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主持人转向坐在费德勒对面那个穿黑西装的小个子男人。
“卡尔顿同志，你是蒙特同志的辩护人。你要对证人利玛斯进行问话吗？”
“要问的，要问的，我这就开始。”他回答说，接着费力地站起来，戴上他的金丝边眼镜。他看上去很慈祥，有点土气，头发全白了。
“蒙特同志问题的要点在于，”他发言了，说话的音调掌握得很好，听起来很顺耳，“利玛斯没有说真话。而费德勒同志出于无意或出于恶意落入了敌人意在破坏我们‘部门’的阴谋。这会极大影响到保卫国家的机关部门的声誉。我们都知道卡尔·雷迈克是一名英国间谍，那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可我们不认为蒙特是他的同伙，不认为蒙特因金钱而叛党。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证据能证明蒙特有罪，有的是费德勒同志被权力冲昏头脑所编造出的臆想。我们可以发现，利玛斯从柏林回到伦敦后，就开始演戏了。他迅速变得堕落、酗酒和负债，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一个做小生意的人，还摆出一副反美的姿态。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我们‘部门’的注意。我们相信，英国情报部门精心设计了一套陷害蒙特同志的方案，包括存钱到外国银行，再把取钱的时间和蒙特出差的时间吻合起来，编造一段吉勒姆说过的话，让我们知道头儿和雷迈克曾撇开利玛斯单独会谈等等，都是其阴谋的组成部分。而费德勒同志的野心被英国方面得知后，就策划借他之手来除掉—实际上是谋害—蒙特。现在我们国家忠诚的卫士蒙特正遭受着死亡的威胁。
“英国情报机构一直致力于颠覆、破坏我们国家，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人觉得奇怪吗？在柏林墙建立，西方间谍难以进入的情况下，他们还有什么别的诡计可以实施？我们正是中了敌人的这个诡计。而我们把费德勒同志往好处想的话，他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往坏处想的话，他是和帝国主义间谍合谋破坏我们国家的安全，残害无辜。”
“我们也有一名证人。”他和气地对法庭人员说，“是的。我们也有证人。难道长期以来蒙特同志对费德勒所热衷的阴谋一无所知吗？真的是那样吗？其实他几个月前就知道费德勒要动坏脑筋了。而正是蒙特下令对伦敦的利玛斯进行策反。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那又怎么会去冒那个险呢？难道他疯了吗？
“当在海牙对利玛斯的初始审讯报告送到了中央以后，蒙特同志难道会看都不看扔掉吗？当利玛斯来到我们国家后，费德勒急着要对他进行单独审讯，并且不上报审讯结果的情况下，难道蒙特同志就迟钝到对费德勒的行为一点都没有察觉的地步吗？其实当彼得斯从海牙发回第一份审讯记录的时候，蒙特看到上面记载的利玛斯去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日期后，一眼就看出那是个阴谋，一个针对蒙特本人的阴谋。那些日期确实和蒙特出差到丹麦和芬兰的日期相吻合，因为那是伦敦方面特别选定的。蒙特对费德勒所谓的‘早期迹象’一清二楚，蒙特本人也在‘部门’内部追查内奸……
“所以一旦利玛斯来到民主德国，蒙特就饶有兴趣地看着利玛斯用暗示和歪曲的手段引起费德勒的怀疑。利玛斯手段高明，从不把戏演过头。他怀着险恶的用心，貌似无意地把人引入歧途。阴谋的基础打好后，费德勒把它和黎巴嫩那个提供情报的人再联系起来，试图证明在我们‘部门’内部潜伏着内奸……
“他们干得还挺漂亮。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是英国方面在损失了雷迈克、遭受重创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蒙特同志尽管有所防备，英国方面还是在费德勒的帮助下，实施了要置他于死地的阴谋。
“蒙特下令对利玛斯在英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到利玛斯退职后所扮演的双重角色的细节。他希望在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中找到对手的破绽。他认为利玛斯在长期的阴谋活动中，面对贫困、酗酒、堕落以及孤独，会露出他的马脚。利玛斯有可能会去找个伴，最可能去找个女伴，会渴望有肌肤之亲，会试图找回真实的自我。蒙特同志算准了。就连利玛斯那样有经验的特工也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是人都难免……”他说到这里微笑起来，“大家很快就会见到证人，证人就在这里，蒙特同志早有防备，所以把证人找来了。我马上就会招证人上来。”他像是要开个玩笑，卖个关子。“在此之前，我还要对这位阴谋害人的阿历克·利玛斯先生问一两个问题。”
