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房间只有教室那么大。一端放着五六条长凳，上面坐着卫兵和看守，中间夹杂着观众—中央委员和一些选定的官员。房间的另一端是法庭的三名成员，都坐在高背椅上，身前放着一张橡木桌子。他们头上吊着一个三合板制成的大红星，用三根铁丝吊在天花板上。法庭墙壁的颜色和关利玛斯的牢房墙壁一样，都是白色的。
那三个人前方的桌子两边，还有两个男人面对面坐着。其中一个在六十岁左右，穿黑西装，系灰领带，打扮得像是要去德国乡下教堂做礼拜似的。另一个人就是费德勒。
利玛斯在后排，坐在两名看守之间。透过前排观众，能看到被警察围着的蒙特，他头发剃得很短，宽宽的双肩，穿着那熟悉的灰色囚服。装束很能说明问题，也影响着法庭的氛围—费德勒穿着他自己的衣服，而蒙特穿的却是囚服。
利玛斯刚坐下不久，法庭主持人，就是坐在当中的那个人敲了一下铃。利玛斯顺着声音看过去，发现主持人竟是个女的，不禁打了个寒战。也不能怪利玛斯粗心，那个人五十岁左右，有着黑色的小眼睛，头发很短，像个男人似的。身上穿着黑色的类似列宁装式样的衣服。她扫视了一眼全场，点头示意卫兵关上门，没有什么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
“会议的目的大家都知道了，要记住整个会议进程都是保密的。这是中央特别指定成立的法庭，我们也只向中央负责。我们将按适当的途径听取各方的陈述。”她例行公事地指着费德勒说，“费德勒同志，还是你先讲。”
费德勒站起身来。对桌子周围坐着的人点了点头，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沓在角上用黑线穿起的纸。
他说话的时候很安详，利玛斯从没有见过他这样的神情。利玛斯觉得他表现得很好，很像一个怀着遗憾的心情把自己上司送上断头台的人。
“有一个情况要先说明一下，也许有些人还不了解。”费德勒开始发言了，“在我把有关蒙特同志的报告送交中央的那一天，我被逮捕了，一起被捕的还有叛逃者利玛斯。我们都被关了起来，我们都……被逼供，要我们承认这些指控都是迫害好同志的法西斯阴谋。
大家从我送交的报告中已经知道，利玛斯是怎么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上是我们选中了他，引诱他叛变并把他带到了民主德国。有个情况能充分证明利玛斯状况的真实性，那就是：他到现在还拒绝认为蒙特是英国特务，当然其原因我在后面会讲到。所以，如果认为利玛斯设计陷害，那就太荒唐了。因为对蒙特的指控是我们发起的，利玛斯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看似零碎却很重要的信息。那使我们在过去三年中收集的证据连成了一体，从而获得了证实。
在你们的面前放着这个案子的书面材料，所以对大家都了解的情况我就不再多说了。
对蒙特同志的指控，就是指控他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虽然还有如下一些指控—他给英国情报机构递送情报，他利用其掌管的部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服务，他故意包庇反党集团并收取巨额外汇酬劳。这些指控都有这样一个前提：汉斯·迪爱特·蒙特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这种罪行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刑法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犯罪了。他极大地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犯下了我们国家机关最需要提防的罪行。”说到这里，他把手上的材料放在桌上。
“蒙特同志今年四十二岁，现任国家人民保卫部副部长，未婚。长期以来，人民一直认为他能力出众、对党忠诚，为保卫人民的利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请允许我介绍一些他的工作经历。他二十八岁被招进部里工作，并接受了相应的培训。实习期满后，他被派往北欧国家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主要是在挪威、瑞典和芬兰。在那里，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情报网，打入敌人阵营，同法西斯分子作斗争。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他那时候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是，同志们，这里要请你们记住他在北欧国家工作过这个事实。由于二战中他在北欧国家组织过情报网，这一点使他在战后有借口经常去芬兰和挪威。正是在那里，他从国外银行提取了巨额的美元，收取他卖国获得的酬劳。有一点很明确：蒙特同志并不是反革命势力的牺牲品。他的蜕变有着内在的因素，是内心的胆怯、懦弱和贪婪，以及发财的梦想毁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获取敌人酬劳的途径很隐秘，他的罪行却正是因此而败露。”
