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志》十卷，西晋张华撰。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生于魏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据《晋书·张华传》记载，他少时孤贫，曾以牧羊为生，但好学不倦，“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写过一篇《鹪鹩赋》，得到阮籍的赞赏，由是名声大著。魏末曾任佐著作郎、长史兼中书郎等职。入晋，历任黄门侍郎、中书令、太子少傅、中书监等要职，官终司空，故世称张司空。赵王司马伦等谋反，他拒绝参与篡夺阴谋，被杀，夷三族，时年69岁。他“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可见他的嗜书博学。他既精于方术，又工于诗赋，诗作辞藻温丽，但可惜已亡佚，今传明人张溥辑的《张司空集》一卷。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集《博物志》，是张华最负盛名的著作。关于这部书的著录，《晋书》、《隋书》列入杂家类，新旧《唐书》移入小说家类，《宋史》复归入杂家类，清修《四库全书》又移于小说家琐语之属，且称今见存本非张氏之旧帙。之所以产生分类上的歧异，是因为《博物志》的内容相当博，也相当杂，用通常的分类标准来衡量，实难作一个准确的界定。
《博物志》一书，阙佚甚多，次第紊乱，往往断乱不成章，令人难以卒读，所以历来对此书的作者及成书过程颇多臆测和附会之说，这里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以窥一斑。一是疑此书非出张华之手，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案此书浅猥无足观，决非华作”。二是疑此书系后人拾掇佚文、杂取诸书而成，如《四库提要》即持这一观点。三是疑张华原著有四百卷，晋武帝命删为十卷，此说本晋王嘉《拾遗记》。据前贤时人考证，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凭据，不可信。但有一点是学术界所公认的，这就是：今天见到的《博物志》确实不是张华所著的原本，而是经后人窜乱删削过的，原貌已被大大改变了。另外，前代论者曾疑《博物志》外，别有《博物记》一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博物志》即《博物记》，二名是通用的。
《博物志》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常见的通行本，分三十九目，除单行者外，《古今逸史》、《稗海》、《快阁丛书》、《秘书二十一种》、《百子全书》、《四库全书》等皆收之；二是不分细目的刻本，次第与通行本迥异，段目分合亦多有不一，但内容则一。后一类版本，以黄丕烈刊《士礼居丛书》本为代表，据云是连江叶氏的宋刻本，然亦有人怀疑并非宋本，而是明代的叶氏刻本（见范宁《张华博物志校证后记》）。其后，《指海》、《龙溪精舍丛书》、《丛书集成》、《四部备要》均采用这个版本。今人范宁以《秘书二十一种》本为底本，旁搜博征，校讹释疑，考辨异同，辑佚补阙，撰成《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版本。
《博物志》一书，多采晋以前典籍中的材料，内容很杂，包括山川地理、飞禽走兽、历史轶事、人物传说、神仙方术等等，可谓熔神话、古史、博物、杂说于一炉的著作。正如前人所评：“天地之高厚，日月之晦明，四方人物之不同，昆虫草木之淑妙者，无不备载”（崔世节《湖广楚府刻本博物志跋》）。从通行本看，前三卷记的是地理动植物；四、五卷是方术家言；第六卷是杂考，其中又分人名、器名、物名等八目；第七至十卷是异闻、史补和杂说。最后三卷的小说意味最浓，有不少神话传说和奇闻异事，虽然其中有少量是近世事，但大多已见于前代的子史以及卜筮、谶纬、志怪书，无怪乎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它“类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
张华撰《博物志》一书，明显受到《山海经》等前代著作的影响，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及白民国、君子国等异方绝域的传说，显然是采录自《山海经》等材料的。然而，《博物志》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它突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专记山川动植、殊方异族的范围，记载了许多生动的、故事性很强的传说。如卷三的“猕猴盗妇人”条，刻划了灵巧而颇通人性的猕猴形象；卷十的“八月浮槎”条将牛郎织女的故事形象化，充满奇思遐想，反映了古代人民征服自然的愿望；卷八的“东方朔饮不死酒”条抨击了封建帝王信奉长生不老说的荒唐可笑；卷十的“天门郡杀蟒”赞颂了有胆有识的人以勇敢的行为揭露怪异现象的真相，具有破除迷信的意义等等。这些著名的故事，常为后世所引用。
毋庸讳言，《博物志》中也有不少消极的成分，有浓厚的巫术迷信的色彩。但精华与糟粕往往混杂在一起，应注意细加鉴别。如卷五记方士死而复生、尸解柩空之说固然荒诞不可信，但如封君达的养性法之类以及服食导引法等，对于今人的强身健体、气功研究等仍有所裨益。
总之，《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296页），是志怪小说之林中独具特点的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后代的一些小说、戏曲作品，在题材、素材、艺术想象、表现方法等方面往往从《博物志》中得到启示，得到借鉴。《博物志》在体裁上也给后代以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文言小说的一个流派，宋代有《续博物志》，明代有《博物志补》等，可谓源远流长。
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博物志》译注本，是1992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拙撰《博物志全译》。此书系“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中的一种。译注以范宁校本为工作底本，凡范校信而有征者，或补或删或改，径直写定，并于注释中标出“范校据某书改”一类文字，所依校改之书的卷数概不列出；凡范校有疏漏者，则参据他本（《指海》本素称佳本，参校尤多）他书，酌出己见，于注释中标出“据某书改”一类文字，并写明所依校改之书的卷数。注释中除校勘内容外，主要侧重名物制度和生僻词语的训解，多援引原始资料并注明出处，或简或繁，酌情而定。
1997年，台湾古籍出版社将本人译注的《博物志》作为“中国古籍大观”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与《博物志全译》相比较，该书增加了各卷导读和原文逐字注音两项内容。
近年来，为使《博物志》的注译更臻完善，本人对前二书作了全面修订，主要包括字音审订、词义纠谬、出处复核、佚文订补以及译文的加工润色等。修订后的本子名之曰《博物志新译》，以示区别。
本书的校勘大量采纳了范宁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初译过程中，业师蒋礼鸿先生给予了具体指导；在修订过程中，承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徐文堪编审、上海市社科院虞万里研究员、浙江省社科院吴光研究员、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浙江大学俞忠鑫教授等提出宝贵意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蒋吴庆芬馆长和程洪博士提供图书资料帮助；在出版过程中，上海辞书出版社杨蓉蓉编审和沈毅骅先生审订了全部书稿，责任编辑焦贵平副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博物志》一书多经后人增窜，或残缺不完，传抄多误，满纸鲁鱼，加之笔者学识谫陋，又缺乏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因而译注工作困难重重，且经多次修订仍难以尽如人意。书中粗疏谬误之处，尚祈方家和读者指正。
祝鸿杰
2009年6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