“你说，”他开始问，“你是一个阴谋家吗？”
“别犯傻了。”利玛斯不客气地说，“你清楚，是你们来找我的。”
“是的，没错。”卡尔顿说，“你真高明。这个问题先不谈。我问你，那时候你是身无分文吗？”
“可以那么说。”
“会有朋友借钱给你吗？或者送钱给你？或者帮你还债？”
“如果有的话，我就不在这里了。”
“一个都没有？就不会有一个好心人或者一个你几乎忘记的朋友去帮你一把，帮你摆脱债主或帮你做些什么吗？”
“没有。”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你认识乔治·史迈利吗？”
“当然认识。他也在圆场工作。”
“他已经离开英国情报部门了吗？”
“在芬南案件结束后就离开了。”
“啊，也就是和蒙特有关的那件案子。那以后你见过他吗？”
“见过一两次。”
“是在你离开圆场后见到的吗？”
利玛斯犹豫了一下。
“不是。”他说。
“他没去监狱探望你？”
“没有，没人探视过我。”
“在你进监狱前呢？”
“也没有。”
“就在你出狱那天，有人和你搭上了，是那个叫阿什的男人，是这样吗？”
“是的。”
“那一天你和他一起吃了午饭。你们分手后，你去了哪里？”
“记不得了。可能是去了酒吧。想不起来了。”
“我来帮你回忆吧。你最后去了舰队街，在那里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接着不停地换乘汽车、地铁和出租车，那不符合你这样有经验的人的习惯。最后你到了切尔西，还记得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报告。那份报告我带来了。”
“也许你说得没错。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乔治·史迈利就住在那附近，这才是问题的重点。有人开车送你到达那里的时候，据我们特工报告，你去了那条街的九号，那里正好是史迈利的住处。”
“那是胡说。”利玛斯认真地说，“我那时要去‘八铃’酒吧，是我常去的一家酒吧。”
“乘私家车去酒吧？”
“那也是造谣。我是乘出租车去的。我有了点钱，就想把钱花了。”
“可你在那之前为什么要绕那么多路呢？”
“没有那回事。他们可能是跟错人了吧，那也是可能的。”
“我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你觉得在你离开圆场后，史迈利不可能想着去找你吗？”
“天哪，不可能的事情。”
“在你被关进监狱，在你靠别人施舍度日，在你遇见阿什以后，他都没有去找过你？”
“没有。我不明白你要说明什么，卡尔顿。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那时候就算遇见史迈利，我们也不会相认。双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卡尔顿似乎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扶了扶眼镜，特意看了看面前的资料。
“哦，是啊。”他说，接着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当你要求那个杂货商赊账的时候，你身上有多少钱？”
“没有钱。”利玛斯随口答道，“在那之前一周或者更长时间里，我就没钱了。我想是那样的。”
“那你怎么生活？”
“凑合着过。我那时病了，发烧。一周几乎都没有吃东西。所以后来有些失常—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可那时候你在图书馆还有工资没有领取吧？”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利玛斯厉声问，“难道你……”
“你为什么不去领工资？有了钱，你就不用求人赊账了，不是吗？利玛斯。”
他耸了耸肩膀。
“我忘了。也许是因为图书馆在周六早上不开门。”
“我明白了。你能肯定图书馆在周六早上不开门吗？”
“不能肯定，我是这样猜的。”
“好，谢谢你。我就问到这里。”利玛斯坐下的时候，房间的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那女人粗壮而丑陋，身穿灰色制服，手臂上有臂章。丽兹就站在那女人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