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平
“抽烟——”我说。
他伸手在铁筒里取出支香烟，慢悠悠地划着火柴。我们俩都习惯了这种冷场。窗外，一片枯叶飘落，碰到玻璃窗上，发出轻脆的声响。
“家里都好吗？”
“爸爸很忙……”
“噢，报上见到了。外国佬们争着挤进来，有什么办法……妈妈呢？”
“打算今年退休。”
“退休？”我沉吟了一下，手指在茶几的玻璃上敲了敲。
门砰地推开了，媛媛冲进来，不知是头巾扎得太紧，还是风吹的缘故，她满脸绯红。“噢，是小讯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瞧瞧，真是怪事，每回你一来，我们家就静得跟坟地差不离……”
我责备地瞪了她一眼。
她连忙捂住嘴，笑了笑。“不吉利，对吧？应该这么说：‘静得像没有风浪的水面。忽然，公鸡喔喔的啼叫，打破了……’”媛媛扯下头巾往高处一抛，头巾像降落伞似的落在衣架的顶端，“这是课文里的话。”
“去给我们倒杯茶吧。”我说。
“行，饲养员老张头赶着牲口出了院子……”媛媛推门出去。
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把电线绕在手上。“是我，唔，几点钟？我就来。”
媛媛端着杯子进来，“爸，又开会？唉，这共产党的会没完没了……”
“媛媛！”我厉声喝道。
“人家都这么说……”
“人家是谁？你又是谁？”
她吐吐舌头，朝小讯递了个眼色。
“留小讯在家吃饭，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把挡风玻璃摇下来，顿时，凉簌簌的风灌满车厢，窗帘翻飞，抽打着我的脸。这样好一些，有了疼和冷的感觉。侧视镜里，一切由大到小，迅速地溶化掉。退休，这两个字那么生疏，尤其对于她，甚至有些可怕。她的形象，依然停留在我们初逢的记忆中，依然那么年轻，那么泼辣。时间是不真实的。快三十年了，那次区委扩大会议上我们争执了些什么？是国共合作的前景，还是电厂工作的罢工问题？她握着杯子，不停地在手里转着，却不沾杯里的水。直到争论激化的时候，水洒了出来，她才匆匆喝一口，也许是由于激动，或者光线太暗，我当时并没有看清她的样子。散会后，我们在楼梯转弯处碰上了。她落落大方地伸出手，略带嘲笑地望着我……哎，我为什么又要折磨自己呢？谁说过，痛苦是生命的标志。记起来了，那是医大的第一节课上，一位留美的老教授说完后，用英文写在黑板上，粉笔末轻轻飘落。那是一个秋天的早上，阳光从乌蒙蒙的老式窗户上透进来……我和那个蓬头发的大学生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我的头发白了。
窗外，两个满身油渍的青年工人挟着饭盒，边走边争论着什么，他们抬起头；戴着方格红头巾的小姑娘啃了口热白薯，抬起头；水龙头边洗衣服的女人在围裙上擦擦手，抬起头。他们的目光包含着什么？也许，他们从来不去想车里坐的是谁，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吧？只有民警同志把绿灯统统打开，甚至还扬起雪白的手套。
市革委会门口，停着辆黑色的吉姆牌轿车。我从牌号上认出了它的主人：这位现任的省委第二书记，在我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时候只不过是我下属的处长，他的晋升是在我调任之后，据说是由于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幽暗的门厅里，两个人正在交谈。
“……吴书记，阻力不小呵，咱这杠枪杆子出身的可有点儿玩不转，总有那么几块朽木你动弹不得……”这是王德发的山东口音。
我咳了一声，他们转过身来。
吴杰中伸出瘦棱棱的指头。“老林，你在背后搞突然袭击嘛。”
“那可没有好下场。”我说。
我们笑了起来，但每个人笑声不一样。
