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门、克拉玛依、川东会战，反右、大跃进、插红旗……首度出征的将军部长如同风里踩浪，颠簸跌坠，忽热忽冷。
◆毛泽东问：情况怎么样了？
◆余秋里十分尴尬：主席，情况不妙！
301医院。高干病房。
首长那天从抢救手术室被推出来进病房已经十几天了。今天是拆线的日子。女院长和专家们都来了，大家一起在期待奇迹的出现——
夫人带着女儿也来了。首长的秘书和管理员也来了。
一个多小时后，首长头上的原先绑着的纱布被解下。医生说，首长的手术伤口愈合得还算好。
“我爸爸能醒得来吗？都十几天了……”女儿晓红挽着妈妈的胳膊，看着床头安详躺着的父亲，眼泪都快涌出了。
妈妈没有说话，只是用一只手紧紧抓住床头的铁拦，显然她不想让女儿和周围的人看到她内心的焦虑与痛苦。她目不转丁地看着床头直挺挺躺着的丈夫，轻轻对女儿说了声：“来，帮你爸换个姿势。”
秘书和管理员赶紧上前帮着一起给首长翻了个身。
女院长和专家将首长的秘书和管理员叫到一边悄悄说：看来首长要恢复知觉的希望十分渺茫……
这话被首长的女儿听到。“你们不能就这样下结论！我爸他能醒来！他能！他……”晓红说着已是泪流满面。
一旁的老夫人身子微微一颤，如果不是双手抓住床头的铁杆，她会被这眼睁睁的事实击倒的。她与床头的丈夫相依为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她不相信铁骨铮铮的“老头子”就这样倒下后再不能起来。永不相信。
在她的记忆中，他是座钢铁垒成的山，纵然用机枪、大炮扫射，或者就是炸弹狂轰烂炸，他也垮不了的。
刘素阁第一次见到余秋里，就有这种印象。
那次见面有些被人硬拉强扯的味道。200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已是78岁高龄的刘素阁老人非常清楚地对我说了她与余秋里的全部“恋爱经过”：我是河北定县的，十四五岁时参加了“八路”，在抗大二分校的附中。我们是走着到延安的，走了四个多月，天天要串过日本鬼子的碉堡城楼。很艰苦，也很危险，可那时我们一心向往延安，啥叫苦都不知道。后来抗大学习结束后我分到了冀察晋边区，在军区政治部当宣传干事。那时我很高傲，个头也高，比较出众（一定是婷婷玉立——笔者插话，刘素阁老人自豪地笑）。有人就开始打我主意了。有一次政委问我为什么不找对象，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找对象？那时部队首长多，当兵的女同志好像就该一定要嫁人似的。我没这么想，所以反倒被人觉得奇怪了。再有一点，我心里不想找那些老红军当自己的丈夫，我嫌他们是“红军老大粗”（刘素阁老人说到这儿又笑）。后来政治部的李贞部长来找我，她是女红军，解放后毛主席授予的第一个女将军。她要给我介绍对象，起初我也不同意，她就不停地磨我。没法，我说那就见见吧。李贞部长他们事先给我介绍了许多余秋里的情况，说他如何如何的好，是个年轻的老红军，打仗特勇敢，是功臣，还特意说少了只胳膊。我倒对这些没在意。有一次军区开各战区干部负责人会。领导们都住在山上，我们在山下。有一天开会的领导们休息，三三二二的在山头上闲聊。李贞就带我去“相亲”。余政委他自己不知道我在山脚下看他——那时他是旅政委。我站在山下往上二三米看，看到一个挺干练精瘦的人，一只衣袖空荡荡的。李贞问我怎么样。我没有回答。之后李贞又带我说去“串串门”。那是个下午，在一座窑洞里，有余秋里他们四五个人。余秋里第一次见我时笑咪咪地跟我说话，问了一下我好。我说“政委好。”就这么着我们算谈成了，当时他31岁，可我们俩人站在一起他显得个头挺小的，我一米六八，比他高似的。第二次我们见面是他主动来找我的。他们开的那个会议结束时，我们就结婚了，从认识到结婚才一个来月。结婚时我抱着一床被子就过去了，那被子是贺龙送的……
一个婷婷玉立、英姿飒爽的女八路与一个骁勇精干、一脸笑咪咪的年轻老红军就这样结合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在硝烟迷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在“女八路”妻子的眼里，丈夫始终是在整天忙碌工作，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一部摧不垮的机器。
现在，刘素阁看着直挺挺躺在床头的丈夫，千呼万唤不对她回音的丈夫，她从来没认为过丈夫是倒下了，她只觉得丈夫一辈子太累了，是太累了后才想彻彻底底休息才唤不醒他的。她更不相信丈夫没有向她交待任何一句话就这样向她告别……
不会的，他不会这样的。刘素阁喃喃地坐在床边，将手轻轻地放在布满刀痕的头颅上。她的手有些发颤：这是个什么样的头颅呵，长长的刀痕，一条又一条，脑壳骨上也是无数处不平起伏……妻子的手轻轻地移动在这些长长的刀痕和不平的颅骨间，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疼！疼死我了啊！青壮年时的丈夫，不时一次地蜷曲着身子、双手抱着头，在床上痛苦不堪的滚打着——那是又一次旧枪伤在发作。
在一场挣扎的大汗淋淋之后，丈夫有气无力地指着身上一块块战争留下的伤痕，告诉她那些惨烈而传奇的战争经历第一次头部受伤的经过……
“南征北战几十年，你都死里逃生了。这回你也应该过得了关的呀！醒醒吧，快醒醒，孩子们都想跟你唠唠壳，都想再听听你以前没时间讲的石油会战故事呀！”以前，刘素阁知道丈夫有忙不完的工作，而且都是国家大事，可现在有时间了，你咋就不说话了？啊，你醒醒，哪怕醒过来给孩子们说上一句话，说上一句你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大庆会战呀！
“妈妈，快看：爸爸的脸色出现变化了呀！”女儿突然惊叫起来。
病房内顿时一片兴奋：可不，数十天昏迷未醒的首长，此刻脸上的肤色出现一层红昙，像闷了多少话要说又一下说不出、吐不尽——他的整个身体和五官却依然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洁白的病床上……
有人说，植物人也会有知觉和感应的，尤其对亲人和特别熟悉人的声音会有反馈的知觉和感应。
首长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他们的全部希望所在。
“余秋里同志，情况怎么样啦？”毛泽东不知什么时候在余秋里的后面将他叫住，盯着这位上任一年零二个月的石油部长，不轻不重地问了句。
余秋里回头一看是毛泽东，心头“格噔”一下：要命！越想躲就越躲不过去。原先，他以为此次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看着毛泽东整天忙着收拾去年“大跃进”留下的一大堆问题顾不上过问石油工作，心里多少有些侥幸自己可以逃过一劫。现在看来完了！年轻的石油部长此刻叫苦不迭：毛泽东太厉害了！滴水不漏呵！
情况怎么样？遭透了！遭得不能再遭了！此刻的余秋里，恨不得掘个地洞钻钻！可这是豪华的上海滩最有名的宾馆，地面是铺设崭新的地毯，墙顶也是用的进口天花板，连房子的四壁都还用印花的布包着。此处无地洞，无洞之处可真苦了我们一生刚强好胜的余秋里。
情况确实遭透，比想像得还要够呛。
石油部新任部长知道毛泽东问的“情况”是什么，当然是川东石油的情况唠！余秋里一生没有闪失过，而这是唯一或者是让他最难堪的一次丢尽脸面的“遭遇战”。
脸面丢在他上任石油部长后求胜太心切，丢在他石油规律的陌生，也丢在川东地下情况“狗日的”太狡猾上！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余秋里个性和指挥风格上的问题，而这种个性与指挥风格其实也是他以往指挥战斗和后来能够在大庆、胜利、渤海湾为中国石油工业搞出“大名堂”的领导艺术特色之一。
少一只胳膊的将军部长到石油部上任后的初始，石油部机关的人对他并不看好。觉得这位大领导平时见人总是笑咪咪的，没半点儿威严。尤其是那次一般来说能立立自己形象的首次跟部机关上下干部职工们开的“见面会”，开得遭透了，尽讲些大道理，没劲儿。这不，那阵子李聚奎还没搬走，中央安排让他们俩人有一段时间的交接，说穿了就是让老部长“带带”新部长。
有工作人员还传言，这个新部长，“老土一个。”别人问怎么回事？有人就绘声绘色地讲道：他呀，来石油部的第一天，看到办公室自己坐的椅子是把转椅，便上前摆弄了一下，屁股坐上去后怎么也放不正坐位，便气冲冲地叫秘书搬走，随手他拉过一把木椅子，说我就坐这个好。屁股坐上木椅子后，双腿往上一盘，然后开心地笑了：还是木椅子好。瞧瞧，大部长连转椅子都不会享受。够土吧！
哈哈哈，够土够土！
“啥呀，除了土还够窝囊的！他连自己的办公室都不敢摆哩！”几个秘书见新部长来上班后竟然连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敢单独放，竟然像小学生似的坐在老部长李聚奎的同一张桌子的对面，整天捏了个本子，笑咪咪地听老部长讲这讲那。
“人家李部长是德高望众、身经百战的上将，他余秋里算啥？年纪轻轻，才是个中将！上将与中将，差个台阶哩！”有人逗新部长的秘书李晔。
个子矮短、像没吃饱过饭而造成发育不良的李晔，听到这样的话，眼睛一瞪：“你们知道个啥？”
嘿，还挺狠啊！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冲着李晔的背影，“嘻嘻哈哈”地嘲讽了他一顿。
最让机关同志们不能接受的是，这新部长竟然少了那么一只胳膊。虽然大伙儿知道他是在长征路上跟敌人英勇作战时被打残的，“独臂英雄”也让人尊敬。可英雄归英雄，英雄进敬老院我们还是敬重他，要让他来当我们的部长，而且是向地球要油的石油部长，那恐怕太差了点劲儿！有人说，找石油得有三头六臂的本事，他不但没三头六臂，比我们还少了那么一只胳膊！哉哉，唉——等着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再骂我们石油部“光花钱，不下蛋的落后部”吧！
又是一个部机关职工大会。又肯定是以前那一套老生常谈。唉，操那份心干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嘛！于是爱看小说的人掏出了小说，爱唠壳的聚在一堆唠壳，女同志规章干脆掏出毛线打衣服了……原本挺有档次的部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会场变成了一个毫无规矩、毫无约束的“恳谈会”了。
新部长轻言慢语地在台上砍。
干部职工“叽叽咋咋”地在台下砍。
上下一片砍。
新部长在台上砍啥？噢，他是在砍老部长李聚奎如何如何的有本事，如何如何的能打仗，如何如何的资格老。
这还用说嘛！分明是你这新生上任的中将部长自己心虚不如上将老部长呗！台上的“砍”渐渐变成了嘻笑、取笑和嘲笑声浪……这等场面，过了约两小时，突然台上传来一句话，这句话倒是让台上兴奋了一通：“休息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快乐的时间过去了。干部职工重新回到会场，正想继续刚才的“恳谈会”，当他们伸长脖子往台上望去时，发现了情况有些不对劲——
刚才还一脸笑咪咪的、身子儿陷在椅子中的矮短的新部长不见了！换成了一个高高站着的、满脸杀气的、怒颜冲顶的将军部长了！
“嘭！”一只铁拳从高高的空中砸向桌子，随着麦克风的扩音，震得整个俱乐部大房子“嗡嗡”回响，响得令所有在场的人以为是天要塌下来了！
怎么回事？
“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关于李聚奎同志的事，为啥？是被你们逼的！”拳头又一次重重地砸在了麦克风下的桌子上。“是啊，我知道你们有人瞧不起李聚奎，当然更瞧不起我余秋里嘞！是啊，有人说老革命打仗行，搞石油不行，连个啥叫透渗率、孔隙度都不懂。我是不懂，李聚奎同志也不怎么懂。可李聚奎同志懂的你们懂不懂？啊？！骄傲！我要告诉你们：骄傲，不是个好东西！说轻一点，不能进步，说重一点，盲目主观！再重一点，就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唯我独尊，那是要栽大跟头的！”
将军部长说到这儿，把嗓音拉到最高频率，然后又突然收住话语，一双具有子弹般穿透力的眼睛，扫向全场，扫向每一个角落。
台下顿时一片寂静，静得有位女同志打毛线的针掉在地上也把全场的人吓得心惊胆颤。
将军部长抬起右胳膊，端起茶杯，“咕嘟”喝下一口水，稍稍缓了下口气，但依然让台下的人听了记下了一辈子：“今天本来想讲讲石油生产问题，现在不讲了。但有两条在坐在每个人都要记住：一条是天然油与人造油两条腿走路的总是，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坚持以天然油为主，人造油为辅的方针。第二条是在勘探布局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毫不犹豫地向四川、东北、华北和苏北转移，选准一个地方，坚决打开局面！打开新局面！”
