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可能犯错，先生；如果您承认这点，就没必要再道歉了。
——威廉·康格里夫《老光棍》
第二天，星期日的报纸在客观评价欧文·奎因的生平及作品，和报导他那惊悚而野蛮的遇害方式之间，挣扎着寻找某种体面的平衡。
“文学界的一个小人物，偶尔引人关注，最近沦落到自我模仿的地步，一直在同行中间黯然逊色，但始终另辟蹊径，特立独行。”《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头版这样写道，并暗示后面还有更令人激动的内容：一个虐待狂的计划：详见第十到十一版。在一张肯尼斯·哈利威尔的小照片旁边，写着：书和写书人：文学杀手，详见第三版文化专栏。
“据说那本尚未出版的书诱发了他的遇害，这样的传言已蔓延到伦敦文学圈外，”《观察者》这样告诉读者，“若不是为了保持品位，罗珀·查德肯定立刻就能有一本畅销书。”
怪癖作家在性游戏中被开膛，《星期日人民报》这样宣称。
斯特莱克从妮娜·拉塞尔斯那儿回家的路上，把每种报纸都买了一份，抱着这么多报纸，拄着拐杖走在积雪的人行道上，真是步履维艰。他挣扎着朝丹麦街走去时，突然想到不应该给自己增加这么多负担，万一前一天晚上那个想要伤害他的人再次出现呢？还好，他没有看见那人的身影。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一边吃薯条，一边翻看那些新闻报导，谢天谢地，假肢终于又卸下来了。
透过媒体的失真镜头来审视事实，特别能刺激他的想像力。最后，斯特莱克读完《世界新闻》上卡尔佩帕的那篇文章（“据知情人士证实，奎因喜欢被其妻捆绑，但其妻不承认知道怪癖作家去了他们家的另一处房子”），把报纸从床上划拉到地上，伸手去拿床边的笔记本，草草写下第二天的备忘录。他没有在那些任务或问题旁边添加安斯蒂斯的姓名缩写，但在“书店男子”和“迈·范采访何时拍摄？”
后面都加了个大写字母“R”。然后他给罗宾发了短信，叫她明天上班路上提防一个穿黑大衣的高个子女人，如果发现她在，就不要进入丹麦街。
第二天，罗宾从地铁走过来的那点路上，没看见符合这番描述的人。她九点钟来到办公室，发现斯特莱克坐在她的办公桌旁，用着她的电脑。
“早上好。外面没有疯子吧？”
“没有。”罗宾说，把大衣挂了起来。
“马修怎么样？”
“很好。”罗宾没说实话。
他们因为她开车送斯特莱克去德文郡而吵了一架，吵架的余波像烟味一样附着在她身上。在开车返回克拉彭的路上，他们不停地辩论、争吵，罗宾因为哭泣和睡眠不足，到现在眼睛还是肿的。
“他也不容易，”斯特莱克嘟囔道，仍然蹙眉看着显示器，“他母亲的葬礼。”
R是罗宾名字的首写字母。
“嗯。”罗宾说，走过去把水壶灌满，她觉得有点恼火，斯特莱克今天竟然同情马修了，而她巴不得别人一口咬定马修是个不可理喻的笨蛋。
“你在找什么？”她问，把一杯茶放在斯特莱克的肘边，他嘟囔一句表示感谢。
“想弄清迈克尔·范克特的采访是什么时候拍的，”他说，“他上个星期六晚上上电视了。”
“我看了那期节目。”罗宾说。
“我也看了。”斯特莱克说。
“傲慢的蠢货。”罗宾说着，在仿皮沙发上坐下来，不知何故，她坐下时没有发出放屁的声音。斯特莱克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太重了吧。
“他谈论已故的妻子时，你注意到什么蹊跷之处吗？”斯特莱克问。
“鳄鱼的眼泪有点过分，”罗宾说，“他刚说过爱情是虚幻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堆废话。”
斯特莱克又看了她一眼。她白皙、精致的皮肤似乎饱受情绪激动的折磨，红肿的眼睛更能说明问题。斯特莱克猜想，她对迈克尔·范克特的敌意，应该换一个也许更该骂的物件。
“认为他装腔作势，是吗？”斯特莱克问，“我也这么想。”
他看了手表一眼。
“半小时后卡洛琳·英格尔斯要来。”
“她和丈夫不是和解了吗？”
“消息过时啦。她想见我，因为周末在丈夫手机里发现了一条短信。所以，”斯特莱克说，从桌旁站起身，“需要你去弄清那个采访是什么时候拍的，我呢，去翻翻案情记录，这样我就会显得还没忘记她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还要跟奎因的编辑一起吃午饭。”
“我得到一点新消息，是关于凯萨琳·肯特公寓外的诊所如何处置医疗垃圾的。”罗宾说。
“接着说。”斯特莱克说。
“有一家专业公司每星期二过来收集。我跟他们联系过了，”罗宾说，斯特莱克听到她的叹气声，便知道她的询问以失败告终，“他们没有注意到星期二凶案之后收集的几袋垃圾有什么异样或反常。我想，”她说，“如果一个袋子里有人体内脏，他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告诉我，一般都是棉签和针头什么的，而且都是用专用袋密封的。”
“不过也需要查查清楚，”斯特莱克鼓励她道，“这是好侦探的做法——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如果你能冒雪出去，还有另一件事需要做呢。”