费德勒停了停，扫视了一下全场，眼睛里突然充满了激情。利玛斯看着，也被他深深吸引。
“让我们都引以为戒吧，”费德勒大声说，“还有很多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排的一些观众交头接耳地谈论起来。
“企图出卖人民利益的那一小撮人，绝对逃不过人民警惕的眼睛！”费德勒表现得像是在隆重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其实眼前小房间里也就坐了没多少的官员和卫兵。
利玛斯这才认识到，费德勒对这件事情非常慎重，因为现场坐着的都是些政治上无可挑剔的人。费德勒知道不能把对方一棍子打死就对他自己很危险。现场发言都被记录在案，在此达成的共识很难再被推翻。
费德勒翻开面前的卷宗。
“1956年年底，蒙特被派驻伦敦，任东德钢铁业代表团随员。他还承担着对流亡英国的反革命团伙展开斗争的任务。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也不否认—他的工作还是有成果的。”
利玛斯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前排就坐的那三个人身上。主持人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皮肤黝黑，眼睛半睁半闭。他留着蓬乱的直发，脸色灰暗，像个苦行僧。他的手很细长，不停地拨弄着面前的一沓纸张。利玛斯猜他是蒙特的人，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另一边坐着的人岁数要大一些，头上谢顶，面容和善。利玛斯觉得那人是个糊涂蛋。利玛斯估计出一种可能的结果：年轻的那个会为蒙特说话，女主持人会认为蒙特有罪，年长的那个男人看到僵持不下会觉得难办，最终还是会支持主持人的意见。
费德勒又接着发言：
“在他伦敦工作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出问题了。我刚才说过，他那时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英国秘密警察开始追捕他，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蒙特在英国并没有外交豁免身份（英国作为北约国家，不承认民主德国），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四处躲藏。那时各交通口岸都收到了印有他照片和资料的通缉令，英国各地都在抓捕他。可躲藏了两天后，蒙特同志却乘出租车赶到伦敦机场，再搭飞机飞到了柏林。大家不禁会发出赞叹，真了不起啊！在全英国的警力都被调动，所有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都在严密监控之下，蒙特同志却能在伦敦机场乘上飞机。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仔细一想会觉得蒙特能从英国逃出来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太容易了。事实上，没有英国政府的默许，他根本就没有可能逃出来！”这时房间后排观众中引发了比第一次更大的骚动。
“真相是这样的：蒙特那时已经被英国机构逮捕，在他短暂的关押期间，对方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坐几年牢，事业全完蛋；要么让蒙特戏剧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让他出色地完成工作。当然了，选择英国方面第二条路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情报，同时英国会支付给他大笔的金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蒙特在威胁利诱下叛变了。
“而现在英国人想的是让蒙特继续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蒙特这些年来清除的那些不重要的西方间谍，可能是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所安排的：牺牲一些不重要的特务，从而保证蒙特获得往上爬的资本。这一点我们尽管还无法最后确认，可这样想也完全合情合理。
“从1960年开始，也就是蒙特同志担任‘部门’的反间谍处处长的那一年，从世界各地的情报都提示我们，内部高层潜伏着一个间谍。大家知道卡尔·雷迈克是名间谍，当他被清除后我们都松了口气，认为没问题了。可问题仍然存在。
“在1960年下半年，我们以前发展的一名情报员在黎巴嫩结识了一个据说和英国特工部门有关系的英国人。那人给了英国人一整套我们‘部门’的机构资料，是他曾工作过的那两个处室的资料。当那些情报被送给伦敦方面后，伦敦方面拒绝接受。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方面不要那类资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有人向伦敦方面提供了我们‘部门’的最新资料。
