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查理·帕克的中篇小说
灵魂的黑暗躯壳已是伤痕累累、腐朽不堪，崭新的光明泻进时间的缝隙；
智者克服弱点，愈发强大，他们越行越远，走向最终的归宿。
离开旧的世界，他们一眼看到两个世界。
——爱德蒙·沃勒《书末诗》
格雷迪家的房子一点儿也不好找，它位于二一零公路西北边的那条乡村公路旁，像只等死的爬虫一样蜷伏在那儿。陡峭的路埂两旁种满松树和冷杉，路越来越不好走。先是柏油路，渐渐地，柏油路变成碎石路，碎石路又成了沙砾路，沙砾路最后成了土道，那幢蓝色尖顶的房子就在路的尽头。这条破路像是存心要打消人们去那儿的念头似的。不仅如此，好奇的人们还得跨过最后一道坎——通往大门的小路已经坑坑洼洼、杂草丛生。地上落满枝叶，倒下的大树上爬满了藤蔓，形成天然的桥道，荆棘和荨麻也缠绕其中，像一堵奇丑无比的绿褐色墙壁。只有最执著的人能继续向前，他们不仅得在植物中开辟一条小路，还得艰难地踏过阴沟和乱石，随时可能被树根绊倒，那些看似并不结实的树根维系着脆弱的树干，连最小的暴风雨都抵挡不住。
再往前走，他们会发现自己进了一座院子，地面灰秃秃的，杂草散发着腐臭的气味。距离房子二十英尺远的地方，大树齐刷刷地排成一列，这里就是树林尽头，大自然的生物似乎不愿再往前生长了。房子结构简单，共有两层，二楼上还有一个带窗的尖顶阁楼。一条游廊贯通南北西三边，东边歪斜地吊着一架破旧的秋千，只剩一根挂绳了。卷起的枯叶像死虫子一样在窗台和门沿上堆了厚厚一层。枯叶里埋着一只风干的鹪鹩，身体干瘪，羽毛像古旧的羊皮纸，一触即破。
格雷迪家的窗户一直被周围的大树遮挡着，前后门都装了加固的铁门，没有人破坏过。就连最冒失的捣蛋鬼都会绕着这座房子走。有些人过来看看，在树荫下喝点儿啤酒，仿佛想把里边的恶魔引出来攻击自己，就像小孩子隔着铁笼逗弄狮子。只有隔着屏障的时候，这些人才敢逞英雄。
里边确实有个东西，或许没有名字，甚至没有躯壳，但确实存在。它充满了悲惨、痛苦和绝望。它在地板上的灰尘里，在慢慢剥落的墙纸上，在水槽的污渍里，在最后的灰烬中，在天花板的霉斑里，在木板上的血渍中，它到处都是，无处不在。
而且，它在等待着。
奇怪的是，只有在提到某些谋杀罪行时，约翰·格雷迪的名字才会被提起。没有一本书写过关于他的事，即使是在当今——这个好奇心泛滥，人们总想打听身边最黑暗、最丑陋的事的时代——大众的想象力仍然没能把他犯罪的缘由给发掘出来。的确，如果有谁想在犯罪学的学术期刊或是暴力犯罪的教材上做些深入研究的话，肯定会想好好研究约翰·格雷迪，但一切尝试都将是白费力气。约翰·格雷迪是神秘的，要想解释他的行为，就必须先对他这个人有所了解，需要有相关的事实材料：生活背景、性格特点等。应该有校友和同事对他的评价，他是否有个总不在家的爸爸，一个因孩子太多而应接不暇的妈妈，或是有心理创伤和性变态行为等。然而，关于约翰·格雷迪，这一切都没有。
约翰·格雷迪于一九七七年来到缅因州，买了一幢房子。邻居们前来拜访时，他都会请他们进来参观。房子很旧，不过约翰·格雷迪显然在建筑方面有些经验，他撕掉墙纸、重铺地板、补平裂缝，还换掉旧的水管。邻居们在他家都待不长，因为他一看就是个大忙人，只是品位不怎么样。原先昂贵的壁纸不见了，换成了廉价简朴的，用的糨糊也是格雷迪自己弄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这让访客们又多了一个不想待下去的理由。所有的工程都是格雷迪自己一手操办的。他对房屋的装修计划侃侃而谈，显然早已胸有成竹。他聊起红色的窗帘和天鹅绒的沙发，兽爪形底座的浴缸和红木餐桌。他说那是爱的付出。然而，人们看着廉价的墙纸，闻着他用来贴墙纸的恶臭糨糊，很快就把格雷迪划入爱做白日梦的一族了。
约翰·格雷迪偷小孩。他偷的第一个小孩叫玛蒂·布里斯托尔，是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从北安森偷来的。第二个叫艾维·芒格，是一九八零年春天从弗赖堡偷来的，第三个是南森·林肯，是一九八零年夏天从南巴黎偷的，丹尼·马奎尔是第四个受害者，也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九八一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他在贝尔法斯特被格雷迪抓走了，当时他正在从学校往家走。最后一个受害者是路易丝·马瑟森，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一号在森庞德，她离开家，去她最好的朋友艾米·洛威尔家，那时，她被掳走了。
那天格雷迪犯了个错误。艾米知道路易丝马上要来，她太兴奋了，就藏在家旁边的树林里，想在路易丝到的时候蹦出来给她个惊喜。她看到格雷迪的林肯车在她朋友身边停下，车里那个男人俯身下来和路易丝说话。接着，艾米完全僵住了，她看见格雷迪的大手一把抓住路易丝的头发，把她拽进了车里。艾米的父母听见了她的尖叫，赶紧报警，几分钟后警察来了，调派人手寻找那辆红色的林肯车。
他们根本不需要找多远。对约翰·格雷迪来说，绑架路易丝·马瑟森是一次意外犯罪。他之前的几个猎物都是从本州的其他镇上掳来，然后带去西部杀害的，但是森庞德离格雷迪家只有不到十英里的距离。约翰·格雷迪的胃口越来越难以满足，即使有了满足感，刚消停一会儿就又发作了。可以想象，在路易丝·马瑟森被绑架的那天，他正在路上徘徊，饥渴侵蚀着他。或许他答应过自己，出去遛遛弯、努力分散一下注意力，并没打算寻找下一个猎物。
约翰·格雷迪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他的头发过早地花白了，剪得短短的，露着头皮，这让他的脸看起来更长。儿时缺钙导致他的下巴难看地撅着，为了尽力掩盖这一点，他总是低着头。在公共场合，他总是穿着西装，露出鲜亮的领结和深色的吊裤带。他身上总是有点儿陈旧的感觉，尽管他的西装很干净，却让人感觉是在阁楼或二手市场存放很久了。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有点儿磨损，领结看起来也有点儿退色，不怎么鲜艳，上面的褶皱和污渍说明已经戴了很多年了。
约翰·格雷迪有长长的手指和大大的手掌。艾米·洛威尔对警察说，当他抓住她朋友脑袋的时候，他的手指就像一只大鸟的爪子一样，几乎把她的头包住，都快抓到她的眼睛了。
尽管艾米·洛威尔受到了惊吓，她还是向警察详细描述了掳走路易丝·马瑟森的那个人的样子，以及他开了什么样的车。有人想起格雷迪有一辆红色林肯，警察便来到格雷迪家，发现了那辆车。他们敲了门，但没人回应，便站在格雷迪家的门廊台阶上讨论可能的原因。门里传来的孩子的哭声打断了谈话，那哭声可能是真实存在，也可能是他们幻听了，接着，他们把门踢开了。
约翰·格雷迪正站在他家的玄关里，他那项伟大的工程还没完工，到处都是梯子和帷帘。他左手抓着通往地下室的门把手，右手拿着枪。还没等警察抓住他，他就迅速窜进地下室，把门锁上。为了防止这种意外，他曾特意把门加固过，把原本不堪一击的门换成了坚固的橡木门，周围用铁皮包边，还加了一个防护门闩。警察花了二十分钟才把它撞开。
当他们进到地下室的时候，路易丝已经死了。旁边的地板上躺着一个孩子，是个小男孩，还活着，但是由于饥饿和脱水，已经神志不清了。那就是丹尼·马奎尔。
约翰·格雷迪盯着他们，把枪对准自己的头。在扣动扳机前，他说：
“这不只是个房子，这是个家。”
冬天来了，北风即将把最后一点儿树叶吹落，残存的点点绿叶预示着绿色的消亡。一丛丛山毛榉树苗在苍穹下瑟瑟发抖，小枫树苗就像遗失的金子，星星点点地撒落在树林的各个角落里。树林里寂静无比，动物都已经准备冬眠，或是等待死亡。
在波特兰，老港口的树上点缀着白色的灯，政府大楼上面的圣诞树异常闪亮。这里没有我儿时记忆里的冬天那么冷，却也不暖和。在我小时候，我们全家会开车去北部的斯卡布罗的祖父家过新年。祖父和爸爸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聊聊战争故事，他们俩都是警察，不过祖父已经退休很多年了。妈妈耐心地听完那些已经听过很多遍的故事，然后催我赶快上床睡觉。窗外，黑亮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积雪反射出微蓝的光。我坐在窗前，裹着一条毯子，凝视着雪色，沉浸在这一切营造出的理想世界里。即使在最黑暗的夜晚，月亮都不出来的时候，雪里边好似也含了光，为了那个隔窗凝望的小孩，它从最深处散发出光辉，我就那样敞着窗帘入睡，让那洁白无瑕的美丽成为我睡前看到的画面，我爱的人们的谈话声在远处抑扬顿挫，起起伏伏。
来自过去的声音总有一天会全部静止。祖父、爸爸、妈妈，现在都已不在了。我发现儿时最害怕的事发生了：我的血液只流淌在自己的血管里，我和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亲人们之间的联结都截断了。当我努力想要安定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庭时，却又一次失去了它。我四处漂泊，一度迷失在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地方。
不过，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算漂泊无依，我和我所熟悉的一切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我得回到那个地方，找寻并发掘这些联系，它们一直都在那儿，就埋藏在当年坐在窗前的那个小孩记忆深处的落叶和积雪下。我的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北方小镇上，我希望我的未来也在这里。很快，我又要当爸爸了，我的爱人蕾切尔再过几周就要分娩了。这像是一个圆圈，在这个我度过童年的地方慢慢完成它的轮回，我会一直待在这儿。在漫长的冬天，向声望最高的老人抱怨，说些牢骚话。当初舂冰雪融化，我的车轮会陷进泥里。三月，街上一大堆一大堆没融尽的积雪把街道弄得脏兮兮的，像是在无谓地阻挠春天的到来，这些会让我抱怨连连。夏天，我会猛打蚊子和绿头苍蝇，秋天则会看着门前的草渐渐枯萎，落满枯叶。
偶尔，比如此时此刻，我总能听到某个邻居开玩笑说要去佛罗里达，说这是他在寒冷的东北所忍受的最后一个该死的冬天，但我知道说这话的人永远不会离开。这是我们都会玩的游戏的一部分，是我们都会跳的舞。我喜欢四季分明的生活，季节变化反映出生命的规律：出生到成熟，衰老到腐朽。而那些留下来的人总有复苏重生的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想法或许会有所改变，因为冬天为我敲响了丧钟，北风也提醒着我死亡的降临。有时我想，对于那些已经步入晚年的人，没有季节变化或许就是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的吸引力：脱离了季节的变化，就可以忘记主宰人生命的规律，即使你仍要跳完最后的舞步。
我预约的客户迟到十厂，但我并不在意。中央大道上，半月坛乐队正演奏着圣诞颂歌以招揽顾客。我坐在商街上的爪哇网咖啡馆里。从这里能听见乐队的演奏，周围有一群小孩在玩电脑。我喜欢这个咖啡店，尽管今晚这里的电脑发烧友有点儿太多了。这里的咖啡很不错，还有很舒服的扶手椅。也是个会客的好地方，大多数客人都忙着网上交友或是玩游戏，不会注意周围在发生什么。这儿的窗边很适合观景，除了波士顿的纽伯里街或是曼哈顿的第十四街附近，商街爪哇网咖啡馆的窗景是我最喜欢的，可以在这儿看着人来人往的世界。我算过，要不是我和蕾切尔的感情非常好，我或许已经被路过的三个女人拒绝过了。我还看见了莫瑞兹·加德纳，自从开枪把商场里的圣诞老人打成轻伤之后，他就在我们这些尤为喜欢挖苦讽刺的人当中成了个当地名人。莫瑞兹声称，当时圣诞老人在偷偷摸摸地接近他，而在审判他时，圣诞老人作证说自己只是要去商场办公室旁边的厕所。由于莫瑞兹当时吸了可卡因，兴奋得摇头晃脑，嘴里反复哼唱着《波斯人布朗》，这一切加在一起就连佛祖也要被激怒了。所以最后法官支持圣诞老人，莫瑞兹则被关了一阵子，一是为保护他自己，二是为了确保圣诞节不会变成商场里心灵受创的小顾客们追悼圣诞老人的日子。莫瑞兹现在戒毒了，正在接受药物治疗，在一艘捕龙虾的船上当二副。事情进展得很不错，现在他每个圣诞节都去一些郊外的儿童福利院义务扮演圣诞老人。他觉得至少能做点儿什么来弥补过去犯下的罪过。
我喜欢波特兰。它拥有一个城市该有的所有优点，却仍然感觉像个小乡镇。它有点儿与众不同，有种个性的力量。以这个城市的规模来说，这里的咖啡馆多过正常需求，还有一两个酒吧，要是能滑进海里，它们的消失会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优雅，不过它们的存在也无伤大雅。这里有一间小小的艺术馆，市中心的五分钱影院晋升成了首映电影院。这儿还有集市，有些不错的书店和一个大型图书馆。总而言之，家门前有这样一个地方还是不错的。偶尔，当我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可以安慰自己，说我其实不住这儿。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回到在斯卡布罗沼泽的房子，看看平静的海上日落。
一个穿着破西装的家伙在街上向我挥手，我对他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花了三分钟，我才想起来，他是个房产推销员，曾向我和蕾切尔推销他在萨库郊外脏水沟新开发的房子，他说住在那儿会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那时他经历了一些不幸，因为背着老婆和秘书乱搞，老婆发现后也背叛了他。他事业碰壁，偷税漏税的事又被国税局发现了，面临牢狱之灾。妻子和秘书都提供了对他不利的证据，这充分说明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过路的小孩打喷嚏声大了点儿，几处萨库的房子就塌了，现在各种法律纠纷都摆在他眼前。但他却站在那儿，一手拿着“乡村圣诞节”的购物袋，挥舞着另一只手向陌生人打招呼，曾被他兜售破房子的陌生人。
真的，你一定得爱上商街。
我的客户已经迟到二十分钟了，不过没关系。周围生机勃勃，还有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夏天已经过去，赏叶的游客也都离开了，老港口附近没有游客，街上大都是本地人。一群小孩在街头玩滑板，穿着连帽衫和肥大的牛仔裤，硬撑着，假装毫不在乎逼人的寒气。我估计，这周末之前他们中得有一半要吃妈妈递过来的抗生索，并接受温柔的照顾，但是肯定不会告诉自己的伙伴。
之前我在布尔莫斯网上买了些唱片，现在正随意翻看，有的乐队或许蕾切尔会喜欢，像“诺托斯特”，可能还有“兹莫浅滩”。我不太确定她对这个乐队是什么感觉……“你会在死亡之旅上与我们相识”，当地一个颇有人气的电台播放过他们的歌，我听了很喜欢。乐团叫这个名字也真够酷的，有点儿意思。我猜，要是我穿一件印着这个乐队名字的T恤，那些滑板男孩或许会让我和他们一起玩儿。要是那样，警察肯定会过来把我拖走，还会说是为了我的安全。
我的客户在晚上六点二十五分到了，我从他身上的衣服认出了他。他告诉过我他会穿一套灰色西装，系灰黑色领带，外边套一件黑色大衣御寒。他看起来比我预想的要年轻，尽管我猜他现在差不多快七十岁了。我想，我还是不和他分享我的《死亡之旅》唱片了，第一次见面这么做会有点儿强加于人的感觉。我招手向他示意，他穿过电脑区，在我旁边靠窗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他警惕地扫视了一下周围那些——呃——更“隐蔽”的客人们。
“没事的，”我说，“他们不会伤害你。”
他看起来还是有点儿迟疑，不过最后还是选择相信他们。“我是弗兰克·马瑟森。”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和我握手。他的手很大，伤痕累累，大拇指根部到手掌的位置长了个又长又大的老趼。和他握手的时候能感觉出来。马瑟森在梭伦拥有一家机床公司，自然很有钱，但他肯定是使劲儿贪污才弄到了那么多钱。我给他买了一杯咖啡——黑咖啡，不加糖，又回到我们窗边的座位上。
“我很惊讶你竟然没有个办公室。”他说道。
“如果我有办公室，我就得粉刷，还得买桌椅，还得考虑往墙上挂点儿什么。人们会对我的装修品味评头论足。”
“那现在人们怎么评价你呢？”
“关于别人的咖啡的品质。这里的咖啡很不错。”
“你一直在这儿见客户吗？”
“看情况。如果是我不太了解的人，会在星巴克见。如果是完全不了解的人，就会约到加油站见面，或许会给他们买点儿奶味豆来展开话题。”
他脸上掠过一丝困惑，仿佛一盏小警报灯刚在他脑子里被触响。这种表情我见得多了。
“很多人大力推荐你……”他这样说，很明显只是为了令自己心安，并非是赞美我。
“大概都是些被我约在这里见面的人吧。”
“我还在报纸上读过关于你的报道。”
“可你还是来了？”
他挥了挥右手，说：“坦白说，并非所有的报道都是赞美你的。”
“我想这就叫‘全面报道’。”
马瑟森先生勉强笑了笑，我还是不确定他脑子里的那盏警报灯是否已完全熄灭。他用那只长满老趼的右手端起杯子，抿着咖啡。右手微微颤抖，左手一直紧抓着放在腿上的皮革公文包。
“我先告诉你来这儿的目的吧。”他说，“我想我应该从我的家人开始讲起。我的……”
我打断了他。
“你是想说你女儿吗，马瑟森先生？”
他没有表现得很惊讶。我猜他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也许有些人得费半天劲儿才能想起那个名字，但最终都会想起来。我想象着弗兰克·马瑟森先生坐在办公室里，和他的准客户待在一起的样子：眼睛微微眯起，双手笨拙地晃动。
“你女儿叫路易丝·马瑟森吧？天哪，这事太可怕了。死亡对那家伙来说真是太便宜他了。他叫什么来着？啊，是格雷迪。约翰·格雷迪。”
“差不多。”马瑟森回答。
他打开了公文包。
“我带了些资料，怕万一你不清楚整件事情的经过，或是需要了解某些背景。”
我看见包里放着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面有几份剪报和照片。他没把文件夹拿出来。
“我知道这事。”我说。
“这事发生在很久以前。你当时肯定还很小。”
“这案子很出名，人们不会这么轻易就忘记此类事件。它们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口口相传。也许，这样更好。”
他没有回答。我知道，他女儿十岁时离世的样子一定一直定格在他的记忆里。我想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女儿现在还活着，会长得像谁，好不好看，都在做些什么。我想知道当他在街上看到年轻姑娘时，是否会从她们脸上瞥见已故女儿的影子，好像她的灵魂瞬间附在另一个人身上，试图以此与家人取得联系，但这新的生命没让她如愿以偿。
我从别的小孩身上看到了我死去女儿的影子，我相信感受到这种失落的肯定不止我一个。
“我也了解你的情况。”马瑟森说，“这就是我想雇你的原因。我相信你会理解的。”
“理解什么，马瑟森先生？”
他把手伸进公文包，取出一个棕色信封，推到我面前。信封没封口，里面有一张纸。纸是展开的，其中一面有些反光。我把纸抽出来，是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个孩子——小女孩。照片是从远处拍的，但女孩的脸很清楚。她正举着垒球棒，目光集中在球上。由于照片大小的限制，球没被拍进画面。她没戴头盔，一头棕色长发披在肩上。虽然距离很远，图像效果也比较差，仍能看得出这女孩长得很美。
“她是谁？”我问。
“我不知道。”
我又仔细地看了看照片，根本看不出来是在哪儿拍的，照片上只有女孩，球棒、草地以及远处茂密的树林。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
“原件在哪儿？”
“在图米莱克的警察那儿。”
“你不想告诉我是怎么弄到这张照片的吗？”
他拿过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桌沿上，用信封把照片完全挡住。
“你知道格雷迪的房子现在归谁了吗？”
“不知道，但我可以大胆猜一下。”
“会是谁呢？”
“是您吧？”
他点了点头。“我女儿路易丝那桩谋杀案发生两年后，银行拍卖了这幢房子。当时没人出价，我就以低价买下了。若没有这起案子，你甚至会说我捡了个大便宜。”
“你把房子留在那儿，没动过吧？”
“你觉得我会做什么？把它夷为平地？”
“很多人都会这么做吧。”