又是一个嗓音拉到最高频率后的停顿。
此刻台下的人早已看不到台上那人少了一只胳膊，在他们的眼里，他已是一头雄狮，一头可以气吞山河的雄狮！
所有的眼神在放光，所有的心随之震荡的麦克风声而震荡。
一双双久已期待的目光聚到台上，像被巨大的磁场所吸引，想走也走不了。
突然，台上的人将右手高高的举起，那手中是只大信封，印有“石油工业部”落款的大信封。
“现在我就讲讲机关作风问题。你们看清楚了，这是我们石油工业部的大信封，是为外国专家的事发往外交部的公函嘞！你们都看看——看看上面都是怎么写的！” 将军部长的右手往下一降，将信封放在桌前左右晃动了几遍。
台上顿时一阵骚动，前面的人伸张了脖子，他们看得清。后面的人着急了，干脆站起来，可还是看不清，于是有人就干脆涌到前排。
“怎么回事？信封上写的是啥呀？”有人焦急地问。
看清的人连连摆手：“丢丑！够丑的！”
“到底写的啥嘛？”没看到的人急得恨不得去抢那信封瞅。
“把外交部写成外郊部！”
“我的天哪！真给咱石油部丢脸的！谁他妈的写这混求！”
“看清了吧？外交部的‘交’，竟然写成了‘郊区’的‘郊’字！同志哥那，这是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公函呀！你们知道这是哪个部门写的吗？我告诉大家，这既不是机关食堂的炊事班同志写的，也不是看大门的老师傅写的，是我们堂堂石油部的教育司写的！”台上的话音未落，台下已是一片哗然。
“教育司长来了没有？”台上的声音压过台下所有的喧哗声。
台下有人卑微地应道：“司长请假了。”
将军部长又火了，“嚯”地站起，声音更高：“副司长呢？给我站起来！”
台下前二排中间，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同志低着头，摇晃了一下站了起来。
“顾德勤！”台上的人说这名字时，每个字中间大约都是用了零点一秒钟的间隔，这更加让人听了心惊肉跳。
顾德勤，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也是江西老表，与叫他名字的人是老乡，而且据说顾德勤当司务长那阵，其连长就是林彪，一句话，资格老着呢！然后昨天还“笑咪咪”的新部长，今天咋说厉害就厉害呀！
“到——部、部长。”看着这样一位老红军浑身哆嗦地站在那儿任凭奚落，石油部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着实开始领教了原来这位新到任的独臂将军部长的厉害啊！我在采访中，有人告诉我，那天会上许多司局长吓得都把头夹在双腿中间，生怕余秋里也像“克”顾德勤那样出丑自己。
但主席台上的人没有再把别人递遛出来，只是对着教育司的那只“外郊部”信封和顾德勤足足怒发冲冠了二十多分钟：“你们这样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像话吗？是像在为革命工作吗？啊？！瞧瞧你们，平时一个个牛啊，咱是石油部机关的，要知识有知识，要能力有能力，谁都不如你们。真是谁都不如你们吗？”麦克风里的声音又震得俱乐部四壁发颤。
“这样的工作作风，决不能再下去！一天也不能下去了！”好家伙，那留下的一只右胳膊力气真大哟！麦克风再一次被摔倒在桌子上，并且差点儿滚到地上。
还有那只右胳膊，一把抓住快要滚下去的麦克风，说：“所有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给我听着：今后，凡是石油部所属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出了事的，我就拿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是问！机关工作是干什么的？是一张报纸一杯茶水？那连王八都会干了嘛！这不行。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基层，是油田！是为基层和油田解决问题的。要下去！下到第一线，下到生产、生活的最前沿……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完全是军队一套。军队讲究严明的纪律，严明的任务，严明的责任。石油部长是将军，将军所带领的队伍必定是坚不可摧的钢铁队伍。更何况余秋里的作风是：铁的决心，铁的意志，铁的措施，铁的目标！
平时他对人总是笑咪咪，像阿弥陀佛一样的笑咪咪，但干起事来有人再这么认为，或者以为他余秋里好对付，那是死定了。他不把你皮扒了，也会让你浑身比扒了皮还难受。
这就是石油部新部长。一个机关作风乱哄哄的、唯一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让毛泽东很为生气的石油部新来的独臂将军部长。
不善，此人不善也！自老红军顾德勤被“克”后，石油部机关的作风和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上班赶点了，干活认真了——特别是送出去的文件和信封，至少得多看几遍。“如果再有人把外交部写成外郊部，我他妈的就拉着谁到余部长那儿去！”顾德勤胀着满脖子青筋，这样训斥自己的部下。
“顾司长，部长那天批你，你不恨他？”有人私下里悄悄问这位老红军。顾德勤一瞪眼：“恨啥？做错了事就该挨克嘛！这是我们军队的作风。余部长没撤我职就算便宜了我，我有啥恨他的？哎哎，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按余部长的做法，谁工作不负责任，谁就得像余秋里刮我胡子一样，连肥皂都打！你们听可要听清楚了！”
余秋里刮胡子——连肥皂都不打。这话就这么着传遍了石油部上上下下，而且在我今天上大庆油田、华北油田等等地方采访中深切地感受到这种作风至今依旧完好无损地被承传了下来。
那是什么年代？那是中国人饿肚子的年代，那是“苏修”领导人卡我们脖子的年代，那是美帝国主义拉着“蒋该死”不断挑衅我们的年代，还有南边的印度也在不安份里想在咬我们肉的年代。离开历史现状和背景说事，只是说明是一种浅显。
在毛泽东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心头，迅速让人民共和国崛起，是他们的全部心思。当然这种心思在昌后因为太急切而造成了指导方向与措施上的一些过头做法，但它的出发点和本意仍然令我们所有后人必须敬重。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一味指责老一代在五六十年代里那些激进的做法，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余秋里身为石油部长，他比最多深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领导对石油的关切。石油是国家工业经济的血液，国家越向前发展，石油的作用越加显现出来。
被四面封锁又随时必须应付战争考验的新中国，更是如此。
建国伊始的毛泽东对中国石油的建设所倾注的心思可谓一片苦心。就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起步时，毛泽东为了石油问题就找来地质学家李四光讨教：先生，你说我们中国真的像外国专家说的是个“贫油大国”？
李四光摇摇头，坚定地回答：主席，我们中国不是贫油国。我相信我们中华大地上也会有丰富的石油蕴藏在地底下，关键的问题是要进行调查和勘探出来。
一旁的周恩来听后十分高兴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们的地质部长是很乐观的，他多次这么对我们说，我想我们应该有信心在石油方面加强些力量和投入了。
毛泽东那天很兴奋，一定要请李四光在他的家里吃饭，而且又不止地说道：搞石油“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956年，在听说玉门油田开发取得不断进展、新疆地区发现新油田后，毛泽东约见石油部李聚奎部长和部长助理康世恩时又心切地说道：“美国人老讲我们中国的地层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油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们也给我们树点希望吧！”为此，毛泽东还在一次会议上，对分管工业的副总理陈云说，要给每个县配上一台钻机，不信在中国大地上钻不出石油来嘛！
就在1958年2月初的人大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石油部长不久，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工作会议。有名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在此次会议上确定的，从此中国走了一段近似疯狂的“大跃进”岁月。
据中国老资格政治家簿一波回忆讲：其实真正的“大跃进”是从1957年的农业战线开始的。而当全国的农村被鼓舞起来后，毛泽东便开始了工业“大跃进”的考虑。大办钢铁便是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受到强烈冲击和影响的第一波“沧海横流”。
“十五年内赶超英美！”这是多么豪迈的战斗口号和激动人心的目标啊！毛泽东看着冶金部送到他手上的一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再快一些》的报告，顿时心潮澎湃。因为那报告上有这要一段话：我国钢铁工业“基点三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万吨——1200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
“真是一首抒情诗！”毛泽东拍案叫好。他在这一年的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上这样赞赏冶金部部长的这一个报告。
中南海，怀仁堂。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此隆重举行。余秋里连石油部几位副部长、部长助理和司局长都还不是叫得上名时，他就被拉到此次党代会上与当时的“钢铁元帅”冶金部比擂。
“你去，还是你去。”部党组会议上，有关谁代表石油部在此次党的会议上发言的问题，引起了一点推让。副部长李人俊被一致推荐是发言人，可他本人坚决推让，并冲余秋里这样说。
余秋里笑嗬嗬地对这位曾经当过新四军供给部长、被刘少奇和陈毅同志称不“经济学家”的年轻英俊的副部长说：“同志们推荐你，可你让我去有什么理由呀？”
李人俊振振有词地：“第一，你是部长，发言有权威，我是副部长，人微言轻。第二，整个石油战线的职工都等着新部长来鼓劲，你这个时候出来说话正是好时机。第三，你和中央首长熟，你讲话他们听……”
余秋里听完摇头：“这些理由不充分，还是你去讲。”
李人俊：“这……”他还想说时，余秋里站起身，右胳膊一甩：“就这么定了。散会！”临出门时，又回头对李人俊说：“今晚你到我家里，我们一起聊聊怎么个讲法。”随后又张大嗓门：“哎哎，你们几位部长，也一起过去啊！”
北京东城交道口的秦老胡同。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几乎是石油战线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几乎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美的。
余秋里的家和几位副部长的家都在这条古老的胡同里，他们将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府第各自按所分配的房子住居切割成几片，既自成格局，又相互关联。余秋里是部长、又是中将，当然院子比别人家大一些。特别是他的那间会客室，三十多米宽敞。这是余秋里当石油部长后除上班到办公室和出差外，这儿是他最喜欢呆的地方，而几位助手也乐意上这儿与他纵论中国石油江山。副部长们喜欢上这儿，是因为这儿比部机关的部长会议室里要随便得多。“侃大山”嘛，侃到那儿算那儿，没那么多规矩。瞧瞧这独臂“巴顿将军”自己嘛，他也喜欢在这儿侃。在这儿，他可以不装模作样的拿部长架式。他可以把自己农民的本性毫无保留地发挥出来。他爱抽烟，一包包地扔在小桌子不仅自己一支连一支地抽，而且积极鼓励且手跟着自己学。他一上这儿，就“噌”上他那张木椅子，他不爱坐沙发，沙发让给年事较大的周文龙副部长坐。这周文龙年岁高，常常撑不住他们整休整休的“海阔天空”乱侃，容易听着听着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而且呼噜震天。每每此时，余秋里看着睡梦中流着口水啊拉子的周文龙时，就会哈哈大笑。震天的笑声会把周文龙惊醒。“什么事？什么事？你们、你们是不是又有新的决策了？”周文龙在梦中惊醒后总会这样问余秋里。这时的余秋里更高兴，亲自给周文龙点上一支烟，然后对秘书说：送周部长回家休息吧！
