被掰开揉碎,反复剖析。凯萨琳·肯特被挖了出来,受到记者的拦截采访和拍照,被定性为“奎因的红头发丰满情妇,情色小说作家”。

快到中午时,伊尔莎又给斯特莱克打来电话。

“她明天上法庭。”

“在哪儿?”

“伍德格林,十一点。我估计会从那儿直接去哈洛威。”

曾经有一段时间,斯特莱克跟母亲和露西住在离伦敦北部那所封闭女子监狱仅仅三分钟的一座房子里。

“我想见她。”

“可以试试,但我无法想像员警会让你靠近她,而且,科莫,我作为她的律师必须告诉你,看样子可能……”

“伊尔莎,现在我是她唯一的机会了。”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她讽刺地说。

“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斯特莱克听见她叹气。

“我也在为你考虑。你真的想跟员警对着……”

“她怎么样?”斯特莱克打断了她。

“不好,”伊尔莎说,“跟奥兰多分开简直要了她的命。”

那天下午不断有记者和认识奎因的人打来电话,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内部消息。伊莉莎白·塔塞尔在电话里的声音那么低沉沙哑,罗宾还以为是个男人。

“奥兰多在哪儿?”斯特莱克来接电话时,代理问道,似乎斯特莱克受托照料奎因家的所有成员,“她在谁那儿?”

“好像是跟邻居在一起。”斯特莱克听着她在电话里呼哧带喘的声音,说道。

“上帝啊,真是一团糟,”代理哑着嗓子说,“利奥诺拉……这么多年,兔子急了也咬人……真不敢相信……”

妮娜·拉塞尔斯的反应是明显松了口气,对此斯特莱克并不感到十分意外。谋杀案又退回到它合适的位置。它的阴影不再触及她,凶手不是她认识的人。

“他妻子确实有点像罗斯·韦斯特,是不是?”妮娜在电话里问他,他知道妮娜正盯着“太阳”网页,“除了是长头发。”

妮娜似乎在怜悯他。他没能破案。员警把他打败了。

“听我说,星期五我请了几个人过来,你想来吗?”

“对不起,来不了,”斯特莱克说,“要跟我弟弟一起吃饭。”

他知道妮娜认为他在说谎。他在说“我弟弟”前有一丝几乎不易察觉的迟疑,可能会被理解为停下来快速思考。斯特莱克不记得以前把阿尔说成是自己的弟弟。他很少谈论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那天傍晚,罗宾离开办公室前,把一杯茶放在正埋头研究奎因档案的斯特莱克面前。她几乎可以感觉到斯特莱克竭力掩饰的愤怒,怀疑这愤怒既针对安斯蒂斯,也针对他自己。

“还没有结束,”罗宾说,一边把围巾缠在脖子上,准备离开,“我们会证明不是她干的。”

以前有一次,在斯特莱克对自己的信心陷入低谷时,罗宾也用了复数代词“我们”。斯特莱克感谢这份道义支持,可是一种无能的感觉在干扰他的思绪。斯特莱克讨厌在案子周围徘徊,被迫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寻找线索、提示和情报。

那天夜里,他看奎因档案看到很晚,反复研究自己的调查记录,再次端详从手机里列印出的照片。欧文·奎因支离破碎的尸体似乎在寂静中向他发出信号,无声地呼吁公正和怜悯。有时,被害者身上带有凶手的资讯,如同硬塞在僵死的手中的记号。斯特莱克久久地盯着被烧焦和剖开的胸腔、紧紧缠住手腕和脚踝的绳索,和像火鸡一样被捆绑和掏空的身躯,可是他不管怎么使劲看,除了已经知道的,再也没法从照片上发现别的。最后,他关上所有的灯,上楼睡觉去了。