“我不会。我要它一直留在这世上，像一座纪念碑那样，时刻提醒人们我女儿和其他孩子所遭遇的一切。我想，倘若它被夷为平地，人们就会遗忘这件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是否明白并不重要。除了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之外，你不需要任何人的理解。”
“我太太并不理解我，一直都不理解。她认为与约翰·格雷迪有关的所有一切都应被抹得一干二净。她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提醒她路易丝遭受的痛苦。这一切总是与她如影随形，天天如此。”
那一刻，马瑟森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们夫妻间的关系，就像重播一场凄凉的旧电影一样。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俩还能在一起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身为警察和侦探，我见证了很多婚姻在极度悲伤的阴影下破裂。人们常说有难同当，但子女的死带给父母的悲痛是不一样的。夫妻两人虽然同时经历痛苦，隐藏在各自心中的悲伤却不尽相同。他们沉浸在悲伤中，将感受深藏心底，谁也没办法伸出手来触碰一下对方，没办法从对彼此的爱或曾经对彼此的爱中寻求慰藉。而对那些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来说尤其可怕，因为将双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被切断了，他们渐渐变得寂寞而孤僻。
我等着他回过神来。
“我想问你，事发之后，你是怎么处理你的房子的？”他问。
我知道他早晚会问这个问题。
“我卖了它。”
“你回去过吗？”
“没有。”
“那你知道现在谁住在那儿吗？”
“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有两个孩子。”
“他们知道曾经有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在那房子里被杀吗？”
“我猜他们知道。”
“你说，他们会觉得不安吗？”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觉得曾经发生过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吧。”
“那他们就错了。生活不会恪守这种简单的规则。”
“这么说，你觉得格雷迪的房子里还会发生谋杀案，是吗，马瑟森先生？”
他用手指划过信封，勾勒着藏在底下的那张照片里陌生女孩的面部轮廓。我回想起儿时的雪后，我曾经非常相信自己能看见雪中人们的面庞，宛如白皮肤下的头骨轮廓那样清晰。后来，我慢慢长大，我爱的人一个个离我远去。
“你刚才是问，我是在哪儿发现这张照片的吧，帕克先生？是在格雷迪家的信箱里找到的，信封已经撕开了。信封曾经封着口，后来被人打开看过。按照信封上的痕印判断，我猜原先里面应该有不止一张照片，因为剩下的这张照片与信封上凸起的痕迹不太匹配。我是据此推测的。”
“你经常查看信箱吗？”
“不，只是偶尔。我不常去那幢房子。”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张照片的？”
“一星期前。”
“你是怎么处理它的？”
“交给警察了。”
“为什么？”
“这是一张小女孩的照片，被放在曾是一个儿童杀手的家的信箱里。至少是有人在开变态的玩笑。”
“警察这样认为吗？”
“他们告诉我，他们会尽力而为。我想让他们去报社和电视台，把女孩的照片公之于众，这样我们就能找出她是谁了，然后……”
“提醒她吗？”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着眼睛点头。
“然后提醒她。”他重复了一句。
“你认为她有生命危险，是因为有人把她的照片放在格雷迪家的信箱里吗？”
“正如我说的，把照片放在那里的人至少是精神错乱了。谁会把一个小女孩和那地方联系在一起呢？”
我悄悄把信封挪开，又看了一眼孩子的照片。
“这是张旧照片吧，马瑟森先生？”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看起来像是近期拍的。”
“这本来就是张黑白照吗？不是你影印的缘故吧？”
“本来就是的。”
“照片背面有没有什么迹象，能表明是哪家冲印店洗出来的？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识别标记或是商标之类的？”
“我只知道这是张柯达相纸。”
这种纸能在任何一家照相馆买到。无论是谁拍了照片，都可能在自己家或车库里把它冲洗出来。只要设备齐全，这很容易做到。没有哪个冲印店的店员会好奇到看见孩子玩耍的照片就觉得可疑，然后叫警察调查拍照的人。
女孩确实很漂亮。她看起来活泼健康，目不转睛地盯着球，几乎要跟着走的样子很逗。
“你想让我做什么，马瑟森先生？”
“我想让你去调查一下，看看这女孩是谁，通知她父母。找到他们之后，我会和你一起去拜访。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切。”
“这可挺困难。”
马瑟森刻意将右手放在信封上，好像生怕风把信封从他那里偷走，带走所有能找到照片里那个女孩的希望。
“我在日本做过生意。”他说，“日本人不喜欢说‘不’。如果他们不愿做某件事，就会说‘这很困难’。若所托之事不可能完成，就会说‘这非常困难’。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帕克先生？”
“马瑟森先生，我们不在日本，而是在缅因州。日本人很随和，他们说话模棱两可，可我们性格倔犟。在美国，人们说难，意思就是难，没别的。说不定警察已经找到她了。你和他们联络过吗？”
“除了说案子正在调查中，让我不用担心，此外，他们不会告诉我任何消息。他们说很可能根本没什么事。”
或许他们是对的。有人也许会觉得，把一张小女孩的照片和一个已死的儿童杀手联系起来很有意思，或很让人兴奋，但真正的潜在危害可能很小。然而，既然有人如此不辞辛苦地去拍一个毫无戒备之心的小女孩，假如马瑟森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那人大概拍了更多的相关照片，可能有这个小女孩的，也可能有别的孩子的。
“我还想知道，你能否去监视格雷迪的房子一段时间，因为留下这张照片的人随时可能会回来。”
在格雷迪的房子过冬，这听起来一点儿圣诞气氛都没有。我努力掩饰自己的不情愿，但做不到。如果我是日本人，我就会对他说“这非常困难”。
“你发现房子有被破坏过的痕迹吗？”我问，“或是有任何迹象表明可能有人曾试图进入吗？”
“没有，房子锁得好好的，很严实。我有一串钥匙，图米莱克的警察那里还有一串。几年前有个疯子想爬上屋顶放火，之后我就把那串钥匙交给警察了。我不知道自从他们拿到我提供的这张照片之后，还有没有进去过。”
我摸着小女孩的照片，手指轻拂着她的头发。
“还有个例行问题，你察觉到有任何人在这房子附近逗留，或是有人对那里的一举一动极其感兴趣吗？”
“嗯，有一个叫雷·泽博的人，我们还和他闹了点儿矛盾，但在警长警告他后就离开了。我想自那以后，他没再来过了。你认识他吗？”
马瑟森不可能错过我脸上掠过的那丝痛苦。雷·泽博是来自缅因州的伏都教徒，信奉巫术。他喜欢死亡之旅，因此经常出没于案发现场，在死过人的地方拍照。有时，趁警察办完案离开后，他从现场拿走一些“纪念品”放在网上拍卖。雷·泽博和我有过节。他去过我在布鲁克林的房子——我妻子和女儿就在那里遇害的——偷走了门外刻着我家房门号的木牌。
可我又拿回来了。
自那之后，雷就尽量躲着我，他现在就住在班戈，他那所小房子就在靠近四十八号公路出口附近的哈森学院。
“是的，我认识雷·泽博。”我说。
格雷迪的房子绝对能吸引雷这样的人。我确信他去过那儿不止一次。若是不能知道那里的秘密，对他一定是种折磨。
“只有雷一人可疑吗？”
马瑟森对我隐瞒了什么，但我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想在确定我会接下这个案子之后再告诉我一切。不过，我已经从一次次惨痛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在了解所有细节之前，我只想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还有一个人几天前来过我的工厂。帕克先生，你应该明白，没几个人知道我拥有格雷迪房子的产权。这房子名义上归一家空壳公司所有，那家公司与奥古斯塔一家专门处理诉讼案的律师事务所共用一个地址。他们不是我的私人律师，客户可以找他们单独交易。这人居然找到了我的办公室，告诉我的秘书，他有兴趣下一一笔大订单。他言之凿凿，我秘书就打电话通知我了。我当时正在生产车间，听说这一消息便回去见他。
“令我震惊的是，他不是来买我公司里任何一样产品的。他的外套破破烂烂，裤子污迹斑斑，左脚那只鞋子的鞋底还脱胶了。他身上那件衬衫不知多久没好好洗过了，配着一条过时的领带。别误会：在我这个行业，很多人是干体力活儿的，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也不担心自己的皮肤和衣服会被弄脏。但是，怎么说呢，他实在太脏了，很难见到这么脏的人，没有比这更让人丢人的了。这家伙简直是肮脏至极。还没等他有机会开口说话，我就想把他扔出办公室了。也许我应该那么做。”
“他长什么模样？”
“挺高的，比你高。黑头发，长长的，披在衬衣领子上。头顶秃得厉害，有好几天没刮胡子了。皮肤非常白。至于眼睛，我想不起来是什么颜色了，不知这是否刚好是你所需要了解的细节。他的指尖和指甲发黄。我猜他抽烟，但见我的时候没点烟。”
“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
“没有。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和他握了手——我有点儿后悔这样做——没给我名片，也没说名字。只是告诉我他遇到了件棘手的事。
“‘我想您就是格雷迪房子的所有者。’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认为您明白得很。这房子还没还清房贷呢。现在让您偿付的机会来了。’
“你听清楚：你找错人了。
“我试图说服那家伙，但他根本不想听。他知道格雷迪的房子归我所有，但我不明白他是怎么打听到的。我与各位律师联系，他们告诉我，只有一群狗仔曾在格雷迪死亡周年纪念日时打去电话嚷嚷过几声，除此之外，已经好几年没有人正式打听过这房子了。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格雷迪购买房子的细节：价格，最终协议的签署日期，甚至还有当时的银行经理的名字。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有一沓文件放在他面前，他只是照本宣科地读出来一样。我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着就开始生气了。我想，这家伙凭什么进我办公室，要求我偿付与我无关的债务？我当时能做的只有稳住自己，别一冲动就爬过桌子，揪着他的衣领把他拽出去。”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昵？”我问。马瑟森看起来仿佛还能控制住情绪。
“我不是那样的人……”他回答，但没有说完，还有一个“而且”未说出口。
我等着。他终于继续说下去。
“他看上去不起眼：又瘦又脏，病恹恹的。但我发觉他比看起来要强壮。如果我动手打他，那他肯定会让我受皮肉之苦。也许他出手不会很重，但他会享受羞辱我的感觉。我恨他，你知道吧？你大概觉得这事很荒唐。但当我的怒火平息下来那一刻，我就开始担心了，甚至有点儿害怕。”
我告诉他，这听起来一点儿也不荒唐。我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想让你自贬身份，以迎合他们。但只要你这样做，他们就会想办法干掉你。如果要同他们较量，就必须做好受皮肉之苦的准备，毫不留情地反击。
马瑟森继续说：“因此我告诉他，就算他说的是事实，他也应该打电话给农民互助银行询问情况。格雷迪欠他的钱和我不相干。他似乎并不赞成我的意见。
“‘我是个收账员，马瑟森先生。我收债款，但对其他东西也感兴趣。房子里的某些小件家具我也能接受，用来抵偿前房主未偿付的债务。不过这点儿钱远不能应付我的开支，既然这样，你象征性地还一点儿就够了。那房子里有许多华美的镜子，如果给我一面，我就考虑免除你要偿付的所有债务。’
“这人的原话就是这样，”马瑟森说，“他说话像个讨厌的律师。我当时受够了，叫他滚出我的办公室，否则就报警。若他还有什么问题，就去和我的律师谈，或是和农民互助银行的人谈，我可不想再见到他了。”
“他怎么说？”
“他没走，只是盯着自己的指甲看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说很遗憾我这样想，并告诉我，他会通过‘其他渠道’来解决。接着就离开了。”
“你看见他的车了吗？”
“他没开车，是步行来的。”
“他也没给你联系人姓名或电话吗？”
“什么都没有。他只告诉我，他是个收账员。”
“你把此事告诉警察了吗？”
“我告诉图米莱克的格拉斯警长了，可他说，约翰·格雷迪死后大概有很多债务未偿还。我向他描述了那家伙的特征，他做了笔录，但说他能做的很有限，除非那个收账员又回来，或是对我发出威胁。”
“你觉得他那天在你办公室里时，像是在威胁你吗？他确实说过要通过‘其他渠道’收到债款。”
“是的，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威胁。可我当时没想到这一点。”
“他没提过具体的债款数额，或说他是代表谁来的吗？”
“没有。”
“这人有可能是把照片放进信箱里的人吗？”
“有可能，但我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肯定没提过任何与照片有关的事。”
马瑟森问我是否还需要一杯咖啡。我说是的，只要能再给我一些思考的时间。收账员这件事令我感到不安，我尤其不想整夜坐在车里盯着一幢老房子，等待某个衣衫褴褛的社会败类饶有兴致地把小孩照片放进儿童杀手的信箱里。然而，那个小女孩的照片吸引着我。我和马瑟森在某个方面颇为相似：我们都失去了女儿，如果另一个孩子有潜在的危险，我们都不会袖手旁观。现在想想，他给我看那张拿着垒球棒的小女孩的照片时，我就知道自己会立刻接下这个案子。
他离开的时候，我说了收费标准。他提出先付定金，但我解释说，要在一周以后再给他开账单。倘若两周内没有任何进展，我就只能把案子交给警察。马瑟森表示同意。离开时，他把这张陌生女孩的照片留给了我。
“我复印了很多张。”他说，“如果你没有接下这案子，我就把它们贴在商店里、电线杆上，总之是人们能看到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印了多少张？”
“两千张。”他回答，“在我的汽车后备箱里。你要吗？”
我拿了一百张，剩下的留给了他。
我希望我们用不上这些照片。
到家时，屋子没有亮灯，一片寂静。蕾切尔正在斯卡布罗公共图书馆之友的聚会上，我猜她要晚些时候才能回来。我站在门口，望着屋外那片湿地。候鸟差不多都飞走了，草丛里安静了许多，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没什么动静。这样一来，留下来的鸟发出的声音便格外引入注意。最近几天，我听到有美洲黑羽椋鸟、燕八哥，还有金翅雀。我猜它们的啼叫声中多了几分快活，因为知道这个季节的天敌少了，有些老鹰和猎兔狗已经随着猎物去了南方。留下来的捕猎者能找到的食物也更有限，不可避免地要为之大战一场。大雪一来，它们就要开始忍饥挨饿了。
卖掉祖父的房子之后，我们搬到了这里。这儿离旧房子有几英里远，各方面都不错，除了一件事：年初有一个人在湿地里溺死了。蕾切尔不愿谈论这件事，我也从不主动和她提起。我只希望我们能在这里过得幸福。在经历了曾经的种种变故之后，我实在太渴望这样的幸福了。
我打开门，看见沃尔特——我们的拉布拉多猎犬——从我的小办公室里出来，一副知道自己犯了错的模样。我猜它一定在办公室里的沙发上趴过了。它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凑上来舔了我一脸的口水。我本打算骂它一顿——这家伙竟然在我最爱躺的地方留了一沙发的狗毛。但转念一想，它有点儿不好意思，就说明已经知道不应该趴在沙发上。况且，我们俩也都心照不宣，要不是我进屋时它的犬梦正做得香甜，凭它那聪明劲儿，完全可以在我把钥匙插进锁孔之前就一溜烟儿跑回它的小窝了。所以我仅仅是把它放进院子里，关上门，用冷盘肉做三明治。
我把刚买来的兹莫浅滩的唱片《游渔记》放到厨房里的唱片机上，坐到桌边开始吃东西。沃尔特哀怨地挠着玻璃，那声音终于让我心软，我放下三明治，走到走廊。沃尔特对我的心思了如指掌。它知道我对它的怒火过不了多久就会烟消云散。很快它就会扔小木棍，而我则会乖乖地跑去捡回来。我掰了四分之一的三明治喂它，我想起蕾切尔给我读过一篇训练狗的文章，说不能用吃剩的食物喂狗，也不要让它跳起来舔你，这样会让它以为自己是大哥大。
“沃尔特可没觉得自己是大哥大。”当时我是这么争辩的，可现在想想，那话其实有些无力。我瞅了瞅沃尔特，以证明自己的话是正确的。对我来说这大概不是明智之举，哪有人凭着这样一瞅来宣示自己的地位呢？沃尔特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在我们俩之间来回观望，好像要看看究竟是谁会最终服软，乖乖交出钥匙和房契。
“哈！”蕾切尔回应道。她说“哈”的方式几乎不容质疑，听上去就像一条多疑的蟒蛇被要求吐出腹中的兔子，还要开心地送它上路。
蕾切尔轻轻拍着自己隆起的肚皮，说：“我希望你在听哦，那是你爸爸在说话呢。他以为自己是大哥大，可是你只要对他抛个媚眼，他就会给你买一辆车。”
“我没给你买车，”我指出，“可你一天到晚对我抛媚眼。”
“那是我不想要，”她说，“我已经有车了。”
“那你为什么对我抛媚眼？”
“因为我想要别的。”
“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
我想了想。
“你知道吗，”我说，“这话挺动听的，虽然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是啊，”她微笑着说，“确实动听，不是吗？”
我看了看表，蕾切尔马上就要回来了。她不在的时候，总感觉屋子里空荡荡的。空气中回响着唱片里的一首歌，音乐声渐渐消失，歌手反反复复地吟唱着最后一段歌词：那些我们选择离开的人，正是我们朝夕相处的人。我把最后一片三明治也给了沃尔特。
“别把这事告诉蕾切尔，”我对它说，“千万别啊。”
格雷迪的房子静悄悄的。一阵微风拂过，树上的叶子窸窣作响，树下覆盖在鹪鹩尸体上的枯叶也被吹了起来。马瑟森站在门廊外最下面的台阶上，用手电筒照着房子。他检查了门上的锁和钉在窗户上的木条。他腰带上的枪套里装着一支瑞士工业集团生产的手枪。自从那个人——如今看来是债主——到他办公室催讨旧债之后没多久，他就开始携带手枪。
身后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但他没有转身。又一束手电简的光照了过来。
“没什么问题吧？”
来者是个巡警。他看见马瑟森在格雷迪的房子外停了车，便提出陪他一起走这段漆黑的夜路。马瑟森对此很是感激。
“我看没有。”马瑟森说。
“天越来越冷了。”
“是啊，就快下雪了。”
“要是有谁在这附近鬼鬼祟祟，就更容易发现了。”
马瑟森点了点头，转身离开。警察跟在他身后，却突然停下脚步。他将手电筒照向树林。
“怎么了？”马瑟森问。
“不知道。”
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伸手准备掏枪。马瑟森也把手电筒照向树林，和警察一起，一棵接一棵树仔细扫视。突然，灌木丛中发出了声响，一团灰红色的东西飞快地掠过低矮的草丛，隐没在茫茫夜色中。
两个人都长嘘一口气，如释重负。
“狐狸，”警察说，“可把我吓了一跳。”
他放好手枪，朝汽车走去。马瑟森继续凝望了一会儿树林，才跟着离开。相互道别之后，两辆车都开走了。
一阵沉寂之后，在树林的最隐秘处，一个人影从一排松树后走了出来，慢慢走近格雷迪的房子。他在树林边停下来，开始绕着屋子转圈。这人一步也不跨出边界，好像一踏到界外就会有难以预料的危险。他绕着屋子转了整整一圈，继续绕第二圈，这一次，他放慢了脚步，像是在寻找什么丢失的东西。终于，他停下脚，面朝着房子东面跪下来，掏出一把小刀，开始挖一方石冢。这堆位于院子边上的卵石几乎被草丛掩盖了。挖到大概六英寸深的时候，一只苍白的图腾露了出来。是一只狗的颅骨，上面刻有各种符号和字母。
