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述亚历山大在公开场合的事迹都以史料为依据，最戏剧化的事件，最为真实。亚历山大经历丰富，不可能将所有的大事写进来，也无法展示他全部的天才。此书只尝试从一个斜角的视点来写，突出表现某些部分。
史料一致称赞他“节制”性生活，并没有说他禁欲。如果他禁欲，当时的人一定会认为他性无能——基督教追求贞洁的理想那时还没有。大致说来，他的性生活是相对较低的肉体欲望（他把无限精力放在其他事务上，所以不足为奇），结合强烈的感情需要。我们对他的韵事所知甚少，一来因为本来就不多，二来他择人慎重，爱人都没有使他卷入丑闻。
赫菲斯提昂是他的爱人，这一点从证据看来疑问不大，几乎可以断定，但是史料里并没有道明。据普鲁塔克记载，大马士革沦陷后，门农的遗孀为亚历山大生了一个孩子。对这个故事，现代史学家持有理由充足的质疑。其他记载没提到亚历山大有情妇。巴勾鄂斯是史料里惟一明确指出的亚历山大的eromenos。
库尔提乌斯首先提到他：纳巴赞内斯得到安全保证后，携厚礼觐见亚历山大，礼物中有美貌过人的阉者巴勾鄂斯，他正值青春年少，曾为大流士所宠，将来又为亚历山大所爱。亚历山大赦免纳巴赞内斯，主要是这个少年说情的缘故。末句是典型的库尔提乌斯笔法，添油加醋。亚历山大的安全保证说明他愿意听纳巴赞内斯自辩，无疑这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大流士被胁持以后，仆从被禁止跟随，其后纳巴赞内斯只带着六百骑兵逃走，为什么巴勾鄂斯会落到他手里？库尔提乌斯没有解释。
现代人普遍误以为阉人肯定会发福松弛。匡正这个误解不必远溯，只需回顾18世纪著名的阉人歌手，他们迷人的风采引起时髦淑女竞相追逐。最杰出的阉人歌手法里内利（Farinelli）有一幅中青年时期的肖像，画中人面貌英俊，神情敏锐，身材会让当今多数男高音嫉妒不已。又过了些年，本尼博士在日记里这样描写法里内利：“他又高又瘦，但是跟同龄人相比样子非常健康，性情活泼，举止高贵。”
只有库尔提乌斯记载了大流士最后的日子。故事生动细腻，没有库尔提乌斯惯有的偏见，很可能是史实。倘若这样，最后那几幕只可能是大流士的某位宦官向早期史家提供的——他们是惟一的见证人。这人估计就是巴勾鄂斯。以他在朝廷里受宠的地位，亚历山大时代的史家一定都认识他。
大约六年后，历史再次与巴勾鄂斯打了照面。普鲁塔克和阿特纳奥斯（Athenaeus）都记载了剧场之吻的故事。发生地卡曼尼亚非常重要：当时亚历山大仍只带着跟他走过印度和沙漠的人。历尽变故，巴勾鄂斯不但保有亚历山大的浓情，而且显然深受马其顿将士喜爱，在仇外的马其顿军队可谓惊人。对于个人的奉献，亚历山大总是用毕生的忠诚来报答，他对巴勾鄂斯不减眷恋似乎也最应该这样解释。
这位年轻宦官的身世不为人知。我推断他生于士族之家，并不是胡乱揣测。这种少年有条件保养，没有因为营养不良或生活艰辛而毁容，一旦沦为奴隶，转卖为娼的概率永远是最高的。苏格拉底的弟子斐多就是最著名的一例。
巴勾鄂斯的最后一次露面被库尔提乌斯歪曲了，真相无法复原，我只能尽量弥补。幸好，为亚历山大修复居鲁士陵的建筑师阿瑞斯托布拉斯留下了第一手的证据，有助于挽回巴勾鄂斯的声誉。据阿瑞斯托布拉斯说，亚历山大第一次到达波斯波利斯就瞻仰过居鲁士陵，亲自察看了贵重的陪葬品，并且让他列出清单。阿里安书中除了记载陵墓遭亵渎的情况，还保存着清单的描述。库尔提乌斯则写道，亚历山大是从印度归来才去谒陵的，因为居鲁士只以简朴的武器随葬，他觉得里面空空荡荡——薄葬之说无疑迎合了罗马人的观念，但不能使考古学家信服——巴勾鄂斯因为奥克西涅斯没有贿赂他而怀恨，谎称墓室原本有财宝，指控奥克西涅斯行窃。至于奥克西涅斯以哪些罪名受罚，库尔提乌斯只字不提，把他当成无辜的受害者。剔除荒唐的成分以后，这故事所剩无几。我在书里假定巴勾鄂斯确实参预此事，他对这位总督有怨愤，得到亚历山大的同情。在奥克西涅斯的行凶史方面，我构想出古代世界最常见的仇怨——血债血偿的家仇。
