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费德勒把信送来让他签字时，利玛斯还没起床。两封信都用了蓝色的薄信纸，一封信的地址是瑞士什皮兹湖的塞勒旅馆，另一封留的地址是瑞士格什塔德的皇宫酒店。
利玛斯读着第一封信：
致哥本哈根的皇家北欧银行（有限公司）经理
亲爱的先生：
我在国外旅行已有数周，在此期间无法收取我在英国的信函。我在3月3日曾去信询问我和黑尔—卡尔斯多夫合开账户的账面情况，至今未收到你们的答复。为防再次耽搁，请你们将该账户的对账单寄往下列地点，我将于4月21日起在该地点逗留两周。
由Y.德·桑络夫人转交，法国巴黎十二区哥伦布大街13号。
对此给你们造成的不便，我表示抱歉。
致敬
（罗伯特·朗）
“3月3日的信是怎么回事？”他问，“我没给他们写过信啊。”
“是啊，你没有写过。据我们所知，其实没人写过。不过那会使银行方面担心。如果我们寄去的信和头儿寄给银行的信在内容上有什么冲突的话，有了编造的所谓3月3日的信，银行方面就会认为问题出在他们漏收了一封信上。他们的反应将是把你所要求的对账单寄来，并在信中道歉说他们没有收到你3日的那封信。”
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的内容一样，只是投递地址不同。收信地址也是巴黎的那个。利玛斯拿了一张白纸，掏出自己的钢笔，用流利的笔迹写了六七遍“罗伯特·朗”。然后在第一封信上签了这个名字。接着把笔往后斜一点，开始练习第二个签名。直到练熟后，他在第二封信上签下了“史蒂芬·伯内特”。
“了不起。”费德勒说，“很了不起。”
“现在还要做什么？”
“这两封信今天就会在瑞士的两个地点被寄出。只要一有回信，我们在巴黎的人就会电报通知我。一周之内就应该有结果了。”
“这段时间干什么？”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我知道和我在一起很乏味，对不起你了。我想我们可以去散步，开车在附近山里转转，打发时间吧。希望你放松心情接着说，说说伦敦的事情，说说圆场的事情，说说圆场各部门的情况，包括那里的闲话、工资、休假、办公室安排、文件和人员情况。任何细节问题都可以。我要了解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另外……”他说话的语气变了变。
“什么？”
“我们可以安排……可以安排人来陪我们。可以让人陪我们消遣。”
“你是说给我找个女人？”他问。
“是的。”
“不用了，谢谢你。我不像你，还没有到要人拉皮条的地步。”
费德勒对他的话似乎并不在意。继续说了下去。
“你在英国不是有个女人吗？那个图书馆的姑娘？”
利玛斯转身面对他，一副要打人的架势。
“听着！”他喊道，“给我听好—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不管你是开玩笑还是威胁我，总之不许再说了，费德勒。永远都不要用这件事来要挟我，不然我就拒绝和你们合作，我说到做到，你休想再听到我的一句话。费德勒，你把这些话传给蒙特和你们那些浑蛋领导，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们。”
“好的，我告诉他们。”费德勒回答说，“我会告诉他们的，但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那天下午，他们又出去散步。天很暗，乌云密布，还比较暖和。
“我去过一次英国。”费德勒很随意地说，“那是在二战前，我和父母去加拿大时路过的。当然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我们在英国停留了两天。”
利玛斯点了点头。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费德勒接着说，“多年以后我差一点去英国工作。本来我要去接替蒙特担任钢铁业代表团的职务—你知道蒙特曾在伦敦工作过吧？”
“知道。”利玛斯含糊地回答。
“我对那项工作还有点好奇，到底要去做点什么事情？”
“我想是和其他你们阵营的派遣人员一起，玩些老把戏。也和英国商界有些接触，不过联系不多。”利玛斯的话里带着厌倦。
“可是蒙特在那里干得很好啊，他那时是如鱼得水。”
“听说是的。”利玛斯说，“他还杀了好几个人。”
“这你也听说了？”
“听彼得·吉勒姆说过。他和乔治·史迈利曾负责这件事情。蒙特那个浑蛋差点把乔治也杀了。”
“是芬南那个案子吧，”费德勒深思着，“蒙特还有办法逃出来，很了不起吧？”
“是啊，也许吧。”
“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蒙特的照片和个人情况在英国外交部都有备案。就算这样，你们动员全英国的警力都没有能抓到他。”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利玛斯说，“他们并没有认真去追捕他。”
费德勒突然停下脚步。
“你刚才说什么？”
“彼得·吉勒姆曾对我说，他认为英国方面并不想抓到蒙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候我们机构的设置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没有行动指挥，只有一个叫曼斯顿的人作为行动顾问。曼斯顿一开头就把芬南那件案子搞得一团糟，这都是吉勒姆告诉我的。彼得认为他们如果真的要抓蒙特的话，肯定能抓住他，会把他送上法庭，还很可能被判死刑。可那样一来，曼斯顿的职业生涯肯定就完了。彼得对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可他对没有尽力抓捕蒙特这一点却很确定。”
“你肯定吗？你肯定吉勒姆就是这样对你说的吗？那时英国方面没有尽力进行大规模的抓捕？”
“我当然能肯定。”
“吉勒姆有没有说过别的放蒙特走的原因？”