男人坐到地上，没有碰那颅骨，却压抑地“嘘”了一声，语气充满恼怒和厌恶。随后，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狗的遗骨，重新把土埋上，折好小刀放回口袋里。这个债主总共数出了八个石冢，代表指南针的八个主要方位。
正如他所预料的，这幢房子坚不可摧。
他转身退回树林，消失了。
那天夜里，蕾切尔在月光下脱掉衣服，我躺在床上注视着她。她解下衬裙的肩带，裙子滑落到地上。她从镜子里打量着自己，向左侧侧身，又向右侧侧身。月光洒在她隆起的肚皮上，墙上映出她乳房的影子。
“我真胖。”她说。
“更胖了。”
我及时缩回脑袋，才没被她掷来的鞋砸中。
“我看起来像头鲸鱼。”
“鲸鱼很可爱啊，人人都喜欢，除了日本人和挪威人，可这两者我都不是。上床来吧。”
她脱完衣服，钻进被窝里，笨拙地侧卧着，看着我。
“你见过客户了吗？”
“嗯。”
“你答应接手了吗？”“嗯。”“想不想跟我说说？”“今晚不想。不是什么坏事，所以不用担心。明早再说不迟。”蕾切尔笑了笑。“那你现在想做吗？”她凑过来，在我唇上留下轻柔的一吻。我也温柔地回吻了她。
“别怕，”她说，“我不会怀孕的。”
“哈哈。”
“我还会让你做大哥大。”
“我本来就是大哥大。”她的手在我的胸膛上缓缓游走，滑到我的肚子上。“你当然是，亲爱的，”她喃喃地说，“你当然是……”
图米莱克镇坐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中央，位于宾厄姆镇和莫斯克镇东北三英里处。肯纳培克河在这里汇入怀曼湖，之后不断地纳溪汇流，最终流向大海。这地方属于“宾厄姆地产”，因一位名叫威廉·宾厄姆的费城地主而得名，十八世纪末，他拥有的地产遍布本州，传给其子嗣的遗产足以覆盖半个马萨诸塞州。肯纳培克河上甚至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坝，这使得他简直与胡佛齐名。
在图米莱克镇以北，肯纳培克河与死河的交汇处，坐落着缅因州的奇特之地，瑟福克斯。在那里，历史与现实似乎实现了并不完美的结合。严格地说，瑟福克斯依旧保留了种植园模式——用缅因人的话说，是一个尚未工业化的小镇——在十九世纪一度成为旅游中心。现如今，哈里斯水电站吸引了很多人泛舟而来。新的旅馆和商店拔地而起，矗立在古老的马歇尔饭店旁。这家老饭店依然挂着“鸡尾酒”的霓虹灯招牌，贝里百货商店里依然出售毛绒玩具。从瑟福克斯出发，沿着二零一号公路和阿诺德大道径直向北，穿越荒野便可抵达加拿大。十八世纪末，老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也曾穿越这片缅因荒野，直取魁北克。整段公路上，只有杰克曼是唯一规模还过得去的驿站。
与其北部繁华的邻镇相比，图米莱克镇不免要心生妒羡。谁也没弄清楚这个小镇因何得名，因为连这一带最大的水域怀曼湖也不敢自诩有两英里。图米莱克镇北边倒是有一片几乎不流动的池塘，胆子够大的人或许会冒险在池里游泳，或者尝尝从池里打捞上来的鱼虾。可是这片池塘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几百英尺。话说回来，对于该镇镇名的唯一解释就是：如果你从镇子往北走，走了两英里就会原路返回，因为毫无看头。事实上，图米莱克镇的方圆两英里之外荒无人烟。
我沿着十六号公路穿过金斯伯里和梅菲尔德角，开上死水路，一路开到小镇最南边。我继续踩油门，不一会儿又到了小镇的最北边。我一路上经过了几家商店、一所学校、两座教堂、一个警察局，还看到了一只狗的尸体。我不知道那只狗是怎么死的，但我猜它极有可能是无聊致死。
我把车停在警察局外面，径直走进了灰溜溜的大楼。这里的警察与镇委会共用一套设施，包括消防车、垃圾车，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旧货店的商店，橱窗里挂着老头的西服和老太太的礼服，看起来呆板暗淡。在一进门的小办公室里，我把名字报给一位上年纪的秘书，以她的岁数来看，她应该见过威廉·宾厄姆穿旧式马裤的样子。她听到名字，找笔记下来，这中间的工夫足以让她把我的名字忘掉。所以我又报了一遍名字。她身后是一个肥硕的女人，留着一头黑色鬈发，正慢吞吞地在电脑上打字。她那副表情就好像有人把刀架在她脖子上，逼她反复吮吸酸柠檬似的。在我看来，她们是将不幸视为天职的女人，将任何面带微笑者都视为十恶不赦之徒。我笑了笑，尽量给她留下我还有救的印象。作为回敬，女秘书示意我坐到一把椅子上，椅子很不舒服，我一坐上去，它就往左歪，我不得不把身体重心向右挪，不然就会连人带椅翻到门外。
几分钟之后，左边的门里走出来一个男人。他穿着一套棕色制服，裤子熨得笔直。他胸前的徽章上写着格拉斯。当地铺石块的工人会笑自己脸色太黑，可只要他们与格拉斯来一次亲密接触，就再也不会那样认为了。他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块头，没有啤酒肚，看起来依然健壮。和他握手时，我感觉手指关节咯吱作响。他的脸晒得黝黑，衬得花白的八字须和头发更显眼了。他应该剃掉胡子的，我想，没有了胡子，再戴顶帽子，他看起来就像四十出头的人了。
“我是韦恩·格拉斯，”他说，“警察局局长。”
“查理·帕克，”我说，“私家侦探。”
“我知道你是谁，”他说，“很高兴认识你。”
我跟着格拉斯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很整洁，窗台上摆着几盆鲜花。办公桌上有张照片，里面是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女人很漂亮，看起来比格拉斯年轻很多。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只有十几岁。
“我家人。”他循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说。
“最近照的吗？”
“去年。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
“我妻子比我年轻一些。你是想说这个吧。”
“拍得不错嘛。”我说。
格拉斯脸一红，咧嘴笑了。他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不用，他便坐回椅子上。
“有什么我能够效劳的吗，帕克先生？”
“一个名叫弗兰克·马瑟森的人雇了我。他在自己名下一幢房子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照片，他很担心。照片里是一个孩子，而那房子是格雷迪住过的。”
渐渐地，格拉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很失望。”他终于开口了。
“为什么？”
“我告诉过弗兰克·马瑟森，这事儿我会处理，也正在着手处理。但我不打算仅仅因为他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照片，就让他把一个小女孩和她父母吓个半死，甚至让周围的人也跟着陷入恐慌。”
“你认为这是他的目的吗？”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就是那样。我们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会传示照片，看看有什么发现。见鬼，那照片都不一定是在本州拍的，什么地方都有可能。但如果弗兰克·马瑟森或者别的什么人去了报社、电视台，说这张小女孩的照片是从一个专杀小孩的死人信箱里发现的，你觉得会怎么样？”
“也许你们就能找到这个小女孩。”
“也可能会背上无事生非、制造恐慌的骂名，人们会说我们小题大做，这也许不过是一个变态狂的恶作剧。还有，媒体会闻风而来，发表格雷迪房子的照片，接着引来一群变态狂。他们里头或许有人会在这场狗屁风波里得到灵感，我们就真得去寻找一个身陷险境的孩子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会把照片发给地区和州执法部门，还有各学校的董事会。等我们找出那个小女孩，就可以把她父母拉到一边，告诉他们我们了解的情况，这样才稳妥。”
我知道格拉斯是对的。整件事必须小心翼翼地进行。也许只是虚惊一场，何必去惊吓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母呢。但我也清楚，弗兰克·马瑟森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格拉斯认为孩子可能安然无恙，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她有任何危险。而马瑟森饱受丧女之痛的折磨，凭直觉认为孩子正身处险境。我左右为难，既想相信格拉斯，又对马瑟森的担忧将信将疑。
“信封上有指纹吗？”
“没有，除了马瑟森的。我们认为他不会自己放个信封在信箱里，再带来给我们看。”
为了缓解我们之间悄然增长的紧张气氛，我附和说那的确不大可能。小镇警察不喜欢别人质疑他们的决定，连大城市的警察也不喜欢这样，不过他们不会如此据理力争。
“你最近去过格雷迪的房子吗？”我问格拉斯。
“我们去得很勤。那地方锁得严严实实。在弗兰克·马瑟森发现那张照片之后，我又去那里看了，一切正常。”
“你指的‘我们’是……”
“我们总共有四个警察，包括我在内，三男一女。都是可靠的人。”
“他们有时会顺路去那里，开锁进屋子吗？”
“哦，偶尔。大多数时候，我亲自去。那样更省心。不用担心他们把钥匙弄丢，或者吓着谁。”
“吓着谁？”
“你也知道那幢房子里发生的事。若不是迫不得已，没人愿去那个地方。那里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直都是。因为格雷迪用的油漆和涂料气味很刺鼻，现在越来越难闻了。这二十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对我来说没什么。可其他的人，新来的人……”
他闭口不说了。
我们俩就这样沉默地对坐着，直到我起身感谢他抽空见我。
“像我说过的，我很乐意效劳。只是小知道你还能为马瑟森先生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说，“先四处打听打听吧。有任何发现我会通知你的，如果你也能设法这样做，我将不胜感激。”
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小心地放进钱包，又从桌上的名片盒里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递给我。
“你要利用在这里的时间，去格雷迪的房子看看吗？”他问。
“我想是的，既然都专程来了。”
“需要我陪你去吗？”
“我想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他自顾自点点头，像是对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
“我想这就是这次谈话你要告诉我的重点：你不是轻易害怕的人。”
“害怕不是问题，”我回答说，“难的是不临阵脱逃。”
格雷迪的房子和我当时在新闻上看到的相差无几：屋外的常春藤似乎更茂盛了，窗户用木板钉了起来，前后两扇钢门紧锁，阻断了房子的所有入口，但这些仅仅是表面上的变化。这幢房子当初建造时就面目可憎，甚至带着不祥之兆——虽然我很明白，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我了解它的过去。我绕着房子走了一圈，查看门窗是否被人动了手脚。随后走同到信箱，往里面草草一瞥，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几只死虫子和一张泛黄的传单，上面写着随比萨附赠汽水和薯条。
我又走到房门口，掏出钥匙。我答应接手这份活儿之后，弗兰克·马瑟森便把钥匙交给了我。我打开锁，拉开最外层的钢门。后面是一扇彩色玻璃门，距离上端三分之一处有锁，但轻轻一推就开了。屋里的过道地板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灰，天花板中央的枝形吊灯上布满了蜘蛛网，电插座里没有插灯泡。右边是过道里唯一的家具——一个旧衣帽架，从架子上的镜子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灰尘上有凌乱的新脚印，我猜是格拉斯或是马瑟森来查看房子时留下的。
左侧是曾经的会客室。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一个装饰用的大理石壁炉，闲置在远处那道墙边。这里也有一面镜子，影像已经斑驳。我走近了才发现镜子正对着封闭的窗户，背面有一条崭新发亮的长链子，一端连着石灰墙上的旧钉子。也许是原来的链子断了，有入觉得应该重新把镜子挂起来。但这样做看起来很古怪。
推开两扇滑动门，我进了另一个房间，可能是曾经的餐厅。与前面几间一样，除了一个与客厅里差不多的壁炉以外，没有其他家具。里面也有一面镜子，倾斜地放在地板上，同样挂着一条新链子。我发现还有别的镜子，厨房门背面正对着走廊的地方有一面，厨房里有一面，一楼和二楼楼梯平台处各有一面，当我通过一个摇摇欲坠的四脚梯登上阁楼检查时，也发现了一面。大多数都很旧了，有几面像是后来添上的，因为还没有被硝酸腐蚀。
我又到了楼下，检查了一下厨房和浴室。厨房里的水槽很脏，下水道里的污水和腐烂物发出恶臭。浴室里的水槽比较干净。应该不会有人在这里喝水，但相对于厨房水槽来说，算得上非常干净了。最近几个月里应该有人擦洗过，也把水龙头通开了，可能是进来检查时洗了手，因为我的手也被灰尘和垃圾弄脏了。
整座房子里只有地下室的门上了锁，这里是约翰·格雷迪开枪自杀的地方。我试了手里所有的钥匙，还是打不开，于是记在心里，等回头见到弗兰克·马瑟森时再问问他。地下室的门上挂了一面一人高的镜子，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头发有点儿白了，不知不觉间，我也要老了。
转身时，我觉得有点儿头晕。刚进屋我就闻到空气中隐约有一股化学药品的气味，现在这股气味好像突然变浓了。我觉得这里不是个可以久留的地方，窗子被木板堵住了，门也关得严严实实，新鲜空气进不来，屋里的臭味出不去，仅仅待了十五分钟，我就开始头疼了。
我刚想离开，门前有个声音惊动了我。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手里举着枪。因为迎着夕阳，我看了一会儿才看清楚他穿着棕色制服。他大约四十多岁，稍显不修边幅，肚子在皮带上方鼓出来，腋下有许多汗斑。
“你是谁？”他喊道。
我本能地把手举了起来。
“我叫查理·帕克，是个私家侦探。这房子的主人弗兰克·马瑟森雇用我调查点儿东西。今天我已经跟格拉斯局长说过了，他可以证明。”
“哦，请出来，站到这儿来。”
他退了几步，没有放下枪。“有什么证件吗？”
我点了点头，慢慢走向他，手依然举着。
“在我上衣左边的口袋里。”
我一直把证件放在这里，尽管可能会被偷，但至少能保证不会有哪个紧张不安的警察或保安因为要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拿证件，而变得更加紧张。我走到门口，走到走廊，又下了三级台阶，站到院子里。
“慢慢地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着，仍然举着枪。
我拿出皮夹，翻出我的侦探证拿给他看。确认之后，他才把枪放下来。他介绍说自己叫埃德·欧唐纳，是从图米莱克湖来做兼职的。
他说：“格拉斯局长告诉我，你会来问一些问题，我只是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我想局长应该不希望你花太多时间在这里调查。”
“为什么？”
“我想他更希望让这房子消失，毕竟它总是让人想起过去。”
“你常进去吗？”
“不常，不过我昨晚来过这里，遇见了弗兰克·马瑟森，我们都只是过来看看。今天经过这里时看见你的车停在路边。都看过了吗？”
“嗯，差不多了，只有地下室的门锁着，没有看。关于地下室，你知道些什么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那里是发现格雷迪尸体的地方，还有一个他绑架的小孩，丹尼·马奎尔，也是在那里被发现的。我想，格雷迪没杀了他肯定是有什么原因。格拉斯局长用自己的夹克包着那个孩子，把他救了出来，那时他只是个州警察，有个摄影师刚好拍到了他们出来时那一幕，成了当地挺有名的一张照片。从那以后，局长一直很关注这个地方。目睹发生的一切之后，这里也成了他的一桩心事。”
“你知道那个叫马奎尔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吗？”
“丹尼吗？哦，他在莫斯克镇上一家名叫‘亡命之计’的酒吧里工作，就在那边的缅因街上。不过他很少讲那天发生的事。”
“嗯，我想他也不会讲。”
我又回头看了看那幢房子，那扇被堵死的窗子让我想起睡梦将醒时紧闭的双眼。
“你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常在这里出没？”
他耸了耸肩，说：“大部分都是些孩子，不过他们从不靠近这房子。”
“大部分？”
“嗯，怎么了？”
“你说‘大部分都是些孩子’，听起来好像还有其他人。”
“哦，还有游客和探险家。”
“雷·泽博？”
“他来过几次，不过没造成什么危害。”
“有没有一个比我高，很瘦、头发很长很黑的男人？看起来可能还有点儿脏。”
欧唐纳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印象。”
我谢过他，他看着我锁上门，又等我上车离开以后，才跟在我后面离开。
“亡命之计”这种酒吧，很多人连把火都不愿去放，更不用说抬脚进去了。它门口闪烁的招牌已经脏得泛白了，上面只有一株孤零零的三叶草，窗子上镶着蓝色和橙色的小方格玻璃。在这里，男人一边喝酒，一边想着怎么斗过其他男人，女人则一边喝酒，一边想着怎么勾引这些男人。门上镶着一小块方形玻璃，像拘留所的门一样将人与外界隔绝。或许这样一来，里面的人就可以观察到门锁后企图进来的人。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觉得有必要检查，外面的人应该不如里面这些人危险。
还不到下午四点，酒吧里一半的座位上就已经有人了。来这里的顾客主要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男人，三三两两或独坐一隅。没有人聊天。酒吧最里面的墙上镶着一台电视机，用两根钢条固定，屏幕边被挡住了一点。电视调到了一个新闻频道，没有声音。这里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好像都已经听到了他们生活中的坏消息。
吧台上摆着一排本地啤酒，看起来像死刑犯在等待枪毙一样凄惨暗淡。摆在最后的是一瓶果味酒，瓶子上落满了灰，看起来像摆错了地方，好像在说，这里的主顾本应在同性恋狂欢节出现在旧金山的卡斯特罗街头似的。这里的酒品种很多，有波本威士忌、白兰地，还有一瓶添万利咖啡白兰地，看上去从冷战时期就没被人动过了。
我在酒吧最边上靠门的地方坐下，隔着两个座位坐着一个穿短夹克衫的人，他不停地用大拇指尖拨弄着松松的中指指甲，每拨一下，指甲就会从皮里鼓出来，仿佛要脱落下来。我很好奇他会不会疼。要是在以前，我肯定就过去问他了，但现在我已经懂得，一个随便弄伤自己却并不怎么在意的人会以弄伤别人为乐。那个指甲早晚会掉下来，到时他就会拨弄其他的指甲了，每个指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什么也比不上弄掉第一个指甲时的感觉。
酒吧服务员从吧台里出来了。
“来点儿什么？”
“你们有咖啡吗？”
“有，不过不怎么好喝。”
他推荐了一壶正在加热的热饮，看起来在之前的某个时刻就已经煮上了，现在重新点火加热，好打发无聊。
“橙汁就行了。”
他把橙汁倒进一个干净的玻璃杯里，放在我面前。
“我想找丹尼·马奎尔。”我说，“他在吗？”
“我就是。”服务员回答。
我尽量不让自己的惊讶表现出来，我以为丹尼·马奎尔现在最多三十来岁，可眼前这人看起来还要老上二十岁。他简直就是格拉斯局长的翻版。如果局长像道林·格雷一样有一张丑陋的画像藏在阁楼里的话，那么，丹尼·马奎尔的长相或多或少地能说明那幅画像是什么样子。
“我叫查理·帕克，私家侦探。”我做了今天的第三次自我介绍，“你要看我的证件吗？”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觉得在“亡命之计”酒吧这种地方，让顾客把你错当成警察，并向服务员出示证件，才有可能谈论一些不好回答或很糟糕的问题，对你或他都是这样。