“从1960年年中开始，我们就大规模地损失去海外工作的情报员。他们常常刚被派到国外仅几周时间，就被捕了。有时敌人也试图策反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次数不多，好像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交了次好运。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我们‘部门’的资料。那些资料非常完整和准确，而且还是最新的资料。这使我们很吃惊。我把那些资料给蒙特看过，因为他是我的领导。他那时对我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让我不要干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认，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隐约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个出卖情报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迹象……
“不用说，人们很难去怀疑我们反间谍部门的首脑会是敌人的间谍。这个想法是如此惊人，如此的具有戏剧性，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更不用说站出来揭露了。我承认，我当时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真有这种事发生。可事实就是事实。
“同志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我建议现在带证人作证。”他转过身来，面向房间后部说，“把利玛斯带到前面来。”
坐在他两边的卫兵站起身来，利玛斯从长凳之间挪到了房间中央的过道上。中间的过道也仅有两英尺宽。一名卫兵让他面对主席台站着，离费德勒站的地方也就六英尺的距离。法庭主持人首先对他问话。
“证人，报上你的姓名。”她说。
“阿历克·利玛斯。”
“年龄？”
“五十。”
“结婚了吗？”
“单身。”
“可你结过婚。”
“我现在是单身。”
“你的职业？”
“助理图书馆员。”
费德勒气愤地插话。“你以前是英国特工人员，不是吗？”问得直截了当。
“是的。一年前是的。”
“法庭已经阅读了对你的审讯记录，”费德勒接着说，“我要你把去年五月某天，你和彼得·吉勒姆的谈话内容告诉大家。”
“你是说我们谈论蒙特的那些话？”
“是的。”
“我告诉过你了。那是在伦敦圆场，我在走廊上碰到彼得。我知道他正在处理芬南那件案子，就问他乔治·史迈利的情况。后来我们谈到死去的丢特·弗雷，还有与之有牵连的蒙特。彼得那时说，他认为曼斯顿—当时的案件负责人—并没有真的要抓蒙特。”
“你认为那意味着什么吗？”费德勒问。
“我知道曼斯顿把芬南的案子搞得一团糟。我估计他不想让蒙特受审是因为他怕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职被人知晓。”
“如果蒙特被抓，会对他进行审判吗？”主持人插话问道。
“就要看是什么人抓他了。如果警察抓住了他，就会上报给内务部。那他就一定会被审判，肯定的事情。”
“如果是你们情报部门抓住他呢？”费德勒问。
“哦，那就不同了。我们估计他们在进行审讯后，会用他来交换被你们抓住的人。也可能会打发掉他。”
“打发是什么意思？”
“处理掉他。”
“就是干掉他？”现在都是费德勒在发问了，法庭人员则在不停地记录。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我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
“他们不会对他进行策反吗？”
“会，但没有成功。”
“你怎么知道没有成功？”
“哦，天哪，我已经对你说过很多遍了。不要老是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当了四年的柏林站站长。如果蒙特成了我们的人，我肯定会知道的。我不可能不知道。”
“很好。”
费德勒似乎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不过，他心里明白，法庭上的其他人未必满意。他开始把重点转到“滚石”行动上来，又让利玛斯听了一遍那些情况：行动文件的传阅采取了特别的保密措施，给哥本哈根和赫尔辛基的银行寄信，利玛斯收到的一封回信。费德勒对着法庭，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我们没有从赫尔辛基银行得到回信，其原因不明。不过请允许我再详细说明一下。利玛斯在6月15日把钱存进了哥本哈根的银行。在你们手上的材料中有一份复印件，就是皇家北欧银行给罗伯特·朗的回信。罗伯特·朗是利玛斯在那家银行开存款账户时用的假名。从这封信中（在材料的第十二页），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存款数目是一万美元，在存入后一周被账户共同开户人取走。我们这样设想一下，”费德勒把大家的目光引向坐在前排一动不动的蒙特，继续说，“被告也不否认6月21日他就在哥本哈根，名义上是执行‘部门’的秘密行动。”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