李人俊副部长不爱抽烟，他对烟味有些敏感。“这帮烟鬼！”实在受不了时，李人俊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侃大山侃得最晚，与余秋里侃得最投机的康世恩。余秋里欣赏康世恩的才思和滔滔不绝的话题，尤其是他对石油和石油地质知识。他们俩人的侃可以侃几小时、十几小时，如果不是白天工作和开会，他们可以侃几天几夜。
余、康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侃得最多、最深刻、也是最亲爱无间的。余秋里与康世恩侃时，可以把鞋子扔到前院的小天井里，袜子塞进自己的裤袋里，或者干脆随地一扔，不溜神还常常伸出手指去搓搓发庠的脚。这一套“程序”结束后，他便双腿盘坐在那张椅子上，瞪大眼睛，听人讲也自己讲。那情景令人倾情和难忘：你瞧，他认真时会将头和身子尽量的前倾着，一个字不漏地把康世恩倒出的石油知识和地质知识吸进自己的脑子里；他高兴时会从椅子上“噌”地跳下来，直用那只有力的右胳膊，敲打着康世恩：“好好，老康，就照你的意思办！”
康世恩呢，这位清华大学地质专业学生在未毕业时就参加了八路军，骨子时有点知识分子的性格。他对从里到外都透着将军气质的余秋里部长，也是特别的喜欢和喜爱，甚至有些崇拜。他喜欢余的雷厉风行，也欣赏余对出了问题后的那种雷霆万钧处理方法，更佩服他在决策时那种坚定果断和决策后为实现目标时所表现出的不达目标不罢休的锐气和战无不胜的作风。
我在采访一位在康世恩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他回忆说康世恩生前曾不止一次感慨地说：“没有余秋里，就没有我康世恩。”
康世恩说这话绝不是一种奉承，他是从心底里发出的一生感叹。
石油系统无人不知“余康”二人。“余康”二人在石油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配合和相互支持，以及彼此的互补，使他们承担的共同事业也变得完美。余和康俩人可称得上中国政坛楷模和中国经济战线的一面鲜艳旗帜。
中国石油工业因“余康”而光芒四射。共和国五十年前的经济历史，也因“余康”而光彩夺目。
现在我们回到余秋里让李人俊上中南海八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事。就三千来字，余秋里和李人俊整整折腾了五个晚上，而且也让康世恩等另外几个副部长一起讨论了好几回。石油部的人都知道，余秋里虽说没上过几天学，算后来抗大里学的时间加起来也只能算马马虎虎的“初中文化程度”吧，可他写起文件来呀，能把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都折腾死。为了一个字、一段话，他能让你推敲几天几夜。
“文件、决议可不是闹着玩的。不是像吃饭那样少一口多一口没关系，文件、决议可是关系到大局的事，少一个字、多一句话都不行。那会把路走歪的！”余秋里这样斩钉截铁地说。
我到大庆采访时在查阅当年大庆会战的《战报》时看到石油部关于学习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决议，全文只有四百个多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据说为这四百多个字，当年起草的宋惠同志有好几天没睡觉。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李人俊的此次发言，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上了“黑牌”的石油部来说，这既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改过自省”的一个机会，也是他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在自己系统内的一次亮相。但余秋里把机会让给了李人俊。
李人俊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啥怕的。你只要记住：我们石油部首先承认落后，但我们不甘落后。我们要毛主席面前保证：我们誓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赶上钢铁大王，他一吨钢，我们一吨油！”
一吨钢，一吨油，我们行吗？李人俊有些底气不足。这底气不足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钢铁大王”的冶金部已经现实了年产530万吨，而且他们在口号是要在 “十年之内赶超英国”，比毛泽东提出的“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赶上英国”还要提前了几年指标。
当然行嘛！他冶金部是人，我们石油部就不是人啦？他能搞一吨钢，我余秋里就不信我们搞不出一吨油来！他娘的，我们总有一天要掘穿地球，抱他几个大油田出来，让石油“哗啦哗啦”的涌！余秋里给李人俊打足气。
中南海的“打擂”开始了！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他们笑容满面地看着台下1360多名代表和列席代表。而台上代表们则被主席台上的领袖们一次又一次的赞喜目光调足了情绪。有关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南海“打擂”比赛，作家陈道阔作了如下描述，在此引以一用：
……河南、湖北、安徽的代表相继登上主席台，宣读发言稿。他们一个比一个精神抖擞，慷慨激昂。台下（见陈。大会战27、28页）
其实余秋里八大二次会议上出头露面，是有他深思熟虑。他是想日后在中央领导和那些打“擂台”的兄弟省长、兄弟部长面前打个出奇不意。这是军人惯用的手法。你嚷嚷时，我默不作声；你取小胜时，我依然默不作声。你欲取之大胜时，我则来它个惊天动地。这才叫英雄本色，将帅之气。
多少年过后，我们再看审视一下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时的形势，就会看到一个事实：这位独臂将军部长其实一上任就被推上了一匹飞跑的战马上。你不快跑是不行了的，你不飞奔也是不行了的，你只有豁出命乘势飞跑才行。
因为此刻的毛泽东主席正和第一代中国领导人一起在一种从此有过的建设共和国的激情中燃烧着。尤其是毛泽东，在经历了1957年农业战线的反冒进，经济形势出现比较好转，全国各地建设社会主义热情蓬勃高涨之后，毛泽东十分欣慰地指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49-351页）接一连二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使毛泽东更加以为有必要调整国家的经济建设步伐，“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功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而当以冶金部为“钢铁老大”的一断提升钢产量速度之后——原先十五年钢产量超过英国的指标在几个月后竟然在一些“烧”昏了头脑的人一再坚持和保证下，说“完全可以用更短时间”而且短到只需五年甚至两三年时间就可以赶上英国钢产量的影响下，毛泽东连续批评主管经济的周恩来、陈云、簿一波的“反冒进”和他们缺少朝气，太多暮气，使得全党对经济速度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一月，毛泽东把中央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叫到南宁开会。每天开会，一开就是过半夜，而且他在会议期间亲自起草了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能不承认一点，当时新中国接连完成了几个“政治革命”阶段之后，毛泽东大抓经济的思想和措施，确实给人耳目一新和鼓舞人心的感觉。这个月底，毛泽东从广州回到北京，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最高国务会议，集中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激情澎湃地说：“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酲来一样，在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见《毛泽东传》第781页）
伟大诗人毛泽东以其天才诗人的气质，把中国人的建设全都调动了起来，而他本人则在这种激情中更加热血沸腾。看看这一年毛泽东的行程，就会发现，毛泽东几乎将全部心血花在了调动全国的建设热情和推动国家大发展上：二月份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尚未结束，他就利用会议间隙跑到了济南，接着又到东北去调查。四天跑了四个城市。二月十八日他赶回北京，又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在京的中央委员、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119人叫到身边开会，这一天正是春节。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笑容满面地对他的属下高谈阔论道：今天的会就叫“团拜会”。一说到目前的生产高潮，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现在这个高潮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
三月四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飞往西安，下午到达成都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田家英和一些省市负责人及被毛泽东十分赞赏的冶金部部长王鹤寿等也被邀去开会。成都会议一开就是十八天，毛泽东先后作了六次重要讲话，而且在最后一次会议上特别说了下次中央会议要重点解决工业问题。毛泽东自己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毛泽东传》803页。
作为部长，余秋里虽然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对毛泽东和中央普遍关注的工业与工业经济速度的精神是非常清楚的。在毛泽东的“成都会议”开幕前一天，余秋里在北京六辅炕石油部大楼里的党组会议就开始了，而且开得同样热火朝天。此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确定石油部第二个五年计划战略重点的一次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在这次会议上解决了两个特别重要的思想：一是中国石油要以开发天然油为主攻方向，二是石油勘探向东部转移的思路。同时在全国确立了十个战略勘探区，除准噶尔、柴达木、河西走廊、四川、鄂尔多斯和克拉玛依外，要开辟5个新区，它们是松辽、苏北、山东、贵州及吐鲁番，其中松辽、苏北是重中之重。
“东风不亮西方亮。国家不是现在非常缺油吗？那我们就挑肥肉吃！哪儿有肥肉，就往那儿冲！”余秋里爱吃肥肉，所以用“挑肥肉吃”来鼓舞他的同事们。这让原先在石油系统占少数派的康世恩特别受鼓舞。
“余部长，我告诉啊，四川那儿有肥肉吃！”白天在部机关开完会，晚上康世恩没来得及进自己的家，就直奔余秋里的家。进门就往沙发上一坐，使手划脚地给新部长摆起“龙门阵”来：“你可不知道，那儿的油可是大有希望！去年春节，我上巴县石油沟，正好巴9井发生井喷，火柱从地底的一千多深直喷到地面近百米高，那气势大呵！”
余秋里像是真见了肥肉一样，张大了嘴巴问：“这么高啊！后来呢？这火天天这么烧啊？把它弄住都好！”
康世恩端起余秋里的茶杯，往自己的嘴里倒：“后来、后来正好我陪同苏联专家上那儿去了。可我们自己不懂呀，看了这冲天大火，又是高兴又是心疼，高兴的是看到了油，心疼的是大火把多少给烧掉了呀？可又不知怎么办？苏联专家阿鲁德热夫说，可以用空中爆炸灭火的办法制止油气。”