“吴书记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王德发说。
“谈不上检查，路过这里看一看，这个季度生产情况怎么样？”吴杰中拉了拉披在肩上的黑呢大衣。
“不好。”我说。
难堪的沉默，王德发从口袋里掏出块大手绢，哧哧地擤着鼻子。
“张庄煤矿恢复生产了吗？”他问，“中央对这件事很重视。”
“冒顶后正在组织人抢修，但关键是事故的原因没有查清，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类似的事故……”
“我看，不要因噎废食嘛。”吴杰中不满地摇摇头，“好啦，这个问题你们再研究一下，要尽快上马，全国都在看着这煤矿样板，主要是个影响问题……你们回去吧，不用送了。”
“那件事说定了？”王德发插了一句。
“噢，我看算了。”
“剧团的同志连行头都备齐了。”
“不过不要搞什么排场，大家聚一聚……”吴杰中瞥了我一眼，“老林也来吧？”
“不，我今天不大舒服。”
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走进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来。桌上的印台、笔架和镇书石在霞光下闪闪发光。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累了。小时候，镇上东街的张瞎子摇摇头，说我一辈子操劳没好报。为这话，奶奶差点给他一巴掌。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踮起脚把下巴放在冰凉的枣木柜台上，望着那封在黑色膏药里的眼窝和那双颤巍巍的大骨节的手。他把竹签扔进筒里哗啦哗啦摇着，口中念念有词。红嘴金丝雀不耐烦地跳来跳去……
我抬起头，夕阳照在巨大的本市详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圆圈和符号渐渐模糊了，只有那座醒目的市委大楼悄悄立起来，俯瞰着全市。三楼东侧的窗户在夕阳中燃烧，像透镜的焦点聚起来……奇怪，只要我一坐在这张桌子后面，就变得有信心了。似乎只有这个时候，在这堆闪闪的文具之中，我才找到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门推开了，小张无声无息地走进来。“林主任，有几封群众来信……”
“去交给信访组。”
“是信访组让转来的。”她神秘地笑了笑。
“放在这儿吧。”
信封重新封过，我用剪子一一拆开。其中大部分是附近区县的灾民写的（想起今年夏天的洪水，真让人不寒而栗），要求调查国家救灾资金的去向。救灾小组组长，是由王德发兼的。每次常委会上他总是要大谈各项救灾的具体数字，而他那件褪色军服上的汗碱从不洗掉，散发着恶臭，似乎能给人一种呕心沥血的感觉。其中居然有这么封莫名其妙的信：“……请于每星期三、六晚上到人民东路75号捉奸。”这些人发疯了，居然把这样的信也转给我，简直是开玩笑！我把信锁进抽屉里，那里已经躺着一百来封，再多几封也算不了什么。
开会的时间到了。我走下楼，推开小卖部的门，苏玉梅正低头看书，一缕头发垂下来。
“来盒烟。”我说。
她抬起头的刹那间，目光很集中，显然刚才的专心是一种做作。“林主任？”她撩了撩头发，嫣然一笑。
“在看什么书？”
“《苦菜花》，真感人。”
“有前门烟吗？”
“这什么都有。新到了一种高级奶糖，牌子挺好听，不来点儿？”
“什么牌子？”
她挑逗地眨眨眼睛：“纯洁，纯洁牌奶糖。”
林媛媛
“分配有消息吗？”小讯呷了口茶，问。
“咳，别提了，老师嚷着要照顾，闹得全校都知道了，可连个影儿都没有，再说，工作又有什么意思？”我靠在书柜上，把短得可怜的小辫拆开又编好。妈妈说，我一辈子也留不出大辫子来，哎，她去世快七年了，这辫子还是又短又秃，像条兔尾巴。
“嘿，我说谁来了呢。”不知什么时候，发发穿了件红色运动衫，懒洋洋地倚在门口，双臂交叠在胸前，“瞧媛媛，话音儿都变甜了。”
“讨厌！”我瞪了她一眼。