“我相信你，”他说，“没人会拿这种事撒谎。”
“我或许会撒谎以获取陌生人的敬意和重视呢？”
“在这里，那可不是一张卡片和一个姿态就能换来的。”
“或许我应该先去打只熊来。”
“也许吧。现在该和我说说你这个私家侦探要问什么了吧？”
我看见那个“指甲男”已经把注意力从他快烂掉的手指转到别处了，所以建议马奎尔去酒吧其他地方谈。他同意了，把在男厕所门口读杂志的一个女人叫过来。
“我还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呢！”她说。
“我给钱。”马奎尔说。
那女人厌烦地摇了摇头，把烟熄灭，慢吞吞地走到吧台里。
“你得让他们有点儿积极性。”我说。
“积极性？我能让她动一下就不错了。”
他从吧台里走出来，从冷藏柜里拿出一瓶汽水，经过那女人身旁时顺手拍了一下她的屁股。
“这些我都要收费的。”她说。
“嘿……一美元你找得开吗？”马奎尔回敬道。
“去死！”
马奎尔在我对面坐了下来，点了一支烟，架在女服务员扔下的那个冒着烟的烟头上。
“说吧。”
“弗兰克·马瑟森请我调查一些事。”我说。
马奎尔没说话。
我接着问：“你认识弗兰克·马瑟森吗？”
“认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他觉得了解格雷迪房子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一些过去发生在里面的事。他担心某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可能会伤害一个孩子。”
“我刚刚说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那件事发生时，我还没来这里。我从报纸上了解了一些信息，从马瑟森那里知道了一点儿，又从图米莱克镇警察局局长那里了解到很少的一点儿。我希望你能再告诉我一点儿。
“你的意思是，因为我当时在现场？”
“是的，因为你当时在现场，约翰·格雷迪死的时候你就在那儿。”
马奎尔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吧台后面晃动的女人，她正和一两个常客酸溜溜地打情骂俏，看见眼前这个小女人，那几个人也活络起来了。他好像在打量那道阴冷的墙壁、墙壁上退色的海报，以及男厕所门上被人打出来的那个洞。
终于，他说：“你看，这个地方是我的，三年前，我从一个叫格伯的人手里买下来的。他是德国犹太人，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在招牌上画棵三叶草。我问过他，他说，没有人会在一间看起来像是爱尔兰人的酒吧里丢钱，不管你进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很多人进了这样的地方，都不太关心里面的装饰，他们只想喝酒，想多喝一点儿，再买瓶带着路上喝，然后跌跌撞撞地回家去，也没人管他们。所以，当格鲁伯说他想卖掉酒吧时，我就买了下来，因为它挺合我的胃口。我也喜欢没有人管，讨厌别人问我的现在或过去。为什么你觉得我会为了你破例呢？”
现在轮到我不能立刻回答了。我们俩好像在玩一个游戏，我想马奎尔也知道。我来这里，一方面是想看看他能告诉我什么有关格雷迪房子的事，因为要想弄清楚现在，就必须了解过去。而另一方面，我也想来看看他。他是唯一进了格雷迪房子，又活着出来的孩子，我不愿想象那次经历给了他什么样的创伤。至于那些曾遭虐待的孩子，或者说经历过他所经历的那些事的孩子，虽然他们不会主动成为施虐者，但的确有这种事发生，很值得人们深思。
“我是来洞察你的内心的。”我说。
马奎尔平静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那你看到了什么？”
“我只知道有些事我看不透：我没看到那个因为自己受过创伤，就让其他人也受这种伤害的人。”
“你觉得很可能是我在悄悄地骚扰弗兰克·马瑟森吗？”
他的声音很轻，没有责备和怒气。
“我不得不考虑这一点。”
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慢慢地把烟从鼻孔里喷出来，烟雾缭绕中，他对我的疑虑也似乎少了一些。
“他为什么要请私家侦探？”
我递给他一张照片的复印件，上面是个女孩儿，在棒球比赛中准备接投手投来的球。马奎尔拿起来看了一会儿。
“你认识她吗？”我问。
“不认识，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马瑟森在格雷迪房子的信箱里发现的，他不知道这张照片为什么会留在那里，他觉得可能是有人送给约翰·格雷迪的礼物。”
马奎尔沉默了很久，我知道，到最后，他要么会站起来让我离开，要么会向我开诚布公。必须由他自己作决定，如果在作出决定之前，我说了什么，我敢肯定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了。
“祭品。”他说。
“有可能。”
“他用过那个词，呃，我跟他在一起时。他这样称呼马瑟森的女儿，把她叫做‘祭品’。”
“什么的祭品？”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觉得导致他干出那些事的什么东西吧。我在那里时，他一直在说话，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对我说的。很多我都不记得了，那时候，清醒的时候我实在太害怕了，根本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当我恢复知觉时，他已经死了。其他的事我大都不记得了。高中时，我的状态一直不好，他们就带我去看医生，一个小矮子，那医生说我必须去面对在那幢房子里发生的一切，可是我宁愿这样，躲起来，尘封一切，像我现在这样。”
如何面对曾经的遭遇是他的选择，轮不到我发言。但我脑中忽然闪现一扇紧闭的地下室门，约翰·格雷迪在里面一遍又一遍地折磨一个小男孩。不管丹尼·马奎尔在人前是什么样子，那才是他脑海中深藏的事实。
他拿起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
“通常，他会对着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说话。”
“那你还记得什么吗？”
“镜子。每一面墙上都有镜子，我能看见镜子里的他，仿佛整个屋子里都是约翰·格雷迪。我记得这些，还记得那些孩子的尸体，就靠在远处的墙边，可我不想回忆他们当时的样子。格雷迪也跟他们讲话，有时候说话的样子很奇怪。”
“你记不记得有关露易丝·马瑟森的事？”
他摇了摇头。
“我好像听到了杀她的枪声，可当时我已经意识模糊了。”
“为什么他不杀你呢？”
马奎尔装作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这也应该是格拉斯把他从那可怕的地方带出来之后，困扰他一生的问题。
他说：“我是他抓住的唯一的男孩，他和我说过一些话，谈论他自己，谈论他想要建造的房子。他讨厌那些小女孩，但我，我是不一样的。我始终觉得他最后会杀了我，或者，他会让我慢慢衰竭，死去。他或许是从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吧。天知道我多希望他是错的，但我相信那是他坚信的。”
他的烟已经燃到烟蒂了，烟头上的灰柱像已经废弃的楼一样倒了下去，掉到桌子上摔成粉末。
我问他：“你记得他还说过些什么吗？”
他看了看我，捻灭烟头，站了起来。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记得那些细节，不过我记得他没有直接对那些孩子说话，”他的声音很沙哑，好像嗓子里呛了灰似的。
“他是对着镜子里的她们说的，好像那些孩子就在镜子里一样。要是那些警察没来的话，他可能也那样跟我说话了，可能我也已经和她们一样，永远沉睡在那里了。”
在阴郁昏暗的小酒吧里，丹尼·马奎尔啜泣起来。
我朝着“亡命之计”酒吧后面的停车场走去，周围的街道十分安静。我不知道今晚是不是查到了很多未料到的事：约翰·格雷迪是个卑鄙恶劣的人，那些跟他沾边的人都被他毁了。
走到拐角处，我看到有个人斜靠在我的野马车引擎盖上。他右手拿着一支烟在抽，左手手指有节奏地敲着车身。我知道那是谁，他看着我一步一步靠近，眼睛深深地陷在那圆圆的脑壳里，细长的头发好像是刚粘到脑袋后面似的。
“需要帮忙吗？”我问道。
“收债的”转过身看着我走近。停车场暗黄的孤灯使他看起来病恹恹的。他应该还是穿着见马瑟森时的那身衣服，一只鞋底开着口，像鱼张着嘴一样。
“我想你能，而且作为回报，我可能也能帮你个忙。”
“我可以给你个好裁缝的地址，他还知道谁能帮你修鞋，之后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他低头看了看，好像刚知道鞋底破了。
“唉，”他说，“你瞧瞧……”
他对着夜空吐了一口烟，长长的一口，好像是他肺里造出来的。
“你现在可以让开了吧？”
收债的想了一会儿，就当我以为他会一直倚在我的引擎盖上，我只能带着他一起把车开走时，他把烟扔到地上，用那只没磨坏的鞋子踩灭，走了几步，挪到车旁边。
“对不起了，”他说，“我知道你给马瑟森先生工作。”
我说：“我们之间可能有点儿误会，我可不想为了让你到别的地方歇着，而和你交换信息。”
我站在车边，但没拿出钥匙。要是去开车门的话，我就得把目光从这个人身上移开，但我不想移开目光。马瑟森是对的，收债的油腻的头发和肮脏的衣服都是为了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人放松警惕。我发觉他其实能走得很快，破旧的衣衫下面掩藏着强健的筋骨和瘦削健壮的肌肉。
“我想马瑟森先生已经跟你提过我了。”
我没有回答，我不打算向他透露任何事。
“我知道那张照片。”他又说。
气氛有点儿不一样了。
“什么照片？”
“那个小女孩的照片。”
“你知道那是谁吗？”
他摇了摇头。
“那你知道是谁拍了那张照片？”
他又摇了摇头。
“那么你对我来说就没什么用处了。走吧，重新找个角落晃悠去吧。”
我装着摆弄手里的车钥匙。
“她现在很危险，”收债的说，“要是你能给我我想要的，危险可能会少些。”
我怀疑是他拍了那张照片，把那张照片放进信箱里根本就是他的杰作，只是为了骗钱，拿回那些他认为别人欠他的陈年旧债。
收债的很聪明，在我作决定之前，他一直静静地等着。
他又说：“但她不是因为我才有危险的，我对小孩子没兴趣，我只想把我的债要回来。”
我向他走近几步，他看起来没有丝毫的恐惧。
“那么，是什么样的债呢？”
“这是私事。”
“你是帮别人要债吗？”
“我们都是为别人效力的，帕克先生。这么说吧，约翰·格雷迪生前打算留下一笔资产，而且已经基本成功了。而现在，象征性地表示一下就可以消除潜在的危害，可是你的客户却并不想表示。”
“该还债的不是他，他也没有这个义务，即便他有，我也看不出还了债怎么就能减少照片中女孩的‘危险’.”
收债的又点上一支烟。在火柴的映照下，他的两眼放光。
“这是个破旧而邪恶的世界，约翰·格雷迪是个邪恶之人，格雷迪的房子是片邪恶之地。这种地方会伤害其他人。如果你帮我，有些伤害就可以免除了。”
“你想要什么？”
“一面镜子，格雷迪房子里的一面镜子。他的房子里有很多镜子。少一面不会有人发现的。”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拿一面呢？”
“那幢房子被看得很紧。”
“还没紧到连个人都进不去的程度，如果有人真想得到某件东西的话，他一定能进去的。”
“我又不是小偷。”收债的说。
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收债的第一次不敢看我的眼睛。他害怕那幢房子。不，不是害怕，是警惕。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进不去那幢房子。
“我想你应该和律师们或者银行谈谈。”我说，“找个人谈谈，谁都行，就是别找我，我帮不了你。”
我说着，打开车门，他仍然站在原地，孤零零地站在停车场中问，看着我。
我关上车门，插上车钥匙，再抬头的时候，收债的已经不见了。我正想着他是不是已经走了，就听到有人敲我的车窗。他的脸贴在玻璃上，贴得太近了，以至于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皱纹，还有苍白的皮肤下一条条凸起的血管。他的皮肤太薄了，透过这层细薄的皮好像能看到里面流淌的鲜血。
“我还会来要债的。”他说道，“你给我记住。”
我使劲儿踩了一下油门，飞速开了出去，他不得不赶紧往后退，靠在旁边的一辆丰田车上。从后视镜里看去，他就像车身上一道感染发炎的烂伤口。我转了个弯儿，他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我沿斯卡布罗开车回家，路上没有一丝月光。一道道乌云遮住了月亮的光芒。很快，沼泽地便会被洪水淹没，新一轮的生长与消亡又会开始。我想知道那种轮回会在我身上发挥怎样的作用，也想知道我体内的血液是否会随着太空中的一大块陨石而不停旋转。也许它会影响我的行为方式，让我举止怪异，反复无常。我又想到了蕾切尔，如果把这些想法告诉她，她会说什么呢？会说我的行为的确怪异且反复无常，会说如果有人把我的行为变化和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到一起的话，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儿。
我们第一个孩子的预产期到了，每当我的电话嗡嗡直响的时候，我都很希望听到她对我说我们的孩子要出生了。我一直不太纵容她，不仅仅是因为她非常独立，还因为她能从我的言行中发现我努力不想再失去一个孩子。几年前，我的妻女被别人夺走了。如果再失去一个孩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有时，这种想法让我对至亲至爱的保护有些过头。
快到家的时候，我没有把车驶进车道，而是停了下来。我想起了马瑟森和他妻子，我想知道他们现在怎样看待自己。既然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了，他还被称为爸爸，她还能被叫做妈妈吗？失去丈夫的女人叫寡妇，失去妻子的男人叫鳏夫，但是当一个人的孩子被夺去了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们该怎样称呼失去孩子的父母呢？或许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她身在何方，在我心中，我仍然是她爸爸，她也依然是我孩子，这一点永远不会变。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也知道她不会忘记我。
因为她回到过我身边。在某个逝去的时间，某个黯然的时刻，在半睡半醒之间，当我周围的世界仍在不停变化的时候，她就在那儿。有时，她妈妈也在那儿陪着她，却一直蒙着一层阴影，这些都唤起了我对她们、对她们有着相同遭遇的人的责任感。我常常想平复自己的情绪，不再回想这些画面。现在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至少现在不是。只有当我闭上双眼，最终在黑暗中坐在她们中间，我的内心才能够平静。蕾切尔正躺在沙发上看书，她的手放在肚子上。红色长发编起来搭在左肩。我吻了吻她的额头，又吻了一下她的嘴唇，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让我感觉她肚里的孩子。
“你是不是在想，这孩子正打算随时出来呢？”我问道，“如果这小宝贝在你的肚里待得再久一点儿的话，我们就得收房租了。”
“你就爱那样说。”她说，“等我们的孩子上了大学你还会这样说的。总之，是我不得不在里面装着一个，去这儿去那儿的。是时候让你担点儿责任了。”
我去厨房冰箱里拿了瓶汽水。“是啊，那么我带回来的那些冰淇淋呢？它们可不是自己飘来的。”
“知道啦。”
我站在厨房门口，对她晃着手里那盒伦恩·莉比的甜橙味果冻。
“受不了了吧？再来一小勺怎么样？”
她扔给我一个靠垫。
“我怎么就让你接近我，把我的肚子弄大了呢？真搞不懂。我猜肯定是某个瞬间没抵得住诱惑，就你的情况来讲，也就那么一瞬间。”
“真伤人。”我说，“你怎么忘了你抚摸我的时候呢！”
我坐在她身边，她以最舒服的姿势躺在我怀里。虽然她说我耐力不济很伤人，可我还是把汽水分给她。
“那么，事情进展得怎么样？”她问道。
我向她讲述了这一天的经历：警察、格雷迪的房子、我和马奎尔的谈话，都没有太大的意义。蕾切尔用了点儿时间浏览了马瑟森给我的文件。因为预产期就要到了，她不准备做什么学术或专业上的研究了。格雷迪的案子能让她一展自己被埋没的心理学才能。
“镜子。”蕾切尔说，“和看不到的人谈话。那里有那么多受害者，他却没有真正接触过。虽然他杀了那些孩子，却并没有强暴她们，虐待她们。就在最后一刻，他好像决定尽可能让她们受最少的罪死去；朝头上一击就足以把她们打昏，闷死她们。”
“还有那房子，”我说，“对这个房子，他可是很有想法！你是没看到，他把屋子弄成那样，你都不知道再怎么弄才好。他把屋子里全贴上了墙纸，在上面安了很多面镜子。”
“那依你看，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蕾切尔问。
“他自己呗！在镜子里他还能看到谁呀？”
蕾切尔撇撇嘴，耸了耸肩。“你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了吗？”
我突然想到和蕾切尔在一起时的一种感受：有时等她走到我面前，离我只有三步距离的时候，我却看着一朵浮云出神，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我……”
我没再往下想，开始认真考虑她的这个问题。
“嗯，”最后，我说，“我看到了某个自己。”
“你看到的镜子里的映像是你自己的想象造成的。实际上，你所看到的一部分正是你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看到的是自己希望变成的样子。所以，当约翰·格雷迪照镜子时，他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
我又回忆了一遍那幢房子的情况。我看到的是还没修砌好的墙面，脏兮兮的水槽，破损的地毯。还有家具上的劣质木条、空空的卧室、变形的木板。
除了这些，我还看到了那些镜子。
“他看到了他的房子，”我说，“他看到的是他想象中的房子。”
“或者，就像他坚信的，在某个地方，他想象中的房子的确存在。”
“在镜子之外的某个世界里。”
“或许，那个世界对他来说比现在这个世界更真实。”
“所以，如果那个世界中的房子比现实中的还要真实的话，那么……”
“那么他也一样。或许在他准备杀丹尼·马奎尔的时候，他在和约翰·格雷迪讲话，或者，在他看来，是和真正的约翰·格雷迪讲话。”
“那么那些孩子们呢？”
“丹尼·马奎尔说过什么来着，他说约翰·格雷迪从不直接和他们讲话。”
“丹尼说格雷迪只和他们在镜中的映像说话。”
蕾切尔耸了一下肩。“我也不知道，我从没听过这种事。”
说着，她往我身边靠了靠。
“你要小心，好吗？”
“他已经死了，”我说，“死人总不能继续害人吧。”
在格雷迪的房子里，不知什么东西微微摇晃了一下。尘土打着转儿飞舞，纸张在空荡荡的炉子里沙沙作响，北风呼啸着穿过破败的门框、破损的木板，让原本寂静的屋子动了起来。北风把门把手晃得哐当作响，屋门吱吱嘎嘎，紧闭的衣橱里的挂钩叮叮当当，脏兮兮的玻璃杯也在关着的橱柜里叮当直响。
大树直晃，模糊的树影映在钉着木板的窗户上，透过木板间的缝隙，树影投在餐厅壁炉上方的镜子上。镜子深处映出的世界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隐约有些不同，里面的映像在这幢古老的房子里是独一无二的。壁炉上应该有照片，因为在镜子里能看见照片的映像，可这幢房子的壁炉上空空如也。
是风，把黑白照片里这些不知名的孩子们，通过镜子带到另一个世界。
是风，只不过是风罢了。
监视工作可不是个轻松活儿。就连猪脑子——那种因为怕摔倒而戴着打曲棍球时才戴的头盔去上学的傻子——也能发觉自己被别人盯上很久了。警察的运气就好多了。被一群人盯上和被某一个人盯上相比，疑犯更容易发现后者。警察之间可以分工，不仅让每个人都有休息的机会，通常还会帮其他人互相照看，因为监视工作不仅费力，而且单调枯燥，稍不注意就开始走神了。一个好的监视小组需要大量人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案子就连警察也不想插手。倘若抽出两三个正在值勤的警察去盯一些不值得花心思的人，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士气重创、加班，很可能还会导致新的犯罪现象。