“利玛斯去赫尔辛基是他第二次出国去存钱，具体时间是9月24日。”他提高声调，转身直视蒙特。“而就在10月3日，蒙特同志秘密地去了一趟芬兰，还是以替‘部门’办事的名义去的。”法庭上一片寂静。费德勒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身面对法庭。他压低嗓音，用明显的威胁口吻问道：“你认为这些都是巧合吗？好，那我就再提醒你一些事情。”
他转而问利玛斯：“证人，你在柏林活动期间，和社会统一党中央前任秘书卡尔·雷迈克建立了关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他是我发展的间谍，后来被蒙特的人杀了。”
“一点不错。他被蒙特的人杀了。除他之外，还有好几个间谍在进行审讯前就被蒙特同志杀了。但他在被蒙特杀死之前，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吧？”
利玛斯点了点头。
“请你说明一下雷迈克和你称为头儿的那个人的会面情况。”
“头儿从伦敦来柏林见卡尔。我想因为卡尔是我们最有成绩的间谍之一，所以头儿才要见他。”
费德勒打断说：“他也是最受信任的间谍之一吧？”
“是的，是的。伦敦方面很喜欢卡尔，对他很信任。头儿来后，我安排卡尔去我的住处，我们三个人一起吃晚饭。我心里其实并不愿意卡尔去我的住处，但又不好对头儿说。伦敦方面有他们的想法，令人难以琢磨。我那时非常担心他们会找借口把卡尔划归伦敦方面直接联系，伦敦方面做得出那种事情的。”
“所以你就安排了你们三人见面。”费德勒不客气地插话，“那后来呢？”
“头儿事先要求我给他一刻钟时间，让他单独和卡尔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就以威士忌酒喝光了，离开公寓去了德·扬的住处。我在德·扬那里喝了几杯酒，借了一瓶威士忌，这才回去。”
“回去的情景怎样？”
“什么意思？”
“你回去时，头儿和雷迈克是不是还在说话？如果在说话，他们在说什么？”
“我回去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在谈话。”
“谢谢你。你可以坐下了。”
利玛斯回到房间后面的座位上。费德勒转向三名法庭人员，又开腔了。
“我想先谈谈间谍雷迈克，已被人枪杀的卡尔·雷迈克。在你们面前的材料里，有雷迈克给在柏林的利玛斯送去的所有情报清单，这些还是利玛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内容。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卖国记录。请允许我为大家说明一下。雷迈克给他的主子提供了我们‘部门’完整而详细的人员和工作情报。他那时候竟然能够提供我们‘部门’最秘密的工作安排，连利玛斯对此都觉得有些意外。他作为党中央的秘书，可以拿到各个秘密会议的记录。
“这对他并不困难，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整理编辑会议记录。可雷迈克能接触到‘部门’的机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是谁在1959年底共同推举雷迈克进入人民保卫委员会的？那可是党中央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委员会，是协调和讨论安全部门事务的机构。是谁建议让雷迈克有权接触到‘部门’的秘密文件？是谁自1959年开始（也就是蒙特从英国回来的那一年，请大家注意），在雷迈克职业生涯中专门把他往重要岗位上推？让我来告诉大家那个人是谁。”费德勒庄严宣布，“就是汉斯·迪爱特·蒙特，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雷迈克从事间谍活动。我们来回忆一下雷迈克是如何在柏林和西方间谍机构接上头的，他是怎么会就选中德·扬的汽车，在车里放胶卷的？你们对雷迈克居然有那种预见性而不觉得惊讶吗？他怎么会知道在哪里、在哪一天找到那辆特定的车？雷迈克自己没有汽车，他不可能是从德·扬在西柏林的住处就开始跟踪吧。他能那样做只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安全机构里有人让他那么做的，并且在德·扬的汽车一过检查站就马上通知他。蒙特能做到这一点，是他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雷迈克。我在此再次强调，幕后人物是汉斯·迪爱特·蒙特，雷迈克只是他的仆从，是蒙特和他的帝国主义主子们的联络工具！”
费德勒停了停，平静地接着说：
