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着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跑道渐渐下沉。
利玛斯不是一个沉思型的人，不是那种想得太多太复杂的人。可他知道他的事业完蛋了，从此以后他只有承受这个现实，就像人们必须面对癌症和坐牢一样。他清楚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失败就像死亡一样无可回避，他只有把怨恨放在心里，坚持度过被冷落的日子。他能撑到现在，和大多数人相比时间不能算短，可最后还是被打败了。据说狗没了牙就活不下去，现在利玛斯的牙齿也被拔光了：是蒙特拔光了他的牙齿。
如果早十年，他还可以另选行当，比如在剑桥圆场的某座大楼里做个文员。那样的话，利玛斯可以工作到岁数很大的时候才退休，可利玛斯根本就不是能那样生活的人。就像让一名赛马选手改行做精算师一样，让利玛斯放弃特工行动而去从事枯燥的政府文案工作，对他来说太为难了。之前他一直长驻柏林，知道人事部门每年年底都要审查他的档案。说他顽固、任性、藐视规则等。他那时就知道有一天会有麻烦的。情报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结果决定一切，政府也赞许那样的准则。利玛斯在蒙特出现之前，也曾成绩斐然。
利玛斯不知道在何时感到了蒙特对他的威胁。
汉斯—迪爱特—蒙特，四十二年前出生于莱比锡。利玛斯看过他卷宗里的照片，面孔棱角分明，面无表情，有着一头金发。利玛斯知道他是怎样地爬到了“部门”第二把交椅，并且成为行动部门的实际领导。利玛斯是从雷迈克和其他叛逃者那里了解到这些的，雷迈克作为东德党中央的成员，和蒙特同在保密工作委员会工作。雷迈克对蒙特一直心存畏惧。事实上，雷迈克一暴露，蒙特就杀了他。
蒙特直到1959年还只是“部门”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那时以东德钢铁业代表团成员为掩护，在伦敦从事间谍活动。他在谋杀了两名他们自己的雇员后，匆忙地逃回东德得以保命。那以后一年内他音信全无，接着又突然出现在莱比锡的“部门”总部，任行动保障处负责人，负责为特别行动提供经费、设备和人员。那年年底，“部门”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苏联联络官的人数和影响力被大大削减，几个老派人物以思想问题被清洗，同时有三个人物登场：费德勒成为反间谍处的首脑，雅恩接替蒙特，蒙特又上了一个台阶，任行动部副处长，那年他才四十一岁。他们的工作作风开始有所改变了。利玛斯损失的第一名特工是个女孩。她只是特工组织中的小人物，起传递信息的作用。他们在她离开一家西柏林电影院时，当街用枪打死了她。警察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起初利玛斯还倾向于认为她的被害是个意外，和她特工身份无关。一个月后，德累斯顿的一名铁路搬运工，也是彼得·吉勒姆组织内一名被废弃的特工，在一条铁路线边被杀死并被肢解。利玛斯明白那不可能再是意外了。不久，利玛斯控制的另一个特工小组的两名成员被逮捕，他们很快都被判处了死刑。事态就那样无情而折磨人地发展着。
现在他们又杀了卡尔，利玛斯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名有价值的特工，他只有空手离开柏林，就像他当初刚来柏林白手起家一样。蒙特赢了。
利玛斯个子不高，有着厚密的花白头发，身材不错，像一名游泳运动员。他很强壮，看他那厚实的肩背，结实的脖颈和粗壮的双手，就知道他很有力气。他的穿着习惯和他的性格相似，都注重实用性。就算选择偶尔戴的眼镜，也都是带钢丝边框的。他的西装基本上都是化纤材料的，也不配穿西装背心。他最喜欢穿的还是那种领口有纽扣的美式衬衫，以及橡胶底的山羊皮皮鞋。
他的面孔棱角分明，薄嘴唇边的入纹透出坚毅，很能吸引人。他的眼睛是棕色的，有人说他有着爱尔兰人的小眼睛。从外貌上，别人很难对他定位。如果他走进伦敦的高级会所，看门的一定会认为他是会所的成员之一。事实上，在柏林的夜总会里，他总被安排到最好的位置上。他看上去像个很难惹的人，绝不会充当冤大头，但也不是那种一本正经的绅士。