星期四上午,要到客户黑美人那些贵得离谱的离婚律师事务所去,在林肯菲尔兹,这令他暂时松了口气,内心喜忧参半。斯特莱克巴不得在无法调查奎因谋杀案时有点事情做做,但同时又感到自己是被骗过来参加面谈的。那个轻佻的弃妇对他说,她的律师想听斯特莱克亲口说说怎么收集到了她丈夫不忠的大量证据。在能坐下十二个人的锃亮的红木桌旁,斯特莱克坐在她身边,她不停地提到“科莫兰终于弄清”和“科莫兰亲眼看见的,对吗?”偶尔还碰碰他的手腕。斯特莱克看到那位温文尔雅的律师几乎毫不掩饰的不耐烦,推断让自己出席并不是律师的主意。不过,律师似乎无意加快办事进程,考虑到每小时五百多镑的收费,这也可以理解。

斯特莱克去上厕所时,查看一下手机,在缩略图上看到利奥诺拉被带进又带出格林伍德刑事法院的照片。她受到指控,被警车押走了。媒体摄影师到了不少,但没有公众人士疾呼偿还血债。大家并不认为她杀害了一个公众非常关心的人物。

他刚要重回会议室,罗宾发来一条短信:

可安排你进去看利奥诺拉,今晚六点如何?

太好了。他回复短信。

“我本来以为,”他刚一坐下,他那轻佻的客户就说,“科莫兰往证人席上一站就很有威慑力。”

斯特莱克已经给律师看了他一丝不苟编辑的笔记和照片,它们详细记录了贝内特先生的每一次地下交易,包括他想出售公寓,私藏那串祖母绿项链。斯特莱克的记录做得这么详尽,两个男人都认为他没必要亲自出庭,这使贝内特夫人大失所望。实际上,律师看到贝内特夫人这么依赖侦探,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怨恨。他无疑希望这位富有的弃妇的轻轻爱抚和卖弄风情,最好是冲着穿定制的细条纹西服、头发斑白的他去的,而不是这个看上去像职业拳击手的瘸男人。

离开了那个空气稀薄的环境,斯特莱克松了口气,乘地铁返回办公室,很高兴在自己房间里脱掉西装。想到很快就能摆脱这个案子,拿到数额不菲的支票,他就满心欢喜,当初他就是为了支票才接下案子的。现在他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哈洛威那个瘦弱的、头发花白的五十岁女人身上了,在他路上买的那份《标准晚报》第二版上,利奥诺拉被吹捧为“性情胆怯的作家妻子,实为剁肉刀高手”。

“她的律师高兴了吧?”罗宾看到他又回到办公室,问道。

“可以理解。”斯特莱克说,盯着罗宾放在她小桌上的小型闪光圣诞树。树上装饰着小彩球和LED灯。

“怎么回事?”他简短地问。

“耶诞节呀,”罗宾说,淡淡一笑,但并无歉意,“我本来打算昨天摆上的,可是利奥诺拉被指控后,我就没有什么过节的心思了。不过,我帮你约了六点钟去看她。需要带上你的带照片的身份证……”

“干得不错,谢谢。”

“——给你买了三明治,我想你可能愿意看看这个,”她说,“迈克尔·范克特接受采访,讲了奎因的事。”

她递给斯特莱克一包乳酪泡菜三明治和一份《泰晤士报》,登有采访的那页专门折了一下。斯特莱克坐在会放屁的皮沙发上,边吃边看。那篇文章配了一张合成的照片,左边是范克特站在一栋伊莉莎白一世时期风格的乡村别墅前。照片是从下往上拍的,他的脑袋看上去不像平常那样大得不成比例。右边是奎因,戴着那顶插着羽毛的软呢帽,怪模怪样,眼神桀骜不驯,正在一个像是小帐篷的地方对着稀稀拉拉的听众讲话。

作者就范克特和奎因曾彼此相熟,并被认为才华相当这件事大做文章。

如今很少有人记得奎因那部突破性的作品《霍巴特的罪恶》,但范克特仍盛赞它是奎因所谓神奇野兽派的杰出代表作品。众所周知,范克特是个记仇的人,但我们谈论奎因作品时他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大度。

“总是很有意思,经常被低估,”他说,“我怀疑未来的批评家会比我们同时代的人更加善待他。”

考虑到二十五年前,范克特的第一任妻子埃尔斯佩思·科尔在读了一篇对她处女作小说的仿作之后自杀,范克特的这种出人意料的大度更令人惊讶。人们普遍认为,那篇揶揄之作的作者是范克特的亲密朋友和同道叛逆作家:已故的欧文·奎因。