私家侦探可没那么阔绰，没办法弄个监视小分队什么的。他们的委托人通常也没那么有钱，不能雇一群侦探来办一件案子。所以调查工作很难进行。负责格雷迪房子的小分队却不同。因为这幢房子自己不会跑，也不会去林子里放风爽一下。但是一直不间断地监视这幢房子的话，问题就出现了，因为这意味着得找人共同做这件麻烦活儿。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即便是监视一幢空荡荡的旧房子这样简单的工作，也需要一个人的耐心、自律、沉着、敏锐，而且这人还要遇事不慌，不论遇到任何问题都能应付自如。
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就得找一个有的是时间的。我正好认识一个。
“负责监视？啊？”安吉尔说。
安吉尔和他的男朋友路易斯算得上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当然，他们的道德品质确实一般，而且安吉尔的脾气有时得借助一点儿药物才能保持镇定，可我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很多人最终都会交到自己的朋友。但是，我认为我下半辈子可能不会交很多朋友了，而且我对自己过去的那些朋友也总是牢骚满腹。路易斯和安吉尔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西区的一处公寓里。路易斯天生喜欢整齐简洁，他的搭档安吉尔却热衷于凌乱和便宜货，这两个人在一起时，路易斯的反抗总是败下阵来。这就是阴阳。当我和安吉尔说起这个阴阳理论时，他却假装我讲的是连体婴儿的事，给我讲了一些荒谬的黄段子让我开心。而我和路易斯说起阴阳理论时，他扬言要让安吉尔和我待一阵子，看看我和蕾切尔能忍受安吉尔的阳多久。尽管蕾切尔有时把路易斯说得像个傻瓜，但我想连我们也忍受不了安吉尔太长时间。
我和安吉尔通话时，能听见有音乐在响，但那音乐太难听了。
“你到底在听什么呢？”
“前卫摇滚音乐精选辑。我打算听听我过去常听的音乐，来找找我的缪斯女神。”
我简直不敢再往下问了。
“你有缪斯女神？是谁呢？是提供社区服务的那种女神吗？法院允许她来助你一臂之力了吗？”
安吉尔没答理我。
“我正考虑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就是有些地方得改改，为了保护那些罪犯的隐私，我得给他们改个名字，或者改个日期什么的。我买了本书，那种‘怎样才能写一本畅销书’之类的，里面有很多不错的建议。那本书的作者的作品卖得很火，他很有经验。”
“你原来听说过这本书的作者吗？”
安吉尔犹豫了一下。
“没有，我是买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他的。”
“如果你都没听过他，怎么能说他写过很多畅销书呢？”
“我没听过的作者多了去了，这不代表他们和自己所说的不一样。封面上说了，他写了很多畅销书。”
“那么，他写过什么书呢？”
之后是一阵稀里哗啦翻书的声音，那本书肯定又薄又贵。
“他写过……”
“嗯？”
“嘿，我正找着呢。他写过……哦，他写过一本畅销书。这本书是关于如何才能写一本畅销书的。你就想听这个是吧？现在你高兴啦？”
我听到书被用力扔到了一边。不过，我知道我一放下电话，他就会把那本书捡回来。他的回忆录很可能写不完第一章。我当然也不希望他能写完。
“你这次是让我监视一幢房子吗？”
“呃，对。”
“一幢空房子？”
“对。”
“那房子怎么了？窥探它邻居的隐私了吗？”
“我怀疑晾衣绳上的内衣是它偷的。”
“我知道有个人干过那种事。他把内衣偷走、洗干净，叠好，再送回去并附上一张便条：告诉主人他都做了什么，还给内衣的主人一些护理内衣的建议。这人告诉法官，他是因为担心这些内衣的卫生才这样做的。法官就告诉典狱长，让他去洗衣房工作。我们因此穿上了这个州最干净的工作服，还是浆洗过的呢！”
安吉尔曾在监狱里待过很长时间，吃了很多苦。他很少提起狱中那些日子，也很少拿监狱里的事开玩笑。这说明此时此刻他生活得很开心。我为此很欣慰。他这些年受了很多苦。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你讲完了吗？”
“盯着一幢空房子听上去好像没什么前途。”
“如果你干得不错的话，我们会提拔你，让你去盯有人住的房子。嘿，我这可不是冒犯你，但是你过去入室盗窃那么多次，肯定有很多盯着这种房子的经验。”
“好啊！你打电话让我帮忙，现在又侮辱我。你是不是还想把我的老底儿都揭出来？”
“那可跟挖地窖一样，能说的太多了！我可没时间。”
“这活儿多少钱？”
“一天一美元，花生管够吃。”
“盐焗的还是烧烤的？”
“盐焗的。”
“听起来不错。什么时候开始？哦，对了，我能带上个朋友吗？”
我接着又给克莱姆·拉多克打了个电话。克莱姆几年前从州警察局退休。和一些退休警察一样，他也买了一家酒吧。这家酒吧所在的地方气候很好，即使在冬天气温也不会低于华氏七十度。不幸的是，克莱姆的例子活生生地印证了我的想法：有些人注定要死在缅因州。他从没在布卡真正定居过，所以把酒吧一半的股份卖给了科勒尔盖布尔斯的一个人，这人过去也是个警察，之后他就回了北方。现在克莱姆在佛罗里达和缅因达马瑞斯哥塔的一幢两层小楼之间来回跑，后者距离他女儿和外孙住的地方很近。克莱姆的电话答录机说他现在不在家，但是留给我一个手机号码，让我打一下试试看。
“你现在做什么呢，当外科医生了吗？”当我终于打通他电话的时候，我问道，“一个退休的人要手机干什么？”
他正在开车，因为我听到电话里传来轰隆隆的引擎声。
“我猜你可能没听说，”克莱姆说，“为了混口饭吃，我都开始拉皮条了。给我找几个姑娘到二九五号公路旁的一个拖车酒吧来，我还打算弄个特许加盟，你加入的话我会给你折扣价。”
“对不起，我的钱全花在色情网站上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势头不错。有时间聊聊吗？”
后来弄清楚了，克莱姆正要去波特兰见他的律师。有时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和他约好中午在老港口下游附近的罗西餐厅一起吃汉堡。他说我太小气了。我告诉他，餐费由他出，这下子我比刚才还小气。毕竟，我可不是那种有两处房产，还在佛罗里达有间酒吧的人。
蕾切尔正坐在餐桌边啃面包圈，翻杂志。沃尔特就趴在它的小睡筐和蕾切尔中间，望眼欲穿地等着。很明显，它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从蕾切尔的盘子里蹭点儿吃的，又不愿因为这个挨骂。我踏人家门时，沃尔特好像觉得天平突然倒向了它，于是开始嗅我的手，这样一来，下一步就可以接近桌子上的盘子了。
“你又给它喂面包屑了吧？”蕾切尔头也没抬地说。
“看你又做了什么呀？给它点儿甜头，让它受不了，再来摇尾乞怜？”
“我们俩对待它的方式乱糟糟的。这样它会糊涂的。”
“它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一样那么爱它。”我说。
“哦，这可不怎么高明。你打算用贿赂和买好吃的之类来博得孩子的爱吗？”
“你又开始了。这些方法只对你和狗管用。”
我靠在她身上，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我得走了。”我说，“我晚上回来吃饭，我会一直开着手机。”
她扫了一眼我的夹克衫。她刚好看见枪托，但是什么也没说。
“小心点儿。”她说，接着又继续看她的杂志。我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看到她给沃尔特撕了一块儿面包圈，作为回报，沃尔特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蕾切尔温柔地拍打着它。她的目光没有落在书上，而是穿过厨房的窗户，望着外面的沼泽地和周围的树木，好像窗上的玻璃成了一泓湖水，她又看到了湖面上一个要被淹死的人的面孔。
那个收债的正在找雷·泽博，他在调查格雷迪房子的过程中知道了雷这个人，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和这个人谈谈。对于伏都教徒雷那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怪癖，他不做道德上的评价。以他的经验来看，人类有时的某些行为比从案发现场偷一些纪念品更恶劣。他更感兴趣的是雷可能已经找到了进入房子的办法，说不定已经弄到了一个小饰品什么的。如果他拿到的正是自己想要的那件，收债得也就可以收工了。
但是雷·泽博可不是那么好找的，而且他家里现在有一个陌生人。收债的通常喜欢长驱直入，但是那个在雷外出期间为泽博夫人服务的家伙看起来不好对付。更重要的是，收债的发现，泽博夫人的情人也喜欢收藏虽小却很有价值的作案工具。
收债的做事马虎，以为凭他这副破落的外表和他那辆破车，应该很容易就能蒙混过去，不被人注意，除非他不想这么做。他开始怀疑泽博夫人在和情人密谋，要么通过威胁，要么通过暴力，想除掉她的丈夫。他跟着泽博夫人的情人到了他父亲的住处，一边这么想，一边回到自己车里。忽然，一个人从垃圾桶后面跳出来，拦住了他。
“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你在这儿干什么呢？”那个人说。他身材肥胖，穿着黑色皮夹克和蓝色牛仔裤。臃肿的脸都变形了，好像每块骨头部碎了，又安错了地方。他叫克里斯·蒂尔尼，人称硬汉、勇士。收债的可没空理会这些，他刚要溜走，但是蒂尔尼一看见他动，就上前一步把他推了回来。
“我刚问了你一个问题。”他说。
收债的仍然什么都不说。
最后，这个人破口骂道：“妈的，跟我走。”
他逼近这个又瘦又高的、油腻腻的男人，这家伙因为常年吸烟手指都泛黄了。他呆头呆脑，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想挣脱逃走。不过，这家伙不但没有后退，反而上前迎着他。蒂尔尼觉得胸口一紧，整个身体都被揪了起来，只剩两只脚尖踮着地。一拳挥来，他就瘫软了，随着拳头而来的是一阵剧痛。蒂尔尼想说点儿什么，血就从他嘴里流了出来，满嘴都是。他想抓住对方的手，却只抓到了刀柄。他想说点儿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收债的用左手捂住垂死之人的嘴。
“嘘，”他说，“别说话，马上就好了，就好了。”
刀插得更深了，随着一注血流，蒂尔尼死了。
克莱姆和我上次见他时一样，他三十岁时头发就白了，除了眼角和嘴边那点儿皱纹，他看起来并不显老。因为最近刚从南部旅行回来，皮肤有点儿黑，还瘦了一些。
“你看上去很不错啊。”我说。
“没什么可吃的时候，我就吃得健康点儿。”他说。接着，他点了一份奶酪汉堡，外加一份薯条，不要蛋黄酱。“蛋黄酱会要了你的命。”他补充道。
离开警队以后，我祖父仍然有些警察朋友，他们对他的孙子很友好，克莱姆便是其中一个。在曼哈顿，有些警察看见我都绕另一条道躲着走，即使另一条道上可能在挖沟填壑，但在缅因，忠诚的老朋友还是不少。
我们吃完饭，也没什么想聊的，只是坐在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人们匆匆忙忙地四处奔走。现在刚到十二月，大家对圣诞节充满了热切，而不是压力。
“你还记得约翰·格雷迪吗？”终于，我问道。
说起这个名字，我便有一种厌恶感，好像周围的空气都被这个名字玷污了。它穿过窗户，节日的气氛也被破坏了。
“约翰·格雷迪。”克莱姆说。
他喝了一口啤酒，在嘴里含了一会儿，好像在用酒清洗约翰·格雷迪的味道。
“你总是把那些死了的鬼魂挖出来，”他说，“我觉得你对那些死了的杀人犯感兴趣，有点儿恐怖。”
“嗯，有些人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死去了。”
“你似乎很享受自己的这种天赋。但约翰·格雷迪是不会回来了，我亲眼看着他死的。”
“你当时也在场？”
我知道克莱姆曾参与过调查，但不知道他亲眼目睹了格雷迪的最后时刻。
“那个叫马瑟森的小女孩被掳走是几个月以来我们首次取得还算满意的进展。不过格雷迪的所作所为太蠢了，他不该那样对她，不过，我猜他当时已经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了。我们赶到那房子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他又咂了一口啤酒，看着远处窗户上自己的影子。
“这事我一直都记着。二十五年来，没几件事能让我捶胸顿足、懊悔不已，这件事是个例外。太多的‘如果’。如果我们能早点儿找到格雷迪的车就好了，如果我们把门撞开就好了，如果……
“总之，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发现格雷迪用枪指着自己的脑袋。如果不是有这么可怕的事，这个场景应该很搞笑。毕竟当时我们也拿着枪，指着他，并吓唬说要开枪，他却拿枪对着自己的脑袋，给我们省了麻烦，我想这是结束这件事情的唯一方式吧。
“我记得他死前是这么说的：‘这不是一幢房子，这是一个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和我所见过的家相比，那个地方不像一个家。几件简易的家具，刷了一半的墙，廉价的墙纸已经开始脱落，到处都是灰尘污垢，还有讨厌的镜子。那些镜子把我完全弄晕了，好像到处都在动似的：我们的映像，映像的映像，我的视线这辈子从来没有像这样不停跳动过。
“他要扣动扳机的时候，我离他很近。我想起他的脸，他的眼睛。你知道吗？他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可怕的事，但他也受尽了折磨。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来。他的皮肤长满了皮疹，嘴上都是溃疮，眼皮肿胀。他是那种病态的、阴魂不散的家伙。当时我离他最近，我在他眼中看到了自己，我敢说自己当时猜到了他的意图，还想制止他，不是因为我在乎他的生死，而是因为我觉得要是他死了，我身体的某个部分也会随之离去，因为他的眼神困住了我。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当时有点儿迷糊了，又被那么多的镜子吓得够戗，害怕极了。我还没回过神来，一瞬间，一切迎刃而解了。
“总之，他看着右边，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他的样子变了，好像如释重负。然后扣动了扳机，镜子碎了，血溅当场，还夹杂着噼里啪啦的碎玻璃声。他就这样死了。我们在地下室里找到了和他在一起的那几具尸体，还有那个叫马奎尔的小男孩，他当时昏迷不醒。令人欣慰的是，医检证明那些孩子没受罪就死了。可我们说的是些孩子啊，天哪！我们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居然用没受什么罪来安慰自己。”
他又喝了一杯啤酒，我喝咖啡，我现在不太喝酒了，因为不喜欢那味道。
“我真的无法相信这一切，”克莱姆说，“很奇怪，这些事居然深藏在心里，而我一点儿都没意识到。”
我想到了丹尼·马奎尔，他被警察从房子里抱出来，身上裹着陌生人的衣服。我觉得，我们聊天的那个晚上，酒吧打烊后，他很可能没睡好。我猜自从约翰·格雷迪把他从家里偷抱出来，带到那个房子里以后，他就再没能安稳地睡觉。这一切被他埋在了心里，让他未老先衰。
克莱姆的啤酒来了，不过他没喝。
“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不过我不明白，你怎么会问他的事呢？”
我向他简要地讲了马瑟森和小女孩的照片。
“孩子，”他平静地说，“你总是管些孩子的事情。”
我没有回答，也不想回答。
“有些警察总有些特殊的喜好，”他继续说，“他们总能碰上同一类型的案件。他们不用特意去搜集就能碰上，有些是家庭纠纷，有些是强奸案。他们习惯对这类案件区别对待，就好像被这类案件吸引了似的。而你，我猜更喜欢管一些有关孩子的案子。过去发生的一切对你来说肯定很难受吧。”
“有时候的确是。”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
“我不知道，如果上帝真的存在，我想不明白他都在干什么。”
“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会迷失方向。看看周围，我想到了那些像格雷迪一样的人，以及他做的事。有时我会想，别人是不是真的在乎这些。这就像雾散的片刻，我看见了某个图案，也不一定是图案，类似的东西吧。”
“你看见上帝之手了？”
他大笑起来，摸了摸脸颊。
“警察似的眼睛，我看见了他的指纹，看见了玻璃上的图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开始想这些事情。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你会和他在不久的将来好好谈一谈，所以便开始想你会说什么。大多数时候你会说‘对不起’，而且会说很多次。”
克莱姆好像突然想起了他来这儿的目的。
“我有点儿扯远了。你说格拉斯正在调查这件事。”
“他对此事表示怀疑，他说想谨慎些，免得无缘无故吓到别人，或者引起父母的恐慌。”
“格拉斯是一个正直坦率的人，格雷迪的案子发生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和我一样，格雷迪死的时候他也在场。我想这事应该一直困扰着他。据我听到的，他私下管理着那幢房子，为了不让大家想起曾经发生的事，我觉得他是对的。你该知道，它就在死亡之旅的小路上，说不定什么人会心血来潮，把这房子付之一炬。如果让我说的话，这不是什么坏事。我不明白马瑟森为什么要重提这幢房子。正如我说的，这幢房子是格拉斯的地盘，他负责这里。”
我不知道克莱姆说的对不对。格拉斯、丹尼·马奎尔，就连克莱姆自己都对格雷迪房子里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如鲠在喉。或许只有让它从这世上消失，才能给他们以及那些被约翰·格雷迪伤害的孩子带来一丝解脱。马瑟森一定已经考虑过要将这件事封存起来，因为它已经渐渐影响另一个女孩的生活了。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我问。
“没什么可说的了，”他说，“我对格雷迪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真名。没有他的指纹记录，他死后也没有人来认领尸体，葬礼和那个便宜的十字架都是政府出资办的。”
他把啤酒推到一边。
“我为什么点了这个，我一个下午都喝了好几杯了，喝完会打瞌睡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对你有帮助的细节了。唯一还能想到的就是我们从房子里拿了些奇怪的东西，大都是书。”
“奇怪？”
“是些和灵魂有关的神秘的东西，巫术、鬼怪、星星一类的图片。”
“是五角星形的。”
“嗯，相信你知道这些东西。它们都价值不菲。其中有些书有年头了，听说卖这些书的钱还用来救济寡妇和孤儿了。”
“这些书都卖了？”
“嗯，首先，既然格雷迪已经死了，也就没有理由再留着它们了，因为不会有审讯什么的了。它们被人堆到一边，被遗忘了。二十年了，这些东西一直在地下室里。去年秋天有次大扫除，我去看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留下作纪念，就看到了这些书。有人想出价买下它们，消息很快传到一些商人耳朵里，第二天，有个家伙来看了一下，就出价一千美元全买下了，只用了五分钟就成交，他拿着这些书走了。”
“你知道是谁买的吗？”
“你要想知道，我可以帮你查查。”
他拿出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看，这东西还是有用，”说着，电话接通了，“你好，请找布莱恩·哈里森侦探。”
我不认识哈里森，他接了电话，和克莱姆寒暄了一会儿，聊了聊他们共同的朋友。最后，克莱姆问他关于格雷迪的售书事宜，“啊，哈”了一会儿后，克莱姆跟他道了谢，约定有空一块儿喝一杯，便挂了电话。
“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有点儿奇怪。买书的人是波威·海因里希公司的，他说他是弥尔顿·波威的侄子。”
波威·海因里希是班戈著名的专售珍本图书的经销公司。
“让我猜猜。”我说，“这家公司应该不认识这个人吧。”
