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
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不管怎样，我都有我自己的顾虑。我和之前的雇主没有任何过节，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这本小说在美国扬名几个月后，我现身于在纽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我虽然很紧张，但一直在诚实地否认着：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但是，那次经历却是一场噩梦，毫无疑问。
当一位有消息来源的美国记者嘲讽地告诉我说，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国情报机构上层对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官员透露说，我一直是在职的英国情报人员，这让原本的谜团更加说不清了。而且这位记者还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众多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的同行好友，这样一来，现场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谎。
五十年来，自此之后的每一次采访似乎都是为刺穿我的伪装、找到那个并不存在的真相而进行的努力，也许这便是为何我这么讨厌采访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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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最终因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的困惑而终结。五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将这部书与我自身的经历联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伦敦机场的一次无言的相遇。当时一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点的雨衣筋疲力尽地将一把混着外国硬币的钱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砺的爱尔兰口音给自己点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告诉酒保说那点钱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间，阿历克·利玛斯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了。虽然我的记性不太靠得住，但这便是我所能记起的。
如今，我把这部小说看作发生在我内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饰好的爆炸，这次“爆炸”之后，我的人生就此改写。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内心爆炸，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没错，没错，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已经断断续续地为情报机构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十年而变得完整，我一直为自己太年幼没有参加“二战”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是靠发战争财发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
不过，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也不至于才疏学浅，而且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许久之前，我就具备了一种编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促使我将信将疑地将各种事实收集起来。在我的情报机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事实上，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虽然后来他们一定为自己做出的这一决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觉得太多的人太把这本小说当真了，还因为任何英国情报人员会做出叛国之举的暗示，在他们看来都对情报机构的伦理原则造成了贬损，而且会不利于情报人员的招募工作，进而会伤及英国的国家利益，最后这一项指控可真有些夸大其辞。
这部小说并不是“真实事件”的证明—我都重复了多少遍了？—就在于它被出版了。一位雇佣了我的情报部门前任主管甚至曾经公开宣称，我对情报工作的贡献微乎其微，对此我深信不疑。对于这部小说记录了“所发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双重间谍行动”的说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说事实绝非如此，但他认为这部小说很有趣。可问题就在于，当真正的情报人员走出来做出明确的澄清时，公众偏偏认定他们都在说谎。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做的解释全都白费。
然而，如若不是情报机构在我年轻时雇佣了我，也一样会有不知哪个倒霉的机构把我招募进去，过几年之后，我也一样会发表我的作品闯出我自己的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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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层背景，还有在“二战”结束十五年之后依旧弥漫在东西两个德国每一处角落的景象、气味和声音，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处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有限范围内，我观察着这个国度，偶尔我也会走出大使馆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我见证了柏林墙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了用空心煤渣砖垒起的厚墙，见证了“冷战”的堡垒从“二战”仍未冷却的灰烬上拔地而起。我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世界正从一场战争进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因为在情报世界中，从来就只有一场战争。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的强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现在，插曲结束了，他们可以继续双方原来的战争了。这场战争始自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交战的双方改换好几次名目，但这场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如果阿历克·利玛斯发现在西方的情报机构里遇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同事的话，那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辉煌履历的前纳粹分子不仅得到了盟国的宽容，更因为他们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国的宠溺。组建西德情报机构时，谁是美国心目中担任机构头目的最优人选呢？是莱因哈德·盖伦（Reinhard Gehlen）将军，他曾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担任要职，在东线战场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陷入了困境。预料到德国的战败，盖伦召集起了他的人马，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投降，美国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他。被收编后，盖伦机智地弃用了“将军”这个头衔，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将盖伦和他的人马安置在哪里呢？美国人决定把盖伦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名为普拉克的舒适村庄，距离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达那里的情报机构总部。
那么，他们为博士先生挑选的那幢空出来的美丽乡间宅邸之前又是归谁所有呢？答案是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最为信任的私人秘书。当这位元首选择在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时，他的亲密战友立刻将他们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围。盖伦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这座曾属于马丁·鲍曼的别墅里。现在，这座建筑则成为了受巴伐利亚州政府保护的历史文物。就在几年前，承蒙现任德国联邦情报局某位上层的照顾，我有幸以私人名义到那里参观。在我看来，会议室里摆放的1830年代家具和屋后花园里新艺术风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从地窖里盘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楼梯，以及一座与元首宅邸中那座类似的地堡，地堡设施齐全，只不过小了些而已。
利玛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吗？他别无选择。没有联邦德国情报局的配合，深入东德的情报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利玛斯多次常规到访中，他也许还会遇到颇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曾经的纳粹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成员海因茨·菲尔夫（Heinz Felfe）？他一定见过菲尔夫。菲尔夫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就是他单枪匹马地揭露了一堆苏联间谍的身份吗？
没错，是他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他本身也是一名苏联间谍后，他因此而获刑十四年。后来，他被用来交换被苏联逮捕的一些不走运的西德谍报人员。
利玛斯知晓通过“黄金”行动获取的“特别材料”吗？耗资巨大的黄金行动是由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共同合作的一项秘密行动，行动内容包括在地下架设一段长达一英里的窃听电缆隧道，这条隧道深入到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地下，将窃听电缆接入俄国人的通信电缆中。早在隧道开挖前，苏联方面便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的全部内容，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苏联间谍就是英国人乔治·布雷克（George Blake），他曾经在朝鲜战争被俘，还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骄傲。
然而，如果俄国人没有让自己的间谍暴露并故意让美英两国继续窃听自己的通信的话（这种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黄金行动的很多设计师如今一定会使我们认为这项行动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建设上的胜利，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情报偷袭呢。
又过了两年，甚至连金·菲尔比（Kim Philby），这位有望成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情报明星，也被发现原来是苏联间谍。所以，怪不得利玛斯会在伦敦机场给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平复那愁苦的心绪。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几近被苏联间谍攻陷，造成的损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来弥补，但利玛斯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知道这点吗？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认为我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否则我就不会在几年之后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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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谍影》的价值—或是它的过错，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了—并不在于这部小说是真实事件，而在于这个故事让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过故事里的梦魇，因为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当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会将其丢弃呢？我在书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头目—我给他起名“掌控”—对答案毫不怀疑：
在我看来，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实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会像你的敌人那般残忍无情，不是吗？
今天，还是这个人，牙齿和头发打理得更加精致，衣着更为考究，在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般的非法战争辩解着，在为使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手段作为21世纪首选审问方法提供正当的理由，或是在捍卫精神变态持有半自动武器的权利，以及给使用无人飞机毫无风险地刺杀某位假想敌及其周围任何不幸的人寻找借口。或者，作为某个公司的忠实雇员，正向我们保证，吸烟不会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银行机构来为那里的公众利益服务。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学到了什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约翰·勒卡雷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