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应当审理公民与公民间的案件，各国人民则应自己审理自己与别国人民间的案件。依法处理各国人民间的案件，不能不与处理一国公民间案件用同样的方针。
各国人民之间很少需要第三者担任仲裁，因为争执的案由几乎总是明白易决的。两个民族的利益通常是各不相干的，所以只要爱好正义，就可找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他们不大可能为自己的诉讼立场先作有利的打算。
发生于个人间的纠纷就不如此。由于大家生活在一起，大家的利益非常错综、混杂，并且纠纷的种类亦非常多，所以需要有第三者，将涉讼两造，为贪婪自私而故意颠倒黑白之处，加以澄清。
只有两类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为了抗拒敌人的侵袭而进行的战争；另一类是为了援救被侵袭的同盟者。
君主由于个人的争吵而进行的战争毫无正义可言，除非案情严重，当事的君主或人民合当处死。因此，君主不能因为别人拒绝了他所应得的某项礼遇，因为别人以不适当的方式对待他的使臣，或因为诸如此类的事，而进行战争；个人也不能因为别人不让他坐首席而将人杀死。理由是这样：由于宣战必须是合乎公道正义的行动，因此刑罚必须与过失相称，必须考虑宣战的对方是否该当处死；因为对谁作战，就是想用死刑惩罚他。
在公法中，最严厉的正义行动就是战争，因为战争可能得到摧毁整个社会的效果。
采取报复手段是次一等的正义行动。这条法律，法庭未能阻止人们采用，那就是以罪恶的程度来衡量刑罚。
第三种正义行动，就是褫夺某君主能从我方获得的优厚条件，当然仍须惩罚与被罚者的妄行相称适。
第四种正义行动应当是最常见的，就是和那令人不满的人民废除盟约。这种惩罚相当于法庭宣判驱逐出境，使罪人与社会隔离。因此，我们向一个君主宣告废除盟约，就是把他和我们的社会隔离起来，他不再是组成我们社会的一员。
对于一个君主，再没有比对他废除盟约更大的侮辱，再没有比与他订立盟约更大的荣耀。在人与人之间，再没有比别人永远关心自己的存在问题更为光荣，甚至更为有益。
但是，要使盟约能约束我们，必须是正义的盟约。因此两民族间为了压迫第三民族而缔结的盟约是非法的盟约，破坏这样的盟约不算罪行。
对于一个君主说，与暴君结盟是丧失光荣与尊严的。据说埃及某君主，对于沙摩斯国王的暴行与虐政加以警告，并且促他纠正。因为对方不改，埃及的君主派人去通知他，表示与他断绝友谊，废除盟约。
征服这行动，本身并不给予征服者任何权利：如果被征服的人民仍存在，征服者应当保证和平，并补救征服所造成的错误；如果被征服的人民已经消灭或失散，征服乃是暴政的纪念碑。
和平条约对于人类是如此神圣，就像是大自然的呼声，大自然在争取它的权利。如果和平的条件使两国人民能够生存，这样的和平条约都是合法的。否则，订约的两个社会之中，那个走上绝路的社会，既然被剥夺了通过和平的自然保障，难免诉诸战争。
因为，大自然既然在人间造成不同程度的强弱，也常用破釜沉舟的斗争使弱者不亚于强者。
亲爱的磊迭，这就是我所谓的公法。这就是人类的法权，或不如说是理智的法权。
一七一六年，助勒·希哲月四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