“人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成熟的——这是岁月给你的补偿,因为怒气也耗尽了。我在最近的一部小说里,把我对埃丽之死的许多情绪都放下了,这部小说可以看作自传,虽然……”

接下来的两段斯特莱克跳过了,那似乎是在推销范克特的下一部作品,他从赫然出现“暴力”一词的地方继续往下看。

很难相信坐在我面前这位穿花呢外套的范克特,就是当年那个自封的文学朋克,他早期创作的那些别出心裁、充斥着无端暴力的作品,毁誉参半。

“如果格林厄姆·格林是对的,”批评家哈威·博多这样评论范克特的第一部小说,“作家的心里需要有一块冰,那么迈克尔·范克特无疑拥有很多块冰。读着《贝拉前沿》中的强暴场景,忍不住就会想像这个年轻人的内脏一定是冰做的。实际上,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看《贝拉前沿》这部绝对十分出色和新颖的作品。第一种可能是范克特先生写了一部特别成熟的处女作,没有像一般的新手那样容易把自己植入英雄或反派角色。我们可能会为它的怪诞或道德观而摇头叹气,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它的文采和艺术性。第二种可能则更令人不安,范克特先生或许并不拥有装冰块的器官,他这个不可思议的非人故事跟他自己的内心状况是相符的。时间——以及今后的作品——会告诉我们答案。”

范克特出生于河湾,是一个未婚护士的唯一儿子。他母亲仍居住在他从小长大的那座房子里。

“她在那里过得很开心,”范克特说,“她有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在熟悉的环境中如鱼得水。”

他自己的家则远远不是河湾的一座排屋。我们的谈话是在一间长长的会客室进行的,满眼都是高档的迈森瓷器和奥布松地毯,窗外俯瞰着恩泽府开阔的庭园。

“这都是我妻子挑选的,”范克特不以为然地说,“我的艺术品位完全不同,只对庭园感兴趣。”房子旁边有一条大沟渠,准备打上混凝土地基,在上面放一个复仇女神的锈蚀金属塑像,他笑着说那是“冲动购买……复仇谋杀者……一件非常有力的作品。我妻子深恶痛绝。”

不知怎的,我们又回到采访开始时的话题:欧文·奎因令人发指的惨死。

“我到现在还没接受欧文被谋杀了,”范克特轻声说,“我像大多数作家一样,通过写作来弄清我对某一话题的感受。这是我们诠释世界、了解世界的方式。”

难道这意味着他会把奎因被害一事写成小说?

“我已经能听到人们在指责我品位低下和趁火打劫,”范克特笑着说,“我敢说,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出现痛失友情、最后一次交谈、解释和弥补的机会等等主题,但欧文的谋杀案已经变成了小说——是他自己写的。”

他是少数几个读过那本臭名昭著的书的人之一,书中似乎设计了这起谋杀案。

“我是在奎因尸体被发现的那天读到它的。当时我的出版商特别急着让我读——因为里面写到了我嘛。”虽然书里可能把他描述得很不堪,但他似乎真的没往心里去。“我没兴趣请律师。我强烈反对审查制度。”

从文学方面看,他认为这本书怎么样?

“它是纳博科夫所说的癫狂的杰作,”他微笑着回答,“在适当的时候,可能会有出版这本书的理由,谁知道呢?”

他肯定是在开玩笑吧?