混杂不清的渲染是库尔提乌斯的典型作风，这个愚蠢不堪的人能接触现已亡佚的珍贵史料，却为了宣传关于幸运女神的喋喋不休的文学观，展现罗马人青睐的修辞技巧，而糟蹋资源。（亚历山大恳请朋友们把卡在他肺部的箭取出时，竟然说了一番流利动人的话。）由于幸运女神的眷顾导向狂妄和报应，亚历山大的故事便朝着这个方向失去平衡，雅典的反马其顿宣传被大量袭用——这些谤书的作者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其内容的客观程度，就好比由阿道夫·希特勒委托撰写一部《犹太人史》那样远离事实。这一条路子，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特罗古斯（Trogus）和狄奥多罗斯（Diodorus）笔下复兴，两位作者发现鞭挞一个死去三百年的国王是安全的，借以讽喻当世的统治者自我神化的做作。对于故事与不争的事实之间的鸿沟，作者丝毫不事填补。假如亚历山大真是腐化的暴君，在欧皮斯激愤鼓噪的士卒面前，他一走下讲台就会被众人杀死（这是不止一个罗马皇帝的命运）。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而免罪，随后行使他们固有的权利，选举一位新国王。然而他们向亚历山大抱怨的却是不能亲吻他——这并非小说，而是历史。
就古代世界而论，这些企图表现亚历山大被成功所腐化的缺乏说服力的尝试，其政治动机都相当清楚。较费解的是当今一股可以称为抹黑的潮流，因为它远远超出对事实的片面解释，而达到强词夺理的地步。最近有一本通俗传记谈到菲洛塔斯被处死，只说那是“根据伪造的指控”，虽然他隐瞒刺杀阴谋这一点是史料公认的。（现代保安人员接到王室专机上有炸弹的报告却按下不表，会陷于什么处境？）赫菲斯提昂“根本上是愚蠢的”，虽然他多次独立执行必须担负高度责任的军事和外交任务，无一不成功。亚历山大被恶劣地指控为行刺他父亲的主谋，虽然不但证据全无，而且腓力甚至没有另一位合格的继嗣来构成弑父的动机。书中说“严重的酗酒”加快了亚历山大的死亡，任何行医的人都能解释严重酗酒者的工作能力怎样，以及这种人经历肺部穿孔、不施麻醉的战地手术和沙漠行军以后，存活概率有多大。叙述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士兵们怎样来到将死的亚历山大床前与他永诀，作者竟说哀悼他的人很少，读来令人诧异。景仰和贬斥难免会交替流行，但是总不该为了达到目的而牺牲真实。
受同样的精神驱使，有人寻求最歹毒的动机来解释他的种族融合政策，其实亚历山大自己曾经对此有毫不掩饰的反感。显而易见，他一旦与波斯人相处下来，就发现自己喜欢他们。在我们的时代，当然只有颇为狭隘的心灵才会认为这一点不光彩或是奇怪。
虽然认为亚历山大日渐堕落的叙述站不住脚，但是他在赫菲斯提昂死后精神受到某种严重的困扰，似乎没有疑问。无从知道这场精神崩溃有没有复发的可能。亚历山大的本性有如自动缩紧的弹簧（self-winding spring），他童年的张力要求用成就来补偿；成就累积起责任，同时呼唤进一步的成就；螺旋不可逆转地上升，假如他寿满天年，这个过程发展下去会否造成灾难，没有人能确定。也许卡兰纳斯的诀别之词是承诺多于警告。