“我喜欢出去，”罗宾说，立刻高兴起来，“什么事？”
“派特尼书店的那个人自认为八号那天见过奎因，”斯特莱克说，“他现在该度假回来了。”
“没问题。”罗宾说。
这个周末，她没有机会跟马修商量斯特莱克希望训练她侦察能力的事。葬礼前说这个不合适，而在星期六晚上吵架之后，这个话题似乎只能刺激对方，甚至火上浇油。今天，她特别渴望走到大街上，去侦察，去调查，然后回家把自己做的事原原本本告诉马修。马修需要坦诚，那么她就坦诚以待。
那天上午，迟暮的金发美女卡洛琳·英格尔斯在斯特莱克办公室待了一小时。她泪眼婆娑但意志坚决地离开之后，罗宾给斯特莱克带来了消息。
“对范克特的那次采访是十一月七号拍的，”罗宾说，“我给BBC打了电话。花了好长时间，最后终于打通了。”
“七号，”斯特莱克沉吟着，“那是星期天。是在哪儿拍的？”
“节目组去了他在丘马格纳的别墅，”罗宾说，“你看采访时注意到了什么让你这么感兴趣？”
“你再看一遍，”斯特莱克说，“试试YouTube上能不能看到。真奇怪你当时竟没发现。”
这话刺痛了罗宾，她想起当时马修坐在身边，盘问她四号公路的那起车祸。
“我要换衣服去辛普森了，”斯特莱克说，“我们把门锁上，一起出发，好吗？”
四十分钟后，他们在地铁站分手，罗宾直奔派特尼的布里德灵顿书店，斯特莱克要去斯特兰德的餐馆，他打算走着去。
“最近打车花钱太多了。”他粗声粗气地对罗宾说，不愿告诉她星期五晚上他被困在那辆丰田陆地巡洋舰里，花了多少钱才摆脱了困境。“时间有的是。”
斯特莱克离开时，罗宾看着他的背影，魁梧的身体拄着拐杖，腿瘸得厉害。罗宾和三个兄弟一起长大，童年时的观察使她有一种异常敏锐的洞察力，能看出男性对于女性表露的关怀经常产生逆反心理，但是她担心斯特莱克的膝盖支撑不了多久，恐怕再过几天他就彻底无法行动了。
差不多快到午饭时间了，在开往滑铁卢的列车里，两个女人坐在罗宾对面大声聊天，膝盖间放着大包小包的耶诞节物品。地铁的地面又湿又脏，又一次充斥着潮衣服和人体的气味。罗宾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都试着在手机上看迈克尔·范克特的采访片段，但始终没有看到。
布里德灵顿书店位于派特尼的干道上，古色古香的玻璃窗，从上到下堆满五花八门的新书和二手书，全都横着放。随着铃铛的轻响，罗宾迈过门槛，步入一种温馨的、散发着淡淡霉味的氛围。书架里塞满横放的书，一直堆到天花板，两把梯子斜靠在书架上。屋里亮着几个灯泡，灯泡悬得很低，斯特莱克如果在肯定会撞到脑袋。
“早上好！”一位年迈的绅士穿着一件过大的花呢夹克衫，从一间玻璃门已不平整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几乎可以听见他的关节在吱嘎作响。他走近时，罗宾闻到一股浓浓的体味。
她已经准备好简单的问话，便立刻向他询问店里有没有欧文·奎因的书。
“哈！哈！”他会意地说，“我想，不用问为什么大家突然对他感兴趣！”
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男人，离群索居、不谙世事，他领着罗宾往书店的里面走，不等罗宾提问，便自顾自地大讲特讲奎因的写作风格和他越来越差的可读性。只认识不到两秒钟，他就似乎断定罗宾想买一本奎因的书只是因为奎因最近被害了。虽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罗宾还是感到恼火。
“你这儿有《巴尔扎克兄弟》吗？”她问。
“看来你知道得蛮多，不光想要《家蚕》，”店主说，用衰老的双手挪动梯子，“我已经接待了三位元年轻记者，都想要那本书。”
“记者上这儿来做什么？”罗宾假装不解地问，店主开始往梯子上爬，旧粗革皮鞋上方露出一截深黄色的袜子。
“奎因先生遇害前不久到这里来过，”老人说，打量着罗宾头顶约六英尺上方的那些书脊，“《巴尔扎克兄弟》，《巴尔扎克兄弟》……应该就在这儿……天哪，天哪，我肯定有一本的……”
“他真的来过这儿，来过你的店里？”罗宾问。
“没错。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我特别崇拜约瑟夫·诺斯，他俩有一次同时出现在干草艺术节的活动上。”
他从梯子上下来，每跨一步双脚都在发颤。罗宾真担心他会摔倒。
“我查查电脑，”他说，重重地喘着气，“我这里肯定有一本《巴尔扎克兄弟》。”
罗宾跟着他，心想，如果老人那次见到欧文·奎因是八十年代中期，那么他再次认出奎因的可信程度就要打问号了。
“我想你不会不注意到他的，”罗宾说，“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提洛尔大衣，看上去非常显眼。”
“他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老人说，看着一台早期麦金塔经典款电脑的显示器，罗宾估计这台机器已有二十年历史：粗笨的米黄色大键盘像一颗颗太妃糖。“你凑近了看就会发现，他的眼睛一只褐色、一只蓝色。估计员警会对我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感到惊讶。我战争年代在情报部门干过。”