“空中爆炸？怎么个爆炸法？”身经百战的余秋里还是第一次听说，异常好奇地追问康世恩。
“就是把几百公斤的炸药吊到火柱的顶端，然后猛烈一爆，压住井口的油气，再用泥沙等物封住井口……”
“成功了吗？”
“成功了！”
“好嘛！哎，老康，现在那儿的情况怎么啦？”就在余秋里询问康世恩时，秘书匆匆从外屋进来报告：四川方便有捷报。
“快说快说！”余秋里“噌”的从木椅上跳下来，连鞋都没顾得穿。
秘书：“龙女寺2号井今天喷油，一天喷了60吨！”
“哈哈哈，老康，那儿真有油啊！”余秋里兴高采烈。
康世恩则忙着问秘书：“其它几口井的情况呢？”
秘书：“正在紧张施工之中。”
康世恩一听，脸上挂满胜利的期待，伸手抓起余秋里的烟盒，点上一支烟后，转身就出了门。
“哎哎，老康，你别走嘛！今晚我请你吃红烧肥嘛！”余秋里抬起右手想拉住他，却没拉住。
门口外，传来另一个声音：“让他走吧，肥肉留给我吃。”余秋里探头一看，是后院的胡耀邦同志进了他的门。
“哈哈，是我们的青年团书记啊！好，今天我请你吃红烧肉！”余秋里拉住胡耀邦就往厨房里走：“素阁，红烧肉做得怎么样了？”
吃完红烧肉，党组的会议继续开。那时，从上到下的会议特别多，会议也是工作嘛！毛泽东的工作就是主要靠会议来完成的。余秋里继承了毛泽东的某些风格。而此刻的四川方面也像是有意给新来的部长有意添喜，几天内捷报频传：继龙女寺2号井喷油后，12日南充3号井又见油喷，日产达300吨！16日，蓬莱1号井也出现喷油，日产100吨。三井所处三个构造，相距二百多公里，这意味着石油部上下盼望已久的“大油田”就在眼前出现啦！
“我们找到大油田啦！”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祖国万岁！”
石油部大楼里沸腾了！鞭炮和锣鼓齐鸣，震得四周居民跟着热闹了好几天。那时石油部还有一帮苏联专家，他们同样一个个欣喜若狂。因为在这之前一直没有帮中国人打出油来，很没有面子。这回四川频频报捷，苏联专家们总算一扫脸上的阴云，他们把康世恩硬去畅喝伏尔加酒。不胜酒力的康世恩灌得大醉，然后抬着他满街跑……
3月27日，正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在事先没有打招呼下，突然兴冲冲地赶到四川隆昌气矿视察，并且欣然题词：“四川大有希望！”
余秋里得知后，稍稍安排部里的工作后，立即与康世恩于4月初赶到四川的三个构造喷没现场。
这是余秋里上任石油部长后首次到石油勘探现场。当他看隆隆的机台和飞旋的钻机，尤其是仍在壮观喷油的景观，更是兴奋不已异。他从一个井台走到另一个井台，见什么便问什么，好像恨不得把钻井和勘探知识一下装进自己的脑海里。
“来来来，抽烟抽烟！”每到一个井台，余秋里便把头上的草帽往旁边一扔，不管脏不脏，一屁股就坐在工人的床铺上，毫无见外地盘起双腿，掏出口袋里的“中华烟”满屋子撒……
“这就是部长啊？”工人们用油呼呼的手一边吸着难得见到的“大中华”，一边窃窃私语。
“啥部长不部长的，到你们这儿，我就是小学生。你们可得给我好好讲讲这儿的油是怎么打出来的。讲好了，我再给你们抽中华烟。另外还有肥肉吃！”余秋里一番套近乎的话，说得工人和技术员心里热乎乎的。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给丘峦碧野的南充大地带来无限春意。
“立即通知各地的局长、厂长都上南充这儿开会！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如何集中兵力在四川这儿打个找油歼灭战！老康你说呢？”余秋里听完汇报和几天的现场学习调查，对康世恩说。
“我赞成。”康世恩早已求之不得，这四川的勘探工作是他近年花的最大心血，如今已见油了，下一步怎么把地下的储量搞清楚是关键，所以当余秋里部长提出要 “南充现场会”，便立即让随行的唐克司师向各地发出通知。
“老张啊，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等开会的代表来了，你要好好介绍介绍这儿的勘探情况，二是把伙食搞得像样点。”余秋里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张忠良吩咐。
“是首长！坚决完成任务！”张忠良把腰杆挺得直直的，向余秋里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余秋里瞅着非常满意，说：“我知道你是石油师的副师长，身经百战的红军老战士！哎，抽时间你给我讲讲你们石油师的情况，你们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支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的钢铁部队。中国石油的希望主要靠你们了。以后碰到最艰巨的任务，我可要用你们去冲锋陷阵去啊！”
“是。首长，只要你指向那里，我们就冲锋到那里！完成不好任务拿脑袋见你！”张忠良又一个军礼。
余秋里有些激动了，虽然自己也才脱几天军装，但他喜欢部队，更爱听这样的话。部队嘛就要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此刻他想起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那天找他谈话时曾吩咐他：找石油就像打仗一样。要把石油师用好，用在刀刃上。如果什么时候再需要部队，我负责给你！
毛泽东是军事家，是用兵如神的大军事家，在建设共和国时期，毛泽东作为领袖和统帅，仍经常喜欢用当年推翻蒋家皇朝和打日本鬼子的方法，使用军队和军队干部来参承担艰巨任务和特殊行业的战斗工作。他用独臂将军余秋里当石油部长，其本身就是和平建设中的一部分“军事艺术”。
余秋里来到石油部后，深知这支担负国家经济建设特殊任务的找油队伍，常年在野作战，既独立又分散，以一个机台或一个地质普查队为单位，如何有效组织和指挥这样的队伍，引起了余秋里深深的思考……
“我们的找油是以井队为生产单位，所以一切工作在于队井，一切跃进在于井队，各个地区工作做得好不好，也都集中反映在井队。所以，加强井队建设，是我们石油勘探能否取得成功和部、局工作意图能否获得顺利执行的关键。毛主席早就说过，红军之所以艰苦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的井队当然还有地质调查队，也应该把党支部建设好，每个井台都在有政治指导员，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南充会议上，余秋里以其军事政治家的真知灼见，提出了石油队伍建设的一个开创性思路。从此，中国石油部队有了“支部建在队上”和“指导员制度”，这是余秋里的创造发明，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光荣传统在石油队伍中的继承发扬。几十年来，中国石油队伍南征北战，石油部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但余秋里的“支部建在队上”和“指导员制度”从未更变过，即使在八十年代曾经出现工业部门统统取消“政治机关”的风潮与机构改革中，保留“政治部”编制的只有石油部。实践证明，像石油部这样执行特殊任务的经济工作战斗队，支部建在井队和政治指导员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一条使队伍取得胜利、队伍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余秋里的这一贡献影响着整个石油工业建设，也将继续影响石油工业发展。
然后，余秋里的更大贡献还在于他用其在革命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那种克敌制胜的娴熟的战争艺术，指挥了石油开发的战役。
“既然四川已见油，我们希望尽快的打到大油田。那么用什么办法？我看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像毛主席指挥打三大战役一样，打大会战是可以实现的！你们说呢？”余秋里挥起有力的右胳膊，询问部下。
那时的部下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从部队里来的指挥官，他们太熟悉打仗了，而且因为转业到石油战线，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熟悉而亲切的军事用语了。经将军部长这么一说，顿时一个个热血沸腾，仿佛又可以回到那个战火纷飞，杀它几百个回合的大决战了！
“行！我看行！”
“我们赞成部长的建议！”
“对头，要干，就痛痛快快的干！”
局长、厂长们个个摩拳擦掌。就连整天戴着宽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康世恩也把袖子一卷，高喊着说：“我看行！就打大会战！”
现在轮到余秋里笑嗬嗬了。突然，会议代表又见他脸色一变，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那张长条桌子上，近似吼着说：“好！现在我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川东石油会战成立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副组长张忠良、黄凯，参谋长唐克！”
“是！”康世恩和张忠良、黄凯，还有唐克，齐唰唰唰地站起来接受任务，并向余秋时敬军礼。
“新疆局的张文彬、玉门的焦力人，青海局的杨文彬，你们回去以后，要迅速组织最强的兵力，参加川中会战！”
“是！”张文彬、焦力人、杨文彬以同样的标准军礼接受将军部长的指令。他们都是无一例外的军人出身。张文彬，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57师政委，是他和师长张复振带领全师官兵于1952年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命令，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离休前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焦力人，1938年入党的“老延安”，离休前任石油部常务副部长；杨文彬也是位“老八路”，离休前为石油战线的领导者之一。
一群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将士们，以其军人的特有风格，以其排山倒海之势，拉开了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第一场会战序幕——
一时间，来自共和国几支石油主力部队的勘探队分别从玉门、新疆和青海的油田上挥师“天府之国”，余秋里与康世恩商量后，又作出在成立由张忠良为局长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基础上，再成立川中、川南两个矿务局，并调玉门石油管理局调来一名大员，名曰秦文彩，与四川有名的大地主刘文彩只差一个姓，但秦文彩是位地道的赤贫出身的革命者，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柴烟白塔，绿肥红瘦，嘉陵江畔的川中土地上，一百多台钻机，在七条地质构造上威武雄壮地摆开战阵。而康世恩对秦文彩下达的命令是：必须在已经见油的南充、蓬莱、龙女寺三个地质构造上迅速拿出20个关键井，作为整个会战前的勘探主攻任务。
“大油田、小油田，就看这20口井出油情况了！”康世恩雄心勃勃地说。
“可我觉得川东这样的地方，地质复杂，不遇如此大动干搞会战。最好再等等已经出油的几口井观察一下为妙。”年轻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李德生面对一群将士出身的军人指挥员摩拳擦掌的架势，提出了不同看法。
康世恩的眼睛一下瞪大了：“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挺着脖子，说：“我还是坚持等地质情况弄弄清楚再大干也不迟。”
康世恩一下火了：“不迟？你不迟我还觉得迟了！”然后问余秋里：“你是部长，你说呢？”
余秋里本来是坐着的，听康世恩一问，便“噌”地站起来，大步走到李德生面前，两只眼睛凶狠狠地盯住对方，声音是从鼻孔里出来的：“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是知识分子出身，哪见过这阵势？吓得直冒冷汗：“我、我是说不能蛮干，要干也得等地质资料都收集齐了才好决定怎么干嘛！”
