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文无论如何该结束了。
不过我还想就《波动》写作的问题和毛病，再说几句话。
这部小说写作于四十多年前，那时候，北岛不过25岁，所以写作上的幼稚和粗糙是很明显的，我想这方面不用我多说，读者自会有自己的评价。这里我着重想说的，是隐含在《波动》这部小说中的感情倾向—由于这小说的主要人物肖凌是一个小资，为了深入描写她的感情生活，强调人物周围特有的氤氲，小说叙述难免会夹杂着一种小资味道，那么我们应该指出，北岛对这种小资情调没有拉开一个必要的距离，缺少一种独立的批评和审视。如果这一点在对肖凌的描写中还不很清晰，我们在有关工人“二踢脚”的刻画中看得相当清楚。这个人物是小说唯一的工人形象，但是在每一个情节和细节里，这个工人都表现得比小流氓白华和蛮子更粗鲁、粗俗、粗鄙，是一个灵魂十分肮脏的坏蛋和下流坯。可以说，小说的叙述在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这个人物的鄙夷，这与对肖凌、杨讯、发发这些人物的刻画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波动》的写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会是偶然的吗？特别是考虑到，北岛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自己也已经是个建筑工人，这个问题就变得格外尖锐：为什么小说对故事中的其他几个年轻人都有着明显的同情，而对“二踢脚”却是这个态度？我想，这大概和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强大有关。如果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自“五四”以来，不但小资产阶级一直是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不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历次革命中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小资产阶级的写作也一直是文学中一股非常强大的潮流，因此，小资写作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949年之后的文学发展中曾经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和麻烦，即使在“文革”中，在今天，它仍然或者困扰或者左右着文学的发展。从这样的历史视野看，《波动》写作中小资倾向几乎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历史必然，我只能说，如果我们要求25岁的北岛，早在1974年至1979年间就应该有一种觉悟，能够在写作中克服这一倾向，这是不是有点苛求？
不过，这样苛求北岛至少有一个好处，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在文化领导权已经转移到当代新兴小资产阶级手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关注今天的小资写作？是不是有必要仔细琢磨小资写作的当代形态？是不是应该研究声势强大的当代小资写作要把中国文学引向何处？
最后，在这篇序文结束之际，我再对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情况作些介绍，大概不算多余：
《波动》初稿完成于1974年11月，1976年4—6月修订完成第二稿，又据198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繁体字版《波动》所附“补充资料”，小说于1979年4月作了最后的修改，是为定稿。
1979年6—10月，《波动》在《今天》第4—6期首次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作者署名为艾珊。
1980年8月，作为“今天丛书”之四，由《今天》编辑部出版过一个油印单行本，仍延用艾珊这个笔名。
1981年，《波动》发表于《长江文艺丛刊》第1期，署名赵振开。
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次出版单行本，署名仍是赵振开。
2012年7月
李陀
作家、文学批评家。1988—1991年主编《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2000年主编《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及《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2000—2004年与陈燕谷共同主编理论刊物《视界》。1989年赴美，在芝加哥大学、伯克莱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等校做访问学者，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