“凭什么不应该出版?”范克特问,“艺术理应提供刺激,仅按这个标准,《家蚕》出色地完成了职责。是啊,凭什么不能出版呢?”这位文学朋克在他伊莉莎白一世风格的豪宅里这样问道。

“由迈克尔·范克特写前言?”我提议道。

“比这更离奇的事也发生过,”迈克尔·范克特咧嘴笑着说,“比这离奇得多。”

“万能的上帝。”斯特莱克喃喃地说,把《泰晤士报》扔在罗宾桌上,差点砸到那棵圣诞树。

“你看到了吗?他声称是在你发现奎因尸体那天才读到《家蚕》的。”

“是啊。”斯特莱克说。

“他在说谎。”罗宾说。

“我们认为他在说谎。”斯特莱克纠正她。

斯特莱克恪守着不再打计程车浪费钱的决定,可是雪还在下,就乘上二十九路公共汽车,在逐渐加深的暮色中穿行。车往北开,带着斯特莱克在新铺的砾石路上走了二十分钟。在汉普斯特德路上走来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身边跟着一个哭闹不止的小男孩。斯特莱克凭第六感猜测他们三人去的是同一个地方,果然,他和女人都起身在金顿路站下车,就在哈洛威女子监狱荒凉的墙外。

“你就要看见妈妈了。”女人对小男孩说,斯特莱克猜想那是她的外孙,尽管她看上去刚四十出头。

监狱周围是光秃秃的树和路旁草坪,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若不是那蓝色和白色的政府权威标志,以及便于警车通过的深嵌墙内的十六英尺高大门,这里可能会被看作一所红砖大学机构。斯特莱克加入探视者的人流,其中有些带着孩子,那些孩子拼命想在路边没被踏过的雪堆上踩出脚印。队伍缓缓地通过水泥已经磨损的赤褐色围墙,通过在十二月寒风中变成大雪球的吊篮。探视者大多是女人,斯特莱克在那些男人中显得鹤立鸡群,他不仅身材魁梧,而且看上去没有被生活打击得呆滞和麻木。一个有许多文身的年轻人走在他前面,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每走一步都微微踉跄。斯特莱克在战地医院看见过神经受损的病人,但他估计此人并未遭受过迫击炮的袭击。

负责检查身份证的壮硕女狱卒看了看他的驾驶证,然后抬头盯着他。

“我知道你是谁。”她眼神犀利地说。

斯特莱克猜想,是不是安斯蒂斯吩咐,如果斯特莱克来探视利奥诺拉就通知他。似乎有这种可能。

他故意去得早了些,不想浪费规定与客户见面的每一分钟。有了这份远见,他得以在儿童慈善机构开的访客中心喝一杯咖啡。屋里很明亮,气氛几乎可以说是欢乐的,许多孩子像老朋友似的问候那些大卡车和泰迪熊。跟斯特莱克一起下车的那个憔悴女人没精打采地注视着男孩在斯特莱克的大脚边玩一个机器人,男孩把斯特莱克当成了一尊庞大的塑像(底西福涅,复仇女神……)。

六点整,他被叫进探视者大厅。脚步声在光亮的地板上发出回声。大厅十分空旷,回响着金属和钥匙碰撞声,以及模糊的说话声,墙壁是混凝土砌块的,但犯人们画的色彩绚丽的壁画多少缓和了这里的空旷。大厅中央有一张低矮的、无法挪动的小桌,两边的塑胶椅也是固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犯人和访客之间的接触,防止传递违禁物。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哭喊。狱卒站在墙边注视着。斯特莱克只跟男犯人打过交道,感到这个地方非常别扭。孩子们盯着面容憔悴的母亲,被啃过的手指不停地摆动、抽搐,隐约显露出精神疾病的迹象,服药过量、昏昏欲睡的女人蜷缩在塑胶椅中……跟他熟悉的男子监狱完全不同。

利奥诺拉坐在那里,样子瘦小而脆弱,见到他时露出可怜巴巴的喜悦。她穿着自己的衣服,一套宽松的运动衫和长裤,使她显得更瘦弱了。

“奥兰多来过了。”利奥诺拉说。她眼睛很红,斯特莱克知道她哭了很长时间。“她不愿离开我。他们把她拽走了。都不肯让我哄哄她。”

她本来应该表现出愤怒和抗议,斯特莱克却开始听到对制度的逆来顺受。四十八个小时,使她懂得自己已经彻底失去力量和对所有事情的掌控。

“利奥诺拉,我们需要谈谈那张信用卡帐单。”

“我从来没拿过那张卡,”她说,苍白的嘴唇在颤抖,“一直在欧文那儿,我从没拿过,除非有时需要去超市。他总是给我现金。”

斯特莱克想起她当初来找他就是因为没有钱用。

“我们家的财产都归欧文管,他喜欢那样,可是他又很粗心,从来不去核对帐单和银行结算单,总是随随便便地往书房一扔。我经常对他说:‘你得核对一下,可能有人会骗你。’但他总是不在意。他把什么都拿给奥兰多画画,所以那上面有奥兰多的画……”

“别管那张画了。肯定有除了你和欧文之外的什么人接触过那张信用卡。我们把几个人过一遍,好吗?”