发发扭着屁股走到茶几前，若无其事地抄起支香烟，在手里转了转。“杨讯同志，京城里怎么样？”
“哪方面？”
发发吐出一个又浓又大的烟圈。“当然是生活的基本方面啦，比如……”她在膝盖上比划了一下。
“裙子，”小讯略带讥讽地笑了笑，“对不起，我没太注意。”
“典型的书呆子。你们只知道从书本上了解姑娘……”
“得了，发发！”我打断了她的话。
“那你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呢？”小讯慢条斯理地问。
“我嘛，喜欢观察和体验。”发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根据异性吸引的原则，我对男人有一种特殊的兴趣……”
真不害臊！我暗暗踢了她一脚。
“踢我干吗？你们看，说出真理的人总要倒霉，但我宁死不屈。”发发尖声笑起来，像刀子划在玻璃上。“经过调查研究，我发现男人都是些自私的家伙，只有我们女人才是伟大的。”
“为什么？”
“女人最富于牺牲精神。”
哼，这套胡说八道早就听腻了。我真想跳起来喊：发发，这不是你的想法，准是打哪儿听来的！你不配，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牺牲。
小讯淡淡一笑。“那么你呢？发发，准备牺牲点什么？比如，面对一个叫花子，你是不是准备牺牲你的门第呢？”
“我喜欢穷人……”
“这话听起来，就像在说你喜欢钱一样。”
发发脸唰地涨红了。“可别教训人，我爸爸每天吃饭的时候都给我上政治课。”
“只在吃饭的时候吗？那正好，有助消化……”小讯站起来，“媛媛，我出去转转。”
门带上了，屋里忽明忽暗，外边的云在飘。我走到窗前，望着他那结实的背影。
“这家伙浑身都是刺。”发发说。
“发发，是你不对……”
“哼，都是我不对，他好。这还看不出来吗？你爱上他了。”
“胡说！”我的脸一阵发热，准连脖子都红了。也许，这是真的？我的心怦怦直跳，爱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喜欢？可我喜欢的人多着呢。
发发走过来，搂住我的肩膀。“这瞒不过我。”
“去！”
“生气啦？算我说错了，好媛媛，你看，这儿有两张招待会的票，公安局才三张，听说上边的头头来了。咱们一块去吧，啊？”
杨讯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橱窗里的东西落满了灰尘，上面挂着小牌子：“展品，均无货。”“一律凭票供应。”副食店门口挤着乱哄哄的人群，孩子们敲着搪瓷盆，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一个戴着顶油腻腻的白帽子的小伙子从门里探出头来，大声吆喝着什么。街拐角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标语牌下面，停放着一排三轮车。车夫们靠在后座上抽烟、聊天、打瞌睡，破草帽半遮着一张张古铜色的脸……
忽然，一位姑娘挡住了我的去路。她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侧头微笑着。“不认识了！”
我怔住了，“是你——”
“没错，相信自己的记性吧。那天晚上，你不是在梦游！”
我笑了。“为了口水，我被赶了出来。”
“那天我情绪不好，又是晚上。”
“这和晚上有什么关系！”
“人受环境的影响，这是唯物论的说法。”
“难道还有别的说法吗！”
“你有个爱想问题的坏习惯。”她停下来，环视着四周的行人。“你看，咱们总不能老站在这儿。有时间吗？陪我走一段吧，我喜欢这会儿在街上走走。”
她说得那么坦率和自然，我不禁笑了。
“笑什么？”
“你也常常这样邀请别人？”
“那倒不一定。”她皱皱眉，把目光转开，“你有事就算了。”
我差点喊出来。“不，没事，我正好也在散步。”
我们向前走去，挂在电线上的风筝飘着，像撕下来的一小片白云。
一辆重型卡车隆隆驰过，淹没了我的声音。