“什么意思？”
费德勒摇了摇头，他们沿路向前走去。
“芬南那件事情以后，钢铁业代表团就被取消了。”费德勒过了一会儿说，“所以我没有能去成英国。”
“蒙特那时候肯定是发疯了，想在巴尔干半岛那种地方进行暗杀还有可能逃脱，在伦敦可是逃不了的。”
“可他确实就逃脱了，是不是？”费德勒马上接口，“他干得可真漂亮啊。”
“就像吸收阿什和基沃那种货色？算了吧。”
“芬南那件案子的持续时间也够长的啊。”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你再说说卡尔·雷迈克的事情，”费德勒又开腔了，“他曾和头儿见过面，对吧？”
“是的，大约一年前在柏林见的面，也可能时间还要早一些。”
“他们在哪里见的面？”
“我们一起在我的公寓里见面。”
“为什么要见面？”
“头儿在有成果的时候就会出面了。那之前我们从卡尔那里弄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伦敦方面也很重视那些情报。于是头儿就来柏林出趟短差，要我帮他安排好那次见面。”
“你那时候在意头儿来吗？”
“有什么好在意的？”
“特工是你发展的，你应该不愿意看到卡尔和你同事见面吧。”
“头儿不能算是我的同事，他是部门领导。卡尔知道领导要见他，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见面的时候，你们三人一直都在一起吗？”
“是的。哦，也不是一直。我当中离开过一刻钟，最多一刻钟，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那是头儿要求的，他说要和卡尔单独谈几分钟。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公寓。我忘了当时是用了什么借口。哦，对了，我说家里威士忌喝光了。我离开后还专门到德·扬那里拿了一瓶酒回去。”
“你出去以后，他们谈些什么，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会知道？我对他们谈什么也不感兴趣。”
“后来卡尔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没有问过他。卡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放肆的浑蛋，总是装出一副高我一头的架势。我也不喜欢他嘲笑头儿的方式，尽管头儿也确实有让人嘲笑的地方，不过我总觉得那是很荒唐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一起在背后笑过头儿。我不会去挫伤卡尔的虚荣心，那次会面确实像是给卡尔打了一针兴奋剂。”
“卡尔那时候很压抑吗？”
“不，根本没有。那时候他已经被惯坏了，我们付给他的钱太多，太重视他，也太信任他了。对此我有责任，伦敦方面也有责任。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宠着他，他也不会把组织情况告诉那个混账女人。”
“那个叫艾尔维拉的女人？”
“是的。”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直到费德勒像是从梦中醒来，接着问道，“我开始喜欢你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想不通。我有一点想不通—这是在我见到你之后才有的困惑。”
“什么问题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过来，为什么要叛变。”利玛斯刚要开口说话，费德勒笑着说：“我这样说恐怕太直截了当了吧。”
他们在山中散了一周的步。晚上回到住处后，吃些糟糕的饭菜，用差劲的白葡萄酒把食物冲到肚里。然后坐在火炉边，没完没了地谈论那些所谓的细节问题。生火是费德勒的主意，现在应该不是生火的季节。可有一天利玛斯听到他让守卫弄些木材来。一个白天都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后，晚上坐在火炉边，利玛斯不禁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特工生涯来。利玛斯知道他说的话都被录音了，可他不在乎。
一天一天地这样过去，利玛斯明显感觉到对方变得越来越焦虑。有次他们开车出去兜风，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们在一个信箱前停了下来。费德勒没有拿走车钥匙，让利玛斯坐在车里，自己去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回来的时候，利玛斯问他：
“你为什么不在住处打电话？”费德勒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小心一些，”他回答说，“包括你，你也要当心。”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你存到哥本哈根的那些钱—我们曾写信去查，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费德勒什么都不说了，一言不发地把车往山里开。最后停下的地方是两条大峡谷的交汇处，四周长着高高的松树。陡峭山坡上浓密树林渐渐掩入暮色之中，后来只能看到昏暗中树木的灰色剪影。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费德勒说，“你都不用担心。问题会解决的，你明白吗？”他口气沉重，用他那修长的手拉着利玛斯的手臂。“你要稍微注意一点保护自己，不过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你明白了吗？”他又问了一次。