他看着罗宾，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我没说错，我们确实有一本——二手的。这边来。”
他踢踢踏踏地朝一个乱糟糟的、堆满书的箱子走去。
“那对员警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情报呢。”罗宾跟在他身后说。
“那还用说，”老人得意地说，“死亡时间。没错，我可以向他们保证，他八号那天还活着。”
“我想，你大概不记得他进来想买什么书吧？”罗宾轻声笑一下问道，“我真想知道他读些什么。”
“噢，记得，记得，”店主立刻说道，“他买了三本小说：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约书亚·菲里斯的《无名者》和……第三本我不记得了……他告诉我，他打算出门散散心，需要读点东西。我们谈论了数位出版现象——他对电子阅读设备的容忍度比我强……好像就在这里。”他嘟囔着在箱子里翻找。罗宾也心不在焉地帮着一起搜寻。
“八号，”罗宾说，“你凭什么这么肯定是八号呢？”
她想，在这光线昏暗、散发霉味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把一天天日子过混了的。
“那天是星期一，”店主说，“有个愉快的小插曲，谈到约瑟夫·诺斯，奎因对他有一些非常美好的记忆。”
罗宾仍然不明白他凭什么确信那个星期一就是八号，但没等她继续追问，店主就得意地大喊一声，从箱子底部抽出一本平装本的旧书。
“找到了，找到了。我就知道店里有嘛。”
“我对日期永远记不清，”他们拿着战利品返回收银台时，罗宾言不由衷地说，“既然来了，顺便问一句，你这儿有约瑟夫·诺斯的书吗？”
“只有过一本，”老人说，“《朝着路标》。对，我知道店里有，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书之一……”
说着，他又一次朝梯子走去。
“我总是把日期搞混。”罗宾面对再次显露的深黄色袜子，顽强地继续说道。
“许多人都是这样，”店主得意地说，“但我最擅长推断事情的前后次序，哈哈。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一，因为我总是在星期一买新鲜牛奶，那天我刚买了牛奶回来，奎因先生就进了店门。”
罗宾等着店主在她头顶上方的书架上搜索。
“我向员警解释说，我之所以能确定那个星期一是几号，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去我的朋友查理斯家了，我几乎每个星期一都要去他家，我清楚地记得我跟查理斯说了欧文·奎因到我店里的事，并且还谈到那天五个圣公会主教叛逃到罗马的事。查理斯是圣公会教堂的非神职牧师。他对此感触很深。”
“明白了。”罗宾说，暗自计划查一查主教叛逃的日期。老人找到诺斯的书，正慢慢从梯子上下来。
“没错，我还记得，”店主热情勃发地说道，“查理斯给我看了几张精彩的照片，是德国施玛律卡登一夜之间出现的大坑。战争期间我就驻扎在施玛律卡登附近。没错……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说起奎因光临小店的时候，我的朋友打断了我——他对作家没什么兴趣——‘你当年不是在施玛律卡登吗？’他说，”此时，瘦弱的、骨节突出的双手在收银台上忙碌，“然后告诉我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弧坑……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非凡的照片……”记忆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他得意洋洋地说，把装着两本书的一个牛皮纸袋递给罗宾，接过她的十英镑钞票。”
“我记得那个大坑。”罗宾说，这又是一句谎话。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一边按了几个键，一边认真地点了点找回的零钱，“没错，找到了……施玛律卡登……真是惊人，凭空出现那么大的一个坑。”
“可是，”罗宾说着，抬起头来看着他，“那发生在十一月一号，不是八号。”
老人眨了眨眼睛。
“不对，就是八号。”他说，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弄错而格外斩钉截铁。
“可是你看，”罗宾说，把手机的小荧幕拿给他看，店主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仔细看着，“你清楚地记得是在同一次聊天里谈到欧文·奎因光临小店和那个大坑的？”
“可能弄错了。”他嘟囔道，不知是指《卫报》网站、他自己，还是罗宾。他把手机塞还给罗宾。
“您不记得……”
“还要买别的吗？”他慌乱地大声说，“那就请慢走，再见。”
罗宾看出一位以自我为中心的老头受到冒犯时的那份倔强，便随着铃铛的一声轻响离开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