“什么？”
我又重复了一遍。
“人也不存在了。”她说。
“你的情绪经常不好吗？”
“现在很好。”
“那天晚上又是为什么？”
她站住了，惊奇地扬了扬眉毛：“怎么，这是你们干部子弟的优秀传统吗？”
“我爸爸是蹬三轮的。”
她冷笑了一声，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少说了一个轮子。”
“你凭什么这样说？”
“凭直觉。”她停顿了几秒钟，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她又对自己说了些什么。“你们身上的一些习气让人讨厌。”
脚下的方砖在滑动：模糊、清晰、模糊……我站住了。
“既然如此……”
“既然什么？你答应了，就得陪我把路走完！”她几乎恶狠狠地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
“算了，用不着解释。”
我们穿过残破的城门，沿着护城河默默地走着。漂着黑色杂草的河水绿得腻人，散发着一股深郁的秋天的气息。树巢中的鸟儿咕咕叫了两声，扑簌簌地飞去了。
她拨开低垂的柳枝，星星点点的阳光筛落在她的肩膀和手臂上，“喂，怎么不说话了？”她忽然问。
“我在服苦役。”
她笑出声来。“真那么苦吗？哎，你这个人呀，看看，这是多好的流放地。”
“还是臭水沟。”
“嘿，你来看。”忽然，她抓住柳枝朝河上望去。原来是六七个孩子在打水漂。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阳光被摇碎，每个浪尖上都浮着一枚亮晶晶的银币，她完全被吸引住了，一边兴冲冲地数着，一边撕扯着身边的柳叶。“四个、五个、六个……你看，那个黑黑的小家伙真厉害……九个，最高纪录……”她扯了片柳叶含在嘴里，声音变得含糊不清了。一条柳枝在她的周围飘来荡去，像一个绿色的钟摆。她陡地转过身，略带讥讽地眨眨眼睛。“喂，流放到臭水沟的囚徒，不感兴趣吗？”
“我在想，成年人是多么不幸，即使有了一切也改变不了这种不幸……”
“你以为孩子们就幸福？别忘了，这都是些穷孩子，”她说，“人生下来就是不幸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活着，只不过是一个事实。”
“事实也是可以改变的。”
“遗憾的是，人有足够的惰性苟延残喘，而通常把它叫作生命力。”
“为什么这么悲观？”
“又是一个为什么。”她凝视着我，近乎严峻的眼睛闪着绿色的星点，一缕头发垂在额前。“你想说明什么道理吗？”
我没回答。
“请告诉我，”她掠开垂发，一字一字地说，“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我想了想。“比如，祖国。”
“哼，陈词滥调。”
“不，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词，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了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
“责任？”她冷冷地打断我，“你说的是什么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呢，还是什么？”
“需要的话，就是这种责任。”
“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里是怎样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她越说越激动，满脸涨得通红，泪水溢满了眼眶。“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她背过身去。
淡绿色的天边，几片被晚霞染红的云朵像未熄的煤炭，给大地留下了最后的温暖。河流转成墨绿色，发出微弱的有节奏的声响。