“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看得出，将军部长是硬压着心头不满。
“这个我说不准，或许半年、、、也可能一年、两年……”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拳头猛地砸在桌子上：“扯蛋！等你资料收集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知道吗？油都喷到天上了，这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
李德生大汗淋淋。
康世恩在一旁对生产一线的干部们挥挥手：“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战场已经摆开，不能有任何动摇！”
俩位军人出身的指挥官深知决定了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就实现不了战役意图。
余秋里见川中战局已布置就绪，便对康世恩说：“老康，看来我们得抽出时间专门关注一下东北那边的事了。”
康世恩频频点头：“我也这么想。听说地质部那边已经有不了进展。”
余秋里一听有来劲了：“是嘛？既然这样，咱们也得赶紧动作！小平总书记不是指示我们千万要注意做好战略、战术和战役三者之间的关系嘛！川中会战可以说是我们今年争取拿出产量赶指标的战役，而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三个主力油田生产基地是我们只要采取有效的战术就能抓稳产的地方，东北松辽则是我们今后有可能搞到大油田的战略方向。与战术和战役相比，战略更对我们石油工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走，立即回北京研究松辽的问题！”
早期的找油，有点像瞎子捉迷藏的味道。浩浩九百六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千把台钻机，几万地质队伍就像天上撒下几粒芝麻粒儿，真可谓微不足道。但不管是瞎子捉迷藏，还是天女撒花似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自己脚下开出“哗哗”直冒的大油田，既是做梦也在想的愿望，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有便是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那会儿美帝国主义刚在朝鲜战场丢了面子后，仍不甘心，便不断借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残余势力，在我东南沿海进行捣乱和挑衅。毛泽东决意要给美国人和“老蒋”一点颜色看看，金门一带变得战局十分紧张。现代战争，特别是海战，舰船和大炮离不开用油。余秋里虽说已离开军队，但老帅和国防部的统帅们时不时地询问他：油找得怎么样了呀？这无疑给将军部长的他增添了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是石油部门的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是体会不到的。
余秋里承受的压力还在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大跃进”的政治压力。
“干脆，今年的钢铁产量比去年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嘛！”余秋里在川东刚刚安排好战局，欲求本年度力争完成好国家交付的年度石油计划，而毛泽东此时又在北京下达了这一新指标。
石油部长叫苦不迭：本来李人俊代表石油部党组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喊出的“一吨钢一吨油”还可能有点儿戏，这回毛泽东又把钢铁指标“翻一番”了，不等于要他余秋里命嘛！更严重的问题是，那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全民炼钢铁”狂潮，已经刮到连搞石油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打井找油的钻机与地质锤的地步了。
余秋里回到北京，见自己的石油部大院内烟雾迷漫，人声沸丁。一边是一群机关干部架着几口大铁锅说是在“炼钢”了，“原料”来自各家各户包括机关后勤处那儿搜集上来的一些破铜烂铁，甚至是做饭的锅、烧水的壶；一边是勘探司的人在后院搭着几台像食堂灶台一样的人造炼油炉……正是好不热闹！
“炼了多少钢水出来啦？”余秋里迷着眼，走到“炼钢”同志那儿问。
“炼钢”者绉绉眉头，踢了踢甩在一边的几块像马蹄形的铁块，胆怯地：“部长，就这么点儿，可我们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
余秋里又绉着眉头走到“人造油”炼场，问：“搞出几滴油了？”
炼油者提出一个铁桶，不好意思地：“部长，我们可没有马虎过，这玩艺它不怎么出油呀！”
余秋里脸色一板，站在大院内吼道：“你们听着，立即给我们把这些破破烂烂的玩儿统统扔了！有力气就给我使在找油上！以后谁再吃饱了撑着干这些玩儿，我就把你们赶到玉门、赶到青海去！”
石油部大院顿时重新变得静清和干净了。
但有一位干部被余秋里叫住：“鲍副主任，你躲什么呀？”
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被余秋里抓住了。这位老红军只好皮笑肉不笑地走到余秋里面前：“余部长，你有什么吩咐？”
余秋里瞅瞅四周没有人，便悄悄问道：“我上次让你种的小麦怎么样了？”
鲍建章瞪大眼睛：“你真让我种麦啊？”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你以为还是假的啊？”
鲍建章喃喃道：“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余秋里的空袖子一甩，扇出一阵风来：“谁跟你有闲心开玩笑！告诉你鲍建章：你不仅要给我种上几亩地，而且还要严格按照人家的先进经验，该怎么试肥，怎么中耕，怎么深翻，你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那个密植。别给我搞虚里马哈的。”
鲍建章一脸苦相地：“余部长，你到底想干啥呀？我弄不懂嘛！”
余秋里两眼盯着眼前的这位满身枪伤、走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战友，对天长叹一声：“我要是弄懂了还叫你种狗屁麦田嘛！楞什么？没听懂？那我就再告诉你：人家不是报纸上天天在说，人有多大胆，地就能产多少粮嘛？我倒要看看到底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粮食。我们不亲自实践一下，怎么可能知道到底能产多少粮嘛！”
原来如此。鲍建章恍然大悟。
“好，我立即组织人员去农场播种。然后再把收割的产量告诉你。”鲍建章终于认真起来了。
这就是余秋里的作风，什么事他不实践他不相信。实践了是熊是狗，你再要让指六为马就是砍他的头也做不到。
这事还真让余秋里碰上了。不久，有一次余秋里参加中央会议时，在休息的走廊里，冷不防有人在他身后叫住他：“余秋里！”他转过头一看：哟，是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正边聊边向他走过来。
“主席。”余秋里习惯地举起右手敬礼后上前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和蔼可亲中带着几分威严地说：“刚才我们几个在议论一件事。你说说，这个粮食高产，到底一亩能不能打一万斤呀？”
余秋里的心“格噔”了一下：这在当时要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可得有“艺术”，何况是在毛泽东面前。人民日报河南、山东等地放在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卫星上了头条新闻，有的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哩！你说怎么回答？但余秋里就是余秋里，他的心“格噔”一下之后，立即恢复了正常心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主席，我是庄稼地里长大的，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亩地能产一万斤的。”
毛泽东的眼角往上挑了一下，没有说话。倒是旁边的一位领导人对余秋里说：“你没见过，不等于产不出来。没一万斤，6000斤会有吧？”
“瞎扯！”余秋里心里骂了一句这位放卫星出名的领导。什么6000斤、10000斤的。余秋里是打仗出身的将军部长，在战斗上的每一次激战或者迂回战，都是与敌人你死我活的较量，因此他养成了干什么事不能掺半点假的作风。此刻他心想：一亩地能产多少粮，我余秋里知道，前面提到的他为啥让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那么认真去种麦子？余秋里要的就是看盾到底能不能产“万斤粮”。老红军鲍建章后来理解了部长的心思，于是在东郊和北郊两个农场分别种了两块麦地。北郊的那块麦地完全按照当时被一些地区吹得神乎其神的所有“革命技术”，又是深翻土地，又是狠施基肥，更是拼命的密植……可最后长出的麦穗像狗尾巴草似的可怜样儿，让人又气又好笑，不仅没有出现“万斤粮”的奇迹，而且几乎是种子粮斤都没有收回。东边的那块麦地是按照余秋里的指示，请了一位老农当顾问，按照农民通常的种植习惯，小麦长势硬是不错。收割时，余秋里亲自到场，命令颗粒归仓，最后过磅一称，991斤。“努把力，一千斤，甚至再多一点是有可能的。”那位老农事后对余秋里说。
余秋里干事就这么认真，蒙他或者让他对不了解的事胡说一通，杀他的头都难到做到。
换了平时，余秋里的脾气，真让那个信口雌黄的爱放卫星的领导早已争执起来了，但毛泽东在场，余秋里强压脾气，他像当年打仗回来向首长报告一样，极其认真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家祖辈种地，我知道一亩地能打几百斤粮，就已经不得了啦，要是一亩地收割一万斤，那农民的屋里哪放得下那么多粮嘛！”
毛泽东笑笑，不说话，低头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像下达命令似的对几位身边的领导同志说：“一万斤、六千斤也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田用铁丝网包围起来，再派上解放军站岗放哨，收割时也让解放军收割，然后过秆，一秆一杆的过镑，是一千就一千，是一万斤就一万斤！”
余秋里当时觉得毛泽东的做法对，要不谁都在那儿胡说八道的乱放卫星。但毛泽东这么严厉的措施没有人落实下去，而他本人是不是真想这么做也不得而知。有一点是知道的，他毛泽东此刻最想要的是把人民群众搞社会主义的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这热情后来确实也给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调动了起来，甚至几乎把整个中国都给烤糊了。
别人的事没法管。这时的余秋里想：自己部门尽快多搞点油出来比什么都强。
5月27日，在他主持下，石油部党组作出决定几项重大决策：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银川石油勘探局和贵州石油勘探局。这样，就全国的石油布局而言，基本实现了邓小平年初确定的战略转移目标。这其中后来对中国石油工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要算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成立。这是后话，现在我们跟着余秋里的目光一起关注四川的战场吧。
大将军余秋里给我们玩了一个战略家的游戏，他这回没上“天府之国”，而是搭上飞机去了西北那个人烟荒芜的西北玉门。将帅毕竟是将帅，在考虑战略时的高明之处终有其高屋建瓴的思维方式。四川方面刚刚布置完毕，千军万马调向“天府之国”时，余秋里的目光已经转到了西北几个正在担负国家石油生产主要任务的玉门和克拉玛依油田。