“好吧。”利奥诺拉被吓住了,喃喃地说。

“伊莉莎白·塔塞尔监督过塔尔加斯路那座房子的装修,对吗?是怎么支付的?她复制了你们的信用卡吗?”

“没有。”利奥诺拉说。

“你能肯定?”

“是的,能肯定,我们提出给她信用卡,她说从欧文的下一笔版税里扣更方便,因为欧文随时都能拿到版税。他的书在芬兰卖得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喜欢他的……”

“你想想,伊莉莎白·塔塞尔有没有哪一次修理那座房子用了信用卡?”

“没有,”她摇摇头说,“从来没有。”

“好吧,”斯特莱克说,“你能不能记得——仔细想想——欧文有没有在罗珀·查德用信用卡支付过什么?”

他惊讶地听见利奥诺拉说:“有过,但不是在罗珀·查德。”

“当时他们都在那儿。我也去了。好像……大概……是两年前吧?也许没那么久……出版界的盛大宴会,在多尔贾斯特。他们把我和欧文跟所有的小字辈安排在一桌。丹尼尔·查德和杰瑞·瓦德格拉夫都不在我们周围。反正,当时有个无声拍卖会,你知道的,你把你的投标写下来……”

“是的,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斯特莱克说,竭力克制不耐烦。

“是为某个作家慈善机构募捐,想把作家从监狱里救出来。欧文投标在一座别墅宾馆住一星期,他中标了,要在餐桌上提交自己的信用卡资讯。出版公司的几个年轻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负责收钱。欧文把卡给了那个姑娘。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欧文喝醉了,”她说,恢复一点以前的愠怒,“他为此付了八百英镑,为了显摆,假装自己跟别人一样能挣钱。”

“他把信用卡交给出版公司的一个姑娘,”斯特莱克问道,“那姑娘是当场在餐桌上记下资讯,还是……”

“她那台小机器失灵了,”利奥诺拉说,“她就把卡拿走又送了回来。”

“当时还有其他你认识的人吗?”

“迈克尔·范克特跟他的出版商在一起,”她说,“在房间的另一头。那时候他还没有转到罗珀·查德。”

“他和欧文说话了吗?”

“不太可能。”她说。

“好吧,那么——”斯特莱克迟疑着,他们此前还没有谈过凯萨琳·肯特的存在。

“他的女友随时都能拿到卡,是不是?”利奥诺拉似乎知道他的想法,说道。

“你知道她?”斯特莱克不动声色地问。

“员警说了一些,”利奥诺拉回答,表情淡漠,“外面总是有人。他就那德行。在他的写作课上勾搭她们。我以前没少骂他。他们说他是——他们说他是——他是被捆绑着……”

她又哭了起来。

“我知道准是个女人干的。欧文就喜欢那样。能让他兴奋。”

“在员警提到凯萨琳·肯特之前,你知不知道她?”

“我有一次在欧文的短信上看到她的名字,但欧文说什么事也没有。说她只是他的一个学生。他总是那么说。对我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离开我和奥兰多。”

她抬起瘦削、颤抖的手,从过时的眼镜下面擦了擦眼泪。

“但你从没见过凯萨琳·肯特,直到那天她上门来说她姐姐死了?”

“那就是她?”利奥诺拉问,抽抽鼻子,用袖口擦擦眼睛,“很胖,是不是?没错,她随时都能拿到欧文的信用卡资讯,不是吗?趁他睡蚕369着时从他的钱夹里拿出来。”

斯特莱克知道,他很难找到并询问凯萨琳·肯特了。他相信,为了躲避媒体的关注,这个女人肯定已经逃离那套公寓。

“凶手用那张卡买的东西,”他改变策略,“是在网上订的。你家里没有电脑吧?”