“一天后，弥尔顿·波威亲自到州警察局总部查看这些书籍，可那时这些书已经被买走了。这把他气坏了。他气不过的是不知从哪儿来的怪人居然冒充他侄子，还在他的眼皮底下把书买走了。”
“怪人？”
“我听说他像个流浪汉，很有收藏家的气派。他们在书籍和古董上花的钱比买衣服的钱多多了。这家伙穿着一件旧外套和一双开了口的鞋。他付的是现金，十张一百美元的钞票，恐怕比波威的出价还要高。要说他触犯了法律吧，可也没伤害谁呀。”
关于这个买书的人，我不用再向克莱姆打听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你决定怎么处理这件事了吗？”克莱姆问。
我没有明确回答他。除了挖出过去的回忆，看看格雷迪房子里的灰尘扬起又落下之外，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那，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说。”克莱姆说。
我们起身要走。虽然嘲弄过克莱姆有钱，我还是拿起账单想付款。
“已经付过了，”他说，“我刚才用信用卡付过了。”
“你不必这样。”
“呵呵，很高兴见到你，我现在不经常和比我小三十岁的人聊天了，你让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
天气转凉了，我呼出来的气在下午的冷空气里飘着，就像无法履行的诺言。
我们朝汽车走去，我问：“你后来回过格雷迪的房子吗？”
“没有，没必要去。就算去，我也不会待太久，那地方的环境不利于身体健康。你去过那儿，应该知道我的意思。我知道的不多，但我敢说，那地方的墙壁和地板都有化学成分。格雷迪自杀之后的几天，在那个房子里待过的人大都抱怨有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之后我也头疼了好几个星期。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虽然现在那股气味可能没那么浓了，不过我相信还会有的。”
之前我在格雷迪的房子待过一小会儿，他的话让我有点儿迷茫。克莱姆说得没错：影响房子的因素还在，仍然像半衰期的放射性废料一样，在慢慢地腐蚀那个地方。
我们在商街分开了。克莱姆的双手紧握着我的。
“记住，没有‘如果’。”他说，“别让那个小女孩再受到伤害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孩子。你该比谁都清楚，失去了太多的孩子……”
那天下午，我开车来到布鲁尔。伏都教徒雷·泽博已经和妻子搬回了缅因州，因为她想离自己父母家近一些。这说明雷不仅令人讨厌，还有点儿迟钝。像埃德娜·泽博这样的女人说想搬到父母家附近的时候，你最好开始收拾行李，找个单身公寓，不然没什么好下场。这也就意味着雷·泽博的婚姻岌岌可危了。
雷身材清瘦，衣着整洁，如果精心打扮一番，外表也算帅气。不过他喜欢痛苦和病态的快乐，这一点让他的品德像绿头苍蝇一样遭人唾弃。我没和泽博夫人打过交道，不过，听说她把雷调教得很不错。
车道上停着两辆汽车，一辆尼桑，一辆火鸟，我把车停在泽博家外边。这是幢普通的单层建筑，周围都是些相似的房子。院子里杂草丛生，周围的树木和灌木也没有修整。天色已晚，我走到门口，按了门铃。不一会儿，一个身着淡蓝色浴袍的女人过来开门。她光着脚，头发凌乱，手里夹着燃着的香烟。我瞥见她嘴角残留了一点口红，下巴和面颊微红，面露愠色。
“是泽博夫人吗？”我问。
“是。”
烟抽完了，她像是在找地方想熄灭它，最后满足地扔在我脚边的台阶上，我帮她踩灭了。
“我在找你丈夫。”
“你是谁？”
我给她看了证件。
“我叫查理·帕克，是个私家侦探。”
“哦，我知道你，你打断了雷的鼻梁。”
“不是我打的，是他自己撞到了墙上，撞断的。”
“他是为了躲开你，才会撞到墙上的。”
我转移了话题。
“我还是要和他谈谈。”
“他这次又做什么了？挖人尸体了？”
“我只是想问他几个问题。他没惹什么麻烦。”
“哦，雷已经不在这儿住了，他几个月前就搬走了。”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她抠了抠牙，抠出一根短发。我装作没看见。
“他过他的，我过我的。他的事与我无关。”
我听见洗手间里有冲水的声音，一个男人走到门厅，腰间裹着一条浴巾。他比泽博夫人小十岁，和我差不多年纪，不过看起来比我高大强壮。他瞥了我一眼，问泽博夫人有什么事。
“需要你时我会叫你的。”她说，语气明显是说要是让他帮忙的话，麻烦就大了。
“我就想要个地址。”
她摇摇头。
“浑蛋，”她骂道，“没听见我的话吗？”她的声音很低，我能闻到她呼吸里的腐臭味。
“雷说你就是个浑蛋，他说得没错，果真如此，你能不能赶快滚，让我们安静一会儿？”
“哟，您可真是位优雅的女士。”我说。
她用舌头和右手摆了个姿势，生怕我不明白浑蛋的意思，然后对我摔上了门。
走在埃德娜·泽博家的花园小路上，我的手机响了，电话号码不认识。我接起来，原来是丹尼·马奎尔。
“现在说话方便吗？”他问。
我倚在车上，望着泽博家。前排一扇窗户的窗帘抖了一下。
“说吧。”我说。
“嗯，我说的可能对你没什么帮助，不过，你问我在地下室时，是否记得格雷迪说过什么。正如我说过的，他们救我的时候，我晕乎乎的，所以很多事都不记得了，但我记得他说自己很害怕。”
“怕什么呢？”
“我想，他是怕自己会因为对那些孩子和我所做的一切受到惩罚吧。他说自己该死，但还是要孤注一掷。他说他已经采取措施了，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想，他是不是说他已经加固了地下室的门，但现在我不太确定。”
窗帘又抖动了一下，这次更明显了。
“他手上总是有黑色涂料，”丹尼继续说，“而且他一直糊墙纸，修整房子。我记得我被关在地下室里的那段时间，大部分的墙已经糊好了，因为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完工了。还有一些很奇怪的事。头几天，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一堆骨头，他说是狗的，然后把这些骨头收拾走埋了起来。”
“是他告诉你的？”
“嗯，他的手很脏，而且他一定知道我看见那些了。他说他在院子里埋那些骨头。就是那个时候，他提到他在作准备，并且绝不会不战而降。”
泽博家的门开了，那个健壮的男人站在门口。他穿上了宽松的牛仔裤和连帽衫，脚上穿着一双旧运动鞋。
“我不知道这些对你是不是有帮助。”丹尼说。
“可能会吧，”我说，“听着，丹尼，我得走了，还是很谢谢你，我会告诉你事情进展的。”
我挂了电话，这时，那个埃德娜·泽博的情人走了过来。
“你在和谁说话？”他问，声音比我预想的要洪亮柔和一些。
“你的母亲，”我回答，“她说你该回家了，不要再和有夫之妇鬼混。对了，她还想让你在回去的路上顺便买些牛奶。”
他似乎不觉得这回答好笑，不过没有动。我看见他的手握成了拳头。他也许比看上去更聪明，这让我很好奇，他怎么会和埃德娜·泽博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找雷？”他问。
“我想问他一些问题。我希望他别担心，他没犯什么事。”
“雷不常到这儿来。”
“是你把他吓跑了吗？”
“他和埃德娜没戏了，所以他搬出去了。”
“埃德娜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埃德娜说他在班戈的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
“还是没什么用啊，”我说，“那么，如果你出来不是为了帮忙，你出来干什么？”
他朝着房子的方向看去，向后轻轻扭了扭头——是里面那个女人。
“是她让你出来吓唬我的？”我问道。
他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我们只是不想有什么麻烦。是我不想有麻烦。”
我打量了他一下。一个说不想有麻烦的人，通常经历过一些麻烦事，并且很希望再经历一次。如果雷·泽博犯了什么事，那么我或许恰好是第一个来敲他妻子门的人。警察也会来的。
“你叫什么？”我问。
“蒂尔曼，”他回答，“凯西·蒂尔曼。”
“和贡纳·蒂尔曼是亲戚？”
他点点头。“他是我爸爸。”
“看出来你们有点儿像了。”
贡纳·蒂尔曼不是什么好人，他是那种不入流的流氓，在班戈这种地方就像臭鱼烂虾一样，到处都是。他贩毒、嫖娼，还在加拿大边境偷渡移民，如果传言是真的。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他儿子不想让警察调查自己了。
“你经常见他吗？”我问。
“能不见就不见。”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过据我所知，贡纳·蒂尔曼一向依据关系亲疏处理事情，因此，要说他会受到自己儿子的冷遇，似乎不太可能。
我把我的名片递给凯西·蒂尔曼。
“你要是想起了什么，或者雷联系你的话，请通知我。我没有骗你，据我所知，雷没有惹什么麻烦，不过我确实需要和他谈谈。如果你对我说实话，除非是事出有因，不得不说，否则我不会告诉警察任何关于你的事情。”
蒂尔曼把名片塞进牛仔裤兜里。
“车不错，”他朝着我的野马努了努下巴，“我在奥罗诺开了个修车厂。你要是需要修车什么的，给我打电话就行。黄页上有我的名字。”
说完，他转身回房子里去了。埃德娜·泽博在门口迎接他。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该装装样子，打上一架。我努力装出受到惊吓的样子，坐了下来。她看起来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但在摔上门之前又对我动动嘴说了些什么，示意我别忘了自己在哪儿。
我从班戈警察局的一个叫杰犬·韦斯的警探那里拿到了雷·泽博的新地址。雷习惯到处发名片，希望一有小道消息就会有人联系他。但没几个人会这么做，因为缅因州的警察都认为伏都教徒雷没什么本事，只能管管老鼠什么的。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的乐观精神。从家里搬出去以后，他一直住在班戈市政府高尔夫球场对面一幢公寓楼的一层。那地方的门口常有孩子骑自行车玩耍，空气中总是弥漫着烧焦的肥肉的气味。我按了他的门铃，无人应声。我便绕到房子前面，从窗户往里瞧。我看到一台电视、咖啡桌上的一些真实犯罪杂志，还有一摞装满文件的纸箱。几个箱子被翻过来，里面的东西都堆在地上。这不像雷·泽博的风格。他一向小心仔细，从我和他私底下的接触就能看出来。上次我强迫他把从我家拿走的“纪念品”还给我，他的鼻子还滴着血，可他的办公室依然非常整洁有序。一切都一尘不染。
上面开着的窗户是透气用的。我看看四周，确定没人注意，就迅速戴上手套，爬上窗台。我把手伸进去，拨开主窗的插销，进了伏都教徒雷的公寓。房间里很冷。公寓唯一的卧室里的床收拾得很整洁。厨房有只杯子泡在水槽里，除此之外一切都很整洁。挂架上的抹布干透了，搭在卫生间门后的毛巾也是如此。或许雷不常洗澡，或许他有段时间没回来了。
我仔细查看了地板上的文件。大部分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关于严重犯罪行为的报道，有些上面还有雷手写的批注。其中一两个案子很熟悉，但大部分都是些我不了解的其他州的案件。除了这些杂乱的文件，雷的公寓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我关上窗户，走到前门准备出去。这时，我突然踢到了一个很轻的东西，它滚到地毯上，又弹到墙上。
我捡起一个黑色塑料盒子，是个空胶卷盒。
文件散落在地上，胶卷盒掉在门边，都是些小东西，很可能是有人匆忙离开时马虎大意落下的。如果是雷弄的，我很好奇他为什么离开时如此匆忙。他拍的这些照片中，会不会有一张是一个小女孩拿着棒球棒的呢？我没在雷的壁橱里发现任何冲洗胶卷的设备，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拍那张照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在我之前搜查过雷的房间，拿走的东西里至少有一卷胶卷。
我走出公寓，轻轻关上门，把名片塞到门下，让雷回来时能看到。关于格雷迪的房子，我还有些问题要问他。我站在那里时，雷对面的门开了，一个穿着干净蓝衬衫的老人从拉着链锁的门缝中盯着我。
“我会叫警察的。”他说。
“为什么？”我问。
他斜眼看着我。
“你不应该在这儿。这是泽博先生的公寓。”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老人。在这种地方，很少有人敢站出来为邻居说话。
我向他出示了我的身份证。
“我是一名私家侦探。里面没人，所以我想我应该把名片留给雷。”
老人伸出手来，我把皮夹递给他。他看了一会儿，撇着嘴看证件是不是真的，然后还给我。
“我想你没说谎。”他说。
“谢谢，”我说，“最近您见过泽博先生吗？”
老人摇了摇头。
“有段时间没见了。上次见他的时候，他正遇上些麻烦。”
“麻烦？”
“来了两个男人，一个瘦小，一个高大。瘦小的那个年龄大些，但比我小。他们冲泽博先生大喊大叫，又出去在他的车上乱踢一通。我要去报警，但是泽博先生不让我那么做。他说那是误会。”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有段时间了。或许是三个星期之前，或者更久。”
“你还记得那两个人有什么别的特征吗？”
“那个年龄大一点儿的瘦一些，白色鬈发，身上挂满了金链子，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符。另一个又高又壮，没有脖子，看起来像是古时候的野人。”
那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听起来像贡纳·蒂尔曼。他的同伴应该是他雇来帮忙的。
我再次对伏都教徒雷的邻居表示感谢。
“嗯，”他关门的时候说，“我只是关心这儿的情况。如果人们不相互照料的话，这地方就完蛋了。”
“您这样的好人已经快绝种了。”我说。
“也许吧，不过我还没死呢。”说完，他关上了门。
距离雷的公寓两分钟远的地方有个零售店，旁边是个大药房。虽然机会渺茫，我还是在商店外的停车场停下车。照片冲洗处就在寄存处旁边，一个穿嫩黄色马球衫的年轻人看起来很无聊地站在那儿。
“你好，”我说，“我想我妻子一星期前在这儿洗了些照片。我们找不到收据了，可我们真想拿回那些照片。”
“你确定是在这儿洗的？”
我极力表现得像个沮丧的丈夫。
“她说就是在这儿冲洗的。她当时有点儿糊里糊涂的。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快出生了。”
我不知道哪种方式更糟糕：撒谎，还是拿实话来粉饰谎言。不过那年轻人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名字是？”他问道。
“泽博。”
他没精打采地翻着柜台后面的信封。翻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了，从柜橱里拿出两个袋子。
“泽博，”他说，“两卷。”
他没要我的身份证。我谢过他并付了钱。走出商店时，我感觉自己像个间谍。
回到车里，我打开信封。一组照片是雷和朋友在酒吧里照的，还有几张是风景照，可能是某个犯罪现场，或是雷想拍些有关大自然的照片。两张照片拍了一辆车身破损的绿色汽车，很可能是雷的。我猜这是贡纳和他雇的打手干的好事。车损坏的程度不太严重，拍这些照片可能是为了拿到汽车保险。
第二组照片的前五张是雷的家，就是现在被他老婆和她的小情人霸占了的那个家。每张照片里都有凯西·蒂尔曼，大部分都是他上下车，还有亲吻或拥抱埃德娜·泽博的。看来，虽然他妻子不理会他的事，雷却并不乐于对妻子偷情的事情置身事外。
还有两张照片里也有凯西，这次是在一个写着他名字的车库外面拍的。照片里有两个人和他一起。一个看起来像是那个“类人猿”，如果他已经学会系鞋带的话。另一个是贡纳·蒂尔曼，他比他儿子瘦多了，身上的肌肉多过脂肪。一头白色鬈发与他的褐色肤色很相称，穿着一件高尔夫运动衫，配一条亮色长运动裤。他手腕和脖子上的黄金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显然是贡纳·蒂尔曼在“我们是流氓”那种店里买的。
雷·泽博偷拍蒂尔曼不是个好主意。他可能想让妻子知道蒂尔曼并没有和罪犯老爸完全断绝关系，以此让她回心转意。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雷是病急乱投医。埃德娜·泽博生活里这个新男人比原来那个年轻得多，也比他更像个男子汉。埃德娜既不用去竞选总统，也无须统帅女童子军队员，我认为她才不在意这个男人是不是偶尔和老爸见面昵。
剩下的照片里都是格雷迪的房子，除了在排水管上倒挂着拍，其他各个角度的都有。从照片右边角上的日期来看，这些照片是几个星期前拍的，拍摄时间一共约十五分钟。雷甚至还从窗台板的裂缝间拍到了房子里面。我又把照片很快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接着，我又慢慢看了一遍，倒数第二张照片里的一个细节让我停了下来。
这张照片是雷把相机贴着窗台拍的，由于玻璃反光，大部分图像模糊不清，左边的部分相对清晰一些。这部分拍到的是会客厅墙上的镜子，就是我第一次进入房子时看到的那一面。
反射在镜子里的是一个人影。我只能看到他的后背，穿着一件深色夹克，却看不到他的脸。人影离照相机很远。为了验证我刚才看见的，我又把照片翻看了一遍，最后把它们放到一边。
雷·泽博拍摄的照片里，门和窗户明显是从外面锁上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去。
但是，某个人可以。
那天晚上蕾切尔抱怨说胃疼，我带她去了缅因州医院。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个小时，医生给她检查，我则在候诊室里等着。我看了一会儿报纸，上面全是天灾人祸的报道。在蕾切尔忍受痛苦的时候，我可不想看那些死人的消息。
最后，医生诊治完毕，告诉我们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我们到家时大概是凌晨两点。可过了一会儿，蕾切尔就开始哭泣。我安慰不了她，她似乎也不想说话。我便搂着她，直到哭声停了，她睡着了，半睡半醒间还发出哽咽的啜泣声。
第二天早晨，她表现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除了任她这样下去，我还能做什么。
他们上午十点多到达波特兰机场。机场全名是波特兰国际机场，听上去和巴克·罗杰斯一样重要，不过人们通常不会把波特兰与未来世界联系起来。而我就喜欢它这样子。
我发现他们老了。我们都老了。真的，安吉尔变了，添了沧桑的皱纹，曾经乌黑的头发也悄悄变白了。这些变化在不经意间发生了。他同伴的头发和凶恶的络腮胡也花白了。他发现我在看他。
“怎么了？”他问。
“你的白头发太多了。”我回答。
“我怎么没觉得。”
“大家不想告诉你。”
“我想是你弄错了。”
“你可以采取些措施。不能坐视不管由它去。”
“我没坐视不管啊，因为本来就没发生。”
“随你怎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任由那些白头发长出来，你就可以签约做摩根·弗里曼的特技替身了。”
“他说得没错，”安吉尔插话道，“摩根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了。电影公司很可能愿意花大价钱请一个和摩根·弗里曼长相差不多，却年轻点儿的家伙。”
路易斯在候机楼门口停下了脚。
“你是不是要发火了？”我问他。
“他可能只是忘记要去哪儿了，这通常发生在当你变——”虽然年纪大了点儿，但安吉尔还是能在必要的时候躲得很快，路易斯的可汗鞋差点儿踢到他。
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在“溪边小厨”餐厅的一张餐桌旁坐下，这是迪林的一种路边小店，过去只提供午餐，但最近开始在周末提供晚餐厂。小店能容纳大约二十个客人，吧台上的调味汁堆得满满的，标着孕妇和患心脏病的人不能食用的提示。这里的饭菜很美味，冬天来此就餐的主要是当地人。
安吉尔还在不时地摸自己的小腿，并向路易斯投去怨恨的目光。所以大部分时间不得不由我负责说话。我又对他们说了一些格雷迪的房子的事，还有我和格拉斯警长，丹尼·马奎尔、贡纳·蒂尔曼的儿子，以及其他一些人会面的情况。
“你确定马奎尔是清白的？”路易斯问。
“我没听到任何关于他的坏消息。”
“你向马瑟森提过他吗？”
“没有。”