此时此刻，北京城里的毛泽东已经连续不停地向政治局的同志讲“破除迷信”的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著名一时的“插红旗拔白旗”的“反右倾”号召。
余秋里出北京前让暂时让秘书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精神材料放进了皮包，他现在的全部心思是渴望尽快地早一眼看到被朱德元帅称不“中国石油摇篮”的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在五十年代中期太出名了。几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玉门油田关爱有加。毛泽东、周恩来对玉门油田有过数次专门的运筹与谋划。1952年 2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道特殊命令——
……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业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这份充满激情和期望的命令下，五十七师8000名官兵在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的带领下，随即成建制地奔赴到了石油战线。“石油师”的光荣名字和光荣传统，几乎占据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主要光荣和历史。如今依然在北京健康生活着的原“石油师”政委张文彬老人，拿出一张几十年前他和战友们接受毛泽东主席改编命令时的老照片，十分自豪地给我板指头数着从“石油师”成长起来的部长级领导干部的名字：除他本人外，还有宋振明、陈烈民、李敬、秦文彩……而当时“石油师”的官兵基本上都分配到了玉门油田。那时的玉门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圣地”，吸引了大批优秀社会青年和支边人员前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首批进口的汽车、拖拉机、无缝钢管等大批设备器材，更是源源不断地运抵玉门……沉静几万万年的祁连山下，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向往和瞩目的地方。像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开国元勋先后到过玉门视察。1958年7月，余秋里上任不到5个月，在安定四川战局后，与康世恩等人来到了当时占全国产油51%的玉门油田。
将军部长第一眼看到玉门油田时就非常激动。行程的一路上问遍了康世恩无数问题。作为新中国接管玉门油田的“钦差大臣”，康世恩更是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向将军介绍了玉门的全部历史和现状——
玉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腰地带和山脚的戈壁滩上，西距玉门县100公里，东距酒泉市80多公里，海拔2500米。与万里长城西端终点的嘉峪关城楼遥相呼应。早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祖先就发现这里有石油。古文献《水经：河水注》记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有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为不可凝，燃之极明，与膏无异，但不可食……谓之石漆”。以后各朝代也都有石油的记载。清末名将左宗棠坐镇酒泉时，曾派人去玉门取油样送往法国化验，证明油质十分理想。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无法开采利用。到了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开山祖鼻翁文灏及他的弟子、“中国陆相生油论”创立者之一的谢家荣到甘肃玉门考察后，才真正开始了玉门石油的开采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翁文灏安排下，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的孙健初三次来到玉门考察石油。1937年 10月，孙健初在西北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引领下，从酒泉向西行进，相继在玉门县几个地方考察，结果在一条名曰“石油河”的老君庙一带见有几个农民在河里捞油。这让孙健初他们大喜，“玉门有油”，很快报到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这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一位与邓小平同龄同乡四川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这是北大首届地质专业毕业生，总共才有4名学生）、从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回国不久、年仅34岁的著名大地地质构造学家黄汲清（黄后来是大庆油田的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名列李四光之后）。瘦小的黄汲清一听“大胖子”孙健初的报告，欣喜若狂。因为他接手中央地质调查所后，所里捷报频传，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发现的挖掘工作刚刚完成，玉门又发现大油田，能不让这位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科学技术专业部门的年轻领导者高兴吗？黄汲清迅速将玉门的消息报告了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翁氏听后大喜，连忙向 “蒋总裁”报告。哪知此刻的“蒋总裁”根本没有功夫管这类事。“九一八”事件，弄得他焦头烂额。说蒋介石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一心就想投降，似乎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开始确实也想“娘稀匹”地跟日本人干一场，他甚至命令“外交部长”顾维钧想法争取内外力量与日本人“抗争一番”。顾外长接受任务后，在国际上到处找“朋友”联络，但“朋友”不够意思的占多数。顾维钧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内。那时东北三省吃紧后，关外的中国整个局面都出现了能源的严重紧缺。顾维钧甚至不得不亲自出现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了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一线希望。而顾的公司虽不乏财力，但却缺少技术，于是便来求取黄汲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存亡大事。黄汲清便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既然玉门见油花了，那就干吧！”史队长倒是个痛快人，说：“过去你先生想和我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给拔了，时不再来呀！”
于是黄、史二人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共同组成的混合普查勘探队再往玉门一带进行普查工作。
就这样，这年11月，孙健初带领队伍再次赴老君庙，并在冰天雪地里苦战六个月，全面彻底查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出油了！当“孙胖子”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他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啊！
这事也难住了远在南京主持调查所工作的黄汲清了。他急步跑到翁文灏那儿求助，翁对他说：“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一点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在失所望。对呀，有一个地方有钻机哎！黄汲清突然脑袋一拍，兴奋地跳起来：“我听严爽——（另一位地质学家，笔者注）说过，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另一回事！”
急脾气的黄汲清嗓门大了：“试试再说呗！”
“那我就试试吧。”翁文灏说。
几天后，翁文灏专门前往汉口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异议，同意拆迁。并指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具体办理，后由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亲自安排，陕甘宁边区的延长油矿派出钻井工程师等15名技术骨干，两台“顿钻”钻机，还包括两套锅炉和汽机、12根套管，还有钻头、钢丝绳等物资共30余吨，由武装的八路军一路护送，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玉门老君庙地区。钻机一到，工人们就日夜开始奋战起来，并于1939 年8月26日打出了第一口冒油的井。苦于为资源走投无路的国民政府上下大喜，连蒋介石都当众说：毛泽东也是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好事嘛！高兴之时，蒋介石还批准了经翁文灏提名的玉门油田领导级成，任命著名实业家孙越琦为总经理，严爽为玉门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玉门炼油厂厂长。这三人中，金开英后来到了台湾，成了“中国炼油第一人”。严爽成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开拓之一，而孙越琦则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值得人们尊敬的重要功臣。
“这么说，在我们石油工业史上，也有很精彩的一段国共合作历史啊！”余秋里听到这儿，不由舒心一笑。随后又问康世恩：“哎，说说当年你接管玉门油田时是啥情形嘛？”
康世恩深情地回忆道：经过解放前11年的建设，我们奉彭总司令之命，于1949年9月28日正式接收玉门油田。当时玉门的原油年产能力8万吨，炼油年加工能力10万吨的规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多、工艺技术最为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场。有职工4000多人，大部分人对石油勘探和开采及炼油技术颇为熟练。国民党政府对这块“肥肉”是不会轻易送给我们新中国的。在我们接管前夕，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马步芳对时任油矿经理的邹明不断施加压力和威胁，要求他做好破坏油矿的计划。邹明一想，这怎么行？玉门油田别说为国家和抗战作了多少不说，这真要把油田炸了，几千名职工咋个活法？他不干，于是决定团结广大员工进行护矿守矿。这个时候，我军在彭德怀大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加快前进。余部长你的老战友、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机械化装甲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9月 25日上午到达了矿区，才使玉门油矿免遭破坏。黄军长他们解放玉门油田的第三天，即9月28日，王震司令员就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并获得批准，我就奉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作了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