她转回头，摘掉辫子上的柳叶，眼睛躲闪着斜向一边，苦笑了一下。“我不该这样，咱们回去吧。”
我们经过一家小酒店。
“进去坐一会儿吧，”我提议说，“会喝酒吗？”
她点点头。“不过，我只喝白酒。”
柜台前，一个醉醺醺的家伙正跟女服务员调情。“我老婆是个混蛋，你、你以为我王八还没当够？”
我用肩膀把他撞到一边。“半斤汾酒，两个拼盘。”
那个醉汉隔着我的肩膀叫喊：“我算是够了，够了！”
我付了钱，端起酒菜，在半路停下来。在她身边坐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家伙。抱着半瓶酒，正唠叨着：“……算一卦吧，不收费，对您例外，天地良心，咱说话算话……”
我把手搭在他肩上。“喂，哪儿的？”
他扫了我一眼，目光呆滞，颧骨通红，显得有些醉了。“您，也想来一卦？排、排队，咱只对妇女同志优先，唔，今儿可够、够忙的。”
她向我抿嘴一笑，示意让我坐下，我坐下来。
“你聪明，没的说，绝顶聪明，可惜日子不好过，少个逗闷子的……”
我砰地捶了下桌子，站起来。他转过脸，斜视着我，眼里闪着凶光。“不耐烦了？活着，是件好、好事。知道咱是谁？白华，去打听打听……”
“管你他妈的白花黑花，我来让你变朵红花！”我顺手摸到旁边的一个空瓶子，一只有力的小手按在我手上，我低头望着她。
“坐下！你没看见他醉了。”她那扬起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我坐下来。
“你真是算卦的？”她问。
“那没错。”
“我看不像。”
白华咧咧嘴，从耳朵上取下半截香烟，捏捏直，划断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烟雾从他的牙缝中一点点冒出来。“你们打哪儿来？”
“天上。”她用手扇开烟雾，说。
白华直盯盯地望了望天花板，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俩啥关系？”
“你来算算看吧。”我说。
“对象？”
她响亮地笑了。“不，是对头。”
“喝酒！喝酒！”白华不耐烦地把大半截烟卷甩到地上，把瓶颈伸进杯子里，怪声怪气地唱着：“滋一口甜蜜蜜的酒，小日子永远不发愁……”
“别喝了，”她握住他的杯子，“看你醉成什么样了。”
“谁醉、醉了？我？笑话……”他掰开她握住杯子的手。“别、别弄脏了小手。”他举起杯子刚要喝，被她用手挡住，砰的一声，杯子重重放在桌上，酒溅出来，“你敢管我？”
“想试试。”她平静地说。
“你？试试？”白华惊奇地打量着她。然后长出了口气，肩膀耷拉下来。“好，我，我不喝了。”
街上弥漫着湿滋滋的夜雾，戴着光晕的路灯遥遥相望。一只野猫飞快地穿过马路。
她突然停住脚步。“你喜欢诗吗？”
“喜欢。”
“我来背一首，愿意听吗？”
“当然。”
她直视着前方，声音柔和而热切：
绿呵，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船在海上，
马在山中。
……
绿呵，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繁星似的霜花，
和那打开黎明之路的
黑暗和鱼一同来到。
无花果用砂皮似的枝叶，
摩擦着风，
山像野猫似的耸起了
它那激怒的龙舌兰。
……
一片树叶落在她脚下，打了个旋，又飞过去，她摇摇头。“背得不好。”
“不错，洛尔迦的诗？”
“《梦游人谣》。”
“多美的梦，可惜只能转瞬即逝。”
“正相反，咱们这代人的梦太苦了，也太长了，总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会发现准有另一场噩梦在等着你。”
“为什么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呢？”
“你呀，总在强迫自己相信什么，祖国啦，责任啦，希望啦，那些漂亮的棒棒糖总是拽着你往前走，直到撞上一堵高墙为止……”
“你也并没有看到结局。”