“蒙特—雷迈克—利玛斯：串成了一条线。而全世界都采取这样一个特工活动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实现单线联系。所以利玛斯到现在还坚持他完全不知道蒙特的罪行，也就不奇怪了。反而说明他在伦敦的上司对他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滚石’行动一直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家都已了解这一点。利玛斯只是大概了解到吉勒姆领导的那个部门表面上仅仅研究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他怎么会想到那个部门其实是负责‘滚石’行动的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彼得·吉勒姆，作为英国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曾在英国参与了对蒙特活动的调查。”
主席台后坐着的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抬了抬手中的铅笔，用锐利的目光看着费德勒问：“如果雷迈克是蒙特的同谋，蒙特为什么又要杀了他？”
“蒙特那是不得已。雷迈克那时已经受到怀疑。他的女人说话不注意，已经使他暴露。于是蒙特决定现场处决他。蒙特先让雷迈克逃跑，然后杀他灭口。在那以后，蒙特又暗杀了雷迈克的女人。
“下面我要对蒙特的间谍活动作一些推测。1959年他回到德国后，英国情报机构开始等他的回音。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蒙特是不是真心合作，所以他们先给了蒙特一些指令，等着看结果。他们愿意付蒙特钱，对他有很高的期望。那时候蒙特的官位还不高，还没有进入情报部门和党的高层。可那时他就能掌握一些情报了，他就把他知道的情况报告给了英国人。那时他只有自己和他的主子进行联系。我们估计他和英国方面的人在西柏林或北欧国家会面，他利用短期出差的机会，在那些地方接受英国人的讯问。起初英国方面肯定也很小心谨慎—那很正常—他们焦虑地对蒙特送来的情报进行分析、比对，怕蒙特玩双面间谍的把戏。后来英国方面逐渐认识到他们确实捕到了一条大鱼。蒙特一直以工作认真、高效著称，可他把这些用到了进行卖国勾当上。开始的时候，我猜测，我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还根据利玛斯提供的证据，英国方面在开头的几个月内没敢让蒙特发展间谍网，而是让他单独行动。英国方面直接和他联系，付钱给他，绕开其在柏林的机构而直接对蒙特发指令。英国方面为此在伦敦成立了一个以吉勒姆为首的小部门（吉勒姆是在英国对蒙特策反的人）。那个部门的真正职能即使在伦敦也是保密的，只被一部分特定的人知晓。他们运用一套称之为‘滚石’的方法付钱给蒙特，可以肯定英国方面对蒙特送来的情报非常的重视。大家现在都明白了，尽管利玛斯还说他不可能不知道蒙特是间谍这件事，实际上他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蒙特送过钱，而且他从雷迈克手上得到的情报，实际上是蒙特搞来后，通过雷迈克和利玛斯送到伦敦去的。
“到1959年底，蒙特通知他伦敦方面的主子，说他在我们党中央找到了一个人充当他和伦敦方面的联络人。那个人就是卡尔·雷迈克。
“蒙特是如何找到雷迈克的呢？他不怕雷迈克拒绝为他做事吗？大家不要忘了蒙特的特殊地位：他能接触到所有的秘密文件，可以进行电话窃听，可以私拆信件，可以派人监视。他还可以随意对人进行审讯，可以用手中掌握的生活丑闻要挟对方。总之，即使他不能把人拉下水，也有办法保护他自己不暴露。”费德勒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他完全滥用了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恢复了以前的语调，接着说下去：
“大家都知道了伦敦方面的伎俩。他们将蒙特的情况列为最高机密，他们默许蒙特招募雷迈克进来，部署蒙特和英国驻柏林机构间的非直接联系，也就是通过雷迈克和德·扬以及利玛斯联系。所以大家应该这样来理解利玛斯提供的信息，这样才能了解蒙特的卖国行为。”他转过身来，直接面对蒙特，大声说：“你是阴谋家，恐怖分子。你出卖了人民的利益！”
“我的话基本结束了，仅还有一点要说明。大家一直以为蒙特是人民忠诚而尽职的战士，那是因为他除掉了所有可能揭发他罪行的人。他以保卫人民利益为名，干着法西斯卖国勾当。并且设法一步一步在我们‘部门’里往上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行吗？为此，一直在护着卡尔·雷迈克的他，发现雷迈克已经被人怀疑的时候，立即就下令将雷迈克当场处决。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派人杀死了雷迈克的女人。请你们向中央汇报看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这个人的行为是如何的残忍、恶毒。对汉斯·迪爱特·蒙特来说，判他死刑都是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