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
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
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象。会后，我们俩坐在树荫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他们常说的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蓦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的。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1995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奥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劳迪扮演美国记者白修德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的灾情。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同乡忙喊：我还中！别吃我！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触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
神父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再流泪。
她跟着重复了神父的话。
刘和平对我们说：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是从那时起，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问她：天堂是什么样子？
她说：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由此可见，饥饿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最后刘和平老人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歌，她的嗓音沙哑，音调平淡，但她的歌声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她唱道：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架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
“黄山别墅”非常简陋，和我们对国家领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刘震云说：看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简陋。
他说：委员长也是灾民。
拍了三个多月，每天风里土里，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渐渐度日如年。对电影的爱越来越淡，对这样的生活也开始感到厌恶，也许真的到了要和它说分手的时候了。想想还有近两个月才能收工，想想合约里还有四部影片要拍，怎么挨过去？拍电影如果没了企图心，就像没有欲望还要做爱，就剩受罪了。
开机宴全组聚齐，工作人员五六百号，光司机就百十来人。震云兄感慨，人力物力耗费如此之大，如果编剧不尽责，剧本苍白没有撼动人心的力量，那真是无地自容啊。我说，许多编剧攀比片酬，却要求在合约里注明只写一稿。云曰：他们都是聪明人呀，我是个笨人，原与兄长共进退。
“漫山遍野”的逃荒灾民
拍轰炸的戏，埋了一公里的炸点，动用上千群演，请来国内航拍公司，结果搞砸。连基本的悬停保持直飞的动作都不能完成。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想抬举国内的公司，但他真不给你长脸，还得掉头请老外。技术不好可以练，最可怕的就是什么都敢应，事到临头掉链子。得，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吧。再不敢相信了。
比利时航拍公司的遥控技师没有辜负人民币的邀请，按照我们的要求出色完成了上午的航拍内容。组里土法架设的“飞猫”俗称“过江龙”，试来试去以撞坏云台宣告失败，早知如此也应该请国外的飞猫公司来。我们的电影工业太落后了。在预算允许的范围里尽可能给观众交足功课，要不怎么好意思说诚意奉献呢。
在山西老宅里拍夜戏，从里屋到堂屋两次头撞在门楣上，尤以第二回撞得最狠，脖子都快戳进去了，直接撞回里屋。我不算高个，走路还驼背，难道百十年前的大户人家身高都是一米五几吗？
组里演员为靠近灾民角色连日伪绝食，所谓伪绝食就是到不进饭堂怕扛不住食物的诱惑，躲屋里悄默声煮些米汤嚼口菜叶充饥。今晚排练，演员多，临时安排在主创的餐厅对词。每分钟都在吃的欲望中挣扎，走路都打晃的“灾民”们嗅着红烧肉的余香喉咙咽着口水对词，国立含泪说：“在餐厅对词，你们太缺德了。”
我拍了这么多电影，没有一部像拍摄《一九四二》这么困难。有一次，拍轰炸的戏，正赶上张少华老师发高烧。炸点儿都埋好了，不拍就得炸，拍了，硝烟粉末老太太又怎么受得了？我当时特别矛盾，其实我不是那种只要把戏弄好了，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挺不是东西的。
拍布劳迪和罗宾斯的戏，期待两位影帝联袂奉上精彩演技。问二位为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这样一部艰苦的电影，布劳迪说：他看剧本时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而他母亲曾经也是难民，13岁时因为饥饿从匈牙利逃亡。罗宾斯说：写人性的黑暗并不难，最难的是在黑暗中写出希望。肖申克就是两个字“希望”。
不少朋友惊讶布劳迪和罗宾斯加盟《一九四二》，难以预计我们要花去多少银子。说老实话，他们两位不是用钱能砸得动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预算。他们决定出演皆因被剧本打动。他们对电影的这种诚意是对我们多年执意坚持拍摄此片的一个回报。何平、国富知道，当初邀唐纳德、萨瑟兰拍《大腕》也不是用钱砸来的。
两千群演的概念是：40部大巴运输，两千人餐食，群演劳务费，发放两千人的服装道具至少需要七八十个工作人员。拍摄一次的费用大约35万元（不含服装道具制作费）。《一九四二》全片故事发生在逃荒路上，150个拍摄日中“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场面大约30次，仅群演一项费用就达1150万元。用电脑特效则更贵，多么恐怖。这还只是灾民这一块，还有军队哪。震云是这样描写的：军队浩浩荡荡，逆着逃荒的人流，坦克、炮车、卡车、吉普车拥挤在路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日军的轰炸机群批次出现，炸弹次第落下——制片主任放下剧本，彻底颓了。我在组里宣布，出于人道的考虑谁也不许当着制片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读剧本时最令制片心碎的句子就是：逃荒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因为“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八个字意味着少说也得两千人，按每部大客车乘50人算，运送这些群众演员需要40部大客车。令人痛心的是，这八个字在震云的剧本里反复出现。制片求震云改剧本时手下留情别老写这句话了。云爽应，遂以“漫山遍野”取而代之。
因为拍电影走了不少地方，统一的印象是：暴土扬烟，杂乱无章，脏。无论发达与落后的地区所到之处无一幸免。所以我盼着下雪。下雪的好处是，遮丑，掩盖了所有的不堪；坏处是，雪化成泥水使得原本的肮脏变得更加不堪。我希望一场雪接着一场雪，把所有的不堪都深深地掩埋，我年事已高，我恐惧看到真相。
因为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拥有一百三十余年历史的美国柯达公司将面临破产。这个不幸的消息意味着胶片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九四二》将是本人使用胶片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个时代翻篇了，挥之不去的是胶片留在心里的味道。
《一九四二》终混，对于导演来说，影片出了混录棚这件事就算画了句号。好赖就是它了。这部影片对于我来说，有点像谈了十几年的恋爱终于领证结了婚，新婚之夜远没有当初想的那样蓄势待发，魂飞魄散，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织毛衣织毛衣，谁也没有不待见谁，媳妇也确实是好媳妇，就是有点不咸不淡。
挑了十九年的担子，交给了观众，心里很不踏实。担子里的货色不同往常。影片上映两天，观众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踏实了。能与诸位在《一九四二》风云际会是我们前世修来的缘分，冯导演小刚与有荣焉。温故而知新，是我们历尽坎坷矢志不移拍摄这部影片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