那天早晨我和马瑟森谈过了。他告诉我，他有一把房子地下室的钥匙，还知道警察也有一把，但他没意识到给我的那套钥匙里没有。他答应那天晚些时候会给我弄一把，还告诉我，当格拉斯警长质疑雇用我是否明智时，他和警长吵了一架。
“马瑟森性子急，”我说，“我可不愿意让他和马奎尔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
“那泽博呢？”
“我把他列为嫌疑人，但他目前没犯什么罪。而且，邮箱里的照片不是他的风格。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并未参与。”
“那个要古董的家伙呢？”
“那个收债的？”一想到他，我只能用这个名字。毕竟我也只知道这个名字，“他告诉我他与照片无关。他说他只想要那房子里的一面镜子，不过他知道点儿什么。”
“可能他也是个盗墓者，像伏都教徒雷一样。”安吉尔说。
“或许，你给他一面镜子，他就会告诉你他所知道的。”路易斯说出了建议。
“行不通的。不管怎么说，房子里的东西都不是我的，不能给别人。”
“你认为他是个威胁？”
我举起双手。
“对谁的威胁？对我们吗？我们什么都没做。这一次我们可是自由而且清白的。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而恨我们。”
“我同意。”安吉尔说。
“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路易斯说。
“如果他们能花些时间多了解我们就好了。”安吉尔说。
“我已经花时间了解你很多了，”我说，“看看都把我弄到什么地步了。顺便说一句，你们是拿工资的。所以这活儿不是免费的。马瑟森已经签字同意让我们监视。”
路易斯吃完了他的什锦饭，用新鲜面包蘸了最后一点儿酱汁和米饭。
“要多久？”
“他说多久都可以。我告诉他先监视一个星期，再看看下一步的方向。”
“听上去可能会一无所获，”路易斯说，“邮箱里的一张照片，就这些？”
“就这些。”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马瑟森给我的照片，小心展开，慢慢在桌子上推过去。
“但是你们想冒这个险吗？”
两人看着小女孩。安吉尔代表两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他说，“我想我们不会。”
那天下午，他们路过我家，来向蕾切尔问好。蕾切尔有些冷漠，但他们俩谁也没说什么。我想她可能是因为前一晚的事情太累了，但这也意味着麻烦的开始。自从和我在一起，她就忍受着痛苦，并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她怕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会发生什么不测。眼前这两个男人的出现让这种感觉更强烈，虽然他们是我的朋友，却总会导致暴力事件。他们让她想起过去发生在她和她未出生的孩子身上的事，或许还会让她联想起我的能力，以及招致一些穷凶极恶的人的可能性。她曾向我解释过这些，我也总是极力让她安心。我希望有一天她的担心会慢慢消失。我想再问问她那天去医院的事，想知道她为什么回来后哭了，但是没时间了。于是，我抱抱她，告诉她午夜之前我会回家，她紧紧地抱着我说好。
下午，天色渐暗，我驱车开往图米莱克，安吉尔和路易斯紧随其后。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开过格雷迪的房子，在下个路口向右拐，光秃秃的树漠然地看着我们。这条路通向一幢破败的农家平房。和格雷迪的房子一样，这座农舍也被马瑟森买了下来。我认为他好像要把整个区域封闭起来，以免任何陌生人破坏它。似乎他的丧女之痛与格雷迪的房子脱不了干系，因为房子周围的旷野和建筑都是无声的证据，它们目睹了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或许，马瑟森想象过，她迷路了，很孤独，想拼命寻找一扇门，回到从前那个她熟知的世界。他认为若是她消失的地方有任何改变，她就不可能再回来了。或者，这只是一个纪念品，能把她和其他孩子的名字深深铭刻在上面，虽然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我打开农舍的门，让安吉尔和路易斯进去。这儿最近打扫过了，因为几乎没有灰尘。大部分房间还是空的，厨房除外，那里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客厅里有一个沙发床和一个散热器。一间卧室里有梯子、几罐清漆和涂料。桌子上有一个留给我的信封，里面有为安吉尔和路易斯配的一套格雷迪的房子的钥匙。还有一把单独的钥匙，旁边附有马瑟森的留言，告诉我这把钥匙是地下室的。
“不错，”安吉尔说着环顾四周，“简单朴素。”
“有谁知道我们在这儿？”路易斯问。
“我们自己，还有马瑟森。”
“警察呢？”
“他们不知道。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就说是来修房子的。马瑟森也会为你们作证。不过这个地方相当隐蔽，从马路上是看不见的，应该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你们两个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每人十二小时。城外三英里处有个汽车旅馆，我在那里租了一间房，下星期用。这里没有热水，我们也不能冒险开太多的灯。厨房有遮光窗罩，如果你们想看点儿什么的话，可以到那儿去。那儿还有收音机和电视。”
我带他们走到后面的卧室，里面只有一扇窗，从那里可以透过树木间的缝隙俯视格雷迪的房子。不管是从北边，南边还是东边，闯入者都很难靠近那幢房子而不被我们看见，从西边无法进入那幢房子。
“就是那幢房子。”我说。
“你进去过吗？”安吉尔问。
“是的，你想进去看看吗？”
马瑟森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一张房子的平面图。路易斯把它平铺在地板上，仔细查看。
“图纸准确吗？”
我仔细检查了一遍。
“差不多吧，没什么要添的了。墙上的镜子、一些旧家具，不过大部分家具都堆放在一起，所以房间很空。”
路易斯耸了耸肩。“也许白天我们觉得无聊的时候会去屋里看一看。”
我们望着那幢房子，它在夜色的笼罩下显得更加阴暗。
“所以我们会等着。”路易斯说。
“我们等着。”
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几个小时后，我开车回家看蕾切尔，第二天晚上又回到了格雷迪的房子旁边。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都是这样。有时候，他们来和我换班时，我会和他们一起待几个小时，坐在窗边和安吉尔聊天，路易斯在一边休息或看书。格雷迪的房子就在我们正前方，看起来像只伸向天空的邪恶之手。
和安吉尔聊天并不总是个好主意。
“你只认识我和路易斯这一对男同性恋吗？”第二天晚上，他这么问我。
“你们肯定是我所认识的男同性恋里面最烦人的。”
“是我们让你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但是说真的，你有其他同性恋朋友吗？”
我想了想。
“我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穿着淡紫色的喇叭裤，套着同性恋乐队——‘村民’乐队——的T恤，或者自我介绍说：‘嘿，我是丹，是你今晚的临时同性恋伴侣。’就像我不会走向人群，和他们握手，并告诉他们：‘我是查理，作为一个异性恋，我很自豪。’那样会使人不安的。”
“那肯定会让我感到不安。”
“嗯，你不会成为我的目标。”
“你有目标？是哪一类：饥渴的人吗？饥渴的异性恋？饥渴的异性恋，这听着像个乐队。”
“不管怎么说，我不知道我认识的人中有多少是男同性恋，也许有好几个。我又没带‘同性恋雷达’，识别不出别人是不是同性恋，我想那是同性恋特有的能力吧。”
“我觉得所谓的‘同性恋雷达’是在胡扯，完全是混淆概念，异性恋男人也会穿着考究，也会用护肤品。这个词把事情搞复杂了。”
我看了看他。
“可你也是同性恋，你就不注重打扮。如果你也用护肤品的话，一定是涂在了某个我看不见的部位。你不知道我说这些话时有多么高兴。”
“你是说我看起来像异性恋？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从来没有异性恋女人对我献殷勤呢？”
“有人对你献殷勤就算你幸运了。看看你的样子吧。别把责任推到那些和你保持距离的异性恋女人身上。”
安吉尔大笑起来。
“但你仍然很高兴称我为朋友。”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胳膊。
“我可没说过我对此很高兴。把你的手拿开，谁知道它们碰过什么。”
他把手缩了回去。
“你和蕾切尔还好吧？”他问。
“前两天晚上，我们吓了一跳。她肚子疼，后来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们说她没事。”
“她见到我们，有点儿不太高兴。挺疏远的。”
“她那晚等得太久了。”
“你确定仅仅是这个原因吗？”
“是的，”我说，“百分之百确定。”
当我独自监视的时候，我会听听收音机，或喝点儿咖啡提提神。确定周围没人时，我会绕着房子走一圈，使头脑保持清醒。有那么一两次，我看见欧唐纳警官匆匆来检查一下格雷迪的房子，但他从来不抬头瞥一眼斜坡上的这个农舍。
第七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接到杰夫·韦斯的电话，他就是那个告诉我伏都教徒雷的新单身公寓地址的警察。
“我敢说你肯定没找到雷·泽博。”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警察刚刚找到了他。”
我把车停到路边。
“我有预感，他再也不能开口和我说话了。”
“除非你能通灵。大约一个小时前，萨默赛特县警长确认他被埋在弗格森小溪旁，哈莫尼县往东一两英里的地方。看起来他被埋在那儿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你能洗脱嫌疑了。”
“我都不知道我被怀疑了。”
“说得没错。你是无辜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事。”
我感谢韦斯通知我这个消息，然后驾车前往哈莫尼县。雷被发现的地方并不难找。我一路跟在一辆州警察局的巡逻车后面，到了离主河道不远的一座小铁桥旁，那儿停了很多车。我试图找到一个认识的人，但看到的都是些陌生面孔。当萨默赛特县警察命我继续向前开时，我只好向他出示我的证件，请他允许我和负责此案的警探谈一谈。几分钟后，一个穿着蓝色风衣的秃顶男人拨开聚在河岸上的人群，向我走来。
“有什么事吗？”他问。
“我叫查理·帕克。”我回答说。
他点了点头。在缅因州我还是有点儿名气的，大多数警察至少听过我的名字。
“伯特·詹森。”他说，“这儿不归你管吧。”
“我特意过来的。”
我朝河岸指了指。
“我听说你们找到了雷·泽博的尸体。”
詹森没有马上回答，似乎在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重复了一遍雷的名字。
“你为什么要找泽博？”
“我大概一个星期前去找过他。他妻子说他已经搬出去了。我找到他的新住处，那儿也没人。我留下了名片。你们搜查他的公寓时，能在门下找到。”
“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我觉得没必要对詹森隐瞒。
“我在为一个名叫马瑟森的人工作。他的女儿在格雷迪的房子里被害。马瑟森认为有人对那座房子心怀不轨，当地警察告诉我，他们把雷从那座房子那儿赶走了好几次。我本想问问他在那儿干了些什么，或者可能看见了什么。”
詹森掏出本子开始记录。“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上个星期三。”
他又做了些记录，问我是否介意在这周围转一转。我说没问题。
“你们弄清楚他被埋在这儿多久了吗？”
“没有。我估计有一个星期或者更长。他的尸体浮肿得厉害。”
“死亡原因是什么？”
“头部中弹。三颗都是近距离射入，子弹留在头部。去掉脑髓你就能把他的头当成保龄球打了。很可能是点二二口径的手枪。”
我一直不太喜欢雷·泽博，但他罪不至死。头部中弹三次听起来太过残忍。点二二口径手枪射击的话，子弹会在脑子里继续运转，损坏脑组织，直至力道消失。雷一定是真的惹恼了某个人，才会被连射三枪。
“我想他不是在这儿被杀死的吧？”
“我们也这样认为。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把某人带到这儿来，仅仅是为了杀死他，这不太可能。应该是先在别的地方把他杀死，然后开车到这儿草草埋了。一只狗刨出了他的手。幸好没下雨，预报说是要下大雨的。”
我明白詹森的意思。如果下雨的话，河水就会上涨，淹没埋着雷的地方。随着冬天来临，河水会结冰。直到明年三月甚至四月，冰雪才会融化，那时再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能表示这地方埋着具尸体。
我回到车里，打开收音机，听着国家公共电台，等待法医到来。我看着她跳进埋尸体的坑里。最终，尸体被装在白色的运尸袋中，从河岸运了上来。不久之后，詹森过来告诉我，法医估计泽博被埋在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之后便让我离开。我打电话给蕾切尔，告诉她我会晚点儿回去，然后开车前往奥罗诺。
奥罗诺是个大学城，那儿有缅因大学分校。奥罗诺给人一种亲近感，那里的大多数人都互相认识，所以我只问了一个人，就找到了凯西·蒂尔曼的修车厂。
一到那儿，我就注意到停在外面的雷克萨斯车，不过第一个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位“类人猿”，他站到一旁后我才看到雷克萨斯。“类人猿”的身高最多不过六英尺多一点儿，但他大概有六英尺宽。相对于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他的头实在太小——事实上，他的头就是很小——不过我想他会被雇用也不是因为智力。他长得有点儿像亚洲人，黑色的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看样子，他和他的雇主一样，衣服都是在“流氓”商店里买的，不过他的是加大码。
“现在停止营业了，”我走出我的野马车时，他说，“迟点儿再来吧。”
“我是来找凯西的，”我告诉他，“你没把他吃了，对吗？”
“类人猿”眨了眨眼。我猜他应该是半夜听到一个笑话，早上八点才开始大笑的人。我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修车厂门口。“类人猿”笨拙地跟在我后面。他往我前面一站，就完全挡住了我的路，他伸出食指戳了戳我的胸膛。这个几乎不必牵动他一丝肌肉的动作却让我差点儿四脚朝天，摔到水沟里。
“你耳朵有问题吗？”他吼道。
我看见贡纳·蒂尔曼正在办公室里和他儿子说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停地用手指着他儿子。凯西的目光越过他父亲的肩膀向我看过来。他举起手示意父亲停止谩骂。贡纳转过身看见了我。他看起来很不高兴，但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贡纳·蒂尔曼是个笑肌不发达的人。
凯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走向我。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问。
“雷·泽博死了。”我答道。
“我知道。埃德娜打电话跟我说了。”
“然后你打电话给你爸爸了。”
“我认为他应该知道这件事。”
“类人猿”站在我旁边，不停地来回看着我和凯西。他让我想起了我家的狗，不同的是他没有学习能力。我正打算请他给我们一点儿呼吸空间，接下来的事让这个想法变得有点儿多余。
贡纳·蒂尔曼从凯西和“类人猿”之间挤了过来，他身上的汗味儿让我很不好受。
“你他妈的是谁？”他吼道。
“没什么事，爸爸，他是——”
凯西想插话，结果贡纳抬起左手，狠狠地打了他右脸一巴掌。凯西被打得往后退了一步，眼里含着痛苦而屈辱的泪水。
“我没跟你说话。”贡纳说。他的声音非常平和，就好像刚刚压根儿没打过他儿子一样。
接着，他把注意力转回我身上。
“你看看你都让我做了什么，”他说，“他是我儿子，我很关心他，但是因为你我打了他。我甚至还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如果你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最好相信我说的话！现在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我叫帕克，是私家侦探。”
“那又怎么样？”
“雷·泽博死了。”
“还有呢？”
“你儿子在和泽博的妻子约会。”
“你的意思是他与泽博的死有关系？”
“我不知道。有关系吗？”
贡纳把手伸到背后，拔出一把枪来指着我。枪口看起来很大，黑洞洞的。
“你的嘴真他妈的臭。”他说。
凯西试图让他爸爸冷静下来。
“天哪，爸爸，别这样，别做傻事。”
“你没有资格这样跟我说话，听到了没有？”贡纳吼道，“他妈的。”
他儿子伸出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右手慢慢把枪压了下去。
“没事，”凯西安慰道，“他说那话没有别的意思。让我和他谈谈。”
贡纳渐渐平静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管好你的嘴。”他对我说。
他把枪插回裤腰带里，朝一辆掀开引擎盖的道奇汽车走去。他砰的一声关上引擎盖，双手撑在上面，低着头。凯西一直看着他，直到确定贡纳已经控制住了脾气，才对我说：
“我跟雷的死没有任何关系。”
“你爸爸曾去找过泽博。据我所知，他还威胁过泽博。有人看见了。”
凯西吞了吞口水，沮丧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雷一直都在跟踪我。我还看见他拍了些照片。我试过警告他，让他离我远点儿，但是他不听。他说是我介入了他和他妻子之间。后来我爸爸发现了——”
“是他自己发现的，还是你告诉他的？”
凯西脸红了。我意识到他比看上去更软弱。
“我原以为他会让比利去和雷交涉。你知道，我在替我爸爸做些生意。我为他打点汽车生意。有些汽车，嗯，会牵扯到所有权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应该有人对雷发出警告，否则他会遇到麻烦的。”
“确实有糟糕的事发生了。他的脑袋被人射中了。”
“不是我爸爸干的。”
“你能确定？”
凯西低声说：
“他不至于那么激愤。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了。现在人们传说的那些关于他的事，大部分都是编出来的。他手底下只有几个人，而他们最常做的就是开车和我爸爸一起去吃午饭。他会买卖一些偷来的汽车，向大学生卖点儿大麻，但也只有这些了。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警察抓住了他，他就会被送进监狱，他不想死在那里面。他没有杀雷·泽博，我也没有。如果警察来找我们问话，我们也会这么说的。”
我朝贡纳望过去。他不停地咳嗽。突然我明白了，我误以为他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脾气，其实他只是想喘口气。听那咳嗽声，他应该是病了。比利正站在他身旁，把一杯水递到他嘴边。
“他可能是个卑鄙的人，但他仍然是我父亲。”凯西说。
他看着我，用眼神恳求我给予理解。
“而且——”
凯西把手搭在我肩膀上，似乎要带我离开修车厂。我顺从地没有反抗。
“我们刚刚失去了一个伙计，李·蒂尔尼。”他说。
“什么时候？”
“大约上个星期吧。被人刺中心脏而死。”
这个名字有点儿耳熟。我想起曾在先驱报上看过一篇报道，说奥罗诺发生了一场凶杀案，但没有提到贡纳·蒂尔曼。
“我看到报道，说蒂尔尼在酒吧停车场被人从背后袭击，尸体藏在垃圾袋里。”
“警察是在垃圾袋里找到他的。”
“那他是死在哪儿的呢？”
“在这儿附近。是爸爸把他的尸体挪走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贡纳会如此紧张。
“知道谁最有可能是凶手吗？”