“是的，我在等待着结局，不管什么样，我总得看看，这就是我活下来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为世界添一点儿光辉，另一种人是在上面抓几道伤痕。你大概属于前者；我嘛，属于后者……”
我默默地注视着她那双眯起的、深不可测的眼睛。“你个人的生活很不幸吗？”
“个人？”她慢慢地闭上眼睛，“一到这种时候，人们就会把你和世界分开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问……”
她的脸骤然沉下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有很多问题是不能问的，懂吗？！这在今天是最简单的常识，懂吗？为什么，为什么，好像你是刚从另一个星球来的！”
这条街唯一亮灯的窗户熄灭了，一片漆黑。马路上到处都是坑洼，迎面走来几个上夜班的女工，叽叽咕咕地低声说着什么，渐渐消失在远处。
“我的脾气不好。”她叹了口气，喃喃地说。
“可以理解，现在是晚上。”
“哦，”她轻声笑了，“不过，晚上和晚上还不一样，今天有月亮。”
“还有诗。”
“是呵，还有诗，我去上夜班，该分手了。”
我们站在十字路口，面对着面，雾，像巨大的冰块在她背后浮动。黑暗裹挟着寂静的浪头扑来，把我们淹没在其中。寂静，突如其来的寂静。
她伸出一只手。“我叫肖凌。”
肖凌
灯光，在工具箱上的一个破旧的绿搪瓷碗里摇荡着。他的话真有什么意义吗？也许又是一种欺骗，祖国，哼，这些终极的玩意儿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不过是那些安分的家伙自作多情，他们需要一种廉价的良心来达到一种廉价的平衡……为什么这么恶狠狠的？难道你真的厌恶他？可是别忘了，你陪他整整呆了一个晚上，一个多雾的晚上，而且那么兴奋，简直像个初次约会的小姑娘。头直疼，我醉了。那辆八音盒的小马车（小时候我常常把它的轮子弄掉）装着我苦涩的梦向远方，向大地的尽头驰去。那边是什么？恐怕什么也不是，只是这里的延续……
“把钳子递给我。”
意义，为什么非得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东西不是更长久一些吗？比如：石头，它的意义又在哪儿？孩子们在笑，笑吧，敲碎这无止境的死寂吧……我在背诗，傻瓜，什么时候变得多情起来了，居然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因为有夜雾，是吗？因为有月亮，是吗？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的一面，现在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入心肠的一面，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想到过这两面合在一起的价值？也许是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只有一个角度……
“扳子，听见没有，把扳子递过来！”
秋天来了，树叶飘落，像春日里懒洋洋的花朵一样大片大片飘落。这是摹仿，拙劣的摹仿，正如镜子里的火焰那样充满着人间的卑俗，那虚伪的热情没有热度，永远没有，却要频频摇摆那血红的屁股……到处都是落满灰尘的道具，甚至连人们也成了道具的一部分，笑的永远在笑，哭的永远在哭……
“换两个六圆的螺丝……你怎么老愣着？”“二踢脚”停住手，把头从绕线机的阴影里探出来，他脸上的粉刺和嘴角的折痕十分显眼。我把头转开，灯泡上落着几只苍蝇。
“嘿，你总在想什么？”
一只苍蝇在灯泡上小心翼翼地爬行着。那薄薄的翅翼闪着淡紫的光，上面的纹路清晰可辨。我推开值班室的门走出去。