飞机上的空姐对他很感兴趣，猜他是英国北方人（是在北方待过），有钱（未必）。她估计他的年龄在五十岁（差不多吧）。她还猜他是单身（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实际上，他在很久之前就离了婚，孩子都十几岁了。城里有家很奇特的私人银行会定期给那些孩子付赡养费。
“您还要再来一杯威士忌吗？”那名空姐问他，“要的话，就要抓紧，我们还有二十分钟就到伦敦了。”
“不要了。”他没有看她，而是看着窗外肯特郡的灰绿色田野。
福里到机场接他，开车送他进市区。
“头儿对卡尔的事情很不开心。”他看了一眼边上坐着的利玛斯说。利玛斯点了点头。
“是怎么回事？”福里问。
“他中枪了。蒙特他们干的。”
“被打死了？”
“我想是吧。被打死了最好。他差一点就过了关。如果他能再沉稳些，对方也许就更难断定他了。实际上当时他已经通过了检查，可‘部门’的人正好赶到。他们拉响警报，一名民警在他离分界线二十码的地方开枪击中他。他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可怜的家伙。”
“是啊。”利玛斯说。
福里不喜欢利玛斯，这一点就算被利玛斯知道他也不在乎。福里是那种所谓的俱乐部男人，喜欢扎着显身份的领带，很得意自己的运动才能，有大人物的派头。他从心底里认为利玛斯不可靠，利玛斯则觉得他是个蠢货。
“你现在在哪个部门？”
“人事部。”
“喜欢吗？”
“棒极了。”
“我会去哪里？坐冷板凳？”
“还是让头儿告诉你吧，伙计。”
“你知道了？”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伙计。”福里答道。一时间利玛斯差点发火，可转念一想，也许福里根本就不知道呢。
“好吧，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我要自己在伦敦找住的地方吗？”
福里抓抓耳朵。“不会吧，伙计，不会的。”
“不会？谢天谢地。”他们把车停在剑桥圆场附近的一个计费车位上，一起走进了圆场大楼。
“你还没有通行证吧？你最好填张会客单，伙计。”
“我们是什么时候要求出示通行证的？麦考尔和我熟得不能再熟了。”
“就是做个样子，你也知道，圆场人越来越多了。”
利玛斯没有说话，他对麦考尔点了点头，没出示通行证，就径直进了电梯。
头儿像医生检查骨骼一样，小心翼翼地和他握手。
“你肯定累坏了吧，”他用歉疚的口气说，“快坐下。”声音还是乏味难听，依旧那样卖弄着斯文。
利玛斯在椅子上坐下，面对一只橄榄绿的加热器，加热器上面放着一碗水。
“你觉得冷吗？”头儿问道。他在加热器前弯下腰，搓了搓双手。他黑色的夹克衫里穿着一件棕色的旧羊毛开衫。利玛斯想起了头儿的妻子，那个叫曼迪的小个子蠢女人，她似乎认为她丈夫在煤炭管理委员会之类的部门工作。头儿以前说过，那件毛衣是他妻子给他织的。
“天气太干燥，人不舒服。”头儿接着说，“冷倒是不冷了，可空气又太干，同样对人体非常不利。”他走到桌边，按了一下按钮。“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咖啡来。”他说，“吉妮不在，就不太方便。他们给我临时找了个姑娘顶她，真是麻烦。”
他比利玛斯印象中的更矮一些，最多一样高。还是那种貌似超然、自命清高的神情。他那种循规蹈矩的作风和利玛斯完全不同。他有着例行公事的微笑，转弯抹角的表达，而且对他坚守的行为准则，还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架势。依然是那样的陈腐。
他从桌上拿过来一包香烟，递给利玛斯一支。
“香烟会越来越贵。”他说。利玛斯应付地点了点头。头儿把那包香烟放进自己口袋，坐了下来。双方沉默了一会儿，利玛斯先说话了。
“雷迈克死了。”
“是啊，是那样的。”头儿说，口气像是在鼓励利玛斯，“很不幸，太……我估计是那个女的使他暴露了—那个叫艾尔维拉的？”
“我想是的。”利玛斯不会问他是怎么知道艾尔维拉那个人的。
“是蒙特让人打死了他。”头儿加了一句。
“是的。”
头儿起身去房间里找烟灰缸。拿来一只后，放在他们坐的椅子之间的地上，不是很方便的位置。
“你当时有什么感受？我是说他们向雷迈克开枪的时候。你当时就在现场，对吧？”
利玛斯耸了耸肩。“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