凯西摇了摇头。
“现在没人会跟爸爸找这种麻烦了，我之前跟你说过，这种事我爸爸已经洗手不干了。”
我不相信凯西的话，不过也无所谓。
“我想起一个人，”凯西说，“比利说他在附近见过一个人。挺瘦的，脏兮兮的，穿着长外套，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但是流浪汉不可能杀死雷，绝对不可能。”
我让凯西再想想，转身朝我的野马车走去，脑中响起收债的手指咯嘣作响的声音。
那天晚些时候，我正准备前往图米莱克去和安吉尔还有路易斯换班，詹森警官又打来一个电话。
“你说你去过泽博的公寓？”他问。
“是的。”
“还留下了名片？”
“我塞了一张到门缝下面。怎么啦？”
“我们搜查那间公寓时没找到任何名片。房东说他没去过那儿，泽博的妻子说她没有钥匙。另外，她很是夸奖了你一番。”
“那是一定的。你喜欢她对我的夸奖吗？”
“坦白说我不喜欢她这个人。要不是泽博挨了不止一枪，我会以为他是自杀的。”
“有人能证明她不在场吗？”
“有，凯西·蒂尔曼，一个修理工。他声称几周前他们一起去新罕布什尔州休假，在那儿待了几天。如果时间对得上的话，他们应该能洗脱嫌疑。我们正在核实。蒂尔曼说他和泽博之间没什么积怨。我愿意相信他。我唯一怀疑的是他对女人的品位。”
我不知道詹森警官有没有从凯西·蒂尔曼联想到他爸爸。我想起曾向蒂尔曼保证过，除非迫不得已，绝不向任何人提起这事。我决定信守承诺，至少现在不会告诉詹森。也不会说出我手里的雷·泽博拍的那些照片。我还没想过该怎么向詹森解释这些事，才能保证自己不会陷入大麻烦。所以我只是谢谢他能告诉我这些消息。詹森说他之所以告诉我，不是因为他心地善良，而是希望我也能向他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我跟他说，关系好自然会相互分享。他说那他宁愿和雷·泽博的娘儿们扯上关系，然后挂断了电话。
在去图米莱克的路上，我想起了雷·泽博。他不是什么好人，因为过去做的那些事，他挨了好几顿毒打，打他的人通常都有正当理由。但他那些食尸鬼般的癖好不至于让人起杀心。我又想起了收债的，想起在丹尼·马奎尔的酒吧后面，他站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我想知道在他那一层层旧衣服下面，是不是不仅藏了一把刀，还藏着一把枪。
另外，詹森也许冤枉了雷那分居的老婆，我不认同他的观点。如果一个女人刚刚杀了或和别人共谋杀了她的丈夫，她不会如此在乎另一个人在她丈夫身上造成了旧伤。泽博夫人曾提醒我，说我在第一次与她丈夫发生冲突时把她丈夫的鼻子打破了。那时她看起来是真心替她丈夫打抱不平。她可能只是在我面前装装样子，不过我看不出那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处。
我现在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雷·泽博的死亡时间差不多就是那张照片被放进格雷迪的房子信箱的时候。而在我离开雷的公寓后，那个杀死他的人又回到了那里，也许是为了继续寻找第一次漏掉的东西，也许是为了确保周围没留下任何证据。我猜警察到达公寓的时候，里面应该是干净整洁的，我看到的那些被翻得乱七八糟的盒子也都放回原处了。
如果把所有这些事都联系起来，我也许可以这样推测：雷某次又跑到图米莱克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人把照片放进格雷迪的房子的信箱里。正是那个人杀死了雷，以防他把看见的泄露出去。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马瑟森一直的担心都是对的。恶作剧的人不会用点二二口径的手枪朝人开枪，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对着脑袋上的几个洞哈哈大笑。那个男人——我肯定是个男人——那个把不知名女孩的照片放进格雷迪的房子信箱里的男人做这件事时是非常认真的。
是时候再和格拉斯警长谈谈了。我打了他的电话，被告知他不在，我留了言，他也没有给我回电话。
到第十天的时候，我快被这监视的活儿搞垮了。与安吉尔和路易斯不一样，没人和我换班，让我休息一下，我的生物钟全乱套了。即便回家看蕾切尔时能睡一会儿，或是当安吉尔和路易斯来的时候能让我抓紧时间在沙发上睡几个小时，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迷迷糊糊的。周围的颜色太亮了，声音不是低得听不清，就是刺得耳朵疼。有时我也说不准自己是在做梦还是在走路。我对马瑟森提过一两次，告诉他我们的行动支撑不了多久。我和安吉尔和路易斯谈过，征得了他们的同意，答应完成第二周的监视任务，不过看起来够戗了。我开始考虑接受克莱姆·拉多克的帮助，特别是蕾切尔随时会临盆，我要在她身边陪她。我一直很担心她。我把手机放在手边，手机铃声音量调小，以确保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也能听见。
第十天晚上，我看到一个人影在格雷迪的房子旁边的树丛里晃动。
我没听到任何汽车开过来的声音，不过我疲惫不堪，不太确定自己是不是错过了。我起身悄悄穿过房间，从还没铺开的沙发床背面挂着的手枪皮套里拿出枪。手里的枪既陌生又熟悉，最近几个月我连一丝用它的念头都没有。最后，我给安吉尔和路易斯打了电话。如果仅仅是神经过敏，他们至少能把我喊醒。
我打开前门，随手轻轻关上，以防风把它吹开，让树丛里走过来的家伙有所警觉。我沿着林子边悄悄走下斜坡，闻到木材的腐朽气味和淡淡的烟味。我绕到树后，希望从后面抓住那个入侵者，可是当走到先前看到他出现的地方时，只发现了一个踩灭的烟头，此时此刻，我确定收债的刚刚在这儿停留过。
我又回到林子边，藏在一棵树后面，环顾周围。虽然没发现任何动静，我还是感到很紧张。过了一会儿，我悄悄走近格雷迪的房子，背贴在墙上。我查看了四周，走到房子前门右侧，旧玄关的窗户旁。我想起雷·泽博镜头捕捉到的镜中身影，可当我在黑暗中把脸贴近窗户木板上的缝隙时，却什么都没看见。
我离开窗台，把手电筒照向房子的钢铁防护门，发现门上的挂锁不见了。我走近大门，拉了拉察看是否完好。大门开起来嘎吱嘎吱的，有些吃力。它后面的大门则半敞着，我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于是把门推开一点儿，又往后退了几步，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犹豫了几秒钟后，我走了进去。
这次的腐烂气味更浓烈了，是壁纸浆糊发出的化学恶臭。上次我来这里时，门厅墙上的一大片壁纸就快掉下来了，只有一角还挂在墙上，露出了下面潮湿的墙泥。我用手电筒照过去，看到壁纸下面好像有些破碎的信件和图片，我把壁纸扯了下来。
墙上布满了文字和符号，可我一个也看不懂。我想可能是用拉丁文写的，字迹已经退色了，根本辨认不出来。我撕下另一片壁纸，更多的字展现在我面前，都是些圆圈和星星图案。里面肯定有玄机，可我无法参透其中的秘密。扯下壁纸后，房子里的臭味更浓了，让我觉得恶心，我用一块手帕捂住鼻子，用嘴轻轻呼吸，然后向餐厅门走过去。我用脚推开门，进了餐厅。
连接两个房间的门是敞着的，好像在迎接一场永远不可能举行的盛大聚会。屋里的镜子俯视着满是灰尘的地板和破烂的窗帘，镜子本应该照出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却从惨淡的玻璃镜中看到了枝形吊灯的微微光芒和昂贵的手工印刻壁纸。窗帘不再暗淡且破烂不堪，而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还摆着一张双人餐桌。
我踩在光秃秃的地板上，感到脚底下满是灰尘。房间里除了污物和死去的臭虫，再无他物。然而，在镜子里我似乎看到了房子原有的景象。我穿过门，进入会客室，看到一张厚重的长沙发以及与之配套的吸烟椅，还有摆满墙面的藏书，所有这一切都在墙上那些镜子的最深处映射出来。
我想，这是他的房子，是格雷迪的房子，一切都跟他想象中的一样。
我感到身后有东西，转过身，从走廊里的镜子里却只能看到自己的身影，这与我身后华丽的房间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确有什么东西，静静地在镜子里等待着。尽管那些干燥的胶水和潮气散发的臭味令我头晕眼花，咳嗽不停，我仍感到了它的存在。
这时我才注意到，通往地下室的门敞着，没有上锁。我记得门上还有一面镜子，如果看到那镜子，我会看到更多约翰·格雷迪虚幻的想象，它们会慢慢地迷惑我的意识。
“谁在哪儿？”我喊道。
一个声音传来，听上去像是个小女孩的声音。
“我在这儿，你能看见我吗？”
我动了动手电简，想找到声音的来源。
“这儿，我在这儿，在你后面。”
我转过身，看到一面镜子，镜子里有个小孩，她的头发蓬乱肮脏，红色连衣裙也破了。在她身后，我看到另一个女孩，面颊苍白，皮肤粗糙。刚才开口说话的女孩紧紧地贴着镜子，好像那是一块洁净透明的玻璃，她的皮肤都在镜子上压平了。
“他在这儿，”她说，“他从未离开过。”
透过余光，我看到一个黑影经过餐厅的镜子。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只是有些模糊。他动作迅速地从一面镜子移到另一面镜子，穿过房间朝门廊走来。
“他来了！”小女孩说，然后，她和她的同伴都不见了。
我拿起枪，感觉到处都有动静，我听到一个孩子惊恐的叫声。
我晃了晃脑袋，想清醒一下，发觉声音是从下方的地下室传出来的。我小心翼翼地朝着有声音的地方走过去。从门上的镜子里，我看到自己被困在了格雷迪的房子里，镜子里的房子全变了样。通往地下室的楼梯就在我面前。在手电筒的照射下，我看到了缕缕蜘蛛网、石板地面、空插座以及下面的一把椅子。那把椅子对成人来说太小了，却恰好适合孩子。这里墙上的镜子更多，从中却看不到华丽的家居摆设，看不到地毯和窗帘。我一个镜子接一个镜子地看过去，手电筒的光从镜子上反射出去，我看到了被映射在镜子里的自己，一个、一个又一个。
刹那间，我看到了另一个人的脸，就停在我身后。在它消失在阴影里之前，我举起手枪，对着镜子瞄准……
我突然停了下来。上面传来一阵脚步声，穿过主门厅，朝地下室的门走来。看到上面有光亮，我关掉手电筒，躲进黑暗。我听到一阵男人的喘息声，他靠在楼梯扶手上，楼梯传来嘎吱的响声。之后，一个身影映入我的眼帘。他是个大个子，左肩上扛着个麻布袋，里面有东西在动。
“就要到家了。”他说。
他进了地下室，手里晃着手电筒。他轻轻地把麻布袋放在地上，接着把手电筒盖拧了下来，这样，灯泡就成了蜡烛，光亮中，我看清了他的脸。
“不许动！”我喊道，沿着楼梯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在这种场景下，格拉斯警长没有表现出一丝惊讶。相反，他的眼神中有一丝漠然。我看见他左手拿着枪，应该是先前藏在麻布袋后面的，所以我没看见，枪口死死地顶着袋子里孩子的脑袋。
“你不该到这里来，”他说，“他会不高兴的。”
“谁？”
“格雷迪先生。他不喜欢家里有陌生人。”
“那你呢？你不也是陌生人吗？”
格拉斯嗤笑了一声，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
“哦，不。”他说，“我很久很久以前就经常来这儿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格雷迪先生信任我，不过一旦他信任了我，一切就好办了。我们聊了很多，他很孤独。我带了家庭新成员来陪伴他。”
他踢了踢麻袋，里面传来小孩低声的哭泣。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莉塞特。”格拉斯回答，“她很可爱，不过，你已经看过她的照片了。”
“可爱！”
我听到远处传来这个词的回声，从格拉斯身后的镜子里映出了约翰·格雷迪。他的指尖按在镜子上，如同先前死去的那个孩子的皮肤一样紧贴在镜面上。他死死地盯着麻袋里的女孩，那孩子在里面无力地挣扎。我看到了他那弯曲突出的下巴，整洁的头发，还有那个有点儿脏的小领结。他的嘴唇不停地一张一合，诉说着无尽的欲望，那些话让人捉摸不透，意思却很明显。
“是这幢房子在作怪，格拉斯，”我说，“是房子害得你这么做的。这样做不对，你知道是不对的，放下你的枪！”
格拉斯摇摇头。“我不能这么做。格雷迪先生——”
“格雷迪死了。”我说。
“不，他在这儿。”
“听我说，格拉斯。这幢房子里的一些东西左右了你。你现在头脑不清醒。我们得离开这儿，我来带着这个女孩，我们一块儿离开这里。”
格拉斯第一次看起来这么迟疑不决。
“格雷迪让我带她过来。他选择了这个女孩。从我给她看的所有女孩里，他选择了这个。”
“不，”我说，“这全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你在这里待得太久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邪恶的，它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侵入了你的大脑。”
格拉斯犹豫地晃了晃手枪。他看看我，看看地上的女孩，又抬头看着我。
“格拉斯，你的思想完全被这幢房子左右了。你不想伤害这个女孩，你是警察，你要保护她，如同当初保护丹尼·马奎尔一样。放了她吧，你必须放了这孩子。”
可是连我都无法确定是否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了，因为镜子中的约翰·格雷迪死死地盯着我，嘴里只说了一个字：
“不！”
格拉斯仿佛听到了这个词，眼里再也没有了疑虑。他更使劲儿地用枪顶着女孩的头，拎起麻袋，夹在胳膊底下，想要退到楼梯上去。我一路跟着他爬到楼梯上面。他到了走廊上，背贴着墙，想安全地挪到外面停着的汽车旁边。
两个人影堵住了房子出口。
“你想往哪儿走？”路易斯说。他站在门口，手里举着枪。安吉尔在他前面半跪着，枪口对准格拉斯。很快，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格拉斯被我们围住，停了下来。
“放了这孩子，”我说，“一切都结束了！”
格拉斯摇摇头，嘴里咕哝着我听不懂的话。他直勾勾地盯着眼前镜子里的影像。我看不出他盯着什么，因为他看的角度不对劲儿。但是，从他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我不是唯一在格雷迪的房子里产生幻觉的人。
“警长，你从这里救出了丹尼·马奎尔，”我说，我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绝望，“还记得吗？是你把他从这里救了出去。你救了他的命。你救了一个孩子的命。你不是杀手，这不是真实的你。是这该死的房子害了你。听我的，这不是你的错，是这房子有问题。”
慢慢地，格拉斯虽然仍用枪指着麻袋，但还是松开了紧抓麻布袋的手，麻袋掉在了地上。我听到了女孩的哭声，但也听到了另一个声音，那声音低语着，邪恶的话不停传进格拉斯的耳朵。
“不要听他的，”我说，“求你了，把枪放下。”
格拉斯的脸抽搐着，他哭了起来，让我想起了丹尼·马奎尔在自己的酒吧里抽泣的样子。两个男人都被约翰·格雷迪的恶灵缠身了。
“警长。”我说。
他举起枪，对准自己前方的镜子。
“放下枪！”我说。
格拉斯抽泣着。
“这不是房子。”他说。
他扣住手枪扳机。“这不是房子。”他重复道，并转过来面朝我，这时，突然把枪转向了他自己，枪口对准了太阳穴。
“这是——”
他扣动了扳机，顿时，墙被染红了。我跪下去解开绑着口袋的绳子，发觉镜子里的人影在盯着我。照片里那个女孩躺在里面，手脚都被绑着，嘴里塞着红色的手帕。我拿出手帕，给她的手脚松了绑，但我不能让她看见身后的镜子，还有把她带到这儿来的那个男人的尸体。
“你和我的朋友一起走吧，”我说，“我出去之前，他们会照顾好你的。”
她哭了起来，想紧紧地抱住我，但我还是轻轻地将她推到安吉尔怀里。
“没事的。”安吉尔带她离开时说，“现在没有人会伤害你。”
我看着她，直到她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路易斯留下来在门口等着。
我走近镜子，举起手枪。约翰·格雷迪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的嘴唇也动得越来越快了。
“安息吧。”我说，然后开了枪。
镜子碎了，约翰·格雷迪的影响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两天以后，我看着一群搬运工把格雷迪的房子里剩下的所有镜子都搬出来，放到了马瑟森的卡车后面。马瑟森就在我旁边，看着这一切处理完。
其中一个搬运工走过来，说：“我们搬镜子的时候很小心。这可是古董啊，能值一些钱，不过有一些您可能要修补一下。”
“我们准备把它们全部毁掉。”我说。
搬运工看着马瑟森，期待听到不同的答案。
“他说得没错。”马瑟森说。
搬运工耸耸肩，又回去搬镜子了。
“你觉得他真的相信是格雷迪让他把孩子带到房子里来的吗？”马瑟森问。
“是的，”我说，“我想他是真的相信。”
“那雷·泽博昵？”
“格拉斯有支点二二口径的手枪。我猜和杀死泽博的子弹吻合。我们明天就能知道了。”
两个搬运工出来了，抬着地下室里的一面镜子。
“你一直没有告诉我你在地下室里看到了什么。”马瑟森说。
我看着他，想起了约翰·格雷迪的脸和黑暗中镜子深处的孩子们。臭味和疲倦，我想，只有臭味和疲倦。
“我看到了镜子里的影像。”我说。
他望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哦，影像啊。”
我们数了数镜子的数量，确保没有遗漏。之后，马瑟森爬上驾驶室把车开走了。我跟他回到他的工厂。停车场后面褐色砖墙的大楼里有个工业熔炉，马瑟森将车停在外面。
“你确定要这么做？”马瑟森问。
“是的，我确定。”我回答。
“我去找些帮手。”
他离开我朝大楼走去。我斜靠着卡车，看着天色越来越晚。天已经黑了，寒风习习，很快就会下雪了。
我都没看清是谁打了我。刚才我还在看天，接着就躺在地上了，眼冒金星。我想爬起来，可没能站稳，又跌倒在地上，我努力不吐出来。
那个收债的就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根旧皮棍。
“对不住了。”他说。
我张开嘴想说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好默默地看着他从卡车后面拿出一面小巧的镀金镜子。
我伸出一只手，想说“不行”。无论如何，这让他低头看了看我。
“烧毁它们是远远不够的，”他说，“他仍是自由的。”
他半跪在我旁边，拿着那面镜子对着我。
“你看。”收债的说。
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的影像在镜子里摇晃，但摇晃的不止我一个人的影像。我还看到了约翰·格雷迪，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既不是照片中的模样，也不是我在地下室里朝镜子里的他开枪时的模样。我想，我看到了恐惧，或是看到了自己。我不知道。
“他欠我的，”收债的说，“他干了坏事，现在我把他的灵魂当罚金没收了。”
“你到底是谁？”我问，他没有回答。后来，我发现了收债的在警察局拍卖会上购买约翰·格雷迪的旧书时签署的文件。文件底部的签名很漂亮。这个自称是缅因州书商大亨侄子的人署名库合尔先生。奇怪的是，他留的地址是托马斯顿的一座旧监狱，可那监狱已经不在了。我曾有冲动想查查他的名字，找找他的来历，但没有那样做。相反，我希望自己再也不要见到他，因为库舍尔对任何监狱的影响都比托马斯顿的遗迹更久远。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了。此时此刻，我躺在地上流血，收债的站在我面前，镜子就紧紧地夹在他胳膊下面。等马瑟森回来的时候，收债的早已离去，看来约翰·格雷迪欠下的债要还一辈子了。
十二月十二日那天，蕾切尔生下了我们的宝贝女儿。
我们给她起名叫萨曼莎，简称萨姆。孩子出生时我在场。我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散发的新鲜活力。此时此刻，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了一起，交织、融合、凝结了我的过去和现在。
一个孩子降生了，另一个孩子被救了。也许克莱姆·拉多克是对的，我和孩子很有缘，如果我仔细研究的话，肯定能发现某种模式。我就是这种模式中的一部分，而萨曼莎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她的生日恰好是她那同父异母姐姐的祭日，也是我前妻逝世的日子。
生活中是有某种模式可循的。
我不再惧怕了。
我告诉自己我不会再惧怕了。