“欧文从来不喜欢电脑,更喜欢他那台旧打字……”

“你从网上买过东西吗?”

“买过。”她回答,斯特莱克的心微微一沉。他本来希望利奥诺拉是那种近乎传说中的物种:电脑盲。

“你在哪儿买的?”

“艾德娜家,她让我借她的电脑给奥兰多订一套彩笔当生日礼物,那样我就不用去市中心了。”利奥诺拉说。

毫无疑问,员警很快就会把好心肠的艾德娜的电脑没收,拆得七零八落。

邻桌一个脑袋剃光、嘴唇刺青的女犯人,因为狱卒警告她坐在椅子上别动,突然朝狱卒嚷嚷起来。女犯人满嘴脏话,狱卒冲过来,利奥诺拉吓得缩到一边。

“利奥诺拉,还有最后一件事,”斯特莱克大声说,因为旁边桌上的吵嚷达到了高潮,“在欧文五号出走之前,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打算离开?”

“没有,”她说,“当然没有。”

邻桌的女犯人在劝解下逐渐平静。来探视她的那个女人跟她有一样的刺青,只是不像她那么凶巴巴的,但狱卒走开时,她朝狱卒竖起中指。

“你能不能想起欧文说过或做过什么,暗示他打算离开一段时间呢?”斯特莱克追问,利奥诺拉用猫头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邻桌的女犯人。

“什么?”她注意力不集中地说,“没有——他从来不说——不告诉我——总是抬腿就走……他每次走之前为什么不能说声再见呢?”

她哭了起来,一只瘦削的手捂住嘴巴。

“如果他们把我一直关在监狱,渡渡可怎么办呢?”她哭着问斯特莱克,“艾德娜不可能照顾她一辈子。艾德娜管不了她。渡渡没把顽皮猴带来,但给我画了几张画,”斯特莱克一时摸不着头脑,后来断定说的是他去他们家时看见奥兰多怀里抱着的那只毛绒猩猩,“如果他们把我一直关在这儿……”

“我会把你弄出去的。”斯特莱克充满信心地说,其实心里并不是那么有底。可是让利奥诺拉有一线希望,支撑她度过接下来的二十四个小时,又有什么关系呢?

时间到了。斯特莱克离开大厅,没有再回头,他暗自纳闷,人老珠黄、性情乖戾的五十岁的利奥诺拉,拖着一个痴呆女儿,过着一种无望的生活,她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激起了他的这股怒火,这份斩钉截铁的决心……答案很简单:因为不是她干的。因为她是无辜的。

在最近八个月里,客户源源不断地推开印着他名字的雕花玻璃门,找他的理由惊人地相似。因为他们需要一位元密探,一个武器,一种方式,帮他们重新调整某种平衡,或摆脱一些烦人的关系。他们是想寻求利益,觉得自己应该得到弥补或赔偿。归根到底,他们想要更多的钱。

而利奥诺拉之所以找他,是想让丈夫回家。这是一个源自疲惫和爱的简单愿望,即便不是为了出轨的奎因,也是为了想念爸爸的女儿。就因为她的愿望这么单纯,斯特莱克觉得有责任竭尽全力去帮助她。

来到监狱外面,寒冷空气的气味似乎不一样了。斯特莱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置身于服从命令是日常生活基础的环境中了。他脚步沉重地拄着拐杖,朝公共汽车站走去,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

三个坐在车厢后排、戴着驯鹿角发箍的年轻女人在唱歌:

They say it\'sun realistic,but I believe in you SaintNick……

他们说这不真实,但我信你是圣尼克……

该死的耶诞节,斯特莱克想,烦躁地记起要给几个外甥和教子买礼物,而他们的年龄他总是一个也不记得。

汽车在泥泞和积雪中呻吟着前进。斯特莱克模模糊糊地看见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布满水汽的窗外闪烁。他心里想着冤屈和谋杀,一脸的怒气,不用说话就使那些想坐到他旁边的人打消了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