布瑞（Bury）等历史学者已经指出水源不洁与军队加重饮酒的关联。亚历山大统治时始终在朝的阿瑞斯托布拉斯说，他习惯对酒谈到夜深，但并不喝醉。根据普鲁塔克记载，宴饮之末他会接近狂喜；这现象也见于不滥饮的当代人。偶尔斗酒确是典型的马其顿作风，然而亚历山大即位前已经是那样了。
他身后千百年来盛行的谣传说他是被毒死的，这与他最后的疾病的详尽记载并不相符。他的失声指向发明抗生素以前最普通的致命并发症——肺炎。他在马利亚受伤的后果之一，肯定是引发了肋膜炎。阿瑞斯托布拉斯说他在高烧时喝了酒，变得神志不清。记载没有显示他当时要求饮酒。假如酒是有人恶意传递给他的，那么从道德意义上说，他确实是被毒死的，而且不应该忽视他的宿敌卡桑德罗斯就在左近。
库尔提乌斯书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历山大死后的混乱延误了召来防腐工的时间，虽然正值高温的夏季，遗体却没有腐烂。所谓六天的延误期当然不可信，但是有可能他在医学意义上的死亡前的许多小时陷入深度昏迷，守候病榻的人误认为他已经去世。防腐工技艺高超，三百年后，奥古斯都·恺撒到亚历山大港谒陵，对其五官之美仍赞叹不已。
关于赫菲斯提昂临终的记载显示他可能有伤寒症。患此病的人经常在肠胃里的损伤痊愈之前恢复食欲，这时进食固体却会造成穿孔，并迅速虚脱。在我们的世纪，不少伤寒病人由于无知的亲戚私送食物而死在医院里。赫菲斯提昂的炖雉大小相当于一只现代矮脚鸡，已经超过致命的分量了。
我按照阿里安的记载写了侍从的合谋叛变，仅有一点是我自己的猜测：亚里士多德的来信从卡利斯提尼的文件里被发现。亚历山大和导师的友好通信自此中断。
在塑造浪漫化的人物罗克萨妮时，我没有加上无端的怀疑。不必把那段情缘贬低为政治婚姻：她的地位只是中等，而她的美貌是有名的。但是大约两个月后，侍从们已经摸清亚历山大不与她同床的规律。我们也知道他去世时她做了什么。她完全不浪费时间举哀，而僭用他的名义，抢在死讯送达前给他的正妻斯塔苔拉写信，召她立即来巴比伦，刚一抵达就杀了她。
波斯太后西西冈比斯听说亚历山大的死讯后，告别家人，闭门绝食，五天后去世。
此书容纳不下的或是巴勾鄂斯不会知道的事件，在构思亚历山大的形象时都有兼顾。今天我们应该记得，要到亚历山大死后一百多年，才有几位哲学家开始质疑战争的道德性。在他的时代，问题不在于战争与否，而在于如何打仗。值得注意的是最同情他的史家——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都是亲身认识他的人。他们在他死后撰书，没有别的动机，只是想对他公平。
当考量过他的缺点（他的时代不视为美德的那些）以后，我们应该面对以下的事实：没有其他人在有生之年曾经吸引这么多人，来这么热烈地奉献。值得研究其中的缘故。
阿里安的书最好。他根据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佚失的回忆录，以极其负责的态度撰写成书，其《亚历山大远征记》是企鹅古典丛书之一；亦见于洛布（Loeb）古典丛书，以希腊文和译文对照，有注释。人人（Everyman）出版社刊行的普鲁塔克《名人传》多姿多彩，但是对证据鲜有甄别，因此不宜囫囵通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