头儿用一只手撑着头，眼睛半开半闭。“你的感受肯定不止那一点吧。你不觉得沮丧？有那些情绪才正常嘛。”
“我是很泄气，那有什么奇怪？”
“就一个男人来说，你对雷迈克印象好吗？”
“还好吧。”利玛斯有点无助地说，“现在再说那件事没有什么意思。”他又加了一句。
“雷迈克被害后的那个晚上，你是怎么度过的？”
“喂，这算什么事情啊？”利玛斯激动地问道，“你到底要说什么？”
“雷迈克是最后一个，”头儿若有所思地说，“他是一系列被害者中的最后一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被杀的是名姑娘，她参加婚礼后，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被枪杀。接着是德累斯顿的那个人，再后来吉娜被捕。一个接一个，就像侦探小说里的那十个小黑人。保罗、维莱克和兰瑟都死了以后，最后轮到了雷迈克。”他露出轻蔑的微笑。“这样的代价不算小啊。我想你是不是已经受够了？”
“受够了？什么意思？”
“我想你是不是觉得很疲惫，需要好好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随你的便。”利玛斯最终说了一句。
“我们这一行是不讲怜悯的，是不是？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我们相互配合，曾度过不少艰难的时光。可不能再那样继续下去了……人不能一直待在寒冷之中，有必要从寒冷中归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利玛斯眼里似乎又出现了那个场面。鹿特丹郊外漫长的公路，又长又直，在山丘中穿过，路上是一队队行走的难民。远处有架小飞机飞来，人们停下来看着它。飞机飞来了，像是擦着小山飞来。炸弹在路上炸开了，一片混乱，好似地狱。
“我不想再兜圈子了。”利玛斯最后说道，“你现在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在寒冷中再坚持一会儿。”利玛斯没有说话。头儿就接着说了下去：“按照我的理解，我们的工作有个准则，那就是从不主动进攻。你认为这样对吗？”
利玛斯点了点头，尽可能地少说话。
“我们在和对手较量中，总是处于守势。不能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和对手较量是为了让普通大众能安全平静地生活。这样说，是不是太浪漫了？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时也用些很毒辣的手段。”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了笑，“在这个特殊的领域，我们对欺骗有各自的衡量标准。无论如何，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利玛斯听糊涂了。以前他也碰到过听头儿说一大堆废话后才谈正题。可头儿刚才说的那些话，却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
“我是说必须把现实的工作方式和最佳的方式比较一下。我想我方和对方在战后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相似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比较宽厚，我们在工作中就可以心慈手软。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他低声笑了笑。“决不能心慈手软。”他说。
我的天啊，利玛斯心里叫道，这么一大堆该死的说教。他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啊，”头儿接着说，“我就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除掉蒙特……对，除掉他。”说完，他生气地转向门口。“为什么该死的咖啡还没有送来？”
头儿走到门前，开门和外面什么地方坐着的姑娘说话。回来时他说：“我真的认为有机会就要除掉他。”