“不明白。你既然不肯明说，我只有见机行事了。你也不用太为我担心，费德勒。”他动了动自己的手臂，可费德勒仍然抓着他的手臂。利玛斯很讨厌别人接触自己的身体。
“你了解蒙特吗？”费德勒问，“你了解他吗？”
“我们谈论过蒙特那个人。”
“是的。”费德勒重复道，“我们谈论过他。他是那种先开枪再讯问的人，那是他的处置方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讯问应该比开枪杀人更重要，有这个奇怪的行规。”利玛斯知道费德勒的意思。“当然，如果害怕讯问结果对自己不利，杀人灭口就不显得奇怪了。”费德勒紧接着说道。
利玛斯等待着。过了一会儿，费德勒说：
“他从不进行讯问工作，总是让我做这种事情。他过去常常这样对我说：‘你去审讯他们，这个你最拿手。我负责把人抓来，你让他们坦白交代。’他常说从事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油漆匠—需要有个人拿着榔头站在后面监工，不然就会忘乎所以。‘我就是那个拿榔头的。’他以前常这样对我说。本来这仅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可后来还当真了。他开始杀人了，在获得对象的交代之前就杀了他们。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暗杀。我曾经问过他，求过他：‘为什么不逮捕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交给我审讯一两个月？把他们都杀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只是对我摇摇头，说必须把邪恶扼杀在萌芽中。他说这话的时候，给我一种他早有防备我询问的感觉。他是个优秀的特工，非常优秀。他在我们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少的奇迹，这你也了解。他对他的做法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有一天深夜，我和他交谈，他喝着咖啡，也只喝咖啡。他说德国人性格内向，成不了优秀的间谍，却在反间谍方面很擅长。他说从事反间谍的人员个个都像狼，啃着没肉的骨头的狼。所以要把他们啃着的骨头抢走，逼他们再去追逐新的猎物。我明白这些道理，也了解他的想法。可他也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什么要杀死维莱克？为什么不把那人留给我审讯？维莱克是个很好的猎物，可我们从他身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得到。那么，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利玛斯，为什么？”他握着利玛斯手臂的手抓得更紧了。在非常幽暗的汽车里，利玛斯却清晰地感受到费德勒异常强烈的情绪。
“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自从维莱克被杀以后，我一直在寻求发现杀他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告诉自己说，我是在嫉妒我上司的成就；还告诉自己说，我这是疑神疑鬼，做特工的也确实容易变得多疑。可是我很难说服自己，利玛斯，我一定要找到事情的真相。我再把以前的一些事情进行综合考虑。结论是：他是出于害怕，害怕被抓的人说出什么来！”
“你在说什么？你昏头了吧。”利玛斯说，语气中有些难以掩饰的恐惧。
“你看，这些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蒙特很容易地就从英国逃走，你也证实了这一点。还记得吉勒姆对你说的话吗？他说他们并不真的要抓他。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叛变了，英国方面其实抓到了他，并成功地将他策反，所以他们才让他重获自由，还付给了他很多钱。”
“你真是昏头了。”利玛斯不屑地说，“他要是知道你编造这种东西，会杀了你的。不要自找麻烦，费德勒。别说了，开车回去吧。”直到这时候，紧握利玛斯手臂的那只手才松开。
“你这一点就不对了。你已经提供了问题的答案，就是你，利玛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
“不对！”利玛斯大声说，“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你说得不是真的。如果他被圆场的人策反了，我作为东德地区的特工负责人，我怎么会不知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说我们英国情报部门的头儿在指挥着你们东德情报部门的副职领导，而我作为柏林站的站长，居然毫不知情。费德勒，你是在发疯，完全昏头了。”他突然又无声地笑了笑。“你这个家伙，你是想夺他的权吧。这种事情倒并不稀奇，不过你所说的也太不可思议了。”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
“那笔钱，”费德勒说，“存到哥本哈根的那笔钱。那家银行给你回信了。银行经理以为出了差错，所以很担心。实际上在你把钱存进银行后一周，你的共同开户人就把钱取走了。而二月里的取款日期和蒙特去丹麦出差两天的时间正好吻合。那时候，他化名去丹麦和一名参加世界科学家大会的美国科学家接头。”费德勒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想你应该再给银行写封信，就说一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