“那时你34岁对不对？”余秋里以欣赏的口吻问对康世恩说：“你算是我们新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领导干部之一了！”
康世恩推推眼镜，谦逊地：“不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余秋里有问不完的话题：“听说当时玉门有个‘四五事件’，是怎么回事？”
康世恩说，是，这是我接收玉门后碰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四五事件”说的是玉门油矿过去按照惯例，都是每月的第一天发工资。可是1949年4月这个月到了5日，工人们还没拿到工资，大伙儿一打听是油矿当局扣下了不发。工人们就火了，一批炼油工人闯进油矿办公室，怒打了当局一位代理经理，当时总经理邹明出差在上海。事后，有19名工人遭酒泉警备司令部逮捕，其中3人开除，4人判有期徒刑（在押）。“四五事件”就这么出来了。玉门一解放，我们接收油矿后，工人们就强烈要求重新处理这件事。我和军管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通过在全矿开展“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活动，并彻底为“四五事件”平了反，工人们的积极性异常高涨。油矿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越干越好。有一次矿上一时现金出现了周折困难，该到给工人发工资时，矿的钱一时拿不出那么多。这事被彭总知道了，他立即找来后勤部长黎化南问道：“你手里还有多少银元？”黎部长说：“总共只有5万元银元。”彭总说：“全部给玉门先送去！他们那儿着急要给工人发工资呢！”第二天，这些钱就送到了玉门。
康世恩说到此处，感慨地：“中国的石油，有彭总的一片苦心啊！”
余秋里深情地点点头：“彭总主管军队工作，他比谁都更清楚油的重要性。现代战争中坦克没油，大炮没油，战车没车，不等于等死嘛！有一次总理对我说过，说彭老总有一段时间每次见了他就催问油搞得怎么样了？总理被问急了，双手一推，说你这么着急要油，那你派部队的人去找油呀！这不，你我都是彭老总推荐来石油战线的，我们的负责不轻啊！”
踏上玉门油田的第一步，余秋里迎着席席西北高原的清风，心潮起伏。现在，他是来领略和指挥新中国最重要的油田开采新高潮的。
“这就是余部长啊？怎么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工人和干部们对新部长的到来，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位“少一只胳膊”的部长，所到一地，毫无官样，该说的该笑的，跟他们钻井工人没什么两样呀！至于吃的睡的，工人们是啥样，他“少一只胳膊”的人也啥样。有一回，“少一只胳膊”的人还提出要跟钻机工人上一天班。工人们哪好意思让“少一只胳膊”的人干一样的活嘛！于是提钻起钻时便将“少一只胳膊”的人挡在一边。“少一只胳膊”的人急了：“你们这是干啥？我又不是来吃闲饭的？”说着，就拔开人群，上前抓起钻杆就抬。工人发现这“少一只胳膊”的人力气一点也不比他们小喔！
“少一只胳膊”的人看到自己扛上的钻杆，顺着隆隆轰鸣的钻机徐徐下至千米的地心深心时，站在机台上“嗬嗬嗬”的笑个不停。
一个西北汉子悄悄上前握了握“少一只胳膊”人的那只右胳膊，不想被对方紧紧握住捏在手心里。“哎哟哟——”那西北汉子顿觉自己全身发酥。
“部长，你的一只手挺厉害的噢！”西北汉子涨红着脸，对“少一只胳膊”的人。
余秋里风趣地挥动右拳，说：“你可别小看我只有一只胳膊，打仗时我就靠它抬起机关枪哒哒哒的扫哩！”
从此西北油田上，大伙儿都知道他们的部长虽比别人少一只胳膊，但论力气还是蛮大的喔！
工人和干部们最欣赏他们部长的还是看他在开会时的那种神态：个头不高，站在那儿，却像铁塔那么实墩。说起话来，声音却像山庙里的铜钟，声一出，震天动地。再看他挥胳膊时的气势，比沙漠里刮起的沙尘暴还厉害！一切挡路绊脚的乱石，在他铁胳挥动之间，都会惊得满地乱滚，无地藏躲。要说他表扬你时，定叫你热血沸腾，斗志高昂百倍。他要批评你，那非令你浑身剌骨冒寒……
这就是余秋里。
余秋里这回到玉门不是想表扬谁，更不是想批评谁，用他自己的话“是来学习的”。所以一边数天他不是上机台就是钻到“干打垒”里与工人们促膝倾谈，海阔天空多谈。瞧他盘着双腿，抽着烟卷，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那么开心，那么倾情，那么专注。
“部长，北京来电，请你立即起程回去开重要会议。”秘书李晔过来悄悄对他说。
余秋里只好起身，与工人们一个个握手，然后颇为遗憾地对大家说：“时间短了些，短了些，等我开会回来，大伙儿再唠唠！”
但等余秋里再回到玉门时，他的脸上不再那么整天露着笑容。“是来学习的”话也不说了。整天找干部开会，讨论油田如何增产的事。
这当儿，中国南边发生了大事，8月23日下午5点30分，我军30000发炮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射向金门岛。令全世界震惊。毛泽东则在北戴河的别野里笑谈风声，继续他的“钢铁指标问题”。
军事用油，彭老总紧催不休；经济放卫星，“小弟弟”的石油部被逼得无处可躲。余秋里的压力别人无法理解。
上，必须尽全力上！就是尽全力，咱石油部也就是吃奶的力气！
“咋呼什么？就是吃奶的力气也得给我上！”余秋里发威了！打娘肚子里出来后，他什么服过输？
王鹤寿在冶金部当了“钢铁元帅”，全国人民跟着他们去炼钢。石油部有啥资本？充其量就是玉门、柴达木和克拉玛依这么几个油田。四川的情况刚刚布局，百台钻机还不知什么时候见成效。余秋里可以发威使劲的就是这大西北了！
“立即通知各矿厂负责人到克拉玛依开现场会！”与康世恩一商量，余秋里命令部机关向全国石油系统发出紧急通知。
地处准葛尔盆地之中的克拉玛依真的不错。这里与玉门和其它油田相比，可谓天堂了。机关办公有楼房，工人住的也不是“干打垒”，一切都是像模像样的。正如朱德元帅所说：“三年时间，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一座4万人口的石油城市，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一个很动人的神话”。
这个神话大半要归功于苏联老大哥。因为克拉玛依的建设开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老大哥”建矿可不像中国穷兄弟，一确定矿要开发，油还没见多少，楼房、舞厅都已到位。人家会生活嘛。
余秋里第一次来此，望着整齐划一的楼区和办公地，有些意外，也对此没有多说话。但在现场会上，他的声音却特别大：“同志们，新疆克拉玛依现场会今天正式开始了！”他的面前是五六个麦克风，本来就宏亮的声音被放大了五六倍，震得戈壁滩上的乱石跟着他的声音一起跑。
台下，一万余名干部职工全神贯注。
“我们开这个现场会的目的是什么？一个目的：国家现在要油！我们石油部就要为国家急所急，多找油！多出油！多贡献油！”
油——油——油！千里戈壁上，被一个“油”字，震得雷声隆隆，风腾云舞。
要多找油，就不能让阻碍找油的理由成为理由！
四川局的总地质师李德生听得汗水淋淋。
要多出油，就不能让干扰出油的理由成为理由！
刚上任几个月的川东勘探局的秦文彩听得后背发冷。
要多出油，就不能让缩手缩脚的理由成为理由！
老红军出身的张忠良听得四肢在颤抖。
作为石油部的党组书记，余秋里同样需要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拔白旗”精神。“拔白旗”之后是“插红旗。”
大会执行主席、张文彬宣布“插红旗”的劳动竞赛开始：“有请玉门局钻井公司贝乌五队队长王进喜上台讲话！”
只见一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一副憨厚地“噌噌”几下跳上主席台。然后掏出一叠绉巴的发言稿。余秋里一看就乐了：是王进喜啊！王进喜同志，你就别用发言稿了，放开讲吧！
王进喜回头一看是余部长在对自己说，便脸上露出一片憨笑：“嗯。”然后转过身去，对着麦克风，突然发出一声雷吼：“我是代表玉门贝乌五队来向新疆1237钻井队挑战的！”
会场一万名干部职工开始一楞，继而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最高兴的要算余秋里和康世恩等领导了。余秋里瞅着台前的王进喜哈哈大笑，对康世恩说：看看，我说王进喜这个名字好吧，他一来，就会给我们石油战线带来喜事儿！
这个时候的王进喜并没有像大庆时的王进喜那么响牌，人家也不叫他“王铁人”。但王进喜既然生来是条汉子，所以从他一出现在玉门，这石油战线就被这条“龙” 搅得翻天覆地。
这位和平时期的民族英雄，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出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三个年头，与余秋里同生在秋天的季节里。他也是赤贫出身，倒不像余秋里连个大名都没有。别看王进喜个头不高，可他妈生他的时候，将其放在筛子里一称，整十斤哎！于是他第一个乳名就叫“十斤娃”。王家距玉门油田不远，是玉门县赤金堡王家屯人。王进喜的父亲王金堂按其堂兄王进财往下排，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王进喜。可旧社会那会儿，王金堂没有因为儿子取名“进喜”而得过啥喜，家里依然穷困至极。“我六岁就要出去讨饭。”王进喜对小时候的苦难记忆犹深。
1937年6月2日，玉门油田的开拓者孙健初一行来到玉门时，随行的还有位美国专家韦勒博士。10月，他们来到赤金堡的石油河考察时，结识了一批当地用土法挖油的赤金人。这里边有一个浑身油墨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当时几位科学家不知其名，就称他是“油娃”。韦勒博士对赤金堡旁的石油河考察兴趣特大，在当年10月底给家人写信详述了认识“油娃”的情形：
我和中国的孙健初先生走到山下，在河边的一个小石头房子前停住。这里住着一些工人，他们每天负责收集原油，他们共三个人，还有一个10岁多的小孩。这个孩子只穿一件很破的皮祆，下面刚到膝盖。因为一天到晚和原油打交道，浑身都是黑色。他大概人俨没洗过澡，一身原油只有用砂纸才能收拾干净。也许正是这种周身的保护层才使他免受严寒之苦……
时隔44年后的1991年10月，韦勒博士的女儿、美国作家哈瑞特。韦特访问玉门，她异常兴奋地谈到父亲的这封家书，问油田的人能不能找到赤金堡的那个 “油娃”。后来当她得知那“油娃”就是名扬中华大地的“王铁人”时，连声说：“我要把这美丽动听的传奇写成书，介绍给全世界。”
王进喜是15岁那年到玉门油田打工谋生的。那时旧社会资本家统治，对打油工人压迫很残酷。玉门矿门前有四棵石柱。工人们在油矿干活，生死由天。故而这一带有民谣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不到玉门矿，如进鬼门关。”王进喜在“鬼门关”里苦度了他的青春少年。
余秋里认识王进喜是在一次听玉门局局长焦力人汇报工作时，焦力人说，他们这儿有个钻井队长什么事都要抢先，少了他就跟你急。年初油田为了响应部里“努力发挥老油田潜力，积极勘探开发新油田”的号召，组织了一批先进钻井队在玉门老油田附近的白杨河一带工作。当时玉门有个标杆队，队长是景春海为首的贝乌4队，正在与新疆局的以队长张云清为首的1237队在进行劳动竞赛。两个队都想在“钻井大战”中获得先进。王进喜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听说这事后很生气，非要闹着也去“大战白杨河”参加竞赛。一直闹到焦力人局长那儿，弄得焦力人只能让他带钻井队去参战。这一去，王进喜的名声就大震，他把原先的两个钻井队全都甩在后面，创造了全国钻进速度第一名。余秋里平生就喜欢这样敢打敢闯的虎将：“走，你带我去看看那个大闹调度会的王进喜！”于是焦力人便跑在前头，领着余秋里来到白杨河工地。余秋里在钻机台上握着王进喜的手赞喜道：“王进喜，你这个名字好啊！进喜进喜，你叫咱们石油部也进点喜嘛！”
王进喜后来真的给石油进了大喜。这大喜是在两三年后松辽大地上出现的——此已是后话。
再看克拉玛依现场会场上的王进喜，当他把矛头直指新疆局的杆标队时，对方的领头是谁？他是名声显赫的“石油师”原警卫排排长张云清，张文彬手下的一名虎将也。正规军人出身，战场上杀敌建过奇功，敢上刀山，敢下火海的人物。