在厂房和围墙狭长的夹道上空。星光荡漾，月亮沿着长满蒿草的墙头滚动。我站住了，深深地吸了口气。归宿，多让人渴望呵，只要长久一些，安静一些，宁可什么也不想。没有昨天和明天，没有痛苦和欢乐，让我的心向着外界舒展开来，像一块暗红色的海绵，静静地吸着每一滴透明的水……
有个人影在夹道口闪了一下，不一会儿工夫，“二踢脚”走到我跟前。
“累啦？”
“有点儿。”
“你刚喝过酒，这瞒不过我。”他慢吞吞地卷着烟，烟纸在粗糙的手指间沙沙作响，“离婚手续总算办完了，这个该死的婆娘狠狠敲了我一笔，呸！”他划着火柴，在空中停了一下，火光照亮了他那耷拉的眼角。他点上烟。“小肖。你在想啥？”
“关你什么事！”
烟头暗下来，他吹了吹烟灰。“互相关心嘛，小肖，你给我出主意看，往后我该咋办？”
“你看，值班室上面的梁结实吗？”
“铁的，还不结实？”
“上吊吧。”我开心地笑了。
汽锤一下一下敲着。
“好，我要让你看看我马王爷是不是三只眼。”他恶狠狠地掐灭了烟，火星散落在地上。“你不过是个临时工，上班闲逛，还喝酒……”
“去汇报吧，滚蛋！”我说。
白华
我走到柜台前，瞅着架子上一溜红红绿绿的酒瓶，它们跟抽风差不离，蹦呀跳呀，好像只要我他妈的一闭上眼，就会飞走似的。
“……你看，这是什么？证件，上级对我的信任……”前面站着个嘴角冒泡的废物，正和柜台里大娘儿们胡缠。
我在那家伙的肩上拍了一下。“嘘——安静点儿。”
他扭过头，莫名其妙地瞅着我。
鬼知道这个老螃蟹灌了点儿什么汤，我照他屁股上踢了踢。“滚吧，该回窝了。”
他点点头，朝我咧嘴笑笑，然后朝门口摇摇晃晃地走去。忽然，他转身喊道：“这是政治陷害，我要到省里，到中央去上访，去控告你们！哼……”
刚才那两个娃娃是打哪儿来？我让了一局，妈的，要是让西河区的小崽子瞅见准得乐个通宵。那妞儿，真有那么点儿劲头，算了，拉倒吧。
我出了门，拐过一条街，前面市委招待所的大门里一片灯火，门口停着一溜亮闪闪的小汽车，十来个警察神气活现地转来转去，好小子们，又在寻欢作乐呢。
这时，大门里走出两个妞儿。
“媛媛你到底怎么啦？”其中那个瘦高挑儿说，“我刚看上瘾……”
“我又没拽你走。”
“这是自觉的表现，同志们。”我把帽子捏了捏，压在眉梢上，赶上她们。
她们停下来惊奇地看着我。
“你是谁？”那个叫媛媛的怯生生地问。
“我嘛，负责保卫工作。”
“便衣，”瘦高挑儿急忙说，“你归我爸爸管。”
“噢，你就是刘局长的千金？我和你父亲熟得很。”
“什么词儿。哼，别这么套近乎，你帽子干吗压这么低，还有股酒味，回去告诉我爸爸，让他撤了你的职。”
“哎，我倒没啥，”我装出一副伤心的样子，“可那五个孩子该咋办呢？”
她俩对望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
我拐进条胡同，在一个黑洞洞的门口站住，门旁挂着块木牌：“仓库重地，非公莫入。”我在牌子后头摸到一截绳子，用力拉了拉：一长两短，过了不大工夫，有人问：“谁？”
“少磨蹭！”
门拉开道缝，露出一个大脑门儿。“华哥，进来吧，正有戏呢。”
我走进那间窗户用板条封死的屋子。呛人的烟雾中，小四圆溜溜的肩膀微微摇晃。她一边弹吉他一边用哑嗓子唱歌，四周挤满了醉醺醺的家伙。
“华哥来了。”
“华哥坐这儿吧。”
我在角落里的一个木箱上坐下来，点起一支烟。
曲子唱完了，顿时乱了营。吆喝声和唿哨声连成一片。一个大颧骨的崽子跌跌撞撞地挤过去，坐在她身边，用胳膊围住她的腰，朝她咕噜了几句，周围一片哄笑。小四摇摇头，用手抚弄着琴弦，酸溜溜地笑了笑。
我在墙角摸到一把菜刀，站起身走过去，大伙自动让开条路。我走到他们跟前，把手搭在小四肩上。“她是我的。”
屋里刹时静下来，听得见杯子摔碎的声音，大颧骨愣了下神，一弯腰拔出刀子。我一侧身，菜刀背磕在他的腕子上，当啷一声，刀子掉在地上。跟着菜刀在空中一翻，砍在他肩上，血沿着他紧紧捂住伤口的指缝中渗了出来。
“谁还犯刺儿？”我问，目光扫过去，那些雏儿的脑袋瓜子都扭开了，我掏出十块钱，揉成团，摔在大颧骨扭歪的脸上。“去买点儿药，以后长点儿眼……走吧，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