“为什么？我们在东德的内线全没了，一个不剩。你刚才也说过，雷迈克是最后一个。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了。”
头儿坐下来，盯着自己的双手看了一会儿。
“也不能这样说。”他终于开口说话，“不过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告诉我，”头儿接着说，“你是不是对间谍工作厌倦了？不好意思，我可能问过你这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我们这一行可以理解的心理。就像飞机设计师要考虑金属疲劳问题一样，我们特工人员也有疲劳和厌倦，我觉得两者很有可比性。如果你真的厌倦了我们这一行，请直说。”
利玛斯想着早上乘飞机回伦敦的情况，依然沉思着。
“如果你真的厌倦了，”头儿加了一句，“我们就要另想办法去对付蒙特。我想的是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
门外的姑娘送来了咖啡。她把托盘放在桌上，倒好两杯咖啡。头儿等到她出门，才开口说话。
“真是个傻姑娘。”他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好像再也找不到好的女秘书似的。要是吉妮没有在这段时间休假就好了。”他郁闷地搅了一会儿咖啡。
“我们必须让蒙特吃点苦头。”他说，“你说，你是不是喝酒喝得很多？我是指威士忌之类的烈性酒。”
利玛斯觉得自己对头儿还是很不了解。
“我平常是喝点酒，不过从不过量。”
头儿理解地点了点头。“你对蒙特了解多少？”
“他是个杀手。他在这里待过一两年，是东德钢铁业代表团的长驻人员。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行动顾问，叫曼斯顿。”
“一点不错。”
“蒙特那时候发展了一名特工，一个外交人员的妻子。后来他杀了那个女的。”
“他还试图杀害乔治·史迈利。当然把那个女人的丈夫也杀了。他是个非常可恨的人，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等组织。他不是那种知识型的共产党员，而是‘冷战’的急先锋。”
“和我们一样。”利玛斯冷淡地说了一句。头儿没有笑。
“乔治·史迈利对这件事情很了解，可他已经离开了。尽管如此，我希望你去找他。他目前在研究17世纪的德国，住在切尔西，就在斯隆广场后面的贝瓦特街，你熟悉那里吗？”
“是的。”
“吉勒姆当时也参与了，他现在就在四号楼一楼。你驻外期间，这里的变化还不小。”
“是啊。”
“你花个一两天和他们见见面，他们知道我的想法。如果你愿意的话，去我家度周末吧。”他连忙又加了一句，“我妻子要去照顾她的母亲，家里就我们两个人。”
“谢谢，我很愿意。”
“这样我们可以在放松的环境下谈事情了，会很开心的。我想你可能会有个赚大钱的机会，而且赚到的钱全归你。”
“谢谢。”
“当然，如果你还愿意去干……没有觉得厌倦或有其他什么情绪。”
“如果是要去杀蒙特的话，我很愿意干。”
“你真的愿意？”头儿礼貌地问道。他仔细地打量了利玛斯一会儿才说：“是啊，我真的觉得你行。但你千万不要勉强自己。我想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恨情仇都是过眼云烟。有些事情过去了，留下的仅是些不愉快的记忆，人们不愿意再提起的记忆。我冒昧地问一下，对卡尔·雷迈克被枪杀这件事，是不是就给你这种感觉？你对蒙特没有恨，你对卡尔也没有爱，你只是有一种深深的挫折感……他们告诉我说，那天你一夜没睡，一直在柏林的大街上行走。是那样的吗？”
“我是出去散步了。”
“散步散了一夜？”
“是的。”
“艾尔维拉情况怎么样？”
“谁知道……我现在只想和蒙特算账。”他说。
“好，很好。另外，如果你见到这里的老朋友，我想你最好也不要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情。事实上，”头儿停顿了一下，“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就让这里的人认为我们对你很不好吧。要做一件事情，那就开个好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