张云清原来也是玉门局的人，后来新疆成立石油勘探局，便随老师政委张文彬来到了克拉玛依。这时听玉门的王进喜的手指着自己在喊挑战，他张云清怎能忍得住？只见他跃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既对王进喜，又对全场一万余名参会者吼道：“我们这个月要打7000米！”张云清说月钻7000米是因为知道玉门的王进喜来者不善，他王进喜是因为听说张云清上个月创造了月钻进4000米的全国纪录后，很不服气，于是来克拉玛依前王进喜在队上几经动员和研究，决定这回乘现场会之计，决意要跟张云清他们搅乎搅乎。哪知张云清不吃他那套，你不是要超过我嘛？，那我就放它个卫星让你“老王”做缩头乌龟！
王进喜是谁？天塌下来敢去用脖子撑的家伙呀！见张云清夺过麦克风喊出了“7000米”时，伸手就将张云清手中的麦克风重新抢回来：“我们要打7200米！向毛主席报喜！”
张云清气呼呼地看了一眼王进喜，任凭其高半个头的优势，将其挡在一边，又冲着麦克风大喊：“我们8000米！”
“我们打8500米！”不知什么时候，王进喜钻到了张云清前面，只见他双手各抓一个麦克风，嘴巴都喊歪了。
后台的余秋里和康世恩等笑得前俯后仰。台下一万双手更是拼命击鼓。
张云清个高手长，猛地夺回麦克风，这一使劲，麦克风的铁管子都扭弯了。但电线没断，张云清不管三七二十一，今天非要压倒你这“玉门佬”——在新疆局的兄弟们面前要是输了面子，他张云清以后还怎么做人？
“我打9000米！”张云清喊出了天文数字。
王进喜楞了一下，看看对手，突然挥动拳头，朝主席台上的桌子“哐”地砸去：“我们打一万米——！”
“一万米——！”
“一万米——！”
王进喜的声音几乎让全场的人都听震得耳聋。
张云清心想你这家伙是疯了！好吧，今天咱们一起疯到底吧！他正准备上手再抢回麦克风时，大会执行主席张文彬走到两人中间，要回麦克风，说：“好了好了，不能再没边缘了，这一万米就算标杆，谁完成一万米谁就是卫星队！你们俩个有没有决心？”
“有——！”王进喜和张云清比起嗓子了。而在台下也跟着喊起来：“有——！”
余秋里笑得从来没这么开心。
只见台上的张云清向主持人张文彬行了一个标准礼。张文彬是张云清的老首长，而警卫排长出身的张云清，用现在的话说，又是个帅哥。他这么一个军礼，让台下又响起一片掌声。
王进喜老土出身，他看张云清来这一手，两只三角眼气得恨不得将对手吃掉。
余秋里一看，连忙上前把两位对手叫到一边，也不知他们唠了些什么。只见王进喜和张云清友好地握了握手，然后重新并排站在麦克风前，先是王进喜举手，后是张云清举手——
“玉门人是好汉！标杆永立祁连山——！”
“新疆人是好汉！永保标杆插天山——！”
俩个各呼一旬后，又有一只胳膊对着麦克风振臂高喊，这声音胜过十只雄师：“石油工人是好汉！坚决拿下800万！”
克拉玛依的青年广场上地动山摇。
“石油工人是好汉！坚决拿下800万——！”
这回领喊的是余秋里。跟随他喊的是一万名石油人。
石油战线的人都这么告诉我：余部长一喊口号，能把大地都会撼了！能把人的血液沸腾！
这一天余秋里心情舒坦，好象又找回了那种在杀敌战场上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感觉。
“余部长，我必须向你报告：有点不妙情况。”晚上，康世恩绉着眉头，来到余秋里的小房间。
余秋里忙问：“哪儿情况不妙？”
“四川。”
余秋里“噌”地站起：“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康世恩继续报告道：在川中前线原定打的20口关键井，已经完钻19口。可是战绩平平，其中只有少数井产油，而且产量相差悬殊。有些井产量下降很快。有的井产量平稳，关井后再开井，一滴油也不出了……
“你说得具体些。”余秋里有些烦躁，并不停地在屋子里走动。这川东的找油战是他上任后布置的第一个战役，毛泽东邓小平都在等他的“喜报”呢！毛泽东在前几个月前视察四川隆昌气矿时不还亲笔题词说“四川大有希望”嘛！主管石油的总书记兼副总理的邓小平甚至对他余秋里说过这样的话：“四川有一吨石油，也算有了石油工业了！”怎么，到了你余秋里手，四川就这么一点没希望啊？
康世恩如实报告：原先的龙女2号井，当时日产60吨，可经过两个月的压力喷油，产量一直不上升。等后来我们需要关井测井底压力时，哪知再加压让它出油时，一滴油也不出了！
余秋里：那个南充3号井呢？以前不是一天喷油300多吨嘛！它怎么样了？
康世恩垂头丧气地：跟龙女2号井差不多，开始还时喷时歇，后来干脆停止了。
余秋里气得直骂：小娃儿尿尿！呸！我不信，既然它们以前都出了油，而且油还是很大的嘛！现在就躲起来啦？跟我们捉迷藏？
康世恩检讨道：看来我对地质情况摸得还不够，布孔可能也有问题。
余秋里：这说明“地下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它是有意捉弄咱们。那好，我们就来个集中兵力，打它个无处躲藏的大战役！你看怎么样？
康世恩与余秋里一样心急，这川东明明是有油的，怎么转眼油井就全灭了？作为地质学家，他康世恩百思不解。
“我赞成。”康世恩说。
余秋里的右胳膊一甩：“好，等党组会议通过后，你要亲自坐镇四川组织会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康世恩扶扶眼镜：“我明白！”
北京六铺炕。石油部召开专门研究川东会战的党组会开得特别沉闷。余秋里有几次在会上自言自语地说着：“奇怪的狠呢！一会儿它们往外哗哗的直冒龙，转眼就咋影子都不见嘛！你就是喊它老子亲爹也没用！这么狡猾的敌人噢！”
党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再调集部分力量，加强川东会战力度，争取在1958年底前拿下川东油田！余秋里再一次对他的同僚们强调：“此次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在一片战斗动员令下，“天府之国”的找油战火更加纷飞。四川局全力以赴，玉门和新疆和青海三个实力最强的勘探局分别也派出了最优秀的钻井队和试油队，都由一名局领导亲自带领下，于11月中旬全部开赴会战地。与此同时，部机关也运用了设计院所、石油院校等技术部门前往支援。此刻的川东大地上不仅是钻机隆隆的勘探大会战，而且又是石油技术攻关战。
余秋里天天与远在前线的康世恩通话。康世恩则白天在施工现场指挥，晚上又忙着找各钻井队队长和技术人员商议生产进展情况，然后再向北京的余秋里汇报。
“余部长，看来这儿的情况真的很复杂，我们遇上了狡猾而又顽固的敌人了……”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在又完成37口钻井的勘探后，康世恩不得不语气沉重地如实汇报道。
“……”北京的长途电话线里许久没有余秋里的说话声音。
康世恩紧张地连声“喂喂”地喊起来：“余部长，你在吗？你听到我刚才说的吗？”
北京那终于说话了：“我在。”又是一阵很久的沉默。
康世恩鼻子酸酸的，他真想在自己亲密无间的好领导、好战友面前哭一声。他但硬支撑着：“余部长，是我工作没做到家……”
“别这么说。是敌人太狡猾。也怪我们太轻看了它。”北京那边又传来声音：“老康，我看这样：既然我们一时逮不到油田，那就留着以后等我们的技术过硬后，我们再杀它个回马枪，你看怎么样？”
康世恩连连点头：“好的好的……”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鉴于川东地区地质情况复杂，本次川东会战宣告结束，请各局把前线的队伍撤回原单位……”电报大楼里，余秋里语气沉重而又坚定地向远在四川前线的队伍和全国各石油单位如此宣布道。
新一年2月，余秋里被刘少奇叫去，当听川东情况后，刘少奇也很纳闷道：真是古怪脾气啊！要不真是可能地下的油是分散的，没有“大仓库”。
余秋里当时看着刘少奇满脸狐疑，感觉自己作为石油部长非常内疚。这是他第一次在组织和领导面前没有完成好任务。
现在是——1959年4月3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他余秋里又一次被毛泽东当众叫住，问的还是他的“最痛”。
毛泽东的问话声音不高不低，但对余秋里来说仿佛天打雷霆。他是军人出身，在自己的统帅面前，他无可回避，而且必须如实报告。
“主席，四川情况不好。”
毛泽东像是没有听清地朝余秋里“嗯”了一声。
余秋里不得不重复报告：“报告主席，四川情况不好。经过勘探，发现那里的油层簿，产量低，下降快，我们没有找到大油田。”余秋里的头低得特别低，像犯了错的孩儿见长辈，直挺挺地站地那儿等待毛泽东发落。
“噢？那好嘛！既然那个地方找不到，就换个地方找。东方不亮西方亮嘛！中国这么大的地方，我就不信找不到油！”余秋里觉得毛泽东就在他耳边说话。
“是主席。我们一定在别的地方找到大油田！”余秋里内心一阵激动，当他抬起头，想向自己的最高统帅发誓保证什么时，见毛泽东已带着他的同事走进了全会会场去了……
余秋里如释重负地深深喘了一口气。
川东啊川东，你个狡猾的敌人，我余秋里记你一辈子！
这场“遭遇战”后来真的让余秋里记了一辈子。在1994年出版的《余秋里回忆录》上他这样说：“川东石油会战，可以说是我刚到石油部后打的一场‘遭遇战’，也是转到石油工业战线后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会战中，我们碰上了钉子，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对我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通过川东找油，我进一步认识了石油工业的复杂性。实践证明，一口井出油不等于整个构造能出油，一时出油不等于能长期出油，一时高产不等于能稳定高产。我认识到，石油是深埋地下、看不见、摸不着的流体矿物，因地而异，情况复杂，必须在不断实践中，取得大量的、能反映地下真实情况的第一性资料，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才能对地质情况、油层性质、油藏类型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是有效地勘探石油、开发油田的基础。川东会战战果不理想，原来预期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那时我们把形势看得乐观了，对问题看得简单了。主要原因是经验不足，知识不多，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总是是，我们还没有做很多工作，没有把情况搞清楚，就吹了牛，说这个油田不错，是大油田，说了大话。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总之，川东会战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我曾对四川石油管理局的同志说：‘感谢你们四川，川东是教师爷，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学了。’”
几个月后，余秋里真的在松辽的大庆会战中，把川东“教师爷”一直请在自己的身边，每逢重大决策之前，他都要默默地请教一番“川东教师爷”，然后再决断千军万马是进还是退。
这里有两个细节要补充：在川东会战中被余秋里“拔白旗”过的四川局总地质师李德生，后来被余秋里一纸调到部勘探司任总地质师，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中建立了重要功勋，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体健康，依然在一线工作。
另一位被批过的秦文彩，也被余秋里重用，后任石油部副部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余秋里在川东会战失败后不久的一次大会上，当众代表部党组向秦文彩道歉，并以他个人的名义给秦文彩敬了个正正规规的军礼。
李德生和秦文彩每每谈起这一幕往事，感叹道：秋里同志既是个好领导，又是条硬汉子，他一旦知道自己错了，敢于当众承认并立即改正，这一点在我们高级干部中耐能可贵。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需要补充：余秋里、康世恩领导的第一场石油会战——川东会战，在当年确实以失败而告终，并不是说这次实践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的工作对一二十年后重新发现四川盆地的油气田打下了坚实基础。只是当年限于技术和装备的不够，执帅石油部的余秋里没能幸运在当时逮住狡猾的“敌人”而已。
后话少说，言归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